施红梅，赵朝永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大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2.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传播交际模式观照下的权势话语
——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话语模式为例

施红梅1，赵朝永2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大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2.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作为交际媒介的语言是社会化的心理活动过程，话语角色的认知决定着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次序。话语角色的权势关系影响着话语的交际模式。作者以《红楼梦》为例，在已有交际模式与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提出的交际传播模式观照下，剖析了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五种交际话语。指出话语交际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受诸多不定因素制约。交际双方具有权势的一方在实际谈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交际双方“权势”话语的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话语交际模式。然而，由于交际双方的亲密程度和情景语境等多方面非预想性因素的影响，交际中的权势也会不断受到挑战和变更，从而出现说话者的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性现象。

交际模式；权势话语；红楼梦；传递模式；仪式模式；贾宝玉

一 引言

随着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人们对交际模式的研究也日趋深入。王寅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际，交际也主要依靠语言来进行，语言与交际是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1]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从语言与交际的这种紧密相依的联系中来探索语言，研究交际，并归纳和总结出许多语言交际模式，并绘制出语言交际图，以此来揭示语言交际的过程与特点。其中比较著名的如Saussure的言语循环图(the speech circuit)，形象描述了语言在言语活动过程中的地位。[2]申农（Shannon）和韦弗（Weaver）提出的通信信息传输的“代码”模式，引入了“噪音”这一重要概念。该模式后来引起了传播学界的重视，被用来说明人际的信息传播过程就是通过编码和破解信息,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3]利奇(Leech)提出的梯形图状的交际模式，明确了社会因素在交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还有王寅提出的语言交际圆锥图。认为研究语言交际模式，必须考虑到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双方。[1]这四种模式注重的是交际双方信息的传递与接受，对外界因素的干扰涉及不多。尽管Leech的梯形图明确了社会因素在交际的重要作用，王寅也强调了语义在语言交际中的重要作用。但对语用因素如“权势”对话语交际的影响涉及较少。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交际模式都不可能只有信息的直接传递，各种主客观因素必然会对交际的整个过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交际双方的“权势”的影响更不可忽视。权势指的是至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相互的关系，因为两人不能在某种行动范围内同时对对方拥有权势，由此而来的权势语义也是非相互性的。[4]“权势”作为社会系统中制度化综合体中的一部分,它与权力和政治功能有关,实际上是一种合法化的权力,系指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行为的能力(如:老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法官与小偷,军官与士兵,老板与雇员等)。如果一个人能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他对后者就具有权势。“权势”的高低往往决定着话语的掌控权。

选择《红楼梦》进行语料分析，原因有三。其一，作为一部世界名著《红楼梦》,书中有大量的交际场景描写。其间,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势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会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5]其二，贾宝玉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物最为全面，上至皇族王公，下至低等仆役，内有家人外有朋友，以他为中心进行语料分析才能够全面反映各种关系；其三：尽管对《红楼梦》的研究包罗万象，对书中的权势与话语也有过一些研究，如学者苏勇、赖大仁（2006），席晓青（2008）和程金莉（2006）等，但至今尚无学者对贾宝玉的话语进行过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因此，我们不妨借鉴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提出的传播模式来探讨贾宝玉的话语模式，以期进一步拓宽对《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二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 “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和“仪式模式”（Ritual Model）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认为，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6]他提出了“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和“仪式模式”（Ritual Model）两种基本模式。“传递观”强调的是控制与权力。在该观点的主导下，社会被简化为一张由权利、决策、控制等因素交织而成的网，信息从信息源直接到达信息接收者。在这个网中，“语言”成为少数人操纵他人的工具，而不再是用于对话和交流以探寻真理的装置。而在“仪式观”的视角下，“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目的是建构一个使交流者能参与其中的和谐社会。强调信息的共享和交际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每位交际者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者，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和发出者，他们享有一定的共同背景知识，可以进行交流和创造。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传递观模式”和“仪式观模式”的对比[7]：

表1 “传递观模式”与“仪式观模式”对比

表1非常直观地表现出“传递观模式”和“仪式观模式”之间的区别。“传递模式”主要研究的是信息在空间的传递,是一种以控制为目的进行的信息传递。该模式将传播看作是信息在一定空间内传输的过程，反映的是一种发送和接收信息的线性传播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活动的参与者扮演的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仪式观”则把传播看作是文化共享的过程。在这一模式关照下的传播注重的是如何在时间上来维持一个社会。该模式反映的是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参与其中的个体或组织不是为了发布或接收到多少信息，而是在于沟通和交流。

