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玲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引 言

庞德创意英译中国古诗历来褒贬不一：贬者多从字句层面指摘庞译美而不忠，是伪译，是“剽窃的创造”[1]31；或斥之歪曲了中国文化，“有意无意为西方的侵略提供了论据”[2]38。褒者着眼东西方文化交流，称庞译为汉诗外译提供可借鉴的范例。仅极少数论者既肯定庞译的创意价值，又坚守忠实翻译观，称其达到“一种深层次的忠实”[3]24；“忠实再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4]57。总之，对庞译的评价，多以原诗为归依，侧重对原诗的偏离，而忽略译者忠于自我意向性对译本形态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的创意动机及践行策略，运用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揭示译者意向性纵贯翻译过程的在场性，即对文本选择、理解与译文表达的决定性影响，倡导忠于译者意向性的批评标准，以期拓宽批评路径。

一、文本选择的意向性

意向性就是指向性[5]3。译者意向性首先指向翻译对象，受自我意向性驱使选择翻译文本。

庞德走上诗歌创、译道路，是受到一种信念的驱使：“通过寻找诗歌翻译中不可失去之物，以及每种语言的特性从而弄清诗性特质。”[6]204为此，他博览世界文学经典，揉入创作：“既然能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本中译出，能从哲人圣贤处拿来，何必重起炉灶？”[7]4庞德文学视野广阔，“吟诵华章，获得美感快意，心有所动，写就成诗”[8]138。可见，庞德写译交织，互惠互利。“翻译引发诗歌创新，诗歌创新反哺翻译。”[6]204相对于形式与内容之间所谓的矛盾、字句层面的忠实对等，庞德更关注“译之所未失”、使“诗之为诗”的某种特质，志在“译诗为诗”，寻找世界优秀诗歌之共核。

庞德创意译诗，以独特的诗学追求对抗流行诗学。他攻击维多利亚诗人过于美化声音和构筑形式，希望借助翻译“打破传统，通过分析原材料以及原始系统，发展韵律、词语新艺术”[7]11。翻译为创作提供新模式，以求诗歌发展摆脱格律、韵脚的桎梏。庞德颇为反感“所处时代诗歌那种浪漫主义的缠绵悱恻的文风”[3]21，故特选意象清新之中国古诗，“以明晰感动读者”[9]22。正值一战期间，庞德选译的原诗多关注“流放的弓箭手、弃妇、倾覆的王朝、远行、孤独的边疆守兵、逝去的荣耀、美好的回忆等”内容[8]202，实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意象突出”和“译怨反战”两大文本取舍标准凸显庞德的个体意向性，恰巧与读者大众的集体意向性合拍一致。

阅读费诺罗萨内容庞杂的中国古诗笔记之际，庞德不但遭遇并印证了自己，更明晰了自己的诗学观与追求。庞德选定了与自己诗学观相呼应，能证明其合理性的文本；与之相左的，无论有何种稀罕的诗性特质，都无法闯进视域，像“比较激昂的”、“以欢快的笔调表现自然之美或诗人归隐之情的诗”[2]37均遭落选。

二、文本理解的意向性

“一切理解，以及昭示理解结果的翻译，都始于信赖。之后译者侵入、提取、吸收。”[10]213-314信赖表明译者认可文本潜在价值。1914年，庞德阅读费诺罗萨笔记准备翻译之际，发表文学评论《文艺复兴》，称完美诗歌范式定会从中国诗歌中觅见[9]218。庞德用纯粹自我的眼光选择性地解读中国古诗，佐证诗学观。

理解是主体对文本的介入。主体会有意无意地选择与自己思想一致的理解对象和方式，或有意曲解，强行把自己的思想塞给源文本。正如安贝托·艾柯所言：“我们归之于文本的所有特质都不是文本内在所特有的，而是来自于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关系。”[11]154解读者自身的诗学追求让其见其所见，弃其所弃。

在“先见”的关照之下，庞德重读选定的中国古诗备译，必定“正合吾意”。与其诗学追求抵触相左的早已过滤殆尽；偶合相通之处，定会欣然提取、吸收并在译文中彰显。“诗歌中凡能吸引读者想象力之眼的译成外语，不会损失毫厘。”[9]7“能吸引读者想象力之眼的”必先吸引庞德，仍由他取舍、定夺、加塞。庞德将自我之思与中国古诗嫁接，开出诗坛奇葩Cathy。“Cathy的题材是中国的，翻译的语言是我自己的。”[7]101通过选用个性化语言重构意义，庞德意欲创建独特的文学范式。

