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康斌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一部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兼顾的力作
——评张群博士的新著《左丘明与〈左传〉》

黄康斌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群博士的最新力作《左丘明与〈左传〉》一书严格遵循了学术质量、文化品位和普及大众相结合的撰写原则，力图运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左丘明的生平和《左传》一书的思想倾向、创作特色和文化价值，阐述《左传》这部上古文化典籍对中国经学、史学、文学、军事学等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以使读者对左丘明其人其书有一全面的认识。

《左丘明与〈左传〉》；《左传》；左丘明

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群博士的最新力作《左丘明与〈左传〉》将于2014年10月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1]，作为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一位研究者，我希望将该书介绍给广大的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以充分发挥它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左丘明与〈左传〉》一书是张群博士继《诸子时代与诸子文学》之后又一部研究上古经典与传统文化的佳作。该书在对学术质量、文化品位严格把关的同时，又兼顾普及性，力图既能为学术研究者提供新的见解和视角，也让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得到启发，实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完美结合。

著者立足于多年的学术积累，对历来争论颇多的左丘明的生平、家世、籍贯以及《左传》的成书年代做了详实的学术考证，进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以及学术视野的开阔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著者运用近年来重新发现的孔府档案《左传精舍志》，通过对左丘明的生平、家世的考证，明确肯定了《左传精舍志》卷五《谱系志》“姓谱”所云“左子先世系出姜姓。太公封于营丘，嫡子丁公伋立为诸侯，其支子印遂以丘为姓。……其以丘为姓者印生商……(印六世孙)嘉因杀胡公，恐后及难，遂奔楚，世为楚左氏官”和丘嘉的十四世孙“避国乱遂适鲁，为鲁太史官，生丘明，世为鲁左史官，故自迁楚以来，因以左为姓氏”的说法。关于左丘明的籍贯，著者综合传世的《魏书·地形志》、明清所修各版《肥城县志》和《左传精舍志》中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明确了左丘明的故里为山东肥城的学术界主流看法。对于《左传》成书年代这个历来聚讼纷纭的问题，著者运用近代以来学者们最信服的根据《左传》书中的预言来判定其成书年代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对《左传》文本和《史记》相关记载的详细考辨，得出了《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的明确结论。关于《左传》与《春秋》之关系，著者提出了富于新意的看法：“《左传》是传《春秋》的，据《春秋》经文叙事、用事实来解经是《左传》解经的主要方式，而‘凡例’则是《左传》解经的辅助方式。”为了说明该观点，著者结合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做出了详实的考辨，表现出了一位学者严谨求实、孜孜以求的可贵的学术精神，其看法自然令人信服。著名《左传》研究学者杨伯峻先生在其编著的《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左传》作者每借他人之口做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这一研究方法，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实这种方法也不妨类推到对先秦其他古籍(如《国语》、《战国策》)的成书年代的研究。

