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桂晓

近六年来大陆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述评

牛桂晓

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基督教（主要是指基督新教，不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华医疗事业颇具规模，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对基督教医疗事业的研究，近几年来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的内容丰富多样，研究视角和方法也不尽相同，相关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基督教医疗事业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基督教 医疗事业 中国大陆 综述

基督教医疗事业，主要是指基督教在华所办的一系列医疗事业，主要包括“教会医院、诊所、教会医学和护士和助产士等教育、医学研究、公共卫生、翻译出版等”[1]。基督教医疗事业虽是近年来基督教史新兴的一个专题，但近几年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不仅个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且还出版了从宏观上考察基督教医疗事业的专著。因此，本文拟对近六年来大陆地区基督教医疗事业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总体性研究

就总体性研究来看，李传斌的《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2]一书，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近代基督教医疗事业。作者不仅介绍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华的演变历程，同时还考察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中西文化交流、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所产生的影响，并肯定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中国医疗现代化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刘天路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3]一书辑选了山东大学召开的同名学术会议的相关论文，围绕近代以来基督教对于中国医疗事业的作用与影响展开，包括基督教与晚清西方医学的传播、传教士与中国医疗事业、基督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疾病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课题。马光霞的硕士论文《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4]，运用处境化的理论对新教传教士在民国初年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进行的医疗卫生事业进行了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的考察梳理。李欣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5]，对中西医发展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分别概述了基督教会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开办妇女医院、建立女子医学校、培养女子西医人才和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活动，分析了基督教会在华进行妇女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从而加深基督教会在华妇女医疗卫生事业的认识。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6]，则是一部对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第九章对基督教的各类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字出版事业作了介绍。

二、专题研究

就专题研究来看，对教会医疗事业主要涉及的医疗传教士、教会差会、公共卫生事业、护理教育、教会医院和医学院校、区域教会医疗事业、中西医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

关于医学传教士，学者们分别作了群体性研究和个体研究。群体研究方面，李传斌在《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7]一文中，对医学传教士的禁烟活动进行了考察，认为医学传教士因其独特的身份和职业在近代中国禁烟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胡成在《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8]一文中，则从医学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出发，认为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同时，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个体研究方面，主要涉及伯驾、雒魏林、德贞等影响力较大的医学传教士。如颜宜葳的《伯驾在新加坡的医疗活动与早期教会医院的建立动因》[9]、高晞的《德贞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10]、韩清波的《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11]等。此外，随着史料的发掘和区域研究的兴起，一些长期受到忽略的医学传教士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陈兆肆在《借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12]一文中就介绍了苏格兰传教士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在奉天三十年的丰富而传奇的医疗传教经历。

关于教会差会，毕晓莹在《美国公理会在太谷的医疗活动》[13]一文中介绍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在太谷从事医疗活动，开办诊所医院，施医舍药的情况。周玲、唐靖在《伯格理及循道公会在昭通所做公益事业论述》[14]一文中，介绍了循道公会在昭通及附近地区所做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改良等多个方面。此外，学者们在研究美国南浸信会、英国浸礼会、美以美会、美北长老会、英国圣公会、美国公理会、加拿大长老会等教会差会在华活动的文章中，对他们在中国开展的教会医疗事业有所介绍[15]。

关于公共卫生，刘桂奇在《近代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轫》[16]一文中认为医疗传教士建立的新式医院及其医疗队伍从医疗制度层面推动了广州医疗卫生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张玲在其《抗战时期教会卫生力量参与公共卫生事业考察——以四川省为例》[17]中认为抗战时期四川教会卫生力量参与公共卫生事业是一种政府在公共卫生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向教会“借力”的行为，而教会卫生力量对公共卫生的参与主要表现在疫病防控、空袭救护、医药治疗三个方面，这缓解了民众医疗卫生需求与公共卫生服务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但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逐渐走向衰落。

在护理教育方面，冯秋季在《近代豫北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护理教育述论》[18]一文中认为借医传教的实际需要，使加拿大传教士逻辑性地选择了护理教育。他们根据近代中国既有规范和豫北民情，设计了男女兼收的学校专门教育、委托培养、实践培训等教育模式。而这种独特的教学设计不仅为其赢得了宗教传播的合理平台，也为当时和当今的护理教育提供了借鉴之资。

在教会医院、医学院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梅凯的《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19]，就以苏州博习医院为对象进行了个案研究，从社会史、医学史和基督教史多角度考察了博习医院在近代苏州的早期发展及其历史地位。袁媛在《“南湘雅，北协和”：我国早期的教会医学校》[20]一文中，以“南湘雅，北协和”为例，总结了早期这些学校的办学特点。李爱华在《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21]一文中，分别从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医学教育、教会大学与近代中国医学交流和研究、教会大学毕业生与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三个方面，对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医学体制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也有文章对近代中国教会医院的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的教会医院的总体性研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如苏全有、邹宝刚的《对近代中国医院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22]。

