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歌用典特点综论

2014-04-17黄俊杰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用典李商隐典故

黄俊杰

(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李商隐诗歌用典特点综论

黄俊杰

(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用典是诗歌创作中生成意象的一种重要方式，李商隐更是中国古代擅长运用典故来进行诗歌表现的重要作家。李商隐诗歌用典主要具有主观性更强、融合文体、喜用僻典、构思婉曲、多角度观照等特点，从而形成独特的自我面貌，在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

李商隐；诗歌；用典特点；独特面貌

文学作品中意象的生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白描；二、比喻(含比兴)；三、用典。从修辞角度来看，白描是对自然状态的本真描写，不加任何渲染与烘托，是直接地刻画；而比喻与用典则是引他物来描写所要表现的对象，是间接地刻画。比喻与用典所引之物虽有差异，但就手段而言，二者却有其相似性，典故材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喻体”。用典作为文学创作中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它“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1]614，有语典和事典之分。概括地说，语典就是对前人诗文成句或词语的直接袭用；事典则是对历史故事、前贤轶事的引用与举证。

由于用典可以增加文辞的含蓄与典雅，具有“屡出屡变，汇彼多方”(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三《北周二·庾信》评庾信《哀江南赋》语)[2]1080的效果，运用得当，能使典故的意涵浸润到作家的主观情感之中，从而使作品达到天然浑厚的境界，历来为才学广博的作家所喜用。黄侃先生甚至认为学习传统旧文的人不得不致力于此，不然就会受到“孤陋”、“空虚”的讥诮[3]189。本文参考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选取李商隐来探讨诗人在诗歌中运用典故时所体现出来的自我特色、文学效果与文化意义。

唐代格律诗定型之后，出现了两位用典的行家，一位是杜甫，一位是李商隐。但杜甫作诗仍然主要是从抒发情志出发的，即便是用典，也完全是在诗歌需要的地方使用，能不用的绝不滥用。如他的名作《春望》、《月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等，均没有使用典故。并且，杜甫喜用世人熟知的典故，并不以用典来炫耀学问之广博。在用典手法上，如盐入水、不露痕迹。这些，均已有人论及，此不赘论[4]。

在唐代诗人甚至可以说在历代诗人中，用典最频繁、最精切且技巧最复杂的当属李商隐。宋代的蔡居厚说他“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蔡宽夫诗话》)[5]146，用典深僻、造语工巧均说得不错，但说义山“意不及”则恐怕是因为他没能领会诗人作诗意图的缘故。李商隐不仅继承了前代诗人的用典技巧，而且还在表现手法上有了极大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杜甫以前的诗人用典往往取其与时事之理极相吻合之处，而李商隐却竟然“有意地篡改、‘误解’或调侃历史典故”[6]，诗歌创作的主观性更加强烈。现代作家废名也喜欢用典，他曾谈到：“李诗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以往的诗文学与新诗》)[7]37。的确，李商隐善于通过由一系列原典内在所蕴含的与自己相契合的类似情绪来营造诗境，呈现出一种意识流的状态，体现出他对于典故先解构、再重构这一创作手法的熟稔。

比如，“宓妃”典是一个关于曹丕、曹植、甄后三者关系的典故。据《三国志·文昭甄皇后传》记载，甄后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曹兵破邺城后，甄后以貌美为曹丕纳为妃，后因失宠而赐死[8]160。此事原本与曹植无关，但在《洛神赋》李善注中，却这样记道：“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9]269-270李商隐似乎对于李善注文中这样一个三角恋爱关系非常感兴趣，在他的诗歌中，宓妃、魏王、陈王、曹植等词屡见不鲜，如《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涉洛川》、《可叹》、《无题》(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等皆是。诗中于史实又多有篡改，以致于清代诗论家潘德舆批评他说：“文人轻薄，不顾事之有无，作此谰语，而又喋喋不休，真可痛恨。”(《养一斋诗话》)[10]218但如果联系李商隐的生平，我们就会知道，潘氏的言论不是文学批评家的路径，而是理学家的腔调。据《旧唐书》记载，李商隐一生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早年受知于牛党要人令狐楚，并在其帮助下，于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同年末，令狐楚病逝，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氏的幕僚，旋即成为王家的乘龙快婿。但王茂元却与李德裕交好，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从此李商隐被令狐绹(楚之子)等牛党中人视为“诡薄无行”、“背恩”之人而大加排斥。在令狐绹为相后，李商隐始终沉沦下僚，遂致坎壈终身。李商隐在使用“宓妃”一典时，无疑是暗含寄托的。在他的诗中，类似于曹植这样为一位不可得到之女子而牵肠挂肚的情怀依稀可寻，而如甄后般置身于曹氏兄弟间进退维谷的无奈与义山在牛李党争中的境地也并无二致[6]。这种情境的相似，是李商隐衷爱此典的根本原因，他不必在意故事的真假，只在乎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经验。在他的笔下，典故只是表达自我情志的工具，只是一种内在感觉的融合，而不是为了考证事实。关于这一点，清人邓廷桢说得好：“《洛神赋》作于黄初三年，时丕即位已久，安得如诗所云耶？史称李商隐博闻强记，岂不知此？盖诗人缘情绮靡，有托而言，政不必实事求是也。”(《双砚斋笔记》)[6]正因为这样一种对待典故的态度，使李商隐在用典时更重自身的情感体验，而不看重典故本身的真伪。

