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类型：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之分野<br/>——兼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

题材类型：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之分野
——兼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

2014-04-17蒲向明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4年5期

关键词：陇南民间故事白马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

题材类型：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之分野
——兼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

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

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有着丰富的题材类型，其整体呈现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的显著分野。它们表现着川西、陇南地域白马藏族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我们认识白马藏族独特的文化提供了视野。白马藏族的民间故事题材类型就是其重要的存在方式，处于白马藏族社区底层的民间故事(以白马语为介质)随时随地还可能变化或产生变异，这就是新形式的“流布”，也是其活力所在。

题材类型；白马藏族；民间故事；地域叙事

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有其自身的特点，经过我们十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和整理，删夷繁乱、去其芜杂，但又尽可能保持其口传故事的质素，先后完成两部故事卷的文本整理，于2011年出版了《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该著是第一部相对依据民族民间故事整理传统主要从川甘交界的陇南地区着眼的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集，从现实意义上了却了参加这个项目的学者、调查人员和白马藏族社区居民多年的一个心愿。作为首次出版的有关国内白马人(新中国建国之初认定为白马藏族)故事专集，在中国民俗学史和民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该故事卷，学者评价为“它基本包括了迄今为止能收集到的陇南白马人所有口传民间故事资料”(赵逵夫语)。

目前，我们又完成了该“故事卷的续本”(1)。这个“续本”收故事128篇，计近40万字，容量几乎与前本(2)相当，但篇数超过原本50篇，说明“续本”故事整体呈篇幅短小的态势，且其中一些故事作品，如《花花盆》、《月月的故事》和前本《花狸盆》、《月月》与前本有着情节的相似和内容、人物的关联，反映了陇南白马藏族口传故事流传过程的版本差异性和情节共生性。就这个“续本”而言，它最大的贡献在于题材类型的全面性，不仅前本类型有的，它都可以涵盖，前本所未曾有的类型，它另有增益。这个增益，整体表现出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等方面的分野，可以说，题材类型已成为这个续本中，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最主要存在方式。

一、关于白马藏族民间故事艺术地再现族群历史

对于民族民间文学而言，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是一个很大的类型。芬兰民俗学者卡尔·克隆(Kaale Krohn,1863～1933)在上世纪初提出“故事类型”概念，用来描述不同民族的故事中大量存在的相似情节现象，其中就有族群史的艺术呈现问题[1]。和前本“故事卷”有关白马人族群历史的民间故事一样，“续本”故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对本民族族群的历史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应该是这个文本中口传故事最鲜明的基调。如《池哥昼的传说》、《白马爷的传说》、《班帝班诹》等篇都是从族群生活史的角度，艺术呈现白马人在历史长河中关于人生欢乐与苦难的切肤感受，时间轴线上演绎的陇南白马藏族生活世界，凝聚了白马藏族族群的集体人生阅历。

这些故事具有明显的历史印痕，如《白龙江的传说》、《白水江的传说》、《白马河的传说》、《江油白马人避祸阴平》等篇，具有明显的整体性“讲史”倾向，但它们不是干巴巴地讲史，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述显示出文艺方面的复杂性，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驾驭力。白马老爷因为普渡陷于天灾的白马凡人群体，不惜错过时辰而身化“脉告开”，即汉人所称“净各溜山”。白马人的民族英雄班帝、班诹扶弱惩恶、伸张正义、抗灾除祸、护佑百姓，不仅使讲史充满人文关怀，而且在真善美的前提下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在白马人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小白龙消灾去难，打败鲤鱼精，才是羌水改称“白龙江”的依据所在。白水江的得名，却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英雄白勇和水莲夫妇，为族群利益的舍生忘死；而白马河的得名，竟然与造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后续穿插不少历史传说，也可以看成是野史资料的“雅化”和艺术化。江油白马人避祸阴平，时限在三国蜀汉，直接因由就是躲避战乱。故事所述，并不是历史记载，而是借助故事的文学形象达嘎和达玛两兄弟，对白马人的迁居史有一个简要交待，其间还穿插了做人诚实守信、顺应天意的思想观念。

