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屏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
——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张屏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

金永 袁世凯 山西地方派 势力角逐

近些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十分关注，关于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势力关系的论述很多，对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日臻完善。近来阅读景占魁先生的《阎锡山传》，不仅对阎锡山这位山西土皇帝的认识又深了一层，对他和各个中央政权之间的博弈也看得更清楚了一些：彼此虚与委蛇、趋利避害。在这你来我往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中间人，其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通过观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对某一时期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就可略知一二。以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为例，袁世凯派亲信金永入主山西（1914—1916），此时阎锡山与袁世凯、山西与中央的关系就很微妙。

辛亥革命后，宣统三年九月八日（1911年10月29日），太原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山西是北方重镇，表里山河，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山西革命的成功，给清政府以巨大的压力，虽历经坎坷，却也支持了南方革命的胜利，就全国革命形势而言，功不可没。孙中山先生在后来应邀来晋时对山西革命也是不乏赞扬之词：“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竞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载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1]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充分肯定山西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阎锡山的功绩，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处在北洋军阀的四面环抱之中的山西就岌岌可危了。

果然，袁世凯一上台，就表现得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在中央实行极端集权，以行独裁统治；在地方则搞军民分治，以削弱都督职权（因各省都督多由革命党人担任）。由于山西地理上与北京邻近，又属较早起义的省份，特别是袁氏帝制运动期间，由于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自然成了旧军的眼中钉，处处掣肘，事事设防。后来，袁世凯派亲信金永来晋，试图削弱阎锡山在山西的势力，加强对山西的控制即验证了这一点。

一、金永来晋的背景

金永，字坚道，浙江杭县（钱塘）人，八旗子弟，曾任吉林省双城知府，经徐世昌推荐，颇得袁世凯的信任，1914年5月金永升任山西巡按使。

袁世凯可谓老谋深算，利用当时山西内务司司长崔廷献[2]因故离职的机会，先将金永委任为山西内务司司长。这是因为袁世凯知道崔廷献虽是山西政界要员之一，但并不是阎锡山的核心圈子里的心腹人物，以金永代替崔廷献，不会引起阎的不满和反对。而据阎锡山后来回忆：“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3]可见，袁世凯的心思路人皆知。后来，袁世凯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4]，金永便乘着这股东风扶摇直上成为山西第一任巡按使，为袁世凯驻守山西。

二、金永的统治作为

金永来到山西，骄悍自大，颐指气使，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他不仅管辖山西民政各官及巡防警备队，而且受袁世凯的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及司法行政。金永主要为袁世凯做了以下几件事：

1.捕杀革命党人和群众。

由于袁世凯授意金永务必将原同盟会会员捕拿净尽，所以残暴的金永肆无忌惮地捕杀同盟会会员，将李鸣凤、景定成（梅九）的好友郭朗清枪决[5]，继将续桐溪的部下侯营长，先行枪决以示威，又派人到北京逮捕续桐溪，以铲除反对帝制的革命巨子。幸续君机警过人，始得逃脱虎口。他不仅滥捕滥杀了许多革命党人，而且毫无顾忌地任意残杀无辜的群众。将祁、太、平、介素喜拳术的青年人，不知杀害了多少，金永反洋洋得意地自命为金屠户[6]。

2.威慑和监督阎锡山，建立警备队。

金永为对付握有军权的阎锡山，首先成立了3个警备队（队相当于团），后又陆续扩大到步队10营、马队4营，成立警备队总司令部，加给各县知事警备队司令部提调头衔[7]。而且这些官长士兵，大部分来自东三省，以东北人为多，山东河北两省次之。如统领丰羽鹏即吉林人；分统孙秉彝虽籍隶天津，但久在东北治军[8]。这样金永建成了一支忠于自己的、足以与阎锡山相抗衡的武装力量。他借兵力充足遇事公然抵抗阎锡山，阎亦只得退让缓和；甚至不断派其警备队到阎锡山督署挑斗，使太原城内风声鹤唳，几成草木皆兵之势。

3.搜刮民脂民膏。

金永为聚敛财富，借口私藏枪械，或污蔑图谋不轨，任意没收富户与商户的财产。如祁县的渠二秃

子，平遥县的尹二少，都是山西省著名巨富，家藏有看家快枪若干支，遂借口私藏枪械，将其全部没收以饱金永私藏[9]。

4.压制地方士绅。

金永专心拥护袁世凯称帝，凭恃武力胁迫在省人士在省议会投赞成君主政体的票，作为劝进袁世凯的材料。在省的士绅，除称疾逃避外，亦无人敢抵抗。据知情人回忆，那时山西的情况，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人人自危。金永对山西的旧政界人士，除留用如警界的靳巩等极少数认贼作父、卑鄙无耻者作爪牙外，其余一网打尽，甚至加以罪名以陷害之，如平定县知事吉廷彦、绅士张汝桐等[10]。