在区域教会医疗事业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已有专著面世，即邓杰的《医疗与布道：中华基督教会在川康边地的医疗服务研究》[23]一书。该书研究了1939年至195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福音传播即医疗卫生研究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对近代河南卫辉、豫北、厦门、川康民族地区、宜宾、西北、河北、新疆、东北等地的教会医疗事业有所论述，这些文章考察了近代本地区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或微观地概述了本地教会医院的情况[24]。近年来还有相当一部分博硕士学位论文对区域基督教医疗事业进行了一定的考察，例如李娜的硕士论文《基督教会医疗事业与近代河南社会》[25]，对基督教在河南的医疗事业做了一个整体的描述，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河南医学，以及对河南民众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邱广军的博士论文《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26]，在其第五章《近代东北地区的基督教医疗事业》，分析了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发展医疗事业的原因，介绍了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开办的主要医疗事业，探讨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对近代东北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张小群的《基督教与清末民初的海南社会》[27]、于建波的《近代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教史研究（1860—1937）》[28]也在其部分章节探讨了基督教医疗事业在当地的发展及其影响。总的来说，区域基督教医疗事业研究还相对薄弱，目前研究不应只是简单介绍基督教医疗事业在各地区的发展情况及其影响，而且也要注意教会医院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如当时的社会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是怎样看待教会医疗事业的等等，这些都有待于学术界不断的加强和开拓。此外，教会医疗事业的一般性研究在一些宗教史、通史、专门史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如杨齐福的《近代福建社会史论》[29]一书在第四章探讨了基督教会对近代福建医疗事业的影响，杨天宏的《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30]也涉及教会医疗事业在川康地区的发展和基督教福音传播。

关于教会医疗事业的社会影响，目前的研究不仅在中西医在文化交流及医学现代化上，而且对其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研究。从中西医文化交流及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陶飞亚则在《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31]一文中，梳理和考察了西方医学背景下的传教士在语言、知识结构及民族文化感情的差异中，如何看待中医和认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疗理性及其现代化，并特别关注了其认识的变化及原因。孙希磊的《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32]一文则通过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西医传播的历史概述，认为在西医传播的过程中，近代医学教育体系随之形成。张晓丽的《论近代来华传教士对卫生学的传播及其影响》[33]和吴义雄的《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34]，则分别论述了传教士对卫生学及人体生理知识的传播。潘荣华、杨芳在其《晚清医学传教的空间转换与现代传播工具的崛起》[35]一文认为，传教士有感于中国人信医不信教的严峻现实，部分传教医生积极转变角色，努力拓展传播空间，兴建院校，译书著说，特别是利用报刊这种新型舆论空间，从而开创了西医东渐的新局面，在我国近代西医传播史上产生深远历史影响。在研究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影响方面，陈雁在其《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社会效应》[36]一文中，通过考察西方医学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时的途径，最初人们对这种新兴医学的态度和认识过程，以及后来的发展状况，从文化传播、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的视角，论述了西医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医学体系、医疗事业、医药商界的利益纷争和外交政治诸方面的变革，从而认识西方医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郝先中、朱德佩则在其论文《清末民初中国民众西医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中探讨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众在接纳西医过程中的心理流变、时空差异及文化根由。

三、小结

笔者对教会医疗事业从一般性研究和专门研究两方面进行了梳理，可知此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成绩喜人。不过，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其背后所潜藏的问题与不足。

首先，在理论运用方面可以说学界开始了一定的关注，如马光霞就运用了处境化的理论对新教传教士在民国初年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进行的医疗卫生事业进行了考察梳理，高晞则运用了传播学，从传播者的角度研究了这项文化传播活动。但总体看来，理论的运用问题在医疗传教事业仍然不足。大多研究成果只是对于现象的平铺直叙以及史料的罗列堆砌，我们应更多的透过浅显的现象看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注重历史事件对于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这就需要对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充分运用。

其次，研究状况的不平衡。研究状况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不平衡、研究时段不平衡、研究区域不平衡。就教会医院而论，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大城市的医院，对于众多中小城市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体现在主要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教会医疗事业状况的研究，而对于民国后期直至建国初期的研究少之又少。研究区域的不平衡体现在研究对象大多是沿海发达地区，而对中西部地区的教会医疗事业缺乏深入的探究，因此无法反映近代中国整体的教会医疗事业。

再次，研究资料方面。史料在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近代教会医疗事业领域现成的史料微乎其微，并不是此领域尚无史料，只是缺乏细致入微的搜集与整理。近代教会医疗事业的资料大多零散的见于地方志、地方年鉴、报刊杂志、教会档案等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基于以上研究资料。因此，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亟待相关人员对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

总体来看，近代中国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还有待于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准推进，只有在上述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各方面均提高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2]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1835—1937[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9.

[3]刘天路.身体.灵魂.自然 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5]李欣.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李传斌.医学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2):60-68.

[8]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J].近代史研究,2010,(4):16-34.

[9]颜宜葳.伯驾在新加坡的医疗活动与早期教会医院的建立动因[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2):159-172.

[10]高晞.德贞与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D].南京: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11]韩清波.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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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桂晓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张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