再如他的《人日即事》：

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

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

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

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

此诗典故涉及《周易·复卦》之“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列仙传》王子乔升仙后与乡人桓良语“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之山巅”、《尚书·大禹谟》之“七旬，有苗格”、《诗经·豳风·七月》之“七月流火”、《荆楚岁时记》之“七日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或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以及薛道衡《人日思归》之“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语，凡八句用六典。这些典故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表面上似乎只是通过“七”字将其关联起来，但其实贯穿其中的却是一种思归的情绪。这些典故中所蕴含的这种主观情绪，才是诗歌的主线，而并非只是典故的简单堆砌。不明白这一点，自然就会说“使事太多”(范晞文语)、“以七旬七月衬七日，何其拙也”(朱彝尊语)这类肤廓的评论了[11]766。

又如大家所熟知的《锦瑟》一诗，由锦瑟之弦引出对如流水一般的年华的惋惜，由齐物我的庄生迷蝶、杜宇魂化之论，带出对于现实与梦幻、生存与死亡的思考，由流泪之珠、化烟之玉生发出其情感中不能自持的迷惘与感伤。诗中几个典故均围绕真与幻展开，将可感的实体与魂化的幻象结合起来，透露出一种迷离惝恍的气氛。其中的情感脉络依稀有着一种纵深的推进，似乎又是散点的横向联系，表现技巧极为复杂精湛。

这种与事理极相吻合的用典，有时会是人们所熟悉的典故中常人不太注意的含义。如《锦瑟》诗中颔联下句“望帝春心托杜鹃”用蜀王杜宇典故，此典并非僻典，鲍照《拟行路难》十八其七、杜甫《杜鹃行》、《杜鹃》也都用过这个典故，分别用来影射晋恭帝(或宋少帝)与唐玄宗被迫退位的历史事实。但程千帆先生却独具慧眼地指出此句诗中所蕴涵的杜宇自悔其过的另一层意思(《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12]207-211。我们先看典故出处，据《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扬雄《蜀王本纪》载：

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鼈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鼈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鼈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鼈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鼈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望帝去时子圭鸣，故蜀人悲子圭鸣而思望帝。

望帝杜宇固然是退位之君，但李商隐用此典中“与其妻(鼈灵之妻)通，惭愧，自以德薄”的意思，来喻指他与令狐家青衣之恋情(刘攽《中山诗话》载)[13]287，则又是吻合至当的。

其二，李商隐诗歌用典善于吸收骈赋、小说等其他文体的创作经验。

众所周知，韩愈是写古文的名家，其诗也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李商隐不仅古文写得好，也是骈赋创作的高手，虽不敢说他以赋为诗，但他的诗歌确也受四六、赋体创作影响极深。钱钟书先生就曾说过“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同”的话[14]，余恕诚先生也曾撰文详细分析过李商隐四六、辞赋创作对于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对义山闺帏题材的启发，赋体铺陈写物的手法对于义山咏物诗的启迪，以及赋体所具有的隐语性质与义山诗谐隐特质的形成之关系等方面有过详细地探讨[20]。此处拟就赋体用典对义山诗用典的影响略作补充性的思考。

