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荟彧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问题，早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王德威把问题重心放在文学所折射出的现代性上，将现代文学的发生上溯到晚清。他从晚清小说研究切入，敏锐地发现，现代社会的一套思维方式、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实际肇始于晚清①。“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一经提出，即得到学界诸多学人的积极响应。陈平原、夏晓虹是中国大陆学界对王氏命题的最早张目者。与王德威关注小说思想的现代性不同，陈平原主要从小说的表现形式层面，进一步指出晚清文学的新变［1］。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如章培恒着眼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认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一个接续其中的近代文学，并指出近代文学在人性觉醒、世界视角、艺术特征3 个方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2］。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化”，一度成为学界想象、谈论、叙述、探究、反思晚清的共识甚至前提，一切有关晚近中国的历史命题，最终必将聚焦或归之于“转型与新变”这一时代主题。面对晚清的“转型与新变”，学者的分歧在于对历史进程因人而异的理解与各执一端的表述，是突出断裂还是强调延续，是坚持外力的冲击逼迫，还是肯定自我的内在理路?可以说，当今学术一旦触摸晚清，就相当于走进了一个众声喧哗的话语场。抛开预设与成说，从个案入手，抽绎历史的细节认真端量，或许是理解晚清文化生态最有效的努力。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白话报刊的视角，对晚近中国的文学生态进行基于个案的详细考索。

一 同题共作:一场火灾的两种书写

1908 年第36 期《竞业旬报》分别在“词苑”“小说”专栏刊登胡适旧体诗与叶德真的白话小说，二作皆缘自对《安徽白话报》失火事件的报道。在晚清白话报刊史上，这一饶有兴味且内涵丰富的同题共作现象，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以此可窥新旧文学断裂带之一斑。

(一)胡适的古体诗

1908 年12 月14 日，《竞业旬报》“词苑”专栏刊登胡适以浅显文言写作的一首旧体诗，后题《慰李莘伯被火》［3］。据诗前小序，考李莘伯为李燮枢，与安徽籍革命党人李铎等于清光绪三十四年创办《安徽白话报》并担任主编。该刊在上海刊行，是清末最早用白话文纪事的报刊之一，线装毛边纸，竖行石印，第七期改铅印，白话、文言并用，宣统元年停刊。

这首诗的内容是表达对亦乡人亦友人的报人李氏之不幸身历火灾、劫后余生的抚慰，对其惨淡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表现出无限同情与惋惜，姑且不论这种颇带游戏口吻的调侃语调是否与诗所要表现的主题相契，单从文体形式上看，此诗是中规中矩的古体，且小序的遣词造句营造出比诗歌本身更有历史感的古风遗韵的氛围。但新名词“安徽白话报”的出现，则显示出现代社会的新生物在古诗语体中的突兀，与诗的成语典故难以浑然一体。

同期《竞业旬报》，与胡适的诗同时刊出的是署名“德争”的《记事小说:安徽白话报社被火记》。作者叶德真是胡适的好友，同为《竞业旬报》编辑，较之胡诗，叶文可以看做是一次与传统决绝的书写实践。

(二)叶德真的白话小说

叶德真的白话小说与胡适的古体诗歌是一次事件的同题共作。与此前的白话小说相比，叶氏小说充斥着大量口语，在行文中反复出现的诸如“哈哈哈”“呵呵”“唔”等拟声词、叹词，给读者造成强烈的现场感。这种轻松活泼的语言营造出诙谐幽默的氛围，嘻哈调侃的基调甚至与此文通报灾难、表示慰问的主旨完全相悖。作者在交代小说时间、地点、人物、环境、事件等要素时采用的那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明显琐屑拖沓，充分表现出尚处新、旧文学之交的新型白话小说在探索阶段尚有粗糙稚嫩的实验性特征。

小说开头吊读者胃口的架势，更像是宋元话本的“得胜头回”，明显是明清章回体小说开篇“话说”“欲知”的痕迹遗留:“戊戌冬月十一夜，两点半钟，火起，什么地方?上海马立师路马德里三弄一千五百五十二号。唔，不好。一千五百五十一号也烧去了。呀。一千五百五十一号，不是安徽白话报社么。答道，不错不错，果然是的。呵呵。哈哈哈。”［4］这种对话体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文在叙事视角上的混乱:作者时而充当事件的亲历者(第一人称叙述)，时而扮演事件的旁观者(第三人称叙述)，时而是面向读者的直接对话，时而是面向公众的大声疾呼，总之，这篇小说因叙事视角的不断变换造成情结主线的游离，看上去更像是不同文体拼凑起的四不像。