“续本”收录的白马藏族故事，情节的生成在多数情况下与常见的汉民族故事三段式叙事模式有较大差异，这类有关族群历史的故事在艺术化演绎中鲜有程式化倾向。作为民间文学，白马藏族口传讲述者，更注重情节方面多以曲折取胜，述说与行文讲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种以艺术手段演绎族群生存史，在汉民族民间故事中亦不多见。以《案板地的由来》为例，故事类型属于“英雄史诗”型，时间从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开始，地点在四川“蛮坡渡”，白马头人爱主崖锐不抵蜀汉武力北扩，带领族群躲进深山老林，打鹿为生。他们一路艰难寻找定居点，沿白龙江而上，进让水河，后翻越大岭梁，溯丹堡河而上，几经辗转，才最后找到了那条叫“山摆仇莫”的沟，和它旁边那个叫“包柔”的坪，即便是一个猛虎出入的地方，为生存必须积极进取。爱主崖锐带领族人与虎患不懈周旋，终于在“包柔”定居下来，至清代，才改为案板地。这种故事的讲述方式，基本上就是那种“娓娓道来”式，故事的结尾往往伴有出人意料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关于族群历史的艺术再现，还融进了讲述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如《欧利皇帝造反》、《哈南寨》、《刘家坪氐人助邓艾偷渡阴平》、《白马老爷庙》等故事，不仅具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描述，而且经过不同时期讲述者的“层累”，使这种乡土讲史拥有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人生知识、人生经验以及人生感受。这种情况反映了白马藏族历史内涵在地方性文化的重要传承，让口传讲述活动更具地方性意义和民族史意义。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讲述者，无疑属于陇南白马人的“地方文化英雄”，这些在历史演进中白马族群命运经历的巨大转折事件，使口传者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从而渗透了他们个人的生活史。相应地，白马藏族的特有历史演进及其口传记录因为讲述者的“再生产”丰富了他们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构成。

这些白马藏族故事，在艺术化呈现族群历史方面也存在着其本身习俗化的传承过程。川甘交界的白马藏族在漫长的繁衍历程中，由于历史变迁和本民族文化之间旧有的互动作用，实际上形成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这里主要指文县白马河流域)习俗化和一定时期内白马藏族的日常活动。如《舍书地名的来历》讲述的是宋代时期的事，但所呈现的白马乡民农耕稼穑之苦、官民矛盾对立，是紧紧围绕主要人物茹贵山、县官、钦差的习俗化过程向近代展开的，类似的故事还有《国王审案》、《王饼子退敌治国》、《马马崖》等。这些故事的世俗化过程，使白马人故事在历史文化的内涵上构建成一系列符合(或违背)本族群愿望的有关吉凶、祸福、善恶、美丑、好坏、是非的观念体系，从而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重大的民族历史意义[2]。

陇南白马藏族故事艺术性地呈现族群历史，无论是白马人个体的日常生活还是传说的英雄演义，都附着有特征明显的民族记忆。这不仅涉及到民俗学的众多内容，而且在白马藏族研究史料和文献留存极端缺乏的现状下，可以补史之缺。如陇南白马人村庄变迁、住所迁移和家族延续，家庭结构和居家形态，以及婚丧嫁娶、饮食服饰、农商节令、信仰崇拜、族属艺术等等，形成一定意义的历史链条，载录着已经发生的过去，是一般方志和史书未能收录或不予著述的。就《深沟河碉楼》、《深沟河清凉寺》、《白马爷占山》、《刀路咤咯爷》等作品考察，作为故事，也作为一篇篇风俗传说，它们涉及到的地方历史和民俗文化，实际上是讲述人无法替代的习俗化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