以《泪》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江淹《别赋》、《恨赋》的影子[11]1828：

永巷长年怨罗绮，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此诗以泪为主题，言人世间令人悲伤落泪之事，八句诗言七件事，前六句分别言：失宠、忆远、感逝、怀德、悲秋、伤败(朱彝尊批注语)[11]1822等典故，七八句写青袍寒士送玉珂贵胄，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有着切肤之痛的悲伤情怀。所以清人程梦星说：“此篇全用兴体，至结处一点正义便住。不知者以为咏物，则通章赋体，失作者之苦心矣。八句凡七种泪，只结句一泪为切肤之痛。”[11]1824程氏认为此诗用的是以典起兴之法，并非咏物赋体，可再讨论，但所云“结句一泪为切肤之痛”却是知音之言。

再如《牡丹》诗：

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这首诗构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物，也是句句用典，分别借卫国夫人南子、越人、富贵之家舞伎之优美舞姿、石家燃烛为薪之豪奢、荀彧熏香等故事描写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和馥郁香味，使牡丹之美貌情态毕现。最后诗人突发奇想，欲借郭璞传江淹之彩笔，绘寄牡丹花叶于巫山神女。诗中明写牡丹，暗颂佳人，虚实结合，别具一格。所以，陆昆称赞此诗：“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数十百篇，而无出义山右者，惟气盛故也。”[11]1727对于《泪》、《牡丹》等诗的这种体式，所以清人何焯便直言：“齐梁中本有此体，今变为七言耳。”[11]766他说的正是江淹恨、别之赋类。但正如余恕诚先生指出的，他的这类诗虽然具有“强有力的情感负载”并“带动了对物象的铺写”，“但其情感与物象毕竟是分离的，在艺术形象的有机浑融方面尚有不足。”[15]65这或许正是义山诗被讥为“獭祭鱼”(《杨文公谈苑》)[16]23、“点鬼簿”(范晞文《对床夜话》卷三)[17]427的主要原因吧。

如果说赋体手法的运用增加了李商隐诗歌用典的频率，使他的诗歌呈现出绮密缛深的特点，那么对于小说材料的借鉴则是李商隐诗歌用典呈现隐僻与幽艳风貌的主要原因。如张戒就曾说“义山多奇趣”，他还举诗为例：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义山此诗，非夸徐妃，乃讥湘中也。义山诗佳处，大抵类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妆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析雨萧萧。”此诗非夸王母玉桃，阿娇金屋，乃讥汉武也。“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此诗非痛恨张丽华，乃讥陈后主也。其为世鉴戒，岂不至深至切。“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夫鸡至于斗杀，马至于舞成，其穷欢极乐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为所惑乱也。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杜牧之《华清宫三十韵》，铿锵飞动，极叙事之工，然意则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此诗送入蜀人，虽似夸文君酒垆，而其意乃是讥蜀人多粗鄙少贤才尔。义山诗句，其精妙处大抵类此[17]461。

张戒所引诸诗，余恕诚先生曾一一注明其用典出处，其中所涉典籍多为杂传小说，如《春秋运斗枢》、《吴录》、《金陵图》、《南史》、《博物志》、《西王母传》、《抱朴子》、《汉武故事》、《金陵志》、《吴越春秋》、《明皇杂录》、《东城老父传》、《列子》、《幸蜀记》、《天宝乱离记》之类。同时，李商隐还借鉴小说表现中想象虚构的手法，丰富了诗歌表现的艺术。如《隋宫》一诗：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诗中极写隋宫之荒凉，并对《隋遗录》的记载予以化用，均能不拘泥于史实，带有极大的假设与想象的成分，已十分接近于小说中的虚构手法。所以，明代的顾璘在评价这首诗的时候，就说它“用小说语，非古作者法律”(《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清人纪昀也说它“纯用衬贴活变之笔”(《玉溪生诗说》卷上)。其他如《瑶池》诗，也是据《穆天子传》而虚构出西王母期盼穆王时的情景与内心的心绪，均带有小说虚构手法的性质[18]49-53。另外要注意的是，李商隐诗歌中小说材料的大量运用，与中晚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

李商隐诗歌用典对于骈文、辞赋的借鉴，与他受韩愈“以文为诗”手法的影响有关。比如他的《韩碑》诗，清人何焯、管世铭等就都认为可与韩愈的《石鼓》诗“相继”、“相当”[12]187。尽管程千帆先生认为李商隐学韩的这类作品并不算多，但如果将用典中对文、赋手法的借鉴也计入，这类作品还是不少的。