我们认为，凯瑞提出的这两种传播模式同样适合用来分析交际中的话语模式。我们根据话语交际的特点，将凯瑞的两种传播模式分别改称为话语交际的“传播模式”和“交往模式”。本文所提出话语交际的“传播模式”指的是此种交际模式注重信息的传播而不是交流，本文所提出话语交际的“交往模式”指的是此种交际模式注重的是信息的共享与交际的互动。下面我们将主要结合这两种交际模式，对《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的话语交际进行全面的分析。

三 《红楼梦》[8]中以贾宝玉为中心的交际模式

权势话语是权势地位在话语角色中的反映。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必然会进人一定的角色关系之中从而形成话语角色关系。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有权势的一方能控制另一方的行为,当这种差别在一定的语境中渗透或直接介入到言语交际中,就造成了权势关系对话。《红楼梦》展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有着极为庞杂的话语规则。这里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没有控制权柄的人必须服从和遵守这个规则,否则就有可能被逐出这个机构,话语在这里体现了一种暴力和压制的特质[9]。如《红楼梦》中贾政可以对宝玉谆谆教导、随意呵斥；王熙凤可以对府内的丫头、仆役发发号施令、肆意而行。但反过来，对方角色却不可以随意说话。贾宝玉在父亲贾政面前是没有话语权的，贾府的下人对主人只能惟命是从，更谈不上有话语权。“权势”在整个《红楼梦》的话语交际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根据“权势”对话语交际的影响，将贾宝玉与贾府内外人物间的话语交际关系用以下梯形图表示出来：

图1 贾宝玉与贾府内外人物间的话语交际关系图

图1按照贾府社会地位的高低由上至下进行排列，将贾府内外大致同等的社会地位成员分排在梯形的两腰，其中字母符号分别表示：

A1：贾母、贾赦、贾政、王夫人及宁国府贾政同辈人等

A2：皇族、北静王、元妃等贾府贵戚等

B1：王熙凤、贾琏、贾珍等同辈但年龄更长家人

B2：学堂先生、贾府一般亲戚等

C1：林黛玉、薛宝钗与贾玉同辈众姐妹

C2：秦钟、薛藩等年龄相仿的友人

D1：袭人、晴雯、麝月等贴身丫环与随身小厮

D2：紫鹃、雪雁及莺儿（是为黛玉和宝钗随身所带丫环，归为府外）

E1：贾府一般下人

E2：府外下人，门人

我们将与贾宝玉交往的人群分为五个大类。图1将贾宝玉和与之交际的五类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等级关系等表漏无疑。

（一）宝玉与处于A梯度的人员的交际模式

A1和A2 处在梯形图的最顶端，处于该梯度的人员相对宝玉来说有更高的社会“权威”。宝玉的社会地位、在家族中的地位实际是十分软弱的。坐在宝塔顶上的是贾母，然后有贾赦和贾政，贾赦为长，但失宠。贾政及其王夫人便显得说话更有分量。[10]加上贾政对宝玉的管教十分严厉，几乎不允许宝玉有开口说话的机会。尽管贾母百般溺爱宝玉，但对宝玉也有着礼数上的制约原则要求。《红楼梦》第五十六回，贾母曾说：

“可知你我这样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好，也是该打死的。”

可见，礼数是宝玉是否受宠的硬指标。宝玉同这一梯度的人员交往处于非权势地位，与他们的话语交际模式就只能是“传播模式”的“权势”话语交际。在此种交际模式下，信息处在直线传播状态，交际双方很少有互动，只有接收和听从。这一点在宝玉与贾政的交际话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贾政与宝玉的对话中，起主导作用的几乎都是占据“权势”的贾政。父亲的权威直接体现在话语的主动权上，父子之间没有太多互动，更谈不上共同分享信息。第二十三回描写贾政听见“袭人”之名，问明原委后，贾政道：“究竟也无碍，又何用改。只是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做工夫。”说毕，断喝一声：“作业的畜生，还不出去。”除了指责宝玉“不务正”，还将宝玉叱责为“作业的畜生”。占权势一方的权势话语在这几句话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宝玉与处于B梯度的人员的交际模式