从形式上看，这篇小说的板式设计也极有特色。首先是繁体竖排，与晚清白话报的一般排版格式一致，全文以空格代替标点，凡空格处代表一个意群的中断或结束，成为标点通行之前在断句方式上的一种尝试性探索。为突出强调作者所要表达的重点，白话报借鉴了古诗文评点的标识格式，体现了现代出版印刷业优势与古典批评独特传统于一体的有效结合。古代诗文、戏曲评点本的专门符号“、”“○”“◎”都成为作者于文字之外的表情达意的辅助工具。如:“、”表示悲伤、无奈等消极情绪，“○”表示一般性的提醒，“◎”表示极其强烈的肯定、好感、赞扬语气。为突出所要强调的重点，引起读者注意，除运用旧式的评点符号外，还利用现代印刷术的便利，将所强调的字句放大字号浓墨加粗。不独此篇，这种繁体竖排、以空格代点断、以专门的评点记号充当情绪表达的提示符的白话文板式，在晚清的许多白话报刊中颇为常见。《竞业旬报》第32 期汉卿的《论白话报》“(文字是要各个都懂得的)”，这里以“()”代替了引号的强调作用。繁体竖排，行间“去代言语的”“人人看得懂”放大字号，浓墨加粗，是古籍雕版印刷形制中，正文后接以双行小注的板式特征的遗留。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分析，晚清同刊同时刊载的胡适的旧体诗与叶德真的白话小说，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报界刊文的新变因素。胡适与叶德真，处在新、旧文学断裂带上的这次意味深长的“同题共作”，或称为策略不同、各有偏好的书写实践，无论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新坛盛陈酿，都存在一个先锋不新、传统不旧的断裂与交叉——不管是文言古诗还是白话小说，在守成与新变中注定会出现瞻前顾后、左张右望的支绌、尴尬与局促。晚清出现的各式白话报，虽然不能看成是文言初见端倪的黄昏，但新的表达方式的出现，起码表明文言表达在旧体文学中独占鳌头、一家独大的场面确实被打破。文学在表达方式上不再是文言的“一言堂”，使用白话的写作实践，亦体现出更新变革语言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三)《竟业旬报》之与胡适:走向白话创作的实验平台

晚清的白话报为新式小说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实验平台，与白话小说全面自觉的文体实验相比，古体诗之刊登在版面空间、创作阅读圈子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晚清白话报所刊旧体诗词与同时所刊白话小说，恰是中国文学在古今演变的断裂带上的一种表现。

考察胡适的创作史，《慰李莘伯被火》可以看做其在进入新诗写作之前的与古典写作方式的一次告别，此后无论是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文学创作还是私人化的尺牍、个人化的日记，胡适在表达方式上并未表现出对古典的留恋。虽然在走上现代学术与创作之路前，他深受传统思想文化的滋养熏陶，但胡适是以新文化旗手的身份进入现代学术史的，并且终其一生致力于白话的写作。

胡适的这种预流之举，较之当时同样身处新旧文化转型期的旧式文人，更具变革风气的先锋性。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追忆起最初走上现代学术之路的历程，言:“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多作白话文的训练……光绪宣统之间，范鸿仙等创办《国民白话报》，李辛白办《安徽白话报》，都有我的文字……我不知道那几十篇文字在当时有什么影响，但我知道这一年多训练给了我自己绝大的好处。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了一个开路的工人。”［5］71-72

胡适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时兼职《竞业旬报》的编辑，这份杂志为他驾驭白话、走上新文学创作道路提供了练笔机会。值得注意的是，1907 年前后，恰好又是胡适的阅读兴趣转向古乐府、古风、杜诗、白居易新题乐府的时段。“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丁未以后，我在学校里颇有少年诗人之名，常常和同学们唱和。……戊申以后，我偶然试做一两首五言律诗来送朋友，觉得并不很难，后来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诗了。”［5］73-75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一方面为白话报系写白话小说、演讲辞、科普文章，另一方面，他在个人阅读与友朋的交往唱和中对古典诗文抱有浓厚兴趣。面向公共视野的胡适，树立起写文章用白话的意识，而处在私人空间的胡适，则依然保持传统的阅读与创作习惯。

总之，处在新、旧文化断裂带上的胡适，一方面深具新文学的强烈自觉意识，当仁不让地肩负起重整文学乾坤的使命，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深受古典文化熏陶濡染的他仍然难以遮蔽与生俱来的传统胎记。古典之于他这代读书人，是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是命中注定的文化基因，尽管他们处在新式思想学术的风口浪尖，无论是弄潮儿还是举旗手，传统始终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时刻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

