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明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与近代自然科学对其的影响研究

胡玉明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不仅是对之前文艺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还深受当时的自然科学影响，主要表现在生物学对物理力学的反动，也就是说，以生物有机整体学说来抵抗之前基于物理力学的机械主义。同时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制约，柯氏的有机主义美学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诸如过分强调整体，而忽视部分；过分强调文学创作的自发性，而忽视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神即自然的泛神论思想等。

柯勒律治；有机主义；美学；泛神论

一、绪论

柯勒律治一生涉猎广泛，恐是他那个时代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为了创作一首史诗，他曾计划用十年时间使自己成为一名博物学家，用博物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史诗创作，这在他写给一位名叫科特尔(Cottle)的出版商的信里有着详细的记载:

“我将用不少于二十年的时间来创作一首史诗。其中，十年用来搜集素材，广泛涉猎，启迪心灵。期间，我将粗略了解一点数理学知识，广泛涉猎力学、流体静力学、光学、天文学、植物学、冶金学、化石学、化学、地质学、解剖学、医药学等科学门类，在旅行、游历、历史中获取有关人类心灵的科学知识。余下的十年，我将一半时间用于创作，一半时间用来修改润色。”[1]31

尽管这个宏伟的计划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柯勒律治在旅居德国的时候，确曾在布卢门巴哈门下学习生理学和自然科学，并且出版过一本科学著作《生命的理论》。在这本书中，柯勒律治“把德国自然哲学家的种种概念与亨特、索马里兹和阿伯内西等英国‘动力’生理学家的发现和思索揉合在一起。”[2]203

柯勒律治诗歌创作的自然科学转向乍听起来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但是他所构想的通过“广泛涉猎，启迪心灵”的创作思路反过来不正说明了那种“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想象力的存在吗[3]69？反之，若非把哲学概念与科学发现揉合在一起，柯勒律治的诗歌创作恐怕也很难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更别说形成一套完备的有机主义美学理论体系了。鉴于“有人以大量的理由，把柯勒律治称为断章取义的大师，并指责他具有从德国哲学家那里盗用文段的嗜好”[2]202，本文认为与其说柯勒律治的文艺理论是用德国土壤培育出来的一朵异域奇葩，不如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文艺学上的体现。

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柯氏有机主义美学的形成

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始于其对人类心灵在认识世界和艺术创作中所起作用的研究，是对流行于英国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以及在这种哲学思潮影响下的机械主义心理学的反动。

柯勒律治之前的英国心理学明显受到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和18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力学的影响──“即试图把自然科学中的解释系统引进到精神领域中去，从而把力学中的胜利从物质扩大到心灵”[2]191。休谟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启迪下，提出了观念联想的概念，认为“联想”也是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心灵世界中具有与它在自然界中同样奇特的作用”[2]196，能够把头脑中的许多杂多不一的观念有序地统一起来。而大卫·哈特利则声称他的研究仿照了“艾萨克·牛顿爵士所推荐和遵从的分析综合方法”[2]191。

诸此种种，萌芽阶段的英国心理学家们努力地在人类的心灵活动与宇宙的物质运动之间寻找某种相似性并建立某种联系。他们将心灵观念对应于牛顿的物质粒子，粒子受“引力”作用组成物质，观念按“联想律”结合构成思维；思维是第二性的，是“物质在物理空间的移动在心灵上的对应。”[2]195对此，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形象地将人类的心灵比作一张白纸。可见，在机械主义者那里，心灵的作用是多么的被动，即便“在创造过程中”，心灵的主动性也是极为有限的，“不过是把可感觉的整体割离成部分，再将这些部分组成新的整体”[2]194。

正是在“整体性”这个问题上，柯勒律治开始有了与机械主义论者完全不同的立场。这得益于柯勒律治自幼所读过的那些神鬼异志类故事，尽管这类故事曾吓得他深夜不敢入睡，但他在回忆这段读书体验对他的影响时说，“我的心灵(自那时起)开始习惯于接受那些宏大的事物，我不再把感官视为信仰的标准”[1]3。在柯勒律治看来，“机械论哲学之所以坚持认为有一个互不渗透的事物组成的世界，是因为它备受了‘眼睛专制’的痛苦”[2]193。