B1和B2 处在梯形图的第二梯度，在宝玉同这一梯度的人员交往时，社会“权势”对话语交际的影响有所降低，但仍然处在支配地位。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王熙凤，由于她在贾府里当家，具有很高的“权势”。宝玉对这位表姐加嫂嫂一直遵循家法伦常，对她敬畏有加。《红楼梦》第七回这样描述凤姐和宝玉遭遇焦大酒后撒泼一事：

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倒也有趣，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凤姐听了，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唬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

尽管王熙凤是出于对宝玉的爱护而责骂宝玉，可态度十分严厉。不但“立眉嗔目”，而且断喝“少胡说！”。充分体现出她在交际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宝玉不但无法获得他想获取的信息，还被唬的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可见，宝玉与这一梯度的人员的交往中，尽管“权势”影响话语交际的程度较第一梯度有所减少，但交际双方的交流与互动，信息的双向传播仍然很少，无法达到信息共享的程度，基本还是处于信息的“发出”与“接受”两种状态。因此宝玉与他们的交际也属于交际的“传播模式”。

（三）宝玉与处于C梯度的人员的交际模式

C1 和C2 与以上两个梯度迥然不同。处于这一梯度的人物，或是与宝玉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或是与宝玉年龄相仿的伙伴。他们之间有共享的社会与生活阅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信息处在交流与共享的状态。他们之间的交际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权势”因素的干扰，甚至还出现了说话者的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性现象。且看第二十二回，宝玉劝解湘云的一段对话：

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时候包也不迟。”湘云道：“明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脸子！”宝玉听了这话，忙近前说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出来了，他岂不恼呢。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了我，岂不辜负了我？要是别人，那怕他得罪了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儿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他说话，他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为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拿脚踹！”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

我们从以上对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二者的话语交际模式。宝玉首先是“忙近前”然后极尽软语劝解湘云，见其不听劝解，急的发下毒誓。反观湘云，先是“摔手”，接着极尽挖苦之言语，最后还说“别叫我啐你。”对话里体现出的完全是同辈好友之间争吵打闹的情景，完全看不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贾宝玉的尊贵地位。体现出的是说话者的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性现象。显然，这一梯度的人员与宝玉的话语交际属于话语交际中的“交往模式”。

（四）宝玉与处于D梯度的人员的交际模式

处于D1 和 D2梯度的人员是宝玉的丫环、随身小厮以及其他姊妹们的丫鬟等。宝玉和随身丫环和侍从之间无疑存在“权势”关系，但是在他们的话语交际中，“权势”对话语的影响大大减弱，“亲密程度”在话语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之间的话语交际也属于 “交往模式”。宝玉与这一梯度人员之间的交往体现出的“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现象也更加明显。《红楼梦》第三十九回描写到宝玉听了刘姥姥信口开河编出若玉姑娘的故事后，就吩咐随身侍从茗烟按照刘姥姥胡诌的地名前去打探，结果茗烟只找到一座供着青脸红发的瘟神爷的破庙，被宝玉骂做“无用的杀才”。茗烟道：“二爷又不知看了什么书，或者听了谁的混话，信真了，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蹦头，怎么说我没用呢？”宝玉见他急了，忙抚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闲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若真是有的，你岂不也积了阴鸷。我必重重的赏你。”茗烟虽是奴仆，竟也反驳宝玉的话。宝玉听了茗烟的反驳非但不生气，反而“忙抚慰”，并许诺以后茗烟如若找到该地方，定会重重加以赏赐。可见，尽管双方是主仆关系，但是对话中显示出的却是“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现象。这一梯度的人员与宝玉的话语交际并非完全属于交际的“传播模式”。

（五）宝玉与处于E梯度的人员的交际模式

处于E1 和 E2的下人们 ，其社会地位最为低下，并且与宝玉的接触甚少。宝玉在她们面前也会肆无忌惮地显示自己的尊贵地位。如在二十一回中，宝玉与袭人闹别扭，于是拿小丫头出气：

（宝玉）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个小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的生得十分水秀。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便说：“叫蕙香。”宝玉便问：“是谁起的？”蕙香道：“我原叫芸香的，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了，什么蕙香呢！”又问：“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哪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宝玉先是讽刺丫鬟配不上这些花，随后更是自作主张地给丫鬟改了名字。可见对这些地位卑下、与他接触甚少的小丫头们，宝玉不高兴时，也会在与她们的交际话语中尽显其“权势”的主导地位。因此这些下人们与宝玉之间的话语交际必然属于交际的“传播模式”，他们对宝玉只能惟命是从，他们与宝玉之间不可能有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的互动。