受传统翻译观影响的译者大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心灵使之适应源文本”[12]85，尽力揣摩作者意图，并力图在译文中如实传达。庞德却认为，“原诗作者的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的联想，原作的意义要为构建现在的思想服务。”[13]201庞德不以作者意图为意，极力改造原文，使之向自我意向性靠拢，对中国古诗的理解具有选择性，掠夺性与构建性。

庞德的理解对象以前人英译文的创造性改写为辅，费诺罗萨从日文转译的注释为主。如果说庞译摆脱字句的樊篱，穿透表层意义而直达原诗主旨和核心意象，那也是不求而得之的偶然，是忠于自我意向性，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的必然。

三、译文表达的意向性

理解和表达是翻译的基本步骤，都体现译者选择取舍的意向性。表达是对理解的深化，是主体意向性的外显和具化。庞德认为“翻译要视情况决定取舍，为了追求某种艺术目的，甚至可以硬性地使译文衍生出新意来”。[14]200显然，庞译构建的意义并非悉数来自原文，而是对原文某一特质触动其心灵的诗性阐发，是其意欲让读者接受的新意。庞德将自我意向投射至源文本，乃至从中析出与之契合的典型特质，通过创意翻译加以强化。

庞德坚信“启发性的翻译方法：只要译文能成功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原文某种特定的内在特质，并且能同时营造相当的效果，那么译文本身就有存在的合理性”。[6]20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如果我们在翻译时想从原文中突出一种对我们很重要的性质，那么我们只有让这同一原文中的其他性质不显现出来或者完全压制下去才能实现。翻译也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15]45庞德创意英译中国古诗，从节奏、意象、整体效果等方面，突出中国古诗与之诗学观相匹配的重点，同时也遮蔽了中国古诗的其他异质性，造成中国古诗本真面目模糊不清。

1．以绝对节奏追模情感律动

“庞德早期作品多试图找寻诗歌结构原则，它既非作者情绪，亦非诗节规定。”[8]2001913年，庞德致信《诗刊》编辑哈丽特·门罗，强调刊印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要体现节奏单元(rhythmical units)：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7]17如此划分节奏单元，意在追踪情感波动之脉络。空白延缓了诗歌行进的节奏，模拟了隐含诗歌说话人的情感起伏：惊疑——释然——欣喜，增加了诗歌的情感容量。庞德在诗歌节奏上孜孜以求，为以“绝对节奏”翻译中国古诗做足了功夫。“庞德译Cathy为自由诗，不依赖显在的音节数，或谐音，而是以句法的，语音的，意象的方式加以统摄。”[8]200以《古风五十九首》之十四(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中两行诗为例：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Who brought this to pass?

Who hasbroughtthe inflaming imperial anger?

Who has brought the army with drums and with

kettle drums?

Barbarous kings.[13]370

译诗三问，一问比一问话语绵长，语速急促，好比战局急速推进，让人如闻战鼓擂，恍若置身沙场。声势浩大的三次逼问之后，以简短的Barba⁃rous kings铿锵作答，矛头直指肇事者，将谴责、反战情绪推至高潮,“诗歌节奏与情感合拍”[9]9。

庞德弃用娴熟的五步抑扬格套译中国古诗，避免步前人后尘：“铲词填补诗歌格律的大坑，迁就韵脚的噪音。”[9]3庞译不以固定的音步、格律限制情感的自然律动，而以“绝对之节奏”捕捉细微的情感变化。庞德认为，翻译是一种批评方式，旨在让受众“凝视或倾听”[9]13，有碍凝视、倾听的自然要摈弃。译诗改句式，舍格律，在思想情感上却与原诗殊途同归，这正是翻译的悖论所在。

2．以意象统摄诗情

“在庞德整个诗歌生涯中，一直在寻找客观呈现的方法。”[16]2机缘巧合，在中国古诗中发现了意象并置，并广泛用于译诗。如，庞德译“荒城空大漠”为 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空”虽误译，却规划边疆守兵视线的移动路径，目力所及之处，一派荒凉死寂，蕴含对战争杀戮的无言控诉。

