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的式微_参考网

典故的式微

2014-04-17潘万木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白话典故文言

潘万木

(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典故的式微

潘万木

(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传统意义上的典故运用在“五四”运动后遭遇严重挑战，之后便江河日下，再不见振起。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典故赖以存身的文言文体的崩溃，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白话文体的崛起与强力推行下的日渐成熟终于将典故逐出，白话文体的明白、清晰、准确、直接的内涵要求并不需要典故的密语寒暄似的委婉含蓄。再一个眼见的事实就是教育教学内容的重塑。古人因功名之动力重视传统经典的学习，就是蒙学教材亦是通过典故去了解事实的真象，包括著名之《三字经》、《千字文》、《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于是典故作为特殊之语言构体嵌入心灵深处，运用也就自如，所谓得心应手、熟能生巧、融汇贯通也。而现行适应白话文体需求的教育教学内容因与传统经典割裂而致典故储备修养严重不足，所以就失去了典故运用的能力。

典故;文言文体;白话文体;教育内容

一、语言文体的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连串对外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一点星火也为1894年甲午战争所浇灭，让人们感觉到中国的一切都坏透了，必须改传统，科举要废除，孔家店要打倒，古代传统文化之载体文字也得改换，文言的形式必须变革。

早在1887年，改良派思想家、文学家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学术志》里就提出中国的语言文体太古奥，不利于文化知识对广大民众的传播，必须创造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文体，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民众对知识的需求[1]。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在1899—1902年间多次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要想“觉天下”，即“灌输常识”、“开通民智”、养育“民德”、培植“民力”，把国民动员起来，改革政治，完成救国御侮的大业，舍弃文字的宣传鼓动是不行的。但是旧的文章体制和语言形式已经不能适用，必须加以改革，使之“别开一生面”。其在《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焉。”[2]以文学进化的观点论证文言向白话转化的必然性。1898年8月，裘廷梁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为白话争地位。“文与言判然为二”，受害者不只是农工妇孺，而是整个社会，进而发出“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的控诉，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要求[3]。

文体改革以改良民智为轴心，面向社会的近代传媒报刊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它较早地冲破了士大夫雅文学的观念，迈出了通俗化的步伐。1900年1月，澳门《知新报》发表了陈荣衮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呼吁报章文字的通俗化，要求“作报论者”，以“浅说”“输入文明”，并明确提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之中，是为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报章文字的通俗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文言的报章文体，这是文体语言的一大变化。1897年11月，目前已知最早的白话报《演义白话报》在上海诞生；1898年5月，《无锡白话报》创刊。此后，标明为“白话”(“俗话”及各地方言)的报刊竞相面世，甚至远及海外日本之留学生也编刊有《新白话报》、《白话》等。如1904年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1906年胡适之办《竞业旬报》，钱玄同协助章太炎办《教育今语杂志》等。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一百号)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说：“这十几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我不知道我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的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在向白话文过渡的过程中，报章文体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但是，相当长的时间内，通俗的白话更多的停留在政治宣传上，仅在报章文体上向白话文靠拢而已，哪怕是梁启超之更适宜自由表现新思想与更适应广大读者接受的“新文体”之“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且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也只不过是报章文体的进一步发展。虽“崇白话”然未“废文言”，文言仍保留了事实上的优越与尊贵。提倡言、文合一的黄遵宪的诗歌完全是文言旧体，而且用典甚多；提倡“诗界革命”的梁启超也还是高举“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旗帜；梁启超将文章分为“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并提出不同的要求：“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不少人难以摆脱对古雅美的恋旧情结，抱着文言不肯放，甚至思想很新而文体却极其守旧。严复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思潮最为得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政论文《救亡决论》、《原强》等，笔锋之尖锐，思想之激进，都无愧是近代性质内容的佳作，虽说其翻译不能坚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改为与白话最接近的前人翻译佛书的体裁甚而直用当时的报章文体，但他却是坚持古文最力的一员。“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借助文言小说及笔记等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文体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的林纾，更是顽固地坚守古文堡垒。用报章体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宣传排满革命的文章且十分欣赏邹容《革命军》的“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恣肆轩露，愚夫愚妇皆可诵”的章太炎则主张回到魏晋。