陇南白马藏族不同历史阶段自然发生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故事的口传，使形象各异的人物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虽俗化日常生活在当时平淡无奇，而与历史的延续却具备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白马人面对匪患，群策群力，在深沟河的沟口最窄处建立起来一座石头高楼，这个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碉楼出现了，但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它却失去了当时的御敌作用和重要建筑的历史地位(《深沟河碉楼》)。深沟河清凉寺的出现与一个半神半人的女姑姑的传奇事迹密切关联，但在当代的最后时期，衰败以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境况演绎着。所以，这类白马人的故事实际是其困苦生活曲折的历史记忆。同前面已出版的《故事卷》的文本相比，“续本”的故事记忆不是一个复制或接续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善和继续建构的历史生活问题。从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学角度考察，国内外流传甚广的著名故事类型，白马藏族故事似乎并不能与之相对应，经过白马人口传者讲述的故事不仅具有历史化、地方化，而且兼有个人化特征已经是挥之不去了。其中不乏艺术化、通俗化和个人化而再现族群历史所流露出的神奇魅力。恩格斯论及德国民间故事时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3]这是民族历史用民间故事艺术再现的形象概括，在此特别适用于我们对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尤其这个“续本”故事集将其族群历史艺术呈现的恰切概述。

二、关于白马藏族口传故事表现的底层意识

白马藏族有自己的语言“白马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但没有文字。民间故事的传承主要是口头传承，具有灵活性和易变性的特点。在陇南文县流传的白马藏族民间故事和四川平武、九寨沟一带白马藏族社区流传的故事虽然存在着讲述的显著差异，如代表作《阿尼嘎萨》(别作《阿尼·格赛》)，但题材类型相对稳定，属于巫术习俗主导但又不失底层意识的主流。这些口传故事的传播和再创作离不开底层平民间的交流与合流，整体的思想基调当然受制于他们整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这种表现还微观地深入到本民族内部不同阶层的意识和观念表现。

白马藏族的生存史表明，他们长期处在周边不同民族的此消彼长的重大影响之中，吐蕃、藏、汉、羌对其影响尤重，特别是元以来各种政权(主要是地方割据政权)给白马人以多重挤压，如《雪山喇嘛、盘古盖古、黄土喇嘛和黄土都刚》、《傅友德攻占文州》、《白云匪祸》等故事流露着白马藏族社会底层在比较长的时期里被压制或被忽略的“声音”。如何看待这些声音，以往的研究者基本将其归置于阶级斗争论“压迫——抵抗”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范畴，实际上用今天叙事学角度来看，有可能忽视了这些口传故事所呈现的底层意识及其表现形态的复杂性。在白马人看来，他们对于“当下”生活的理解，不得不借助其历史、已有传统来佐证当下意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故而故事不免具有明显的“穷人得好”、“穷人得福”的底层整体情感倾向。所以，截至目前我们整理所得的白马藏族口传故事(文学)，在具备相当规模的同时，显示出了一定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工具属性，这个表现范围不出乡土社会、底层民众用故事传说作为工具表达情感、传承历史和评判“当下”。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鲁班爷战火神》、《银杏树的传说》、《银鱼子大闹旧寨》等故事中找到端倪。

经田野调查发现，这些“续本”故事经由讲述者表达了白马藏族个体和群体对历史与现存社会秩序的感触与态度，那些传承者也因为具备这种知识储备在讲述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权力(或口头民族认知的特权)。这种民族故事“知识——权力”的内在关系，从底层意识的角度看，包括至少两个维度：其一是面对占主导地位的白马藏族的意识形态，无所不在地塑造着白马乡民的内在形象，并且规范着他们的处世行为，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意义，如《王疯子》、《桂玉枝婚怨》寄寓了“压迫——抵抗”的深层蕴意；其二是这些白马藏族故事所传播和包涵的乡土知识与智慧，实际上还具备了一种优化白马乡民底层社会道德的权力，还具备着其特有的一种生产性力量特质。《班子爷》中的宛姓家族的寡妇受到家神班子爷的保佑和恩泽，《蔡根儿的传说》中那个嫂嫂的趋炎附势，《万春花寻夫》中白马媳妇的机智、勇敢和聪慧，《白云匪祸》中那个作恶多端的匪首白云最终为红军镇压……这些故事嘲笑、蔑视那些首鼠两端的、介于贫富之间的“中农”阶层，颂扬、赞美那些贤惠和智勇的贫穷底层，意识倾向十分明确。

