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瑶，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当代印第安女性自传中的创伤书写
——以霍根的《守护世界的女人》为例

朱文瑶，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守护世界的女人》这部自传中，霍根通过对印第安群体以及个体创伤的叙事，完成了印第安创伤历史的重塑和整合，使自己的创伤记忆得到见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伤的治愈。霍根在这部自传中的创伤叙事，不仅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创伤，而且突出强调了只有重新构建与印第安传统的联系、回归印第安“神圣环形”才能最终实现创伤治愈这一印第安观念。

印第安女性自传;群体创伤；个体创伤；创伤治愈

自传，常被总结为“书写自己的故事”[1]125，承载着白人启蒙运动后以“利己个人主义、历史主义和文字书写”[2]为代表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学者们对那些具有“自治、统一以及群体自我”[1]125的女性以及有色人种思想的记录和研究，发现他们的“群体自我”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地区历史以及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印第安自传作品的内容和创作形式进行解析，不仅可以见证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殖民屠杀和文化入侵，对印第安人心理和身体上的创伤感同身受，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印第安民族与白人主流文明之间“动态的较量”过程[3]367。

本文选取契卡索部族琳达·霍根(Linda Hogan)的自传作品《守护世界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tches Over the World 2001)为研究文本，对当代印第安女性自传中的创伤书写进行研究。霍根作为当代重要的印第安女性作家，她的生活经历以及内心挣扎在印第安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失去与土地联系的印第安人的后裔，她出生并成长于城市，承受着来自印第安历史和个人人生经历的创伤记忆。本文将对霍根自传作品中的个体创伤、群体创伤和创伤治愈为切入点进行解读，旨在探索当代印第安女性以自传书写为情感宣泄的营地，交流与传递集体和个人的创伤记忆，并通过创伤叙事构建与部族传统之间的联系，实现创伤的痊愈。

一、个体创伤

《守护世界的女人》记载了霍根自己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个体创伤经历。在人生的历程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创伤，这些创伤包括“幼儿时期记忆的缺失、少年时期遭遇遗弃、虐待或者性侵等”，创伤主体“常常表现为生理和感情的痛处、麻木、自我伤害、性格改变等”[4]。

作为创伤的直接入口，身体往往最真实地呈现主体所承受的创伤。在《守护世界的女人》中，霍根记录了自己从马上坠落的经历，向读者展示出自己曾经鲜血淋漓的伤口。一次难得的机会，霍根以非常合适的价格从马贩子处购得一匹马，取名“大红马”。她原本希望通过骑马沿袭部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回归和谐的生活……重新建立起与土地的联系”[5]159。但当她迫不及待地跨马上路后，“大红马”在公路上受到对面车辆的惊吓，“在惶恐中迅速地转身，拼命地奔驰”[5]162，而霍根因为缺少驭马的技巧，从马上摔落，“我的头部因为剧烈的撞击严重受损……在坠落过程中，我的一个肺破裂，又一次造成大脑缺氧。我的盆骨几处骨折，尾椎骨、肘部、脚踝多处受伤，扭伤了脖子，还有其他大大小小多处伤痕”[5]166-167，比肉体创伤更为疼痛的是，她失去了记忆，“我完全辨认不出我的朋友、弟弟、我的女儿和我的父母了”[5]167。霍根坠马之后所承受的肉体疼痛，以及记忆空白，在某种意义上使她能够更加客观和冷静地思考创伤，并在《守护世界的女人》中记录下自己的创伤记忆。