戊戌变法维新的失败，终至辛亥革命的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有袁世凯的称帝丑剧，张勋复辟的闹剧，而后是军阀混战。而且仍为日倭欺侮，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一场白话文体取代文言文体的汉语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语言文体的改革，是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这篇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首次提出来的。“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他所提出的八事，“不讲对仗”是就韵文而言，其他七条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后来他把“八事”即“八不主义”调整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之文字’一条的变相。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诸条的变相。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5]。在整个白话文运动中，有关语言文体的改革，也是胡适论述得最精详、最透彻的。他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还从欧洲的语言文体革命谈到五四时中国的语言文体革命，着重阐述了语言文体革命对文学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学革命意味着对中国最有力的、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建构的动摇，而这一建构的基础就是文言文体。这种语言文体不但束缚人们的思想，妨碍人们对文化的吸收，而且只能局限于为少数士大夫读书人所掌握。因此，要进行心理文化即价值观念的转换，最基础的是要实现语言文体的转换，因为语言文体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承载体和转换器。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成功和确定不移的果实就是白话文的胜利[6]。

语言文体形式的转变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最成功的一种转变，即将中国传统的、文言的语言文体转变为现代的、白话的语言文体。白话取代文言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郭预衡说：“中国文章的变迁，在历史上不止一次，但像‘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却是空前的大举。”[7]拼音化运动导致1918年“注音字母”的公布，1919年“新式标点符号案”公布，1920年《国音字典》公布。在胡适、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人的呼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12日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国语，1923年初高中也改称“国语科”，让白话文进入教材，正式确立白话文作为国语，并且“国语”在全国范围内代替文言文而通行。白话不仅成了“合用的”、“方便的”交际工具，而且通过翻译，引进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新表达，欧化了的汉语的确较以前更为精密，更适合表达日益复杂的思想、情感。当然，“五四”后，传统的白话小说仍在流行，正式书写语言如公文、应用文等绝大部分还是文言，只是新文学“白话”了。到1940年代时，朱自清还觉得“白话文的发展还偏在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进步的很缓。”[8]郭绍虞更直接指出“白话文是文艺文，而文言文是应用文”[9]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后依靠于政权的力量，白话终获全胜。不过一段时间里，乡村里的自发式教育还以私塾的形式存在，但不久便土崩瓦解了。

语言有其工具性，但同时还是思想本体，是世界本身。不是思维先于语言，而是语言先于思维，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文言所蕴含的是长时段的传统思想，或者说长时段的传统思想正是依靠文言而生存的。陈独秀就认为文言文“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周作人也指出：“我们反对古文……实又因为他心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10]真正从认识上将语言革命上升到了思想革命的高度。但较为明确的认识到语言具有思想性、本体性的是王国维，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1]。刘勰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2]美国人类学家怀特说：“人类和文化的开端，在于语词之中。”[13]文化、思想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14]语言不仅仅是工具，同时也是意识、思想、思维、世界观，是文化本体。钱钟书说：“一代于心性之结习成见，风气扇被，当时义理之书熟而相忘、忽而不著者，往往流露于文词语言。”[15]语言文字中隐藏着文化的秘密，所以葛兆光特别强调“汉字思维”、“汉字文化”、“作为思想史的汉字”[16]。当“五四”的民主思潮与平民化意识，取消了使用文言的语言特权，白话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文化的转型导致语言的转变，而语言的转变又进一步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转型。文言渐渐失去其标识性意义，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便告阙如。承载典故运用之文言的退场，也就意味着典故的式微。如果在白话的语境里强行典故思维，那无异于堂吉诃德以骑士行为向大风车挑战，最后只能以悲剧收场。

