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丹丹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引 言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作译出的《百年一觉》对晚清社会尤其是维新改良人士产生了重大影响，现有的研究对《百年一觉》的译本特征与翻译策略已经有所关注。刘树森（1999）从译者与晚清社会、翻译策略与译作特征、从《回头看纪略》到《百年一觉》的演变三个层面剖析了翻译的社会背景、《回头看纪略》译作的特征以及译作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影响，并指出了李提摩太的翻译思想，即译者通过译介外国文学来介绍新思想，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到译作中，根据预期读者的需要来确定具体的翻译方法[1]122-138；何绍斌（2008）提出《百年一觉》的突出特点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即本土化策略及对原文的改写与操控，并论述了其文学性缺失、大幅删减文学性表达与冗长议论、添加议论、改变叙事模式、调整叙述顺序等译本的特征[2]176-207；之后，何（2008）在此基础上指出“《百年一觉》乃至传教士的整体译介活动的动机与实际结果之间发生了错位,这种错位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走向提供了种种可能性”[3]32；关志远（2011）从译介学的角度对其所采用的文化策略与翻译手法的得与失进行探讨和分析，通过原本与译本的对比，探究了节译与编译的翻译手法、误解与误释的特点、叙事语态与语言风格的改变，进而揭示出它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变革产生的重要影响和贡献[4]64-68。这些论述都或多或少地分析了译作的特征与翻译策略，然而对于具体的内容与形式上的翻译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形成原因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细读原本与译本，从人物、情境、文化视角出发，结合晚清特定社会背景探究其翻译过程，梳理《百年一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重构、体验与融合，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重构人物

为了适应晚清读者的阅读习惯，李提摩太与蔡尔康重构了《百年一觉》中的人物形象，以突出《百年一觉》中的“美国后百年变化诸事”[5]并序，达到宣传变法思想的目的。

在原文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中，作者较为客观的叙述了主人公对“富者”与“贫者”的情感、富者对“贫者”的情感，而在《百年一觉》中，译者通过美化主人公、贬抑富者来突出代表“贫者”的正义性主人公形象与富者的反面形象。

在原文第四章中，主人公“我”在认清自己身处20世纪的波士顿后，与“利特医生”互相寒暄时，我说了自己的名字“Julian West”，“利特医生”表示自己很高兴认识他：

“My name,”I said as I shook his hand,“is Julian West.”

“I am most happy in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Mr.West，”he responded...[6]26

乃曰、某名伟斯德、多蒙叟情、感甚、[5]第四章

而在译文中，主人公“某”说的“多蒙叟情、感甚、”显然是译者有意添加的。按照中国晚清社会习俗的逻辑，主人公在老叟家接受照料，应该表达自己的感谢，而不是像原文中那样作为主人的老叟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更为重要的是，译者在这里的添加也表现了“某”的谦谦君子之态，为主人公的正面形象作铺垫。

在原文中，我是一名“富者”，与所有富人一样，对“贫者”怀有有限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是在不影响自己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影响了个人的利益，那么这种同情就会消失殆尽，甚至转化为厌恶，如在第八章中，我回忆自己在19世纪收到通知“罢工将使新屋的罗成无限期地推迟”[7]58的信后所表示的愤怒之情：

Irecalled how extremely well Edith had looked，[...]than my waking dream was cut short by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letter I had received the night be⁃fore from the builder announcing that the new strikes might postpone indefi⁃nitely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house.The chagrin which this recollection brought with it effectually roused me.[6]50

又见停工之信、不知房果何日修成、[5]第八章

在译文中，仅以“不知”表达了主人公的迷惑无奈，将恼怒的负面情绪巧妙地淡化为感概之情，贴合译者创造的英雄化人物形象。

作为一部政治小说，长篇的对话是原文Look⁃ing Backward:2000-1887的典型特色，并且原文是“由易于概括的观点组成的”[8]152，所以在《百年一觉》中，译者通过创造正面情感和选择性继承负面情感的方式来重构主人公的形象，既适当地保留原文中“我”的情感，又创造了符合晚清读者期待的主人公“某”的情感。

英雄化人物与反面人物兼备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典型叙述方式，在《百年一觉》中，除了英雄化人物的重构，反面人物“富者”的人物形象重构也是译者采取的重要翻译手法。原文作者塑造的“富者”与“贫者”的关系是乘车与拉车的关系，“富者”对“贫者”的遭遇有一定的同情，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座位，也有听之任之的态度：

By way of attempting to give the reader some general impression of the way people lived together in those days,and especially of the relations of the rich and poor to one another,per⁃haps I cannot do better than to com⁃pare society as it then was to a prodi⁃gious coach[...].