在这部作品中，霍根把自己遭受的“物理创伤和心理创伤相互联系起来”[3]392。她内心的创伤表现在她沉默的性格。在这部自传中，“沉默是我的母亲”一章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足见少年时“沉默”的家庭环境给霍根带来的严重影响。霍根幼年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父亲在前线参战，家中只剩下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她为别人浆洗衣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为此她年纪轻轻，便深受双腿血管肿胀之苦”[5]93。母亲封闭性格的形成不仅来自生活的重压，她“人生最大的阴影”是来自于她的丈夫[5]96。因为战事，夫妻长期分离，甚至母亲曾经收到丈夫在日本的女友的来信；父亲归国后，常年沉溺于酒精，夫妻之间也经常争吵和冷战。所有这一切，使霍根的母亲“关闭了内心的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穿越这扇门”，常年生活在“沉默和情感的伤痕”之中[5]94，使她们的家变成“一座没有任何声音的房子”[5]92。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霍根“继承了母亲的伤痕和恐惧”[5]95，“总是沉默寡言。沉默成为我的存在的方式。我害怕说话……甚至在学校点名时，说一声‘到’也让我胆战心惊”[5]36。按照霍根的叙述，她和她的母亲只能将痛楚拘禁在心中独自忍受，因而梦成为这一切创伤的释放口。她们经常梦魇，这是情感创伤的体现。朱迪斯·霍尔曼认为创伤是“无语静默的”，通过“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得以展现[6]。霍根在作品中记录下自己的梦境，“在梦中总是不停地在寻找帮助，这些梦总是关于无助感，关于黑暗，鬼魂，关于拼命呐喊却又总是发不出声音，关于全力奔跑却又静止不动。梦中总是关闭的房门，我用拳头拼命拍打到满手鲜血淋漓，却也敲打不出声音，房门也永远打不开”[5]110。生活中创伤的经历，在梦中被无限扩大和具体化，敲打不开的房门，是霍根与母亲之间无形的隔阂，也是她自己拼力却也挣扎不出的源自内心创伤记忆的囚笼。沉默，成为这个家庭的生活气氛，每个人都耻于向他人袒露自己的疼痛，各自隐忍地活在自己的创伤记忆中。

在《守护世界的女人》中，霍根以家庭为单位，记录了作者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展现当代印第安人作为个体所遭遇的创伤经历。这种将独立个人创伤作为聚焦点展开的描述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切地体会创伤主体的创伤遭遇，而且更加鲜明和立体地映衬出印第安民族所承受的群体创伤。

二、群体创伤

根据凯西·卡鲁斯在《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的定义，创伤是“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经验被覆盖，对这些事件表现出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的现象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映”[7]。曾经的民族创伤经历在印第安人的心中形成永久的创伤记忆，这种群体性记忆一代代传递和保存下来，形成群体的创伤文化。

在《守护世界的女人》中，霍根记录了白人对契卡索部族土地的强行掠夺和征占，这种创伤部分是霍根所亲身经历的，但更多的是来自契卡索部族的群体创伤记忆。霍根曾亲眼见证契卡索部族的土地被政府征用于机场建设，“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去了几乎一切”[5]124。霍根和父亲在机场建设开始之前曾经返回故乡，他们站在祖母的房前，那里已是满目荒凉，“我们站在房前，那里现在已经被烧毁。我捡起一块碎片放入口袋……我带走这件纪念品，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与联系，也是因为正是这些证明了我的生命、我的部族和我的价值”[5]123。亲眼见证曾经的故乡失去了记忆中的模样，霍根只能把对故乡的记忆收纳在一块小小的碎片中，以此在未来的岁月中作为自己和整个部族存在的见证。然而，这块碎片所能给予的慰藉毕竟是渺小并且易逝的，她所承受的群体创伤却是沉重和难以磨灭的，因为创伤带来的疼痛已经刻入骨髓，融入血液时刻牵动着神经。在印第安观念中，宇宙时空彼此相连构成“神圣环形”，与万事万物保持和谐意味着“人们作为‘神圣环形’的一部分存在着”，而印第安人在‘神圣环形’上所能看到的土地景观，则被视为家，因而，印第安人依据土地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定位。然而随着白人用到来，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白人的谎言、威胁和武力等手段剥夺，“西进运动”尤其是“泪水之路”更是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后来，《道斯法》通过分配印第安保留地的土地使之私有化，大量剩余土地向外来移民开放，使印第安人再次失去部族土地，使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遭到致命打击，根植于土地之中的印第安部族文化面临严重危机。与土地之间联系的断裂是印第安人群体创伤的根源所在。在《守护世界的女人》，霍根记录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以及部族长者的讲述，见证了部族土地被强迫征占的创伤经历，共享了部族失去土地的群体创伤记忆。