（六）宝玉的不同交际模式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表1和图1所示，我们将宝玉的五种话语交际模式归纳如下表2。

表2 宝玉的不同交际模式

由表2可以清楚地看出，宝玉与这五类人的交际模式在信息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显示了“权势”在话语交际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五种话语模式中，贾宝玉除了与第一梯度（A）、第二梯度（B）和第五梯度（E）的人员在交际过程中遵循了说话者的权势与身份相对应外，在与第三（C）、第四梯度（D）的人员交往中出现了权势和身份的非对位现象。这种权势与身份的非对位现象，与宝玉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性情密不可分。在平日里，宝玉对身边的贴身丫鬟们鲜有打骂责备，甚至对不甚相干的唱戏的女孩儿龄官也会关心备至。不管自己被雨淋成落汤鸡，倒要叫她快去避雨。[11]

话语交际是十分复杂的交际过程，这一过程中，除了“权势”会产生主导性的作用外，也会收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情景语境的影响。比如，贾母在贾府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深受贾母喜欢的王熙凤却可以在贾母面前油嘴滑舌，嬉戏玩闹。宝玉与贴身丫鬟之间交际的“交往模式”有时也会被打破，他们之间话语的交际模式也会恢复到权势和身份对应的模式，即“传播模式”之中。在宝玉心情不好时，也会在交际话语中尽显其“权势”地位，权势话语又会在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在第三十回写道，宝玉因和金钏儿调笑被王夫人发现后心里不自在，加上后来又淋了雨，便拿小丫头出气：

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索性拿我取笑儿了！”

可见，话语交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信息的传播和接受过程，我们不但应该关注交际过程中信息的传达，也要考虑到人物自身的性情，“亲密程度”以及时间、地点等情景语境对话语交际的影响。

四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话语交际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受诸多不定因素的制约。交际双方具有权势的一方在实际谈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交际双方“权势”话语的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话语交际模式。然而，由于亲密程度、会话时间、人物、地点、角色的转变和情景语境以及人物自身的性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交际中的权势也会不断受到挑战和变更,从而出现说话者的权势和交际模式非对位性现象。我们在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 “传递模式”（Transmission Model）和“仪式模式”（Ritual Model）的传播模式关照下，考察了贾宝玉的不同话语交际模式，将其综合归纳为交际的“传播模式”和“交往模式”。其中，“权势”在“传播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信息量的传播由交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势”一方来决定；而“交往模式”注重的是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在这一交际模式中，“权势”的主导地位会降低，从而会出现“权势话语”和身份的不对位现象。

[1]王寅.论语言交际模式[J].外语教学,1995,16(2):38-43.

[2]Saussure,F.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1-12.

[3]Sperber,D.and Wilson,D.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 Basil Blackwell Lrd,1986:4.

[4] Brown,R .and Gilman,A.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A].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73.

[5]席晓青.语域与《红楼梦》中权势话语的词汇选择[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8(3):56.

[6]詹姆斯·凯瑞著.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

[7]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瑞传播仪式观的解读[Z].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2006:8-16.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长沙:岳麓书社，2001.

[9]苏勇,赖大仁.《红楼梦》中的权力与话语——以贾宝玉和晴雯为例[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22(3):23.

[10]王蒙.活说红楼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9.

[11]杨晓昕.秉正邪两气而生 成古今未有之人——谈贾宝玉复杂矛盾的性格特征[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108.

[责任编辑刘贵阳]

Power Tal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al Models——As in the models of Power Talk around Jia Baoyu in Hongloumeng

SHI Hong-mei1,ZHAO Chao-yong2
(1.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 University,Dali 671000,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Communicational language is both a social and a psychological activity process.The cognition of communicational role determines communicational manner and procedure.Communicational role is affected by social power relationship and therefore power talk comes into being.Basing on the data from Hongloumeng,the author attempt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Jia Baoyu’s power talk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al modes.The study shows that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and ever-changing process which is restricted by many factors.The one who has power advantage in the two parties in dialogue dominates their conversation.Different communicational models result from different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However,the unexpected factors,such as solidarity and conversational contexts can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the power relation in a conversation so much so that the speaker’s power doesn’t always accord with his or hers social status.

communication model;power talk;Hongloumeng;transmission model;ritual model;Jia Baoyu

H0-05

：A

：1008-9128（2014）06-0024-05

2014-01-16

施红梅（1972—），女（彝），云南大理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英汉对比、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