其三，李商隐喜用冷僻之典故。

上面谈到，李商隐诗歌对小说的借鉴，使他的诗歌呈现出隐僻的面貌，同时这些小说材料也是他诗中僻典的来源之一，但义山用僻典也还有其他的因素。中晚唐以来，诗坛存在着求新求变的风气，为求自我风格的树立，在表现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极大地开拓，用典也不例外。比如在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语：各征象事须切，不得引俗书”、“语：征释门中僻事(须对)”(卷五《寺塔记上》)等[19]215-216，在佛寺庙塔记的撰写中要求用典不得引寻常可见之俗书，而且最好运用佛门僻事，反映出当时文坛追求运用僻典的风气。诗人们追逐用典的变化，炫耀才学的广博，于是由熟典而进一步发展到对僻典的运用上来，这是一种自然的文学发展趋势，在这一潮流中，李商隐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商隐诗歌中的典故不仅涵盖四部，而且还旁涉佛、道二教经典。比如他的《圣女祠》一诗：

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

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

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

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

其中的“三里雾”、“五铢衣”、“崔罗什”、“刘武威”、“双白燕”等典故，分别出自《后汉书·张霸传》、神谷子《博异志》、《酉阳杂俎·冥迹》、《神仙感应记》、《洞冥记》等书。其他如《重过圣女祠》、《碧城三首》等诗中，引道家著作如《真诰》、《上清经》、《汉武内传》等著作者也不少。而像《题白石莲花寄楚公》、《题僧壁》等诗，则引用了不少与《妙法莲花经》、《法华经》、《法苑珠林》等佛教经典有关的典故[20]。这些书都是常人作诗少用的。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商隐用事深僻的习气颇受诗论家们的批评，宋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西昆体》即云：“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21]17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也说：“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弊，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5]146

李商隐喜用僻典固然有时代风气的影响，而善用僻典则与他刻苦地学习、勤奋地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他编纂类书的经历有关。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记载，李商隐纂有一部名《金钥》的类书[22]424。李商隐曾“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籍”(李商隐《樊南甲集序》)[23]8136，在秘省工作的经历，让他得以接触大量的典籍，而酷好读书的他，也因此可以见到许多别人难以窥见的秘籍，他也就有这个便利来编纂类书。类书可谓典故之渊薮，常读类书的人所掌握的典故尤其是一些较为生僻的典故往往比一般人多些，更何况象李商隐这样的编者。李商隐对僻典的运用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黄庭坚，也因此而影响到宋诗的创作。但是，用僻典的弊端是非常明显的，袁枚曾风趣地评价用僻典说：“用僻典如请生客入座，必须问名探姓，令人生厌。”(《随园诗话》卷七)[24]235钱钟书先生也说过：“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到他(指黄庭坚)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拌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25]96-97的确，僻典为读者的接受带来了麻烦，也使作品的传诵大打折扣，其效果并不太好。

其四，李商隐诗歌典故中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具有一定的类比性。

在唐代诗歌中，擅长将一些与神话相关的意象、典故表现在诗歌中的诗人主要有李白、李贺与李商隐。而以咏史诗著称的诗人中，刘禹锡借登临古迹抒发兴亡感慨，李商隐则多从史传人物的命运着手吟咏。在他的笔下，常见的神话传说人物有杜兰香、萼绿华、紫姑、嫦娥、织女、巫山神女、弄玉、宓妃等仙女，历史人物则以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曹植、王粲、任昉、庾信等不幸的才子为多。这些仙女多半与他的感情经历有关，而历史人物的选择也与他的身世是紧密结合的，诗中的人物往往是自身的写照。如《楚吟》一诗中“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名为宋玉，实为他自己流落荆楚时的情形。又如《读任彦升碑》所写：

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

诗中借任昉与梁武帝萧衍之事，实写自己与令狐绹之间的关系。据《梁书》记载：“武帝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射也。”[26]253唐宣宗大中四年十月，令狐绹入相，李商隐犹为记室，喻己之意甚明。其他如《李夫人三首》，也是借李夫人以悼亡丧妻王氏之痛，正如清人冯浩所说：“三首为悼亡，盖借古以寓哀。”[11]1238-1239至如《安定城楼》借贾谊、王粲写自身际遇，也是非常明显的。