二 同题共作背后的新变与守成

古典小说，无论是文言体还是白话体，在叙述视角上，一般采取第三人称叙事，是全知视角。不论是听其复述还是看其描述，读者都是被告知的一方。而报刊所载的白话小说，采取了一种迥异于前的对话体写作——行文中，读者不再是作者想象中的信息的被告知方，而是作为谈话行为的倾听者及预设的回应者。并且，这种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并非一对一，而是一对多，作者同时面对的是不同的对话方，故出现了这种行文上的作者身份混淆与逻辑混乱:作者，时而充当面向记者进行客观叙述的消息提供者，时而充当面向看客发表主观评论的信息传达者。

这种叙事视角的杂糅，破坏了小说的逻辑结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下，作者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叙事成为客观汇报。当事者的灾难在小说作者的叙述中，就像是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使得灾情报道显得不近人情。而小说叙述一旦偏离此旁观视角，作者就进入事件，大发议论——“耐得劳苦”“国也可救，仇也可复，天下断没有不成功的事了”［4］。

与主人的遭遇相比，这政治口号未免太不合时宜。此种“卒章显志”写作模式恰是该时期报刊体白话小说的一个共同点:以小见大的创作策略，内涵家国情怀、启蒙救亡的多主题变奏，最后形成小说结尾处的美好愿景、振臂疾呼，本意是曲终奏雅，但过度的生发演义、一味拔高之语，除应当时当世之景外，一定突出个人之于家国的至关重要。

对于今日读者，早期报刊体白话小说的那种上升到家国意义的“卒章显志”式的结尾更像是生硬、幼稚的政治口号。或许这种小说自诞生的那一刻就不以追求纯文学的美学价值为旨归，而是自觉承担起如古典小说、戏曲一类的通俗文学那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教化作用。从主旨上看，早期的报刊体白话小说仍然以说教归化，劝善惩恶，传播知识为根本。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民主自治理想，个性解放的追求，对尊严、独立的崇尚，等等，根植于民主国家、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时代精神内涵与个人精神价值取向，逐步渗透到晚近中国的知识观念、价值谱系、信仰世界中，从根本上冲击、瓦解以至置换了传统经典建构起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晚清报刊所载的白话小说、旧体诗词，本身就是一种杂糅——旧的文学体式、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出版机制，共处一室，是尴尬，是角力，是形同陌路，还是握手言欢?新文学，尤其是白话写作，是如何秣马厉兵、蓄势待发、一鼓作气，以至最后一举定乾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在文学现代化的角力场上一直存在两种势力的角逐，传统在反思因何“退场”，先锋在追溯如何“起家”。对一场火灾的不同书写只是透视历史事实真相、理解历史过程复杂性的一扇窗。

虽然全新的时代主题诞生自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工业技术的革新对传统的文学创作阅读形式也造成极大的冲击，在内容和形式的新变中，依然可见中国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强大“诗教”传统:根本上说，文学是指向现实的，文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以美刺扬挞的标准，去干预人生社会，时至今日依然是主流文学价值观的坚定立场。即使在新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铲除旧文化之根、一切唯西学马首是瞻的大背景下，五四新文学登上历史舞台的口号不是西方所标榜的“为艺术”的文学本体价值观，还是“为人生”的社会改良主张。西方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无功利的纯文学观念，面对中国的“诗教”传统，依然要做出让步，新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仍然指向中国文化的基本面向——现实的社会人生。

如此看来，白话之取代文言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学转向，更是一次全面的深刻性变革:以文言为标准表达方式的中国古典文学，以文言思维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文言被白话取代的过程中，也一并丧失了主体地位，失去了作为经典话语表达存在的权威性。文白之争的结果，已成定谳，主流表达方式的转向以及背后所包含的文学、文化、信仰、价值观以至思维方式的突转，是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复杂问题。胡、叶二人的同题共作，不仅仅是对一场火灾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更像是一个透视晚清以来，文学话语表达方式渐变的突破口。晚清报刊所载白话文对考察五四之前的文学文化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三 晚清的白话升格与报刊造势

作为现代文学最基本的表达方式，白话取得主流话语权，不是五四那一刻一蹴而就的登场，也并非新文学史的简单线性叙述所能概括，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与准备。以往对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过于关注白话战胜文言进而成为主流表达方式这一结果，反而忽视了自晚清以后，五四之前的白话造势过程。事实上，白话文在确立其作为现代汉语的唯一书面语地位之前，有一个复杂的升格②过程。