就在柯勒律治与英国机械主义分道扬镳的路口，德国有机主义学说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施莱格尔通过花和树类比自己的文艺主张给了柯勒律治极大的启发，使他得以沿着“有机主义”这条道路开始自己的文艺探索，并把自己同传统的“机械主义”严格区分开来，进而对幻想和想象也作出机械和有机的划分。

柯勒律治认为，艺术之所以可以给人以整体美的享受，就是因为它是有机的，是艺术家凭借想象这种“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创作出来的产物[3]69。想象这种能力“溶化、分解、分散，为了再创造；而在这一程序被弄得不可能时，它还是无论如何尽力去理想化和统一化。它本质上是充满活力的，纵使所有的对象(作为事物而言)本质上是固定的和死的。”[3]61在此，柯勒律治把他在德国所学到的生物学知识和有机体思想彻底融入到了自己的理论探索中，把人的想象力类比为有生命的植物，认为人的想象力的综合能力与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机体吸收营养物的功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我们在柯勒律治的批评论述中几乎随处可见德国生物学的痕迹，“在柯尔律治的批评著述中，很多说法都是字面意思指植物，但在深层意义中却暗喻艺术，这确实令人惊叹不已……只要他的隐喻的媒介物一旦复活，你就会看到一切批评对象都会不可思议地被扭曲而变成植物或植物的枝叶，在热带地区茂密生长。作者、人物、诗的类型、诗段、语词、韵律、逻辑变成了种子、树木、花朵、蓓蕾、果实、树皮和树液。”[2]202

柯勒律治以植物为原型，认为每一个植物有机体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是按照其内在进化论的规律而生长的。这种自内生长的有机整体与自外产生的机械整体是截然不同的。柯勒律治把这种“自内生长”的概念移入诗歌创作，认为真正好的诗歌并非诗人感觉经验的简单组合，而是在诗人头脑中经过酝酿，再由柯勒律治称之为“想象”的这种能力来综合成一个有机体。

18世纪的英国，受牛顿万有引力的影响，机械唯物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机械主义者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纯物质的、机械的、与人相隔离的自在体。为了使这个僵死的宇宙得以复活，克服人对于宇宙的异化感，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把艺术比作“心灵与自然的婚配”，呼吁世人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有机整体理念。所谓“心灵与自然的婚配”，就是“使自然具有人的属性”，“把人的思想情感注入一切事物”[4]96。通过这种移情作用，人们就会发现“那种渗透在宇宙的机械运动之中的生命与人体之中的生命同属一体”[2]72。如果人们用这种眼光来看自然，“认为它具有一种我们也具有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自己的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侵害的一部分。”[5]10《古舟子咏》中老水手在失去向上帝祈祷的能力之后，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修正了先前的人为万物灵长的看法，认为人同自然万物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处于相等的位置；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上的认识，在海蛇出现之后，他才能以己度之，用爱心感受海蛇之美，并衷心祝福海蛇，这份灵物相惜之情触动了上帝，才使老水手得以死亡再生。老水手所遭遇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对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的一种真实社会写照呢？

三、近代自然科学的局限与柯氏有机主义美学的弊端

事物都具两面性，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在吸收、转化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柯勒律治一贯的形而上的思维模式，柯氏基于植物之上的有机主义美学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诸如过分强调整体，而忽视部分；过分强调文学创作的自发性，而忽视人的自由意志；以及神即自然的泛神论思想等。

首先，柯勒律治以植物为原型，认为整体是第一位的，部分是第二位的，整体由部分组成，而又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新特征。这与之前的无机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后者在整体上不过是个别部分或现象的简单集合重组，不具有整体的独特性。至此，柯勒律治的观点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问题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太远，“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伟大的东西，任何真正有机生命体，其整体都先于部分。”[2]203尽管柯勒律治不时也有过这样的言论，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部分对整体的依赖”也同“整体对部分的依赖”一样重要[2]207。但纵观柯式的整个理论体系，不难看出他把整体放在了绝对突出的地位，对部分似有不屑一顾之意。这使我们想起了朱光潜先生对柏拉图关于一般与特殊的精辟点评，“柏拉图把这‘一般’绝对化了，认为只有它才是真实的，没有看到‘一般之中有特殊，特殊之中有一般’一条基本的辩证的原则。”[6]46如果说柏拉图是只看到了“一般”而没看到“特殊”，那么柯勒律治是既看到了“一般”，也看到了“特殊”，但由于他对“至善”的追求就不可避免地令他抛弃了寓于“至善”中的部分。