二、教育教学内容的重塑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讲“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唐初李恕《戒子拾遗》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宋代朱熹定《四书》为儿童教材。明清儿童入学先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李氏蒙求》、《书言故事》、《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等韵语读物、散文故事和浅易诗歌，如上学正规，差不多两年时间即可完全掌握。而有志于科举的学童，接下来就是《四书》、《五经》等的学习。如《论语》乃用当时的口语所记，汉代是非常通俗的读物，唐代仍如此，杜甫曾嘲笑夔州人不读书而好经商，“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学商旅。”把只读到《论语》看作是没学问，现今则把读《论语》看作是大学问。宋以后读《论语》则日渐艰深，于是便有了把“郁郁乎文哉”念成“都都平丈我”的笑话产生：“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座。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明清读《论语》就不容易了，近代学童，读“三百千”和《幼学琼林》之类尚不觉难，但到《论语》就不行了，所谓“上论下论难死人”。这些都是就学童启蒙而言。

春秋战国形成的《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六艺”教育，后《乐》散佚，到汉代设五经博士，自“罢黜百家”后独享尊荣，一直沿袭到清代结束。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17]3118公孙弘比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8]2523的意识形态控制更进一步，成功的将儒家传统经典的教育与学习和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甚至经济利益挂钩，自此后经师弟子及其子孙皆可平步而至公卿大夫。《汉书·夏侯胜传》载其自信地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18]3159所以司马迁“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17]3115班固《汉书·儒林传》显然有同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8]3620与“禄利”的结合更促进了禄利之徒对儒典的精通热忱和程度。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公元29)，天下未定，刘秀“修起太学”[19]2545，“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19]1606。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多次到太学讲经；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诏令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验，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19]2547帝王如此，太学和郡国官学亦空前发展，私学更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19]2588。当然，都是奔“禄利之路”，《后汉书·桓荣传》载，桓荣受封少傅、赐车马时，踌躇满志，“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19]1251

魏晋南北朝，儒家经典的学习受到一定的冲击。至隋唐，天下一统，加以开科取士，经典的学习又掀高潮。《隋书·儒林传》载：隋平定天下，大兴儒学，征辟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20]1707据说当时最负盛名，“后生钻仰”和“缙绅咸宗师”的刘焯即撰有《五经述义》[20]1719，刘炫也撰《五经正名》与《论语》、《春秋》、《尚书》、《毛诗》、《孝经》的《述义》[20]。《旧唐书·褚亮传》载，唐太宗平定天下后，即“留意儒学”，聚集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等著名学者“讨论坟籍，商略前载”[21]。诏命孔颖达主持编定《五经正义》以彰显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重要性。“(唐太宗)雠正五经缪缺，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稡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22]后之各朝代无不如是。

追求“禄利”之科举所学传统经典自不必说，光是启蒙之蒙学教材我们可以看一看，相关的传统经、史、子、集是如何渗透人心的。

《千字文》为南朝梁周兴嗣编撰。《太平广记》“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王羲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23]《千字文》用给定的一千字作诗，共125联，250句。全诗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讲日月星辰、气象物候、地球上的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出现以后中国远古和上古的历史和政治制度。第二部分落实到人，讲人类的基本生存和高层次自我实现的需求，即人常伦理和修养。第三部分讲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政治、政令等。第四部分讲生活，描述温馨的人情关系和恬淡的田园生活，赞美甘于寂寞、默默奉献且不为名利羁绊的人。勾勒出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的基本轮廓。全篇主题突出，章句文理一脉相承，层层推进；语言优美，辞藻华丽，几乎句句引经，字字用典。所以明王世贞称其为“绝妙文章”，清褚人获赞其“局于有限之文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千字文》从南朝开始一直使用到清末民国，是中外教育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识字课本，自有其存活的道理。如“磻溪伊尹，佐时阿衡。奄宅曲阜，微旦孰营。桓公匡合，济弱扶倾。绮回汉惠，说感武丁。俊乂密勿，多士寔宁。晋楚更霸，赵魏困横。假途灭虢，践土会盟。何遵约法，韩弊烦刑。起翦颇牧，用军最精。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九州禹迹，百郡秦并。”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纷至沓来，发蒙之孩童，有此千字，该知道多少人情物(事)理，潜藏之记忆一旦在今后的学习中触碰该是多么惊喜，在创作中神遇又该是多么的感同身受。这是有用之启蒙，一朝把握，终身受益；而不是“猴子掰包谷”式的学习，得一丢一，永远只有“一”。