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群体创伤不仅在于土地的失去，而且在于部族传统文化根基的被切断。在这部作品中，她描绘了自己的一位印第安作家朋友在回忆起幼年经历时痛哭的场景，“他向我叙说着，不停地流着泪”，他和兄弟被迫分开进入不同的学校，“在这里没有人安慰我……我不过是被放牧者不断驱赶的牲畜”，在这里“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语言，我们没有姓名，只有序号”，他们要做的是学会“断绝与传统的联系，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5]87。这些“失窃的孩子”在数年之后返回家中，家人却认不出他们，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已经与多年前偷走他们的人一模一样。孩子是印第安民族的未来，但这些印第安孩子“忘记了部族的智慧和语言”[5]87。这些在白人文明熏陶下成长的孩子，他们所失去的不仅仅是部族语言功能本身，他们失去的是用部族语言与家人和部族成员沟通的能力，是部族语言所承载的部族传统。这种惟英语教育不仅使印第安儿童与家人和部族传统分离，也使印第安儿童形成“白人文明先进，印第安文化落后”的自卑心理。所以许多在白人学校长大后返回部族的印第安孩子已经忘记了部族语言而无法与族人交流，这进而导致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这也是印第安群体创伤的主要外化表现之一。

艾瑞克认为，群体创伤“损坏了联系人们的纽带，损伤了之前人们的集体感”[8]。在白人到来之后，印第安人从祖先土地的丧失到传统文化的失却等一系列遭遇，构成印第安民族的群体创伤经历和创伤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通过见证、讲述和聆听在家庭和部族群体中传递和继承，形成了印第安民族的群体创伤文化语境。

三、创伤治愈

“自传文本是记忆模式的空间建构……记忆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某个曾经存在的状况或感觉得到复甦，而是将心灵回归到现在，并将之引导到它演绎的未来之中的一种建构行为”[9]。霍根在这部自传作品中，坦诚的向读者展现个体创伤和群体创伤，她希望携载着过去的创伤记忆走向创伤的治愈，她认为只有回归“印第安传统智慧和生活方式” 、“语言和故事的力量”[5]16，才能最终治愈创伤。

在这部自传中，霍根引用了莫马迪的“我们由话语构成”[5]21，用以强调话语对于印第安人创伤治愈的重要性。霍根在成年后曾两次重新学习说话。一次是在坠马之后她发现自己失去了记忆，“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失去了回声，并且永远的消失了”[5]165。一天夜里她独自醒来后，开始不停地讲话，尝试与虚拟存在的另一个人交流，尝试通过话语实现自我疗伤。这体现了在创伤治愈中霍根通过话语努力建立“与更宏大记忆的联系”，希望回归印第安传统“群体自我”[5]172。另一次重新学习说话是她为治愈心灵创伤做的努力。霍根曾经像许多来自“沉默的家庭”的印第安年轻人一样，内心巨大的创伤感无法释放，于是“身体成为了我们的语言”，“以外部身体的疼痛交换出驻扎于灵魂深处的疼痛”[5]56。在意识到这样的努力注定无果之后，霍根努力地寻求正确的救赎之路，“成年之后，我在工作之余重返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5]57，试图通过语言构建与印第安传统的联系。借助于语言，霍根走向创伤治愈之路。而这部自传的写作本身就是霍根对自己创伤经历的重新组织、整理和阐释，亦是她对创伤经历的总结和感悟。作为霍根进行创伤叙事的场域，这部作品为那些曾经好奇她如何实现创伤治愈的印第安年轻人，以及其他身受创伤的印第安人指明创伤治愈的道路。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霍根实现了对“历史”的回归，完成了对创伤的“治愈”以及对充满创伤记忆的印第安民族的“拯救”。