其次，受当时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柯勒律治认为文学创作就像一个有机体，是按照其内在目的性而自足地发展，因而部分否定了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根据柯勒律治的分析，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都具有其内在的目的性，“这目的是无可选择的，是由种子注定的，直到最后成形都没有意识的参与。”[2]206而如果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整体，而每个个体看成是种子，这无形中暗含了“宿命论”的消极思想；而如果以植物的生长来隐喻文艺创作，就会造成“一种命运决定论的概念，即艺术创造根本上是心灵的无意志、无意识的过程。”[2]206这种理念反映在柯勒律治本人的创作中就是他那三首著名的梦幻般的诗作：《古舟子咏》、《忽必烈汗》、《克丽斯德蓓》。其中，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古舟子咏》的雏形来自于诗人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而《忽必烈汗》的断片残稿就是作者对所做之梦的直接拷贝。后来，柯勒律治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味强调创作中的无意识作用的弊端，因而他在其莎评中说，像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从未写过任何事先没有计划的东西”[2]206。但基于当时的生物科学水平，柯勒律治始终没能让作者的自由意志融入他的有机美学之中。如果柯勒律治生活在当代，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成其问题了，科学家可以通过改变植物的基因来预设植物的成长过程。或许正是因为作者意识到了创作中的自由意志，而又无法将其融入自己的有机体理论之中，才使得他的“美学和其伦理学和神学一样，都把重点放在为自由意志的辩护上”[2]206。《古舟子咏》中老水手射杀信天翁就是一例，虽说这一恶行源自人的原罪，但诗人似乎更想把这种从始祖那承袭下来的原罪解释为人的自由意志，并通过老水手的死亡再生为这种自由意志辩护。

最后，近代自然科学家，尤其是以牛顿为首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在阐释宇宙运转、自然秩序时往往无奈地将其描述为“由一个有智慧有目的的神灵的意图和支配而产生。”[2]197与自然科学家的无奈之举不同，柯勒律治后期沉迷于对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至善”等终极概念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上，这使得原本由于注入了人的情感和思想而变得“有生气的自然”最后流溢出来的却是神灵之光。柯勒律治在谈到诗歌模仿的对象时说，“我们必须要模仿自然！诚然如此，但是，要模仿自然中的什么呢？……如果艺术家只临摹自然，无生气的自然，这是多么无谓的努力！……请相信我的话：你必须掌握住本质──有生气的自然，这就得先在自然(按其最高的意义)与人的灵魂之间有一种结合。”[4]99-100可见，这里的“有生气的自然”就是“心灵与自然的婚配”的结果，是由于注入了人的情感、想象力而变得“有生气”，成为诗歌模仿的对象。可是后来柯勒律治在引入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中关于“太一”、“至善”“流溢”等概念后，认为“有生气的自然”就是“太一”、“至善”，它所折射出的自然之光能够流溢到“无生气的自然”之中，自然万物因为有了“有生气的自然”的神圣光晕而变得生机无限。至此，柯勒律治原本根于自然的“有生气的自然”由于脱离自然,陷入泛神论的窠臼，逐渐被架空，缚之高楼，变成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

四、结论

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不仅是对前有理论的批判和继承，不仅要受到当时社会人文政治坏境的影响，还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就是生物学对物理力学的反动。也就是说，以生物有机整体学说来抵抗之前基于物理力学的机械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个生物物种的简单临时拼凑，从而实现自然的有序、和谐发展。但是囿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柯氏的有机主义美学也存在着诸如“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认为诗歌只是诗人“心灵无意识”表征的结果等诸多弊端。通过从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来对柯氏有机主义美学的形成、发展、完善以及自身局限性进行梳理，从而拓宽对其文艺理论研究的途径。

[1] Seamus Perry. Samuel Taylor Coleridg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

[2]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柯勒律治.文学生涯[M]//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9-95.

[4] 柯勒律治.论诗或艺术[M]//刘若端.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95-105.

[5]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9-16

收稿日期：皖西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柯勒律治的有机主义美学与近代自然科学对其的影响研究(WXSQ1012)

胡玉明(1983-)，男，安徽霍邱人，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文学硕士。

B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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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57(2014)05-005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