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良羽

（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馆，天津 300140）

徐渭开创了中国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独特画风，扭转了花鸟画在画坛的地位，后人在评说徐渭及其绘画艺术时，往往不离“疯狂”二字，当然徐渭的疯狂与明末清初的另一位“狂人”画家朱耷有着本质区别。在观者对朱耷和徐渭各自的人生没有任何了解的前提下，观朱耷之画便知其人，然而观徐渭之画却错知其人，这令观者一度为之困惑。确切地说，徐氏的绘画意象本身更多的属于个人体验而非共同体验，虽然他的绘画风格颇为新颖，但又绝非无根之水，在其近乎无意识的“狂放”表象下，实则处处有着章法可循。

对于徐渭的生平，历史上有很多文献研究和野史传说，尤其以袁宏道撰写的《徐文长传》①甚为详细备至而且具有传奇色彩。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绍兴一名退休官吏家庭，甫诞生即丧父。其母亲出身低微，在徐渭九岁时遭到徐家遣离，徐渭遂由苗夫人抚养。苗夫人对他纵容溺爱，五年后，苗夫人去世，继由长兄抚养。这样的童年经历使得徐渭敏感早熟，在处理情感上也多有失调而难以适应正常的生活。徐渭天资聪颖，七岁便能诗能文，学琴不久即可自行谱曲，并在19岁时潜心学习书画。1540年，徐渭通过了生员考试，但之后的七次乡试皆以落第告终。在这以后的岁月中，他的生活愈发贫困，偶尔以当家教或出卖文笔为生。中年后，他创作了颇具原创性的北杂剧《四声猿》，也撰写了几篇关于南戏的重要文章。1557年，徐渭担任胡宗宪的幕僚，为胡起草官方文书以及奏章，也提供颇为重要的战略计策。但是，好景不长，1562年，丞相严嵩失势，胡宗宪受牵连入狱。徐渭恐遭株连，便装疯卖傻，但是三年后，他可能真的精神错乱了，并严重到自残甚至是自杀（以钉子穿入耳朵，以利斧剖击头部，自碎睾丸）。幸而由友人看护至其恢复健康。但是，次年他疯病复发，在狂乱中刺死了继室，并因此下狱论死。幸有好友居间协调，在牢狱中度过七年后被释放。在徐渭生平的后20年里，他身心患疾，常处于醉酒状态。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赞赏他的绘画和文章，但徐渭并未因此而获得任何物质上的报酬，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对于别人赠送的饮食或衣物，他常以书画回赠，而对真心想帮助他的朋友却故意疏离，比如朋友费尽周折营救其出狱后，他却说：“吾圜中大好，今出而散宕之，迺公误我。”到了晚年，徐渭与他的两子同住。后来长子忍受不了他而搬出去。徐渭在七十三岁那年死于次子家中，身无分文。显然，徐渭的一生是充满坎坷和神奇的一生，也是疯狂的一生。梅国桢①梅国桢（1542-1605），字客生，万历十一年进士，官兵部右侍郎。曾说：“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至于徐渭其人其病前文略有表述，对于其诗其字其文，则不作表述，而对其绘画下文将作详细探讨。

一、承袭浙派画风

在有纪年的徐渭作品当中，最早的是1570年，且大多数为晚期作品。徐渭眼界奇高，以为千古文人皆不足道，更对当时所谓的高官显贵、诗人文士都大声斥责，视作奴婢，耻于与之为伍。但也有所例外，比如他对另一位十六世纪的绘画大师谢时臣便是崇拜有加，谢时臣善用墨迹淋漓的画法创造出惊人的绘画效果。徐渭曾对其评述曰：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侈，其乡讶之。观场而矮者相附和，十几八九。不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与不生动耳。飞燕、玉环纤秾悬绝，使两主易地，绝不相入，令妙于鉴者从旁睨之，皆不妨于倾国。古人论书已如此矣，矧画乎？谢老尝至越，最后至杭，遗予素可四五，并爽甚，一去而绝笔矣。今复见此，能无慨然！徐渭正式从事绘画的时候已是中年，谢时臣劲健沉郁的山水画风与史忠等南京画家的狂野笔法也已不再流行。但是徐渭并不追逐时尚，有时还以南京逸格画家的风格作画，并将曾经一度盛行而当时已趋陈腐的题材作淋漓尽致的挥洒。