But did they think only of them⁃selves?you ask.Was not their very lux⁃ury rendered intolerable to them by comparison with the lot of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arness,and the knowledge that their own weight add⁃ed to their toil?Had they no compas⁃sion for fellow beings from whom for⁃tune only distinguished them?Oh,yes;commiseration was frequently expressed by those who rode for those who had to pull the coach[...].This relief was not,indeed,wholly on account of the team,for there was always some dan⁃geratthesebad placesofageneral overturn in which all would lose their seats.[6]7-8

贫者富者、皆胞与也、何至富者自高位置、而于贫者毫无顾惜、[5]第一章

李提摩太改造的富者形象则是中国传统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典型代表，“富者”自视甚高、安享其富，对待贫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怜悯之情。

译文重构的代表正义方的英雄化人物与反面人物形象，不仅适应了晚清读者的阅读期望，而且易于引起他们对中国时局的反思，促进晚清维新人士的变革需求。译者在《百年一觉》中对人物的重构固然必需，但要想激起晚清人士的变法期望，让读者亲身体验《百年一觉》中的情境特别是变法前后昔日与现今的情景也至关重要。

二、体验情境

译者在原文今夕对比的基础上让读者重新体验了过去与现今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极大反差，通过添加、删减、转换等翻译方法贬抑了昔日的种种恶习，肯定了变法的诸多积极意义，呼吁晚清读者的变法热情。

在原文第四章中，作者将19世纪波士顿的贫乏面貌归因于当时的普遍贫困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并且认为普遍贫困是由当时的生产制度造成的。而译者通过删减、转换的方式，删除了生产制度造成普遍贫困的现象，又巧妙地将昔日“贫富不等”的现象归因于个人主义，即译文中的“前之人俱为己计”。这里的删减与转换淡化了19世纪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强化了社会矛盾的人性因素，是对昔日人们精神生活的贬抑，呼吁人们变法的迫切性与必然性。

No doubt,as you imply，the cities of that period were rather shabby af⁃fairs.Ifyou had the taste to make them splendid，which I would not be so rude as to question，the general poverty resulting from your extraordinary indus⁃trial system would not have given you the means.Moreover，the excessive indi⁃vidualism which then prevailed was in⁃consistent with much public spirit.[6]28

诚然、前之人俱为己计、故贫富不等、[5]第四章

为了突显今夕对比和变法的积极作用，译者通过直接添加评论的方法对20世纪社会进行美化，如译文第六章“新章无弊”中的结尾一句“故此章一立、无以游惰之民矣”[5]第六章。此外，译者对20世纪社会物质生活方面的美化在文中随处可见。

原文中“利特医生”在回答我为何没看见昔日的烟囱时只是说已经很久不用烟囱了，未曾提到现今的生火之法，显然是译者添加了对现今生火之法的夸张评论，美化了变法之后的社会物质生活，给晚清读者展示了变法的美好前景。

I had forgotten the chimneys，it is so long since they went out of use.It isnearly a century since the crude method of combustion on which you depended for heat became obsolete.[6]28

烟筒乃当年生火笨法、今生火之法、较当年强万倍、[5]第四章

随后，“利特医生”与我谈论现在波士顿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说到社会财富的结余用于“大家都有同等机会享受的市容美化方面”[7]36，而译者巧妙地将其转化为贫富均等的概念，显示20世纪人人平等的社会现状，引起晚清人士的共鸣与变法期待。

Nowadays,on thecontrary，there is no destination of the surplus wealth so popularasthe adornmentofthe city，which all enjoy in equal degree.[6]28

今已更改章程、与通国之人均等、使贫富一例安享其富乐、[5]第四章

可以看出，译者通过贬抑昔日和美化现今的方式，突显今夕社会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巨大反差，肯定了变法对现今社会的积极影响。《百年一觉》中描绘的“大同之世”与中国传统的大同说有相似之处，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9]84，“为维新人士提供理想社会的范本”[8]157。从之后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对《百年一觉》的诸多评论也表明，译者结合晚清社会对其中情境的重新体验鼓舞了晚清人士的变法热情。

