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红梅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课部，江苏 徐州 221116）

引 言

从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忠、顺”，到钱钟书的“化境”说；从英国古典主义流派创始人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18世纪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当代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以及奈达的“动态对等”说，古今中外的几乎所有翻译理论都把“忠实”看成判断译文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译文在形式上无法做到忠实于原文，至少要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在功能上和原文对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也尽力恪守这条原则，以原作和原作者为中心，甘做原作忠实的仆人，对原作亦步亦趋，认为违背作者的本意就是对作者的不敬，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但是相同的原作在不同的译者笔下往往产生不同的译文。且不说表述形式上的差异，译文内容上也会略有差异。这是缘于不同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会有些不同，且这些理解并无对错之分。因此可以说，一个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和含义并非是单一的、绝对的，“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点正是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要旨之一。

解构主义否认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强调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阐释途径的多样性，认为“阅读应该是读者的解放，是一种开放活动，是文本意义的‘自由游戏’。不但你的阅读与我的阅读不一样，你的第一次阅读与你的第二次阅读也不一样，甚至作者本人也像陌生人一样走进自己的文本”。[1]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受到诸如意识形态、审美情趣、生活阅历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读者会表现出鲜明的情感倾向性，正可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作为特殊的读者，译者会把这种情感倾向性通过遣词用句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一、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概述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来源于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诞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因其晦涩难懂和颠覆传统理论的鲜明特征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该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美国的保罗·德曼（Paul De⁃Man）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于1923年撰写的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论文，该论文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本雅明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些与后来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颇为相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几十年后得到了德里达等人的推崇和发展。本雅明在文中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原则首次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以追求与原作相似为其终极本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因为原作在后来的生命里——如果不是经历一种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就不能称之为后来的生命——原作已经发生了变化。”[2]74本雅明认为译作不应该是原作的复制，而是原作生命的延续，翻译使原作获得新生。译作和原作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关系。

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对后来的德里达、福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他们进一步阐释和深化，形成了与传统理论迥异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首先，解构主义者认为任何文本都没有终极意义，文本是开放的，存在多重意义。德里达指出，由于语言符号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区别造成文本中没有恒定不变的意义。文本中的意义为了存在而依赖于它们自身之外的、不在场的、异于它们自身的事物，即存在的真正方式——延异。[3]145因此任何译本只能是原作暂时得以确定的意义，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与读者或译者个人经验密切相关，是因人而异的。

其次，解构主义者打破了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再认为译文和译者是原作和原作者的附属，树立了译者的权威地位。德里达认为每次翻译都是新意义的创造，译者也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一种意义制造活动。译者在对原文解构的同时也注入自己的思想，再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以另一种文字呈现出来，赋予原文以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因此，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把译者提升到与作者平起平坐的地位，使其翻身成了“主人”，而不再是原作的“仆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同一作品在不同译者笔下就会有不同的译文，体现着译者的个性色彩。正如韦努蒂所言：“一篇译作是永远不能忠于原文的，它多少总是‘自由’发挥的，它永不固定自己的身份，永远有缺陷，需要补足，它也永不可能是透明的表述，而只是一种诠释的转化……”[4]8

虽然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借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各自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因此严格说来并不是专门的翻译理论，但是这些独到的见解为我们探讨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二、《鸟鸣》译文中译者的情感倾向性

所谓情感倾向性，就是主体对于客体所表现出的喜忧、褒贬、好恶等态度或看法。对于译者而言，主要指他作为一名特殊身份的读者对原作中的人物角色所持有的种种鲜明态度和看法。在译文中，译者的情感倾向性主要通过词语所附着的感情色彩体现出来，词语的感情色彩能够反映人们对人对事的各种态度和感情，有褒义词和贬义词之分。褒义词表示赞许、褒奖、喜爱、尊敬等正面的态度或感情，贬义词则表示贬斥、厌恶、凄苦、蔑视等负面的态度和感情。如“fat”一词可以译成“胖乎乎的”“丰腴的”“肥胖的”“圆滚滚的”，前两个词是褒义词，后两个词则是贬义词。又如，“white”一词可以译成“洁白的”“白皙的”“惨白的”“发白的”，这四个词也是有褒有贬。此外，一些特殊句型、修辞手段及语气词的使用也能体现出译者的情感倾向性，如感叹句可以表达爱、遗憾、痛恨等情感，把“a fat man”译成“一个胖得像猪一样的男人”则表达了厌恶之情。