他不仅借历史人物以自比，而且还将一些历史人物与同时代的人物进行比拟，如以富平侯比令狐绹(《富平少侯》)、以李广比李德裕(《旧将军》)、以北齐后主高纬比唐敬宗(《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以汉宣帝比唐宣宗(《鄠杜马上念汉书》)、以汉武帝比唐武宗(《汉宫》、《茂陵》等)，以褒姒比杨贵妃(《华清宫》)等。

众所周知，在文学创作中，一般以具体可感的自然物象来比喻人的外貌或较为抽象的心绪、情感是比较常见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经·卫风·硕人》篇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也有反过来以抽象的事物来比喻可见可感的自然物象的，如秦观《浣溪沙》中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但像李商隐这样较集中的运用神话典故与历史人物的典故来比拟自己的处境与心态的手法，却较为罕见。这种借身世经历相类似的神话、历史人物来抒发个人情怀的创作自然并非李商隐首创，却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究其内因，当然主要是因为读书时产生的共鸣心理，但这种情况的大量运用，则与李商隐对于政治倾轧的忧虑、担心有关，所以朱鹤龄在其为义山诗笺注本序中谈到：“唐至太知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厄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语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漫语之”[27]，可谓义山知音人。

其五，李商隐用典具有婉曲的用心、晦涩的面貌。

就出身而言，李商隐累世孑孤，幼年丧父的他虽然及第较早，但又偏偏仕途坎坷，曾十寄幕府，受尽羁泊飘零之苦，党争的牵累、早年好友令狐绹的疑忌，以及妻子王氏的离世，都令他凄然神伤。所以，李商隐的诗歌，尤其是《无题》诗系列，多用典故，含蓄委婉，充盈着浓郁的感伤情绪，往往用象征寄托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思，后人猜不透他的真实意旨，多附会于当时政治来探求其微言大义。如明初杨基《无题和李义山商隐》中说道：“李义山《无题》诗……皆托于臣不忘君之义，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眉庵集》卷九)[28]这个评价若用于义山咏史诗的品评尚可，若言无题诗之类的感伤诗歌则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所以明末的钱龙惕在赞同杨说的同时，又强调：“裙裾脂粉之语，闺房谑浪之事，仅可以意逆志，无庸刻舟求剑。”(《大兖集》)[29]241

李商隐诗文作得好，所作艳情诗又极能打动人心，因此也会引来一些猜忌。李商隐与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交往是文学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多数人认为是因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首鼠两端的态度影响了他在令狐绹心中的地位，从而使他坎壈终生，但另有一种说法则认为李商隐因涉嫌与令狐绹家歌女的私情而遭忌恨(刘攽《中山诗话》)[13]287。李商隐《上河东公启》云：“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而他的《有感》诗也说：“非关宋玉有微词，只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俱堪疑。”这些似乎均隐约暗示着自己因艳诗而受到猜忌的尴尬境地。令狐绹对于李商隐私通歌女的猜疑对义山爱情诗的婉曲、晦涩风格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不可过于穿凿，在这一点上，清代为义山诗作注的朱鹤龄做得较好，同一时期的屈复说得更为明白：“玉谿《无题》诸作，人皆知为男女怨慕之词……凡此类读者但知其必有寄托而已，当就诗论义，若必求其事以实之，则凿矣。”(《玉谿生诗意》、《碧城三首》笺)清人沈德潜从宏观着眼，概括得尤为精辟：“义山近体，襞绩重重，长于讽喻。中多借题摅抱，遭时之变，不得不隐也。”(《说诗晬语》卷上)[30]217

其六，李商隐用典咏物时往往采用多角度观照的手法。如他的《牡丹》、《喜雪》、《蜂》、《哀筝》、《闻歌》、《碧瓦》、《少年》、《破镜》等诗均具有这一特点。

以《喜雪》一诗为例：

朔雪自龙沙，呈祥势可嘉。有田皆种玉，无树不开花。班扇慵裁素，曹衣讵比麻。鹅归逸少宅，鹤满令威家。寂寞门扉掩，依稀履迹斜。人疑游面市，马似困盐车。洛水妃虚妒，姑山客漫夸。联辞虽许谢，和曲本惭巴。粉署闱全隔，霜台路正赊。此时倾贺酒，相望在京华。

全诗句句写雪，却只有首联著一“雪”字，其余各句均用典故，多层次多角度地对瑞雪来到时的喜悦心情表现出来。《对雪二首》也是通过多个典故的结合，并充分运用比喻、联想、衬托等手法多角度表现雪花的作品。

