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唐玄宗御注三经》现存碑刻考略

赵金丹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史书有载,唐玄宗曾以帝王之尊为儒释道三家各注释一部经典,即《御注孝经》《御注金刚经》和《御注道德经》,我们统称为《唐玄宗御注三经》。其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碑刻分别是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刻于公元745年)、河北易县龙兴观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刻于公元738年)、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刻于公元742年)。《唐玄宗御注三经》碑刻在版本和内容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玄宗御注三经》;碑刻;价值

一、《唐玄宗御注三经》产生的背景

在唐代帝王中,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比较注意从思想文化上统一认识、教化民众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曾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文化建设,其中包括对儒、释、道三教的调和与会通工作。总体来看,唐玄宗对三教的态度是扶植儒学、提倡佛教、推崇道教,即三教无阙、共佐王化。

道教以老子李耳为祖师,唐代统治者奉老子为始祖,道教遂成为李唐王权的“本家”和“家教”,道教贵盛之势前所未有。唐高祖曾至终南山谒老子庙,唐太宗修亳州老君庙,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封老子母亲为“先天太后”,唐玄宗对道教的推崇则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皇帝。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十年(722),令“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开元二十年(723),命庶士家各藏老子《道德经》。天宝二载(743),追尊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十三载(754),更追尊其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宗崇道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他认为道教具有“淳化风俗”“训导氓黎”等作用,完全可以为其统治服务。认为老子“著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1],声称《道德经》等“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2]。可见,扶植道教是玄宗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重要策略。此外,道教所宣称的可使人“长生久视”,羽化升天等道术,对处于太平盛世的玄宗具有很大吸引力。

在玄宗以前,唐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唐初三帝(高祖、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实行的是三教共存、道先佛后的政策。武则天与唐中宗统治时期,实行的是三教共存、佛先道后的政策。唐睿宗统治时期,制定了“三教并行、不分先后”的政策,终唐之世,遂成为定制。玄宗对佛教的态度前后有别。执政前期,压抑势力强大的佛教,扶持尚处弱势地位的道教,以期在佛道二教之间求得平衡,使其共佐王化。后期则十分重视利用佛教。开元二十六年,他下诏称:“道、释二门,皆为圣教,义归弘济,礼在尊崇。”[3]把佛教和道教同视为“圣教”。重视僧尼、道士传经读典等宗教活动,旨在利用宗教“惩恶劝善”,弘扬“文教”。唐玄宗认识到佛、道二教有助于教化的功用,且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故对其加以利用,以补充儒教的不足,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形成“三教无阙、共佐王化”的格局。

历代统治者尽管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对儒学都一致推崇。儒学在唐代以前的崇高地位,唐太宗《封孔德伦为褒圣侯诏》中有很好的概括:“宣尼以大圣之德,天纵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伦资其教义,故孟轲称生人以来,一人而已。自汉氏驭历,魏室分区,爰及晋朝,暨于隋代,咸相崇尚,用存祀。”儒学在唐代的地位,同样很高。唐高祖追赠孔子为“先师”。唐太宗追赠孔子为“先圣”,统一儒家经典《五经正义》。唐高宗追赠孔子为“太师”,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颁行全国,科举必考,创立新儒学。武则天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他曾亲幸孔子宅祭奠,并声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对儒学大力扶植。

由此可见,唐玄宗是历代帝王中在宗教政策方面表现得比较成熟的一个。虽然就个人而言,他比较倾向道教,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儒释道三家进行控制,一方面平等对待儒释道,推行三教合一。他曾多次指示和召集大臣讨论儒、释、道三教义理及其异同。为了表现平等对待儒释道这一姿态,他分别为三教各注释一部经典:即儒家的《孝经》,佛教的《金刚经》和道教的《道德经》,这就是《唐玄宗御注三经》产生的背景。

《唐玄宗御注三经》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宰相张九龄等称赞玄宗的注经之举:“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道,已广度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4]敦煌歌辞中也有对唐玄宗注三经的唱诵:“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宜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5]88对于《三经》,玄宗的看法是:“道为理本,孝实天经。”[6]360“不坏之法,真常之性,实在此经(《金刚经》)。与夫孝经、道经,三教无阙。”[7]404“会三归一,初分渐顿,理皆共贯。”[8]404