(一)救亡与启蒙语境下的白话认同

晚清，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中国国门，也粉碎了举国上下的天朝之梦。中国孱弱挨打的事实加剧了改革者对中国现实的仇恨，在前所未有的文化自卑感的压迫下，变革者在迷失与迷惘中走上了一条全盘否定自我的极端之路，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革命的矛头指向——几千年来赖以维持中国特性的最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国民性格。文化首当其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落后归咎于旧文化，而图强必然寻找新出路。与传统文言相对的白话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被提倡，就成为希冀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

救亡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精英阶层，而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这是五四以后“劳工神圣”的先声，并直接导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的崩溃，一种基于职业身份的平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普遍平等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五四后高标劳苦大众的导源。林以颠覆文言的普适性、实用性的方式为白话争取合法性、正统性的努力，较裘氏之提倡白话更进一步，他攻击文言赖以存在的古典文化以及承担这种文化的具体的人，并以这个阶层在时代中必然走向灭亡来说明文言的推行是历史大势所趋，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围绕“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著书立说，为面向大众，多采取以浅易的白话为主要言说方式，这无疑直接起到为白话张目的作用。1901 年《京话报》刊文《白话书是变法自强的根子》，以话语革新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白话革命与革命白话相互推动，这一时期的白话被赋予神圣的启蒙使命，必然作为救亡图强的手段，可以说白话的被选择只是一种基于推动社会改革的政治策略。

(二)报刊所载白话演说文

晚清报刊多开辟“演说”专栏，甚至有径直以演说命名的白话报刊，较为著名的有以“政治白话演说”“时事白话演说”为办报特色的《湖南演说通俗报》。其演说的主题兹择要列举如下:

时事白话演说:湘东渔者银蟾佳境《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7 期

政治白话演说:杨让梨(撰)杨新令《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12 期

政治白话演说:储能子(撰)训诫巡警兵《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8 期

政治白话演说:邓丙明(撰)调和民教俚言《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12 期

实业白话演说:湘东渔者(撰)钻玻璃新法《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7 期

时事白话演说:湘东渔者(撰)论英国占印度《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5 期

时事白话演说:潜庵子(撰)迎会改良《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6 期

政治白话演说:湘东鱼者(撰)记檀香山《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6 期

时事白话演说:熊自立(撰)人贵自立《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7 期

实业白话演说:潜庵子(撰)记农学会《湖南演说通俗报》1903 年第7 期③

以上政治、时事、实业专栏的演说目录，反映了当日白话报的评说风气。基于晚清以来的湘人好论之风，选取湖南为例，联系湖湘派的文风，这种报刊体的白话演说不能不说是受其沾溉。且湖南自晚清以来崇尚实学，以变法为宗的陈宝琛遗风，围绕“爱国”“自由”“诚信”等时代主题与传统价值观的一系列白话演说，在这里也得到最直接的呈现。1908 年《竞业旬报》“社说”专栏登铁儿④的《白话:爱国》，极言民族主义下的家国情怀。另外，有劝解教化不良社会风气的，如戒烟系列演说，以《湖南演说通俗报》最为积极，于“时事”专栏登湘东渔者的《白话演说:戒烟歌》通俗且有强烈的警策劝诫作用。润琴的《缠脚释义》是倡导女权的先声，“政治”专栏刊《戒溺女歌》、陈吴萃的《劝解妇女歌》，呼吁妇女解放、倡导女权，亦成为启蒙的一大主题，成为晚清的白话文重要的表现领域。

“《杭州白话报》最有助于蒙童妇女，能使止绝小说，共发济国家之思想。若于梅花碑、城隍山等处演说大书关碍风化者，改为演说白话报，由善堂各给报价一分殊非浅鲜尤望朱笔者力以和平为宗旨，使勿窒碍难行之情现。闻蒙学女学渐兴，其报数已可销至三千余分，嘉湖等处皆有仿设之人。”［6］此虽是为《杭州白话报》打广告的溢美之词，但足以见当时的报业风气与白话文演说的教化作用。1903 年湘东渔者在《湖南演说通俗报》上的《记斯宾赛》，传达出晚清报刊在白话介绍西学方面的重要性。该报还在1903 年第5 期的“实业”专栏刊布有关养蚕技法、注意事项的《蚕桑浅说》，说明在指导具体的生产生活上，白话作为传授知识的便捷工具，表现出面向普通民众的广泛的适用性。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以笔代口，以报章为讲稿的特殊的发声方式，在语言风格与行文体式上都有所限制，而白话作为易于说明、宣传和鼓动的交流方式，明显比文言更具优势。且文言古奥的字意、特殊的句式，如倒装、省略、词类活用等，根本不适合做口头宣传的工具，即使行诸文见诸纸也是要有一定文法基础的人才看得明白。而文言在面对当时的一些新事物时，难免感到表达上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那种词穷无语的先天不足，不得不把主流话语权交给白话。且白话在翻译外文著作上也得到了大量欧化表达思维的训练，单就处理长难句、丰富语言词汇来看，白话就明显比文言更能与时俱进。且白话的广泛实践也不得不令传统文人深感大势已去，文言越来越成为少数传统文化精英分子圈子内部的自娱自乐，作为一种文化奢侈品的语言，文言越来越走向无人响应的落寞与悲凉的空寂场。而白话，在论辩的、评论的、讲演的鼓动宣传场地里，凭借其所宣传的价值观，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1905 年第13 期《四川官报》以专件的形式刊登《山西白话报演说简章》，提倡以白话发表演说，并将白话演说辞广泛刊布以便于传看。官方甚至也以文件告示的形式来保障这种有效的宣讲:

