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阿娜 王子龙 井 影

浅论吴其昌先秦边政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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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历代边政借鉴》中认为先秦时期我国边政由中央政权单纯的武力征伐和防范过渡到西周的封建。西周封建制出现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戎杂居局面的出现，这也使得民族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强。

吴其昌 先秦 边政管理

吴其昌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治边政策研究的知名学者，1942年他为《边政公论》杂志连续撰写的研究专文，后来合编成《历代边政借鉴》一书，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历代的治边政策并与当时政治环境相结合，其主旨在于为当时中国人提供中国古代边政政策的借鉴。吴其昌的《历代边政借鉴》虽然定名为历代，但由于吴其昌先生的身体原因，这部学术大作只写完了先秦、两汉、魏晋与隋唐四时期的中国边政借鉴，这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憾事。

近代以来，我国边疆危机不断加剧，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我国边疆危机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为此，国内学界共同掀起关注边疆问题的热潮，随着抗战时民国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北方人口也大部向西南迁移，西南成为抗战的补给大后方，国家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向西南而移，其地位也渐渐为国人所重视。中国边疆研究也再次呈现高潮。华企云著《中国边疆》由新亚西亚学会在1932年出版，是较全面地论述中国边疆问题的第一本专著。此外还有：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引擎出版社，1937年）、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曲江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1942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地理》（重庆文信书局，1944年）[1]。

1940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全民抗战时，吴其昌的《历代边政借鉴》也公开出版。开篇就是《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此文分为12个部分，介绍秦朝之前殷、周等朝在对待周边外民族的政策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综述秦以前边疆问题的史料，吴其昌根据出土的龟契卜辞考察出中国古代春秋之前的史料本来就稀缺不足，至于金石甲骨等所记载的史料则仅仅限于战争方面。殷商时的人民与外民族的交往只是战争之交而已，所以吴其昌有“则有殷一代治边政策之可确可推荐者，仅有一义，曰为‘严密戒备，寇来始声’”[2](P428)这样的语句。可见，中国殷代时在对外方面上，还是只处于征战阶段，至于政策方面也只是用武力来解决罢了。

一、秦以前的民族融合

《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介绍周代，周朝武王时期民族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周民族人口增长继而占领中原广大地域，吴其昌还将其形象地比作“正如后世满洲以新兴未繁之人口，骤然占领明代广大中国之全土也”[3](P414)，并认为周为解决这种人口增长而入主中原的问题而采取的“封建”政策在军事意义上正如后世满清的“驻防营”。吴其昌以“其用意之深刻与用心之缜密，至今犹令人惊异不置”这样的语句来评价周的“封建”政策，可见其对此对边政策的赏识。这项对边政策分为临时政策与根本长久政策，其中临时政策的第五项指明，对于土壤肥沃能够进行农业耕作的地方建国而周边则采取放弃政策，以致日后“华戎杂居”现象出现。这项促进华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共同生活的政策在西周前期人口数目不大，土地分配宽裕时，还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民族间相安无事，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人口的增长与土地分配政策的一成不变的矛盾就显现出来，至西周中后期边界民族间时常发生冲突流血事件。吴其昌发现战争冲突发生的同时也有融合的现象，由于文化的原因，人们之间也因为潜移默化的同化作用形成一个民族。另一个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融合的事情是不同民族向内陆的流动与迁徙。吴其昌通过古文史料将这种流动与迁徙的原因分为三个：其一，西周朝廷命令人们迁徙到指定地方；其二，当时统治者为补充军队而令不同民族的人们内迁；其三，不同民族由于人口增长而选择内迁以繁衍其民族人民。周时，中国内陆人民与边疆人民通过“华戎杂居”和人口迁徙两大作用已经开始了异族间的融合步伐，这种自然的现象对后世民族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边疆人口的内迁自然会直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其中对华族人民来说则产生了两类情感，一是对于侵略民族行为的反感、鄙视，继而从心里认为夷族的道德低下；二是以身为华族而自慰，而且这种情感越来越深。吴其昌指出，这两种情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至今也是如此。这种民族优越感与对侵略民族的愤恨之情，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吴其昌在文章所介绍的管仲及齐桓公的民族政策与孔子及《春秋》作者等的民族主义。吴其昌认为：“当时全华诸侯，受领尊于五伯，五伯创始于齐桓，而齐桓又以管仲为灵魂，管仲之政治动向，又采纳当时全面舆论以为指导原则。故因管仲之政策，以主宰齐桓之力量，而齐桓之力量，又为诸夏民族之保障。”[4](P419)直至后世孔子仍然称颂管仲政策，认为齐桓公九合诸侯而一统天下，这种政策至今很有意义。这种政策团结了华夏各族各方面的力量来抵抗边境外族，后世称之为“尊王攘夷”，这也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民族政策。此后，这种对边政策就渐渐深入人心并由各个统治者理论化升华为民族主义，记录鲁国历史的《春秋》则在字里行间流露着这种民族主义，后世的人们“承孔子之政治思想而发挥春秋大义之公羊学派先师，于此点民族主义，所谓‘夷夏之防’者尤反复严辨，坚强树立”[5](P421)，这种民族主义在华夏人民心中扎根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民族政策。