“续本”中的陇南白马藏族故事，在叙事中多采取尽力消弭“贫穷——富裕”、“压迫——被压迫”等级界限的表达方式，进而传递世世代代向往的“大同”和“公平”理念，即深藏于民族底层记忆的理想意识形态。如：前娘的儿子能成功地为皇上娘娘治病，因此得官去苦水县干出政绩，全是因为后娘的迫害而因祸得福，神仙在那里起了作用(《偏心后娘》)。情节类似的还有“苦孩儿”得到花花盆，赖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花花盆》)，班里郎用机智甚至是狡黠手段，将三个反复算计害死他的大舅子，引诱到河中淹死，竟成为除害好事，白马寨子的人听说后，还拍手称快(《班里郎》)。白马山寨七兄弟遭遇了野人，四个最大的相继被野人吃掉，倒是后来遇上了老七，他用智谋，几经拼搏终于打死了野人，焚烧的野人骨灰风吹满山野，变成了白马村寨山坡上的铜针刺(《铜针刺》)。一个打饼子的王三耀竟然说大话而出将入相，官至封侯，是在一系列的巧合之后，他能代表底层民众提出肃整吏治、富国强兵的建议(《王饼子退敌治国》)。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故事主人公及其伴随的种种经历，推动着命运发生转折，除了信念的坚定和不懈的努力外，还抓住了压迫者种种人性方面的弱点，并使之成为向被压迫者(弱者)倾斜的关键叙事手段。后娘害继子，不料由于自己的愚蠢和残忍竟然适得其反，谋害了自己的亲儿子，班里郎、王饼子只是善良加机灵，就战胜了贪婪和无耻。这些民间故事中常见的经典性叙述手段，我们可以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就是白马藏族故事蕴含了类似于狂欢节式的政治意义和底层文化意识：故事情节所形成的世界感受与一切现存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为了表现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动态的和变易的、闪烁不定、变幻无常的形式。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相对性的意识[4]。

在某种程度上，陇南白马藏族用口传故事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是对底层民众对日常生活的“戏仿”，是扭转“颠倒的世界”的二次创作，以达到调侃、嘲讽、游戏甚至致敬的目的。以白云为首的土匪在清末、民国年间长期欺压底层白马人，红军最后击毙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对长期受压迫的穷人来说也是出了一口恶气(《白云匪祸》)。白马青年龙巴为梨坪乡山民找水，历经重重险阻，在梅花鹿、老阿妈的帮助下战胜黄袍怪，最后舍身堵水洞，揭示了神话的人定胜天主题(《龙巴河的传说》)。富家子不学好，为富不仁，其不好的结局源于自作自受，而老三勤劳、善良、痴情，给人们留下很多思念(《老三和玉女》)。这些故事通过基于底层意识的场景想象、情节转换，表面看来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成了鲜明对立，但在较为广深的意义层面实际已经起到了颠覆作用，把主流意识形态希冀的族群乡土社会秩序崩毁并予以重建新秩序。从这一点看，白马藏族的口传故事还具备继承中的创新因子。

在白马藏族的乡土社区中，他们的口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传递并承载着其乡土社区的道德、伦理等传统价值观念。陇南白马藏族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乡土社会的制度和习俗之中，他们的口头文学作品于此表现出了“博大精深”。《长工和地主》、《看蛋的传说》、《任得时》等故事都表达了乡民们对于故事人物和事件发展至于结局的朴素评判。正是由于白马人的乡土知识、乡土智慧所带来的对于他们底层社会的历史、现实等方面的解释与评判，形成一代代底层意识在口传故事的可靠的阐释、沉淀和传承[5]。这个“续本”中的128篇故事，带有底层道德训诫意味的就有70余篇，其中以宣扬家庭伦理为内容的故事就多达30余篇。它们选择了底层社会关系的种种不同角度，叙事基本囊括了白马藏族乡土社会的亲属关系和直接利益冲突，从而倡扬了该乡土社会具有的朴素伦理观和道德观。诸如媳妇关系(《桂玉枝婚怨》)，后娘与继子女的关系(《偏心后娘》、《花花盆》)，兄弟之间的关系(《两弟兄》、《三弟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浪卜山神汉》、《任得时》)。这30余篇故事中，“后母型故事”、“兄弟型故事”、“游走型故事”、“奇智型故事”占有较大比例，它们通过展示丰富的底层世俗家庭生活，间或采用对比式叙事手法，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在差别悬殊的命运和环境之中生成情节，而在结局往往是顺应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意识或心理，呈现“好人得福”、“恶人终报”的最终结局，贤惠孝顺者得到了上天的恩赐，而逆天行事者往往得不到上苍的眷顾，使听众(或文本读者、记录者)下意识接受故事中褒扬的、朴素而典型的底层是非观念，以期达到故事口传中伦理教化、道德训诫的种种效果。