由于李商隐诗歌在典故意象运用上的重叠与襞积性质，造成了诗歌内容的歧义与多解，而又能由多而归一，形成雕绘满眼、迷离惝恍的意境。比如，当代作家王蒙就曾将《锦瑟》中的意象、语词颠来倒去的变化成另一首七言诗、词与对联，而整个意境与风格却能保持与义山诗的一致性[31]22-23，由此也使得李商隐的无题类诗歌带有了一种类似于网络文学中“超文本”的开放性质[32]164。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堆积典故以表达心绪，还是用僻典、多角度的用典，诗人李商隐总是表现出一种欲将心象与物象融合起来的倾向，“它往往起自深情忽触的兴，将触发之情与物情物态融为一体，达到赋与兴的结合。”[15]65他的诗歌为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他的用典艺术不仅直接影响了宋初的“西昆体”作家，更对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及其流裔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惜的是，黄庭坚之后的诗人中再难有用典如此自如的卓越诗人了。清人曾国藩在《读李义山诗集》一诗中曾慨叹道：“缈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33]92他认为黄山谷之后，再无人领会义山之诗之妙，实际指的正是诗歌中用典这一技巧的式微。

从李商隐诗歌用典的情况来看，典故确乎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比喻，只是其喻体并非一般的自然意象，而是积淀在古代典籍中的人文意象。当这些“拟于心”、“譬于事”的人文意象运用到诗词创作中时[1]602，便成了用典。用典中虽有“事典”与“语典”之分，但对于注重知识性的中国诗歌传统来说，重辞藻与讲求“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旨趣使得“语典”与字词“来历”出现混淆，许多不能视为典故的字词也在解释中被冠以“典故”之名，这种“泛典论”现象，只是琐碎饾饤的字词释义，忽视了用典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而具有的隐喻功能，并且无法体现“典故”是代表一定主观倾向的文化积淀与符号代码的高级意义。

无论是文章用典、诗歌用典，还是词中用典，其间所包含的对于前代事迹的追忆、对于自身经历的感叹，以及对于古今相类情境的默认，还有对于当时政治迫害的规避，均暗含着中国古代文人在集权专制的思想箝制下的无奈与反抗，有时，甚至这样一种表现的手法还成为知识的象征，受人们瞻仰、追捧与信从。黄侃先生曾谈到用典对于文人创作的影响时说：“若夫文之以喻人也，征于旧则易为信，举彼所知则易为从。”[3]187征引旧事与提及他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比拟现时的情境，以之抒怀，则增添了历史的沧桑；以之叙事，则影带了丰厚的意蕴；以之描写，则摆脱了语辞溃乏的尴尬。所以，用典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必将随着中国历史的延伸而益显其迷人的魅力。

注释：

(1)李商隐的骈文以善于化用熔铸前人诗文入句著称，与陆贽的质朴明快风格迥异，亦为一时名手，与温庭筠、段成式齐名，有“三十六体”之称。

(2)据颜师古《隋遗录》卷上记载，炀帝在江都(扬州)曾梦见和前朝皇帝陈叔宝相遇，畅饮甚欢，席间曾请陈的宠妃张丽华表演《玉树后庭花》舞蹈：帝昏湎滋深，往往为妖崇所惑。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尚唤帝为殿下。后主戴轻纱皂帻，青绰袖长裾，绿锦纯缘紫纹方平履。舞女数十许，罗侍左右，中一女迥美，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丽华也。每忆桃叶山前，乘战舰与此子北渡。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阁，试东郭·紫毫笔，书‘小砑红绡，作答江令壁月’句，未终，见韩擒虎跃青骢驹、拥万甲直来冲入，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绿文测海蠡，酌红梁新醖劝帝，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参左氏百川学海本)。

(3)李商隐的《无题》诗共14首，但其他类似于《无题》诗的作品却达99首。参杨柳《李商隐评传》第十六章第五节《无题诗的创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1～415页。并参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M].李金松,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韩成武,贺严.论杜诗的用典艺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7(3)：58-64.

[5]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 徐炼.李商隐诗中的宓妃之喻[J].文史知识,2005，(1).

[7] 废名.谈新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8] [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9] [南朝梁]萧统.文选[M].[唐]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三曹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