在该书的《〈左传〉与左氏学研究简史》一章中，著者将《左传》学研究精确概括为以经学为中心的古代《左传》学与以科学化、多元化、精细化、综合化发展为特色的现当代《左传》学两大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发展状况都做出了简要的阐述和精当的评析，这一做法既开阔了研究者的学术思路，又提供了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上的帮助。著者认为：“《左传》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经学产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左传》学伴随并见证了经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对《左传》的经学研究可谓古代《左传》之学的中心和主体的内容。同时，也不断有学者从历史学、文章学、文学、地理学、天文学等诸多角度对《左传》之学进行探讨，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的《左传》之学呈现出多彩的迷人风貌。”立足于此观点，著者以经学为中心对古代《左传》与左氏学进行了细致梳理，巧妙而精当地将中国古代的《左传》学概述为:“两汉时期：在今古文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左传》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融通古今之学到南北之学的融合”；“唐五代时期：杜注孔疏权威的确立和新解经范式的异军突起”；“宋元明时期：程朱理学笼罩下《左传》之学在经、史、文等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清代：以考据为中心、集大成和多元化的《左传》之学”等五个阶段。对于日益科学化、多元化、精细化、综合化的现当代《左传》与左氏学成果进行简要评介的同时，著者明确指出：“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得《左传》与左氏学的研究逐渐步入了科学的轨道，对许多问题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现当代《左传》与左氏学者从历史、思想、文学、语言、文献等角度对《左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多方面的成绩，《左传》与左氏学进入到了多元化发展的科学研究时期。”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著者的这部浓缩版的《左传》学史，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启示，又为学习者提供了登堂入室的门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著作中，著者结合《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战例及后世的具体战例，深入挖掘出《左传》一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谋略，揭示出它们对于后世战争的启发意义，展现出对于中国军事科学的一些富于个性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成果凝结为《〈左传〉中的战争》一章的阐述和分析。著者认为：“争霸和兼并战争贯穿于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社会发展的始终，《左传》反映了春秋时代的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军事思想。而在中国军事科学的宝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丰富多彩的奇谋方略，这其中则多有《左传》的贡献。”关于《左传》反映出的春秋时代的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著者结合文本中的相关理论性论述和实际战例，独出心裁地作出了这样的揭示：其一，“民心是战争胜利的基础，而士气则是战争胜利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从而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其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其三，“团结一心、严明军纪，发扬果毅精神方能克敌制胜。”对于《左传》中蕴含的丰富军事谋略，著者也立足于书中记载的丰富战例，做出了深入挖掘和尽可能全面的总结：“(1)以诡诈之道迷惑敌人，以诱敌冒进或吓退敌人；(2)出敌不意、攻敌无备；(3)先声夺人，先发制人，掌握战场主动权；(4)疲敌之谋略，针对不同情况可采取‘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或‘竭敌士气，盈我士气，一鼓作气，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5)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各个击破；(6)避敌锐气，安守待机，以待敌敝”。不仅如此，著者又结合后世的具体战例，揭示出《左传》军事思想和军事谋略对于后世战争的启发，展现出对中国军事科学的一些有个性的思考和努力探索。这些精辟的总结展现出著者思考的深入，以及对中国军事科学的独到认识。相对于某些著作中对《左传》战争的研究，笔者认为张群博士的阐述和论说在精细度和理论性上似更胜一筹。

在这部著作中，著者紧密围绕春秋时代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以及《左传》作者左丘明兼容王霸的开明思想，紧扣《左传》文本深入分析了《左传》“尊礼”、“尚德”、“崇霸”、 褒扬爱国主义的复杂思想倾向。而对《左传》中霸主与贤能之臣的专题研究，又是对《左传》复杂思想倾向的某种延伸和具象化。这种思想研究与人物研究打通结合从而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对《左传》中霸主与贤能之臣的专题研究，是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著者认为：“作为史学名著的《左传》，同样也是一部文学杰作，而决定其文学品位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左传》作者通过人物的言语和行动映现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在这些性情心术、音容笑貌千载以下依然如生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春秋霸主和贤能之臣则是描写最详尽、个性最鲜明的两类。在春秋霸主和贤能之臣身上，作者寄托了诸如尊王攘夷、扶弱抑强、伸张正义、匡正天下，忠于君国、尚礼明德、勤政爱民、仁爱节俭、忠诚待人等政治、道德和人格理想。”对此，著者结合相关人物所处的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他们各自具体鲜明的言行，分类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评价也极具个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著者将春秋霸主分为“春秋五霸”和“春秋小霸”分别进行剖析，在对“春秋小霸”的评说中，不但其“互助互利的互补型霸主：郑庄公与齐僖公”、“武功强盛、敢于抗争的鲁庄公”的见解富于独创性，而且著者从对“楚国四王(楚武王、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和“晋国六公(晋献公、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晋平公)”的分析中展现二国霸业兴衰的独到写作方式，以及其将“标榜仁义礼让的宋襄公”、“善于自省的秦穆公”归入“春秋小霸”的提法也让人耳目一新。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春秋贤能之臣的个性，著者不仅分国将他们进行横向排列以收到对比效果，还对各诸侯国的贤能之臣按家族传承和时代先后纵向展示，从而揭示出他们独特个性背后的地域的、家族的文化积淀。