5.插手教育。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指责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为讼棍学校，肄业期满，不准毕业。据俞家骥先生后来回忆，1915年省立法政学校举行毕业考试，因学生国文成绩不好，不许毕业，校长们争之无效[11]。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如此插手教育着实让人费解。

从金永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为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所做的努力。金永一心想要在山西站稳脚跟，为袁氏江山尽一份心力。但由于在山西时间太短，根基未稳就匆匆离开，作为一省主管，他并没有给山西人民带来什么福利，反而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措施给人民生活造成困扰，留下飞扬跋扈的印象和酷吏的恶名。而且，作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的政治生命也随着袁世凯的去世、袁氏江山的轰然倒塌而宣告结束。

三、金永与阎锡山的关系

金永是袁世凯派驻山西的代表，是上方的钦差大臣，阎锡山自然不敢开罪。事实上他们之间不无意见，私下里甚至恨不得处之而后快，但投鼠忌器，表面上仍是礼遇有加。阎锡山对袁世凯的用意十分清楚，对金永的种种胡作非为也并非不知，但他老谋深算，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有意在金永面前表现的对权力不感兴趣，并假装无能，任其肆意而为。每每谈及袁世凯，也总是谦恭逢迎之词。他还“作出对军事漠不关心的姿态，一切委托都军府参谋长黄国梁处理。当阎锡山的部属向阎请示军事问题时，阎常常以‘找绍斋（黄国梁的字）去’作答，久而久之，给人们造成‘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的印象”[12]。双方如有事情商宜，多由冀宁道道尹朱善元[13]奔走传达、转述，双方不直接接触，彼此收敛，自然减少了冲突的机会。于是，在金永看来阎锡山是一个懦弱无能、昏聩庸碌之辈，且对袁世凯忠心无贰。

其实在与阎锡山的明争暗斗中，金永明显略逊一筹。换句话说，阎锡山的心计，远在金永之上，甚至有时利用金永的职权以诛除异己分子。例如浮山的陈彩章、汾阳的石宪文、安邑的张之仲，先后被金捕杀[14]。所以很有金永替阎锡山充当刽子手的说法。

总之，袁世凯在世时，双方基于利益的考量彼此都较为节制；等到袁世凯死后，冲突之声甚嚣尘上，但为时很短，金永就离开了，更谈不上矛盾冲突了。据俞家骥先生回忆：“临行前夕，金拟谒阎话别，其亲信力阻其行，金不以为然，翌日竟驱车驰赴军署，与阎长谈很久，彼此携手送出大堂而别。闻那时两侧军警，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但结果毫无动作。并闻阎次晨曾遣代表诣站致送，并密馈赆仪云。”[15]坦白的说，依据上述金永在晋的所作所为，他能全身而退实在是侥幸。

四、山西与袁氏政府的关系

阎锡山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要效忠于袁世凯，为其鞍前马后也好，为其摇旗呐喊也罢，他最终是为了自己的统治，用他的话说就是“保境安民”。事实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虚与委蛇，另一方面又与南方反袁的革命党人互通声气。等袁世凯大势已去，阎锡山就翻脸了，命令大军向北开进，随后给袁世凯发电报：“我军北驶，已抵保定。”

从袁世凯来看，他想利用山西实力派的依附和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又对他们极不信任，害怕他们尾大不掉，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经常采取一些手段限制他们的发展，如派金永来晋进行监督和治理。从山西地方派来看，则始终将袁氏政府作为扩大自己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在袁世凯势力强大的时候，就竭尽奉承巴结，宣誓效忠，而骨子里却并不真心拥戴；一旦袁氏统治出现危机，就立刻倒戈反袁，出兵讨伐。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均涌现出一批地方实力派精英，他们占据一方，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在彼此的政治较量中，我们结识了一批像金永这样的中间人，并从他们身上清楚的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特色，看到中央权力弱化后地方势力大方异彩的民国风度。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470.

[2]崔廷献(1875—1942)，山西寿阳县人，早年远赴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信奉“三民主义”，是“晋政界中入国民党最早”之一。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山西任内务司司长兼财政司司长，并代行民政长事。

[3]阎锡山回忆录.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2012.97.

[4]巡按使，1914年袁世凯改各省的行政长官民政长为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改为省长。

[5]袁世凯对山西的控制·山西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6][9]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7][11][14][15]俞家骥第一次来信·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8]俞家骥第二次来信·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10]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太原:《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12]景占魁.阎锡山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68.

[13]因为朱为阎驻忻州时所赏拔，倚任很深；与金同为浙江人，善于辞令，故一切斡旋，多经其手，故没有显著的冲突。

张 屏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