按照解构主义翻译观，译文是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注入了译者对原作的独特理解，贴上了译者个性的标签。既然译者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个体，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在几种近似表达中选用某一种表达，从而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倾向性。借用布拉格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吉里·列维（Jiri levy）的话说，就目的而论，翻译是一种交际过程，目的是把外国原作的知识传递给读者。但就实际翻译操作而论，翻译却是一个抉择过程。”[5]202影响这种抉择的因素之一就是译者的情感倾向性，因此译者的情感倾向性是译者主动性的表现之一。下面笔者以拙译——短篇小说《鸟鸣》[6]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鸟鸣》（Birdsong）原载于美国《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2010年9月20日），作者是尼日利亚当代青年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切，她被称为“非洲新生代作家中一颗耀眼的新星”。阿迪切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刻画了一位个性突出、敢于挑战世俗观念与权威的都市年轻女孩的形象。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女孩从乡下来到大都市拉各斯，在一家电信公司谋得了一份差使，并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人到中年、事业成功的已婚商人，从而开始了一段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地下恋情。笔者当初之所以选择翻译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女孩以及和女孩处境相似的其他女孩的同情。她们没有很好的出身，只有凭自己的努力与命运抗争。当适婚年龄到来时，婚姻似乎成了她们唯一的救命稻草，然而要找到如意郎君决非易事。这个女孩和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很有个性，不轻易向世俗低头。她和那位商人在一起不是因为贪图他的财富，而是真心喜欢他。当她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从商人那里得到同等分量的感情时，她毅然决然离开了他，尽管很痛。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描述，笔者解读到的不是一个令人唾弃的“第三者”形象，而是一个在无望的情感深渊中苦苦挣扎、饱受煎熬的可怜人儿的形象。与这个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位女性——女孩所认定的商人的妻子。这里之所以用“认定”一词，因为女孩的猜测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验证。其实也无需验证，因为这位中年女性看上去傲慢、自信、养尊处优，完全可以代表商人的妻子所在的阶层。笔者对这个女人不仅没有丝毫同情，而且感到极度厌恶。

除了这两个处于对立面的女性角色外，小说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商人。他一方面对妻子唯唯诺诺，表现出很爱她的样子，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在婚姻之外寻求刺激，还把自己伪装成一副正人君子的形象。在笔者眼里，他圆滑、世故、虚伪、自私，辜负了女孩对他的一片真情。

作为读者兼译者，笔者对该篇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所产生的喜爱、怜惜、同情、憎恶等情感倾向在译文的字里行间体现了出来。现摘取其中几个片段予以说明：

（1）The woman，astranger，was looking at me.In the glare of the hot afternoon，in theswirlofmotorcycles and hawkers，she was looking down at mefrom theback seatofherjeep.Her stare was too direct,not sufficient⁃ly vacant…At first，I glanced away,but then I stared back，at the haughty silki⁃ness of the weave that fell to her shoul⁃ders in loose curls，the kind of exten⁃sion called Brazilian Hair and paid for in dollars at Victoria Island hair salons；at her fair skin，which had the plastic sheen that comes from expensive creams；and at her hand，forefinger be⁃jewelled，which sheraised to wavea magazine hawker away，with the ease of a person used to waving people away…

那个女人，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正在盯着我看。在炎热的夏季午后明亮的阳光下，她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在摩托车的轰鸣声和小贩们的叫卖声中，居高临下地盯着我。她的盯视是赤裸裸的，而且充满了内容……一开始，我还刻意回避，但是后来我也盯着她看。我看到她那头傲慢而随意披在肩上的假发，如丝绸般打着波浪卷。这种发型叫“巴西式”，只有在维多利亚岛美发厅那样的高消费场所才可以做。还有她那光洁细腻的皮肤，像塑料纸似的绷得紧紧的，那是缘于高档护肤品的功效。当她挥手让卖杂志的小贩走开时，我还看到了她食指上戴着的戒指。也许经常做这个动作，她的神态看上去是那么从容和坦然。

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话，女孩在拥堵的车流中无聊地等待道路通畅时看到了行驶在她前面的一辆车子里坐着的一位女士，这位女士的外表和举止让她联想起她情人的妻子。原文中那些划线的成分都能找到不止一种对应的汉语表达方式，“woman”除了译成“女人”外，还可以译成“妇女”“女士”“女的”“太太”等，但是笔者在此选用了“女人”一词，这个词的感情色彩明显区别于其他近义词，可以更加有力地表达“我”对“她”的敌视和愤恨。“look at”一般译成“看着”，笔者在此译成“盯着看”；“looking down at me”不是译成“低头看着我”，而是译成“居高临下看着我”；“too direct”没有译成“太直接”，而是译成“赤裸裸”；“haughty silkiness of heave”没有译成“蓬松柔顺的假发”，而是译成“傲慢的假发”，另外，把“the plastic sheen”译成“像塑料纸似的绷得紧紧的”，把“which she raised to wave a magazine hawker away”译成“挥手让小贩走开”，把“ease”译成“从容和坦然”。这些表达中或者包含贬义色彩的词语，或者使用某种修辞手段，把一个养尊处优、傲慢自负、不可一世的女人的形象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体现了译者的情感倾向。

（2）He was full of the glossy selfregard of men who shrugged off their importance in a way that only empha⁃sized it.