三、关于白马藏族民间叙事的地域色彩

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白马藏族是古代氐族的孑遗，尤以和史料记载的白马氐直接相关。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武都郡(今甘肃西和、成县一带)广有氐人，犹以白马氐规模最大，至两晋南北朝曾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主要活动在今陇南和川西地区。从汉文学史角度看，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拥有怪异色彩故事的重要地域。《搜神后记》卷四的“李仲文女”故事，就演绎了晋武都太守李仲文女死而复活的民间故事，地域色彩浓厚，因此明代汤显祖把《牡丹亭》题材的来源附会在这个传奇上。比较而言，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也似借鉴了这种奇异的地域性色彩，而丰富了其本身的内涵。“续本”收录的100多篇故事，情节较曲折的所占比例并不多，如《老三和玉女》、《葫芦油》等。多数作品篇幅短小，或讲述白马人历史上的一段奇闻，或讲述传说中的神人和英雄，或民间才子的风流韵事等等，多是速写或者一个剪影，甚至是一首歌，如《日白匠》、《修房不看期》、《三个讨口子》、《一字值千斤》等，而《山歌缘》、《牧羊女》等通篇对歌，情节融入在歌词里了。这百余篇故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叙事中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和地方幻想。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幻想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现代生活中的幻想，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原型，它们至今仍是人们取得心理平衡和心理补偿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6]。《刘家坪氐人助邓艾偷渡阴平》中的地域描述，具有鲜明的幻想色彩，对树沟原本无名，是在故事演绎中幻想而出，白马氐“头人”也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但故事大抵的地域走向基本上与方志史书所述一致。诸如此类的还有《姬约正》、《四牙乎》、《深沟河惯匪刘万元》等篇，这些故事关于白马人幻想性世界的建构方式，填补了白马藏族在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地位错愕、生活失落所产生的意义真空，这样就有效地满足了他们对现今生活状态某些缺失感的平衡与补偿。如《白马爷占山》、《黑爷》、《白人驸马》、《金头王御师》等都是带有地域幻想的重要篇章。

“续本”叙事的浓厚情感和陇南特别是文县的历史地域有关。《二郎爷开阴平》虽脱离不了传统汉文化神仙观念和道家说教的成分，但白马人以此生发出来的二郎神形象带有独异的地域特质：已经紧密地和古阴平，这一白马人从古至今繁衍生息的地域密切联系在一起了。白马人的三眼神崇拜、二郎神崇拜在阴平(今文县)两江、八河、三百六十多条小溪滋润得“青山葱郁”光亮中得到了体现。《借猫传说》故事在文县铁炉(白马)藏族乡的枕头坝、入贡山等村寨均有流传，其中的“猫”不同凡响，已成为白马河流域白马藏族凡间社区和上苍仙界(玉皇大帝)之间的信息和理念的传递者。《七嘴山》神奇故事的演绎直接的地域背景就是文县白马山寨的入贡山，出自那里的白马七兄弟象征着族群在这片热土上刀耕火种的齐心协力，这种精神至今融入了文县白马人的血脉，所以人们以为精神寄托，顶礼膜拜，香火旺盛。《杨葵喇嘛》、《伧峨喇嘛》、《熊吃喇嘛》等篇反映的在“藏彝走廊”最北端藏文化对白马人民间故事浸染和熏陶的痕迹，但故事内容和生活内核均出自白马人族群本身，当然也未能脱离传统汉文化影响，反映了白马藏族处在多种文化交汇地带——特殊地域的独异性。相比之下《坛图金花》、《素岭十兄弟》、《素岭五花》、《仙女水珠》等篇的白马人民间叙事在地域色彩方面就更浓厚一些，融合的汉民族文化故事因素相对就更多一些。