在创伤治愈的道路上，霍根强调应当重新建构与印第安传统的联系，主要包括构建与他人、动物和印第安伟大精神之间的联系。印第安人相信，宇宙是一个圆圈，所有一切都置身其中，天空星辰、动物草木以及山川河流“全是我的亲属”。在这部自传中，霍根诠释了自己对这一印第安观念的理解，以及自己从这一观念出发重构与他人、与万事万物联系的经历。霍根与丈夫收养了两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印第安女孩，并始终对她们视如己出，最终这份爱获得了回报，霍根从马上坠落之后，女儿在第一时间赶到并且始终陪伴左右。霍根还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如何将动物视作“亲人”，总是充满怜惜相待。在一次散步的途中，她偶遇一只垂死的海鸟，“它双眼通红，身体随着呼吸不断的起伏，仿佛已经濒临死亡……我捡起它，闻到了石油的味道，黑色的石油厚厚地黏在它的羽毛上”[5]24。这只海鸟使霍根联想起挣扎在白人武力与文化殖民之下的印第安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失去了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同折翼的飞鸟濒临死亡的边缘。霍根把这只海鸟带回家，请兽医朋友为它救治，朋友的父亲因而称她为“救了海鸟的女孩”。此外，霍根在自传中反复强调了重构与印第安神灵关系对创伤治愈的重要性。印第安人相信，“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既超越于万物之上，又融入万事万物之中的‘伟大的神秘’”[10]。随着白人的入侵，人与神、人与万物之间和谐的关系被打破，“印第安的宗教被废弃了”[5]118，这使那些失去与传统联系的印第安人，如同满身伤痕的幽灵飘荡在白人文明主导的边缘世界中。霍根曾响应部族的号召，返回故土参加契卡索部族的“跺脚舞”仪式，在舞蹈的气氛中霍根感受到，只有回归印第安传统才能发现“万物真实的美，重塑部族的团结，实现生命的重生”[5]15。通过重新构建自己与他人、动物和印第安传统精神之间的联系，霍根使自己重新回归印第安传统的“神圣环形”之中，也最终实现创伤的治愈。

在这部作品中，霍根作为一位当代的讲故事的人，她相信“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但是它仍然光彩照人”[5]15，通过创伤叙事使自己的创伤记忆得到见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伤的治愈。同时，霍根强调应当重新构建与印第安传统之间的联系，只有回归印第安“神圣环形”才能够最终实现创伤的治愈。

[1] Wong Hertha D Sweet.Native American life writing[M]//Joy Porter and Kenneth M.Poem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Ed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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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son Kendall.Imagining Self and Community in American Indian Autobiography[M]//Ed.Eric Cheyfitz.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4] 王欣.个人创伤和群体创伤——《国王的人马》中的历史叙事研究[J].国外文学，2013,(2)：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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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erman Judith.Trauma and Recovery:Contemporary Symbolic Depictions of Collective Disaster[M].New York:Peter Lang,1995:231-232.

[7] Caruth 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11.

[8] Erikson Kai.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M]//Cathy Caruth.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Ed.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187.

[9] 杨晓霖.后现代视野下的空间自传叙事与自传叙事空间[J].当代外国文学，2014，(3)：132-143,214.

[10] 邹惠玲.典仪——印第安宇宙观的重要载体——印第安传统文化初探[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54-57.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9-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11BWW054);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当代印第安女性自传叙事策略研究(CXZZ13_097)

朱文瑶(1989-)，女，江苏宿迁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邹惠玲(1957-)，女，山东淄博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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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57(2014)05-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