《三字经》亦如此，一种高度浓缩的百科全书或中国文化简史，涉及文史哲经、典章制度、文物典故、天文地理、风俗人情、礼义道德等。《三字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南宋名儒王应麟。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代都有人补充，最著名的是清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元、明、清三代历史。民国初年，章太炎对其补充修订，名为《重订三字经》。《三字经》全由三字一句的韵文写作，共1145字，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文化史纲要、文化百科知识等尽行囊括，所以章太炎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弗如《三字经》远甚也。”这对一个幼儿的影响该是多么重要。《三字经》是一部教育专著，围绕“教之道，贵以专”这一主题，第一谈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强调教育的内容和顺序；第三讲基本的文化常识；第四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和读书的次第；第五是中国通史纲要；第六谈勤奋刻苦是求学成才的先决条件。如中国文化之重要经典：“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经子通，读诸史……廿四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诸史部分既是说廿四史，也隐含中国通史纲要。一辈子该学什么，刚发蒙就知道，那就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廿四史。且不说这些，光提观点、讲道理中的举证式用典就比比皆是。为了说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即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证之，举“昔仲尼，师项橐”说明“古圣贤，尚勤学”等等。

还有《百家姓》就不详细介绍了。一两年的识字阶段就掌握了我们现在读到硕士研究生都掌握不了的知识，我都不知道是古人愚笨就知道死记硬背好呢，还是我们今天聪明去享受走马观花好？

光只识字课本就已让人惊叹，而一般性知识的阅读更叫人观止。唐人李翰撰有《蒙求》，书名当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是一部融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一体的启蒙读物，作者将唐以前之古人言行事迹、逸闻趣事以四字为一句编排组合，并讲求声韵协调、对仗工整。杜荀鹤《赠李镡》诗尚有“地炉不暖柴枝湿，犹把蒙求授小儿”之句，足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后世有晚唐王范的《续蒙求》、宋洪迈的《次李翰蒙求》，此外更有《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南北史蒙求》、《十七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可见其影响之远。

李瀚《蒙求》在宋元明几百年间，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24]清代仍然流行，嘉庆时张海鹏编《学津诗原》收有《蒙求》。除最后四句16字为结束语外，都是以上下两句构成对偶，各讲一个典故，每句均有出处，其实就是“用故事作对子”。开篇即云：“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匡衡凿壁，孙敬闭户。郅都苍鹰，宁成乳虎。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郗超髯参，王珣短簿。伏波标柱，博望寻河。李陵初诗，田横感歌。武仲不休，士衡患多。桓谭非谶，王商止讹……”每两句一组，平仄基本相对；每八句一节，押一个韵，且平声韵与仄声韵交替，所以其被收入《全唐诗》卷八八一中。传统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也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样的教材读多了，读熟了，背惯了，那就是诗人了[25]。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传说一骏马名龙文不用鞭策，只要看见鞭影就奔驰腾跃，其中寓有对孩童的勉励。明中期，有神童之称的萧良有仿《蒙求》撰《蒙养故事》，明晚期坊间先生杨臣诤增订，更名为《龙文鞭影》；清末光绪间，李恩绶又增删校订一次，遂成定本。其内容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源自廿四史以及古代神话传说、小说、野史、笔记等。按30韵编排，四字一句，除开始的“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四句和最后的“古人万亿，不尽兹函”两句外，都是每句一典。如“盐”韵：“风仪李揆，骨相吕岩。魏牟尺縰，裴度千缣。孺子磨镜，麟士织帘。华歆逃难，叔子避嫌。盗知李涉，卤惧仲淹。尾生岂信，仲子非廉。由餐藜藿，鬲贩鱼盐。五湖范蠡，三径陶潜。徐邈通介，崔郾宽严。易操守剑，归罪遗缣。”