徐渭并非传统型职业画家，更非一般画匠，其画作多为内心自发和兴到神来之笔，完全独立于固有模式与传统风格之外。在他仅存的少数山水人物画中，所描绘的题材和构图并非完全出新，比如文士静坐，树下沉思，旅人骑驴，侍从挑担步行于后等。这些题材在浙派前辈的画作中经常出现，但是在徐渭的画里，其表现方式则有着狂放不羁的独到之处。我们大可认为这是徐渭在酩酊大醉后挥毫创作，自由泼洒水墨，任意运笔，以即兴的方式约略仿佛标准的物象。这一切看起来是极度的疯狂，悬崖险峻却毫无形状可言，弯曲的茂密树枝其实只是由成片成串的墨块和潦草的墨迹构成。徐渭在题材和构图上承袭了浙派因素，而在运用笔墨和表现意象上又着实违背了浙派画风，其实仅在这一点上徐渭便可逸出浙派画风的常轨。徐渭在酩酊大醉时画出的草草几笔水墨山水与花卉，仍可于颓放中复存规抚。如果徐渭除去疯狂还是疯狂的话，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疯狂的人而已，至于他流传给后人的诗书文画等佳作便会不复存在。他之所以疯狂乃因现实生活所迫，而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于世，乃是因为他的疯狂之中自有潜在的章法。

二、疯狂中自有章法

在徐渭传世的作品中，有一幅无与伦比的长卷杰作，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杂花图卷》。全卷共分十段，画家以水墨方式由前而后分别画出牡丹、石榴、荷、梧桐、菊花、北瓜、扁豆、紫薇、芭蕉、梅、兰、竹等十三种花卉及树木。全卷纵横涂抹一气呵成，畅快淋漓，其中的某些局部特写充溢了整个画面，更显示出花鸟画少有的震撼力。全卷以牡丹作为起首，但这象征富贵的牡丹与徐渭的贫困生活相左，故而画家以泼墨写牡丹“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在这枝墨牡丹上，我们确实很难找出所谓富贵的痕迹，但却能明显地看出，徐渭是根据陈淳对同类主题所采取的保守画法而衍伸出来的。一经比较，即可看出陈淳是以考虑好的造型运笔，其花朵是以同心圆状的渲染笔触画出，虽有稍微重叠，但仍可分辨；徐渭则是仿佛毫无计划，以不规则水墨晕染，其花瓣是一团不规整的墨迹，其中较深的墨色扩散出来，亦代表层层花瓣。紧随牡丹之后的是石榴，墨荷，梧桐，菊花和北瓜的藤蔓与叶片，这些充分显示出徐渭用笔的灵动性和跳跃性，也展示出墨彩的缤纷。对于描绘菊花、紫薇、扁豆等只是逸笔草草，随意点染，看似不经意，实则在全图的节奏处理上起到了舒缓的关键作用。卷末处用笔加速，且未曾停下来描绘植物接合的部分，画家以笔势来串通所有的意象，运用精彩的墨色层次，来表现成串藤叶之间的空间感和律动感。在这幅画中，徐渭近乎奇迹般地将视觉形象转变为笔墨，并完美融入了草书用笔的兴奋之情，对主题的潜在本质和视觉特色亦有着深深的投入和进一步升华。徐渭没有完全放弃传统形式，而是选择性地违背并开拓传统，加以巧妙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描绘方式，在避免既定笔法的同时发明了新技法，其构图、笔墨、点线勾勒方面皆有章法。画家以不均匀的墨色造成渲染笔法，在水墨未干时，加上浓墨，使其斑驳的渗开，以分叉的毛笔在墨叶上画出活跃的线条以示叶脉，这些又使画面增加了一种强烈的力量感。