在《左传》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与深远影响的问题上，著者采取分类研究和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左传》之文对后世文体发展促进作用的角度出发，横向选取散文、小说两大类重要文体，又按时代演进分别进行纵向展示，还深入探讨了《左传》对文学叙事手法的丰富这一重要课题，从而揭示出《左传》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著者认为：“史家记事是中国散文产生的最重要的源头，而《左传》作为最早成熟的以叙事写人见长的历史散文，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以后的历史散文的叙事写人，而且成为后世文人学习古文文章做法的文学范本。”该书对《左传》与古文文章学的密切关系的挖掘尤为深入，在运用资料的丰富和影响阐述的深入上可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启示和影响，著者创造性的概括为三点：“从叙事体例(叙事方式与形态)来考察，《左传》称得上是古典小说文体生成的基础”；“从技巧手法上考察，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对《左传》所开创的传统的继承”；“从思想倾向上考察，中国古典小说重视道德劝诫、社会教化的创作宗旨和《左传》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见解既立足于学界现有成果，又对之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对于进一步研究《左传》的文学性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富于启示意义。这种分类研究和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更能揭示《左传》的文学特质和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在《左传》与中国史学的关系与深远影响的问题上，著者立足于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史通》的相关论述和当代史学史著作，探讨了《左传》在著史体例、著史原则、史官职责、著史宗旨等方面的巨大垂范作用。著者认为：“在史学领域，《左传》较之先前的《春秋》和《尚书》，在著史体例、笔法、史官职责、著史宗旨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且对后世史书产生了深远而有益的影响。首先，它发展了《春秋》编年记事的体例，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记事生动而又体例完备的编年史著作，这种创新对后代史学的体例尤其是编年体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虽以编年体的面貌呈现于世，但实际上又包含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从而成为后世史书体例的渊薮，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撰写在体例上奠定了基础。其次，不同于《春秋》的为尊者、贤者讳的微言大义式的隐晦叙事，《左传》则是‘直书其事’，在叙事中贯彻了‘直书’笔法和‘实录’精神，从而开创了古代史著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再者，《左传》体现出史官通过著史来总结人事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探索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职责，以及以史为鉴的著史宗旨。这种职责意识和著史宗旨被后世史家继承，并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著者虽非史学研究出身，但长期研读古代史书，上述见解可谓是其多年来读史感悟的宝贵结晶。

在对学术质量、文化品位严格把关的同时，为了让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左丘明其人及其《左传》一书有一全面的认识，著者又使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了左丘明的生平和《左传》一书的思想倾向、创作特色及其文化价值，阐述了《左传》这部上古文化经典对中国经学、史学、文学、军事学等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为不使著作正文的阐说流于空洞，在附录部分，著者又精选了22篇《左传》名篇，分别从辞令、言论、人物、战争四个角度展现《左传》的语言特色和叙事、写人成就，并力图通过精彩的点评启迪读者的智慧。著者还精心编写了《春秋大事年表》，纵向展示春秋时期历史的发展脉搏，为对春秋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学习研究的宝贵资料。

张群博士乃山东曹县人，其为人敦厚、待人诚恳，乃谦谦君子，有邹鲁遗风。其治学也，刻苦勤奋，求实创新。山东大学的周洪才教授，是一位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古代文献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专著《孔子故里人物考》在学界颇有影响。他应出版社之邀，在读完《左丘明与〈左传〉》一书的初稿之后便欣然担任该书的审稿人并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信周洪才教授的眼光，相信广大的研究者和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会从张群博士的大作中得到启发、获得教益。

[1] 张群.左丘明与《左传》[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王乐]

2014-09-15

黄康斌(1975-)，男，湖北黄石人，荆楚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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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57(2014)05-004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