二、现存最早的《唐玄宗御注三经》碑刻

史书有载,唐玄宗每注毕一经,即正式颁行天下并勒石立碑,现存《御注三经》最早的碑刻分别是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河北易县龙兴观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北京房山云居寺的《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据《唐会要》载,唐玄宗曾两次注《孝经》,“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9]658。又令元行冲撰《孝经注》疏义,列于学官。天宝四年(745),御注刻石于太学。此碑刻成以后,原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太学内,于天祐元年(904)迁至唐尚书省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到北宋元祐五年(1090),因尚书省“地处洼下,随立辄仆”,又“徙置于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的所在地。碑高6.2米,共4面,每面宽1.2米。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写。李亨篆额。书法工整,字迹清新,秀美多姿。此碑由四块黑色细石合成,上加方额,方额左右各浮雕瑞兽,上下刻涌云,上承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形,碑下面有方形台阶石三层,因称《石台孝经》。台石三层四面都有线刻纹饰,特别是最下层,满刻唐代惯用的茂盛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整个结构给人以威武、活泼、灵动的感觉。属盛唐艺术的精华。

唐玄宗于开元四年(716)开始亲注《道德经》,约于开元二十年(732)注释完毕,随即命两京及天下应修官斋等州,皆于一大观勒石。今所存易县《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刻于开元二十六年(738),现位于保定市易县城内东南部龙兴观遗址南端,由唐代的著名书法家、陕西武功人苏灵芝书写。碑文虽有部分残泐,但绝大部分完好,是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碑石。其拓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经幢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除幢顶为青石外,其余皆为汉白玉制成。幢座为石雕须弥座,座下有方形平台,系后人补砌。幢身分上下两部分,由两块汉白玉雕砌而成,通高4.29米,直径0.9米,平面为八角形柱体,每面宽0.4米左右。幢身上块自东起由左向右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18个字,占三面,下刻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颁发推崇《道德经》的诏书。经幢下块各面依次镌刻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及玄宗御注。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敕建”。幢身上端有一石雕仰莲宝座,其上才为幢顶。幢顶已经残破,原用一块巨大的青石雕成,高0.38米,为屋顶状,呈八字形,与幢身形体吻合,从八角平顶雕出八脊,脊间刻瓦垅,再下刻有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整个经幢,亭亭玉立,造型既端庄简朴,又典雅美观。

解放后,在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中发现的《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石刻全文,是国内仅存的孤本。该刻石镌刻于唐天宝元年(742)八月十五日,全部经注共刻四石,每石面、背两面刻,计八面。每面十六行,有纵行界格。经、注刻石虽有部分残泐,但绝大部分完好。据统计现尚存经、注文10033字(不含标点符号,下同),其中经文4140字,为原经文字数的80%左右,注文5893字,缺字不可计。[10]《御注金刚经》开注于何年,文献记载不一,据房山石经本的尾刻题记可知,《金刚经》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的六月三日以前,已经注释完毕。现存的石本《御注金刚经》,是距当时京师千里之外的幽州百姓于天宝元年所刻,幽州远离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经石镌刻时间是御注完成的数年之后,可见《御注》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与流传之广”。经石刻就后,一直保存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上第八洞,历时1200多年之久。

三、《唐玄宗御注三经》碑刻的文献价值

在《三经》众多注本中,《唐玄宗御注孝经》是《孝经》最权威的注本,《唐玄宗御注道德经》是《道德经》现存最早的御注本,而《唐玄宗御注金刚经》碑刻则是国内仅存的孤本。《唐玄宗御注三经》现存碑刻在思想文化、语言文字、书法艺术等研究领域均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本文仅从版本与内容角度略作论述。

1.《御注孝经》

唐玄宗《御注孝经》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著录。《御注孝经》收入《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中。

唐玄宗《御注孝经》既是盛唐时代倡导“孝道”的特殊产物,又是对汉至唐《孝经》学所作的总结,“取王肃、刘劭、虞翻、韦昭、刘炫、陆澄六家之说,参仿孔、郑旧义,今行于太学”[11]20。玄宗的御注本,结束了古、今孝经的争论,在《孝经》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与玄宗时代以前最流行、最权威的《孝经郑氏解》《古文孝经孔传》相比较,玄宗“御注”在行文风格上,精练、平实、明白易懂;在学术品质上,博采前代旧注之长,超拔众家;在思想内容上,紧密联系现实,充分贯彻教化天下的精神。这些特点是唐以后玄宗“御注”能取代往代一切旧注,成为后世最通行《孝经》注本的重要原因。此外,经书以“御注”形式出现,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伦理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功效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2.《御注道德经》