“续本”中白马藏族口传故事的根须是深深扎入陇南的丰腴文化土壤之中。对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对底层意识的故事化表现，是基于他们对陇南、对文县关于他们本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优秀传统，建立一个符合白马人乡土社区道德和人性本质要求的社会为前提的。《白水江的传说》、《白马河的传说》从白马人独有的叙述视角，审视陇南地域中他们的文化理想与文化追求。《撵海子》、《双海子的传说》、《八洞沟的传说》在地域性的叙述中包含着形而上学的哲学品格，它通过特定的历史语境反映了一定的典型性：一是这些白马人的故事在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为那些族群较小、没有文字记录、仅凭口头传承的民族，确立自己的故事文本提供了样式；二是白马人这些故事中雄强、原始的自然风格和独特品质，可以为中华其他民族过度成熟的文明(文化、文学)提供比照，贡献更为新鲜的成分。如《鲁班爷战火神》、《银杏树的传说》、《斩龙脉》、《桃花仙姑》、《筐当老人》构建了陇南白马人的一个故事城堡，其现有并已设定的一种生存和文化模式似乎又是一座意义新城。

由于地域性的因素，这些白马人的故事所持的世界观，无疑具有传统与保守的特点。然而，就是这种特点又带有一种本原性质的、似乎基本不变的人之困境，让读者(听众)来观察、体量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来体察由此带来的人(不仅是川甘毗邻区白马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和品格的变异。因此，白马藏族民间叙事的显著地域色彩堪称智慧极顶。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策略，使陇南白马山寨以及文学化、故事化了的山山水水具有了文化普遍性的意义。《马大哈番官》、《纳毛子》、《王小伙打棒客》、《哈南寨》等篇，虽然显示了一定地域色彩的封闭性、常态性，似乎与日新月异的现代性发展相对抗，但从文学地理学的视野来观察，丝毫不会有历史表达方面的文化冲突。恰恰相反，如《金子山》、《松树王》、《西番沟传说》、《金字岭的传说》、《莲莲认母》、《堡子山寨的由来》这些作品散发出的沉郁、悲怆的美学色彩是在别的民族文学地域难以显现的。

正如歌德所言：“问题并不在于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7]白马藏族口传故事以其特有的顽强和朴素，表现着川甘交界地带白马人独特的生命力、生存状态，有历史的，也有即将或正在变成历史的。这些故事资源包含的丰富想象力，足以成为我们认识陇南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指针，也为建造新型民族间的文化关系提供了他们自己独有的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真知灼见和深厚素养。

综前所述，在我们所熟知的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理论中，欧洲惯于把题材类型看成是民间故事情节的“实体”，就故事内容特征而言似乎有着自己独立的“生机”，但结合中国民族史和地域文化发展史来看，中国的民族民间故事最顽强的生命力在于流布，题材类型在流布中逐渐形成，并在流布中不断发展[8]。在这里，白马藏族的民间故事题材类型就是其重要的存在方式，“类型”是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即这些我们整理成汉字文本的白马藏族故事以类型的形式存在，就意味着这种单一的故事还不是定型的“实体”，它只是口传故事的一个“异文”，而处于白马藏族社区底层的民间故事(以白马语为介质)随时随地还可能变化或产生变异，这就是新形式的“流布”。不然，这些故事就不再是故事，甚至多年后在川甘白马藏族聚居区或难觅其踪影。

注释：

(1) 本文所引用故事，均为《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续本》作品，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2) 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该书所收集的白马藏族神话、传说、故事，反映了他们在信仰、生产、生活、情感、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精神内涵，从该书可以感受白马藏族的创世史、信仰史、农耕史、狩措史、民族交流史、部族权力演变史等不同的历史断面。

[1] 户晓辉.类型: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读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J].民俗研究,2007,(3):258-262.

[2]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8.

[3] 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M]//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401.

[4]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2-13.

[5] 蒲向明.论白马藏族神话的主要类型和述说特征——以陇南为中心[J].贵州文史丛刊,2013,(3):19-26.

[6]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3.

[7]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35.

[8] 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59.

[责任编辑：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