三、融合文化

《百年一觉》的主要译者李提摩太集传教士、政客、译者身份于一身，但他首要身份仍然是晚清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这一身份自然体现在翻译中，译文首先会表现出基督教在其中的渗透性。蔡尔康是与英人李提摩太合作翻译《百年一觉》的中国译者，他虽未能如愿入仕，但从小饱读诗书，对中国传统的叙述手法、写作方法了如指掌，他的参与自然使译文融合了中国晚清语言文化的特色。蔡尔康的中国译者身份决定了他在《百年一觉》中对中国文化意象的自然选择，同时，也决定了《百年一觉》在叙事模式方面有了中国文化的印记。

在基督教渗透方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上帝”的多次出现，仅在第一章中就有“上帝生人、本为一体”与“上帝生人、原属一例”之说，译者将贫富均等与“大同之世”等观念与“上帝”的教义联系在一起，巧妙地起到宣传基督教的作用。在选择中国文化意象方面，译者多次在《百年一觉》中将“贫者”比作“牲畜”、“奴仆”，将“贫者”与“富户”的关系比作“胞与”“兄弟”等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

原著是以“我”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利特医生”的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但这种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在晚清尚不多见，“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传统，尽量减少译作在叙事形态方面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困惑或者误解，促使其‘养民新法’的主旨在译语语境中产生影响”[4]67，译者用第三人称“某”的叙事模式代替了原文的第一人称，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也可以让晚清读者作为旁观者更清醒地看到昔日与现今社会的面貌，更深刻地认识到变法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部翻译小说，晚清读者对《百年一觉》的理解与认同是其得以广为传播的前提，而其中读者对《百年一觉》中人物的语言与思维方式的理解是先决条件。为符合晚清读者特别是有识之士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译者对原著的添加、删减和转换就必不可少。

在原文第三章中，“利特医生”为了向我证明这里的确是20世纪而非19世纪的波士顿，将我带到楼顶上，我看见了街道房屋的壮丽景象，而自己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城市，然后我看到了熟悉的河流岛屿，才知道“利特医生”所言非假。

“Be pleased to look around you，”he said,as we reached the platform，“and tell me if this is the Bost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 my feet lay a great city.Miles ofbroad streets，shaded by treesand lined with fine buildings，[...].Surely I had never seen this city nor one com⁃parable to it before.Raising my eyes atlasttowardsthehorizon，Ilooked westward.Thatblue ribbon winding away to the sunset，was it not the sinu⁃ous Charles?I looked east；Boston har⁃bor stretched before me within its headlands，notone ofitsgreen islets missing.[6]25

开窗令视、指曰、此山此水、非勃斯顿府乎、曰、然、叟曰、此房楼街道、独似昨日否、乃瞠目视良久曰、噫嘻、何街道房屋俱变也、[5]第三章

而在《百年一觉》中，译者删除了对波士顿街道房屋的具体描写，将“利特医生”抽象的问题转换成问山水、街道变化的具体问题，并且将原文中描写“我”见到的街道、山水的景象变换了顺序，按照中国本土的叙述传统和晚清读者的语言习惯，先问山水、再问街道房屋的变化，一问一答，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

译者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的选择以及对原文叙事模式的转变融合了中西方的语言文化特色，而译者将原文语言内容进行转换适应了晚清读者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是《百年一觉》得以广为传播的先决条件。

结 语

译者通过添加、删减、转换等翻译方法对原文的人物进行重构，在晚清特定社会环境中有助于目标读者体验原文作者与译者共同构造的情境，并且受西方传教士身份和晚清读者审美传统的影响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将《百年一觉》作为新的文学子类输入到晚清社会。作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文人蔡尔康的合作翻译成果，《百年一觉》内容与形式上的重构、体验与融合策略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1]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纪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J]. 美国研究，1999，13（1）：122-138.

[2]何绍斌.越界与想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76-207.

[3]何绍斌.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J]. 中国比较文学，2008，25（4）：21-33.

[4]关志远.李提摩太在《回头看记略》译介中的得与失[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0（2）：64-68.

[5][英]李提摩太.百年一觉[M].蔡尔康,译.上海：上海广学会，1894:第一章-第八章.

[6]Edward Bellamy.LookingBackward:2000-1887[M].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January,2009:7-50.

[7]林天斗.回顾[M].张自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6-58.

[8]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46-158.

[9]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上[M].济南：齐鲁书社，2004：8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