这幅手卷在描绘紫藤的部分时达到了高潮，画家用半干的笔，以书法中的“飞白”画了两支泼辣粗放的藤蔓，不经意间流露出“一扫槎枒三丈绢”的气势，形成全图的最高潮。紫藤的花和叶更是水墨淋漓，笔走如飞而不乱，意犹跃出纸外。对于芭蕉的用笔用墨是滋润含蕴的，与紫藤形成了动与静的强烈对比，貌与质相依共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描绘的紫藤亦被很多人认为是葡萄藤，因为画面形象暧昧不清，所以这种看法也未尝不可。实际上，在徐渭狂放的笔势和自由的水墨挥洒作用下，许多被描绘的主题已毫无形象可言，若单独观看手卷的某一段落，其所描绘的物象是模棱两可的，只是在意象上给观者以暗示。

徐渭笔下的葡萄或紫藤相对于同一题材的传统绘画而言，让我们不禁想到书法中的草书和楷书。徐渭通过草书这种极富活力的书体作画，与前辈们中规中矩的楷书作画方式形成参照对比①宋末元初，大书画家赵孟頫倡“复古”、“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等思想，大可将其作为楷书入画的首倡者。，从而在大家所理解的标准绘画模式和个人绘画创作之间展开拉锯，创造出如《杂花图卷》一般的狂放效果。但这种狂放效果并非是完全新颖的。翻开中国绘画史，便会发现这狂放的用墨方式实则早已有之，从唐代逸品画家的泼墨画开始，接由南宋禅画家继承其类似的画风。如果非要为徐渭笔下的同类题材作品找到其先驱和范本的话，那么13世纪的禅宗画家日观所绘的《葡萄图》便是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徐渭的作品和日观的作品还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日观的作品虽然也豪放不拘，大大偏离了当时的画风，甚至到了冰消瓦解的境地，但其绘画根源和传统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任凭其如何豪放，也是无法做到徐渭一般的狂放程度，究其更深层次，乃是日观缺少徐渭式的热情。

三、结语

由于徐渭的热情充溢着画面始末，我们亦可将其画风看作是画家错乱心灵的真挚流露。在《杂花图卷》的紫藤段落里，观者似乎能看到画家以毛笔在画纸上愤怒戳刺，那些近乎无意识的无拘无束的笔法跃动显露出画家几乎亢奋错乱的心灵状态。在绘画的表现意图上，徐渭并非为了表达内在苦恼。虽然他的作品富有极其浓郁的情感，但对于不知徐渭平生经历的观者来说，并不会从画中看到徐氏的悲剧性格，因为画家从未将人生苦恼和自怨自艾表现在画面上，反而从画面中影射出来的是一个才华横溢、极为善感的正常之人。徐渭把绘画当作是排除心中苦恼的管道，绘画对他而言是放松愉悦的、热情洋溢的，而绝非是病态矫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徐渭作品更多充溢着清雅的书卷气。同样，当观者凝神于徐渭画作中的笔墨律动之际，心中所得到的反应也是愉悦的、解放的，而没有丝毫的不快之感。

目及21世纪，可以确切的说，徐渭风格仍是中国绘画大胆放逸风格的极致。就近代画坛所为人景仰的大画家朱耷、石涛以及扬州八怪而言，他们的绘画都从徐渭的画法中脱胎而出，近代大画家吴昌硕、齐白石对徐渭更是倾慕备至②徐渭身后120年，郑板桥曾自刻印章“青藤门下走狗”，近代齐白石曾作诗：“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徐渭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一生之状正如其诗所言：“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悲剧的一生造就了他艺术上的奇迹，创立了中国花鸟大写意体派。他的绘画不拘物象，而重声韵，情意所致，气势豪放，于无法中有法，于乱中不乱，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给人以笔墨淋漓、赏心悦目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