二、“尊王攘夷”与民族同化

“尊王攘夷”看似对夷族人民的态度极为强烈，但是中华民族素来以和为贵，崇尚中庸之道，“尊王攘夷”的民族政策在实际实施中也是以“宽仁”为美德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在对边政策上首先追求的是边疆的和平。因此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会互相渗透、同化。吴其昌对史料深入研究后得出秦以前华族与夷族间的同化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同化。政治社会安定，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则不同民族间的经济贸易就会增加，不同民族间的人民通过贸易获取各自所需的利益，发展到后来国家还对边界的贸易特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经济的同化便是吴其昌所讲同化的第一步。其次是农业生产方面的同化。边疆很多外民族原是以打猎畜牧业为生，过着不定居的生活，他们见到中原人民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对此心生羡慕之情，便慢慢地受中原人民的熏陶，中原统治者也有意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导边境人们内迁生活，如吴其昌所述晋惠公就曾经以田土招诱边境人民离开原地内迁。农业方面的同化是整个同化进程中的第二步。再次就是华夷各族通婚。一定边疆区域的人们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又大致相同，这就为不同民族间通婚奠定了基础，这种通婚不仅在社会高层王公大臣中普遍存在，直至下层黎民百姓也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吴其昌考察出古书及实物均有佐证。同化进程的第四步是语言、文学、学术、思想等方面的表现。从出土的三代古器物考证，吴其昌发现“其语言、文字，完全与诸夏一致而更无第二系统，而见其完全渊源于诸夏”[6](P428)。其他在经典书籍与学术思想方面，吴其昌也发现华夷两族有很多相似甚至于相同之处。到战国时因为秦、楚、徐、吴、越等民族都合为华夏民族，孔子学术思想更是发扬光大，达到了一统。经过这四步同化后，原来的夷族便不再是夷族变成了华族，此时的夷族则指的是距离华族更远的民族，并对其进行经济、农业等方面的影响将其同化。这是同化进程中的最后一步。秦以前中国的对边政策很注重民族间的同化作用，在中华民族融合的整个历史长河中，秦以前的民族同化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

吴其昌在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段话：“至今日而汉、蒙、回、藏、韩、台、瑶、罗、苗……集合而成百世大业，虽极艰难，而欢乐欣慰，可以忘苦。熟知今日之成绩，乃二千年以来吾祖宗无数泪血之所赐也。能顾念祖宗二千年泪血之劳绩，并愈益亲爱团结，发扬光大之。”[2](P431)由此可见，吴其昌的这篇文章是在号召中华同胞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将祖国原有的民族主义发扬光大。

[1]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J].历史研究,1996,(3).

[2]吴其昌.秦以前华族与边裔民族关系的借鉴[J].边政公论,1940,(第一卷第一期).吴令华.吴其昌文集(第四卷)[M].三晋出版社,2009.

黄阿娜 石家庄学院音乐学院 教师 历史学硕士

王子龙 石家庄学院数信学院 教师 历史学硕士

井 影 石家庄学院教育学院 教师 管理学硕士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