《幼学琼林》又名《幼学故事琼林》、《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明程登吉撰，清邹圣脉增补。“幼学”一词，出自《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十岁的孩童该知道些什么：天文、地舆、岁时、朝廷、祖孙、父子、兄弟、师生、朋友、宾主、身体、衣服、人事、饮食、文事、科第等。作者吸收前人成果，直接取材于宋元以来《事类赋注》、《古今事文类聚》、《事类捷录》、《故事黄眉》等，使之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微型百科全书。明清时期，《幼学琼林》广泛流传。因其内容广博，背诵或熟读之后，即可在口头交际、书信短札、写诗作文中引经据典，于是有“学了《增广》会说话，学了《幼学》走天下”的谣谚。台湾地区流传这么一个靠《幼学琼林》发达的故事，说蒋总统府有一个站岗的卫兵，因与蒋总统天天见面关系就熟了。老蒋就跟他拉拉家常，问他当了几年兵啊？一天站几个小时啊？读了什么书没有啊？等等。得知卫兵没有读书，蒋总统第二天就送了本《幼学琼林》给他，要求他站岗之余全部背下来。总统布置的任务还是要完成的，凭着背诵《幼学琼林》，这个卫兵做到了《联合报》的总编辑。而《联合报》后来出了名，就是因为报上的新闻标题都是用的典故。可想而知，这些典故都是《幼学琼林》中的。真有那么神吗？随便看看卷二“父子”类：“盖父愆，名为干蛊；育义子，乃曰螟蛉。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羡孙权之语；生子须如李亚子，朱温叹存勖之词。弑父自立，隋杨广之天性何存；杀子媚君，齐易牙之人心何在。分甘以娱目，王羲之弄孙自乐；问安惟点颔，郭子仪厥孙最多。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贤；戏彩娱亲，老莱子之孝。毛义捧檄，为亲之存；伯俞泣杖，因母之老。慈母望子，倚门倚闾；游子思亲，陟岵陟屺”等，熟悉之后善加运用，你也可以这么神。

接受这样的教育，你不典故都不行。清末民国初的蒙学教材已有很大变化，重在新知的介绍和用浅近的文言，传统之经、史、子、集内容亦选录较多，民国时部分沿用，故现当代新诗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诗歌和台湾诗歌还能典故一下，这与作家的旧学根柢有关，台湾的教育相对于大陆教育更多地保有传统诗文的数量。关键是有典可用，当你的知识储备缺少古典时，即使不批判用典你也是不会用的。所以老舍说得好，“中国旧诗人太好用典了；用典未必不足以传达思想……中国的新诗人主张不用典，这是为纠正旧诗人的毛病，可他们又太随便了，他们以为随便联串一些字就可以成为诗。”[26]知识储备不足那就只能“随便”写诗了。知识储备不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教育，一段时期几乎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甚而延续至今亦无多大改观，狭义上的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用典怎能不式微呢？

而后之教育完全割断传统之延续，虽有所改进但已积重难返，加上纯粹的考试、文凭教育的严霜打击，先有书面语向口语靠拢进而合二为一，导致书面语向口语的全面投降，由此书面语的思考性、典雅性、审美性、审慎性向口语的随机性、通俗性、平庸性、随意性转化，于是书面语的涵蕴、淳厚开始浇薄，再也不会有“浪费时间”花心思读书后写诗作文了；后是图像文化取代印刷语言(文字)文化，影视、网络等泛滥，图像自身的影响力和市场化、商业化以至来自大众低俗化的冲击迅速地消解印刷语言(文字)文化霸权，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图像成为新的文化霸权，语言文字从中心抛向边缘，霸权旁落，其空间被挤压。于是经典被束之高阁，离我们远去，经典之经典(典故)已成为消逝的背影，甚或背影也愈来愈模糊了，也许有最终看不见的一天。而影视的台词，网络搞笑则成为新的“典故”风行于人们的口语乃至文字作品中，但此时的“典故”既无“典”也无“故”，产生得快消失得更快，仅是一种修辞手法的残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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