这类人充满了自爱，表面上总是竭力贬低自己，其实是为了突出自己的重要性。

（3）…Yet he would not wear the same suit to two events because of the newspaper photographers.He had a glowing ego,like a globe，round and large and in constant need of polish⁃ing.He did thingsforpeople.He gave them money，introduced them to contacts,helped their relatives get jobs，and when the gratitude and praise came—he showed me textmessages thanking him；I remember one that read“History willimmortalize you as a great man”—his eyes would glaze over,and I could almost hear him purr.

……然而，报社记者给他拍照时，他从来不穿同样的衣服。他非常在意个人的光辉形象，就像一个球，又大又圆，需要不断擦拭。他热心地帮助人们，捐给他们钱，给他们牵线，帮助他们的亲戚找工作。当人们给他发来表达感激或表扬的短信时，他就把那些短信拿给我看，我记得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历史将会使你这样的人永生。”那时他的眼睛熠熠闪光，我几乎听到他满意的笑声。

以上两个片段是文中的“我”对“我的情人”即商人的描述。笔者采用了意译的手法，把（2）分成了三个短句，把“self-regard”译成“自爱”。这个词本是褒义词，但是和“充满了”在一起使用时，感情色彩则发生了转变。再加上随后的两个短句形成的鲜明对照，全句简洁而精妙地勾勒出商人虚伪自私的性格特点。（3）的译文中用了“光辉形象”“热心”“熠熠闪光”“满意的笑声”等一系列褒义词，富有讽刺意味，使一个表里不一、道貌岸然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4）“Come out here.” He still did not look at me.Rage rose under my skin，making me feeldetached and bloodless,suspended in air；I could not sense the ground under my feet as I climbed out.After I had selected some meat pies from the display case，I called my lover and told him that Em⁃manuelhad been rude and that I would be taking a taxi back.

“就在这里下车。”他仍然不看我。愤怒从我的皮肤下面冒出来，使我感到孤立无援，心烦意乱。我狼狈地爬出汽车，几乎感觉不到双脚已经踏在地面上。从展示柜中挑选了一些肉馅饼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说伊曼纽尔对我极其无礼，我要打出租车回去。

（5）For a moment，I wanted to tell her how I felt：as though bits of my skin had warped and cracked and peeled off，leaving patches of raw flesh so agonizingly painful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I wanted to tell her how often I stared at my phone，even though hehad senttwo feebletexts saying he did not understand why I’d left and then nothing else；and how I remembered clearly，too clearly，the scent of the moist tissues he used to clean his glasses…

有一瞬间，我想告诉她我的感受：仿佛一片片的皮肤都起了皱、裂开并脱落了，只剩下鲜血淋漓的肉，疼得让人难以忍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频繁地盯着手机屏，但是他只发来两条平平淡淡的短信，说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他，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他擦眼镜的湿巾的香味……

这两段文字是对“我”的两次心理描写。（4）描述的是“我”遭受到“情人”的司机冷遇后的不解和委屈。司机本来就对“我”有敌视，当“我”想让他送我到超市入口处时，他却执意让我在大门口下车。（5）描述的是女孩和情人分手后的痛苦心情。笔者怀着对“我”的同情和理解，移情到该角色身上，尽量体会她的内心感受，在（4）的译文里选用了一些能充分反应其愤懑和委屈情绪的贬义词语：“ 愤 怒 ”“冒出来”“ 孤 立无援”“心烦意 乱 ”等。（5）的译文里选用了几个“血腥味较重”的词语：起了皱、裂开、脱落、鲜血淋漓、令人难以忍受。后面又连续使用了“我是多么……”句型，这些表达既突出了女孩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无望，也反映了笔者对女孩的同情和怜惜。

结 语

笔者在本文中之所以选择自己的译作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性只有译者自己最清楚。译者的情感倾向性是翻译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也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之一。正如学者谢天振所言：“译者是一个积极的有思想的社会个体，而不是一部简单的语言解码机器或拥有一部好字典的苦力。”[7]解构主义翻译观消解了文本的终极意义，提升了译者的地位，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有助于译者更好地发挥其创造性，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每个硬币都有两面”，解构主义翻译观亦如此，它否认文本意义的相对稳定性，把文本意义比喻成“一条流动的河流”，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译者的创造性不可以无限度地发挥，否则译文内容会完全脱离原文。一旦译文变得和原文无关了，译文也就变得名不符实，而是变成了一种新的原文。因此，我们应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这种理论，而不是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

[1]张沛.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开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6）.

[2]Benjamine，walter.The Task of Translation.I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M].Ed.Rainer Schulte&John Biguenet.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74.

[3]Davis，Katheen.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45.

[4]Venuti，Lawrence.ed.Rethinking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8.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2.

[6]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切.鸟鸣[J].秦红梅，译.译林，2014（2）.

[7]谢天振.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J].中国比较文学，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