河北易县龙兴观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是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碑刻,我们称之为“易县本”。现通行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经》是收于明代《正统道藏》三百五十五册洞神部玉诀类的《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我们称为“道藏本”。“道藏本”时代较晚,且文字上与“易县本”略有差异。此外,河北邢台龙兴观《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幢》刻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碑石今不存,虽有拓本存留,由于原碑石残损处较多,拓本文字清晰完整程度均不及“易县本”。

在众多《道德经》研究著作中,《唐玄宗御注道德经》是《道德经》存留下来最早的御注本,玄宗非常重视《道德经》,“恭惟老氏,国之本宗,遗述元经,朕之夙好”[12]448。于《注》之外,另撰《义疏》,亦颁行天下。御注本具有融汇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明显特征,是研究唐玄宗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阐释老子的“无为之道”与他“理身理国”的政道观,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水平,对后世道教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玄宗注针对当时《道德经》注释“遗文诚在,精义颇乖。撮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13]的状况,择取古注之善,兼以自己的心得体会,虽也有妄诞之处,亦可成一家之说,至今依然有自己的独特学术价值,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经》的要义。如《道德经》第十一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唐玄宗注从该章主旨“明有无功用,相资而立”出发,解释为:“有体利无,以无为利。无体用有,以有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将明至道之用,约形质以彰,故借粗有之利无,以明妙无之利有尔。”将《易传》与《道德经》相沟通,在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玄宗御注中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如“公正无私”“仁厚慈爱”“俭音寡欲”等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等不谋而合。

3.《御注金刚经》

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1卷。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收有这部经注的目录(卷二十第41页),但全文流传至今却无。房山云居寺石经中发现的《御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石刻全文,是国内仅存的孤本。石经的拓本已于2001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有藏本。现有吴梦麟、麦谷邦夫、衣川贤次等整理本。

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固然是出于政治考虑,“僧徒固请,欲以兴教,心有所得,辄复疏之”[14]343。然而在今天看来,《御注金刚经》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御注逐句解释《金刚经》经文,文字精炼简要。与正统的佛教徒所著注疏不同,玄宗注中对经文不仅有解释,而且有质疑,反映了玄宗本人对《金刚经》的学习和理解。对我们研究唐代非佛教徒的佛教知识水平以及他们对佛教的认知,提供了重要资料。从石刻拓本分析,其体例系问答式。全文有三类文词:佛说经意、弟子答语和结集之词。玄宗的注文主要涉及前两类,尤其是第一类。昭明太子曾将《金刚经》分为三十二段,佛经中名为“分”,即三十二分本,每分各有标目。三十二分本较为流行,但房山石刻中的《御注金刚经》,无“分”,无标目,当为另一种版本,故颇具研究价值。

[1][唐]唐玄宗.分道德经为上下经诏[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三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唐]唐玄宗.亲试四子举人敕[M]//[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第一百零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唐]唐玄宗.春郊礼成推恩制[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二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状[M]//曲江集:第十五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5]任二北.敦煌曲校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5.

[6][唐]唐玄宗.颁示道德经注孝经疏诏[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三十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唐]唐玄宗.答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批[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三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8][唐]唐玄宗.答张九龄贺论三教批[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三十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宋]王溥.唐会要:第三十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吴梦麟.房山石经本《唐玄宗注金刚经》录文——附整理者后记[J].世界宗教研究,1982,(2):9-25.

[11][宋]王尧臣.崇文总目:第六百七十四册[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唐]唐玄宗.一切道经音义序[M]//[清]董诰,等.全唐文:第四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唐]唐玄宗.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序[M]//正统道藏:第三百五十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8.

[14][唐]唐玄宗.答张九龄等贺御注金刚经手诏[M]// [清]董诰,等.全唐文:第三十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3.

【责任编辑 朱正平】

Inscriptions Studies on“Emperor Xuanzong's Annotation of Three Books”

ZHAO Jin-d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Emperor Xuanzong had noted Xiaojing,Daodejing and Jingangjing,which totally have been named“Emperor Xuanzong's Annotation of Three Books”.The Inscriptions of them are in the Xi'an Beilin Forest of Steles,Yixian Longxing Temple,and Beijing Yunju Temple,and they are the earliest inscriptions,the most well-preserved on the books.The inscriptions have important value on version and content.

Emperor Xuanzong's Annotation of Three Books;inscriptions;value

K877

A

1009-5128(2014)09-0060-04

2014-03-26

赵金丹(1981—),女(满族),辽宁锦州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