庞译追求忠于意象集合体共同指向的总体情感或氛围，与之无关的，有意牺牲；反之则强化、增添。强化、简化均是译者意向性行为，对诗歌具体意象的简化和强化同时进行，删除特定细节便是对保留细节的变相强化。以汉武帝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为例：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宁。

Liu Ch’e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s，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17]216

诗题简化，舍弃了“悲秋”意象“落叶”与“哀蝉”，因为从悲秋到悼念亡人是需要过渡的象征手法，与庞德追求“直接呈现意象”相左。译诗第二、四行用drifts和scurry变静为动，与紧随其后的静态意象构成反差，强化彻骨哀伤。

意象并置将全诗凄冷、凝重的悲伤氛围推至高潮。落叶冢中的“她”与“紧贴门槛的一片潮湿的叶子”意象迭加，彻底改变原诗末尾直抒胸臆的高声呼号，以此反击维多利亚式诗歌滥情，践行“以明晰感动读者”。“至于翻译中的粗暴行径，我只能自辩说，多是有意为之，希望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否则，此愿终将落空。”[9]172庞德创意译诗意图昭然，始终忠于自我意向性，不受原诗制肘，不顾大众眼神：“让大众见鬼去吧。他们只会千方百计阻挠艺术家的个性表达”[7]13。

3.佐以异域风情

庞德创意英译中国古诗为自由诗，惯用第一人称。Cathy 19首译诗中，以I、we作为说话人的多达12首。对英美诗歌传统的传承并未使庞德译诗归化过度，相反，通过营造异域风情，在归化与异化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古中国的情、景、物、事与现代读者形成时空上的隔离感；意象并置之突兀更具东方情韵。在诗歌细节的处理上，庞德也着意于此。

Cathy 19首译诗中有8首诗题保留或利用了原诗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或直接把作者姓名镶嵌于诗题，诗行里也夹杂着从日文假名转译的专名。没有注释，这些直接移植的专名无疑为译诗抹上了神秘色彩，散发出异国情调。仅3首译诗没有 专 名 (The Beautiful Toilet，The Jewel Stairs’Grievance，Taking Leave of a Friend)，但多直译，凸显中国古诗与英美诗歌在句法特征、视角转变等方面的差异。以《古诗十九首之二》(The Beauti⁃ful Toilet)为例。

青青河畔草

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

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

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

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

空床难独守

The Beautiful Toilet

Blue，blue is the grass about the river

And the willowshave overfilled the close garden.

And within，the mistress，in the midmost of her

youth,White，white of face，hesitates，pass⁃ing the door.

Slender，she puts forward forth a slender hand：

And she was a courtesan in the old days,

And she has married a sot,

Who now goes drunkenly out

And leaves her too much alone.[13]360原诗前六行“由远逼近，视野逐渐缩小，场景逐渐消失，人物逐渐清晰，从体态看到脸部，从脸部看到手部”[18]148，犹如镜头切换，末四行画外音解释“她”的处境。译诗依据原诗内在结构分成两节，基本保留了原诗的行数，结构、意义完整，移植了远观→视线回收→视线上移→特写→解说的整体框架。

译诗恰如其分地模仿汉语叠词，放在句首，仿佛“她”细碎迟疑的足音回响。此外，二三行，七八行用and连接过渡，颇似《圣经》的行文特色。西方读者会认同，中国古诗简单纯朴，拥有迥异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歌过于繁冗，过于宣泄情感，放纵情感”[14]25的特质。庞德创意英译中国古诗取舍自如，始终忠于自我意向性。

结 语

庞德写诗、译诗、撰写文学评论，拥有明确的翻译思想及具体的践行手段。1913年，庞德发表评论《严肃艺术家》称：“大诗人能对众多他人成果进行整合、使之共奏和谐之曲，所以成就自身的伟大”[9]49，同期选译中国古诗实属开创性实验。因此，评判庞德译诗，既要立足于译本，也要超越译本，更要阅读评论和诗歌，追寻译者意向性之于译本形态的影响。

庞德创意英译中国古诗的意向性在翻译过程中处处在场。他执着于自己的翻译理念，对原诗主旨、情感或整体效果的忠实只是忠于自我意向性的副产品。因此，对译者意向性遮蔽作者意向性的文本，翻译批评得以译本为归依，采用忠于译者意向性的批评标准，追索译本非如此而不能的译者因素。

*本文系2012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12B203）；受二十世纪中后期英美文学和文论研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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