河南官界，于七月初创有白话报一种，分演说历史教育新闻等，约十数门。日出六册，发由各州县派人宣讲，现在各属劝学所，相继成立，实行的很多。如陕州封丘等县，多纷纷来省，请额外添寄十分，以便分派各乡镇绅董宣讲。陕州官吏，更于每月逢五逢十等日，亲自择要督讲，并出示广劝四民去听。［7］

综上所述，晚清的白话报在开启民智方面确实扮演着多种角色:政见的留声机、时事的传声筒、普及基本知识以指导生产时间的课堂、驳斥宣传某种观念理论的演讲台。这种无声的宣传、呼吁、呐喊是以白话书写的方式实现的，也确实起到了极大的鼓舞劝诫宣传的作用。藉助白话的宣讲策略本身就是对白话的推广，同时，在白话写作实践中，遣词造句的语言训练也得到有效锻炼。文言文因较为复杂的文法而只能在极小的圈子内部使用，对于面向大众的文化普及，不得不拱手相让传统所赋予的精英文化的话语权。白话演说与出于宣讲需要的写作实践，逐渐盛行，对于五四以后中国文章学由传统转向现代，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话报所刊胡适、叶德真二人的同题共作，作为个案，只是透视晚清民国以来书面表达方式新变的一个视角。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白话升格的历史演进过程早已开始，伴随着救亡呼声的高涨，报刊的宣传鼓动自然选择方便启蒙的白话作为第一表达方式，并以演说、小说等形式，进行初期的白话写作实践，为日后现代汉语的规范表达提供了实验平台。白话取代文言，获得主流话语权，进而成为新文学的基本表达方式，这一历史进程在混杂着新与旧、中与西、因与替等时代主题的历史语境下展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近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的复杂性、长期性。晚清晚清报界的主创、编辑、写手，作为白话升格的直接推动力量以白话报为变革话语表达的试验场，成为日后五四新文学登场的最初拉幕者。

注释:

①受夏志清、胡志德的影响，王德威试图突破长期以来笼罩在现代文学起源问题上的根深蒂固的五四传统语境，而是从知识思想、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的新变来看早在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端。“我所谓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指的并不是世纪转换时，启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黄摩西等人所力求的改革。我指的反倒是另一些作品——狭邪小说、科幻乌托邦故事、公案侠义传奇、谴责小说等等。这些作品在清代的最后20年间大行其道，它们并没有被贴上特许的现代标签，但是却是20 世纪许多政治观念、行为准则、情感倾诉，以及知识观念的温床。”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编委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国家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1995 年出版，第32-33 页。

②此文所言“白话升格”，是一个基于过程的简单概括，简言之，是对白话文如何成为现代社会唯一规范的表达方式的一个动态考察。升格之“格”，不是评判品味高低之格调，而是包含规范、主流、合法、唯一等要素在内的一种集体性选择与认同。笔者通过对“白话升格”的描述与阐发，意在把指向结果的历史文化事件还原到历史的发生场域中，做过程性分析，思考有别于传统文言的浅易白话如何成为现代中国书面表达的合法性存在，即日后被称为现代汉语的一种规范性语体，其经典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③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统计，参考http://www.cnbksy.cn/shlib_tsdc/index.do.

④胡适笔名。据友人叶德真回忆，“那时胡适名叫胡铁儿，常到二马路坟山附近的旧书店买书。”参见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 出版，第34 页。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J］.复旦学报，2001(2):2-13，19

［3］胡适.慰李莘伯被火［N］.竞业旬报，1908-12-14(26).

［4］叶德真.记事小说:安徽白话报社被火记［N］.竞业旬报，1908(36).

［5］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佚名.本省新闻:女学多才［N］.浙江五日报，1902(3).

［7］佚名.时文:白话演说［N］.竞业旬报，19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