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英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历史维度

洪巧英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具有历史维度,其历史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社会交往的空间角度看,社会交往经过早期的血缘交往形成各种社会组织,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庞大使得社会交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发展,地域性交往扩大为世界性交往。从人的交往发展角度看,人们经过最早期的两性交往,形成了依赖人的共同体的交往,经历了依赖物的关系的交往,最终实现人自由全面的交往。从社会形态的发展角度看,社会交往经历了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时代,并且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多样化的特性。

马克思;社会交往;历史维度

对于社会交往理论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对交往范畴进行了界定。由于交往范畴涉及到社会生活中很多方面,所以其范畴的界定也涉及到很多学科:如民族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综合众多学者的定义概括出交往范畴比较一般性的规定,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概念界定为:主体间通过媒介进行相互作用并由此形成相互关系的统一。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生产力的性质、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其他生活领域,在历史发展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阶段。“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602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不仅产生着生产关系,也有与之交叉的交往关系。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体现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水平。无论从社会形态还是人的发展,无论是社会发展的空间角度还是时间角度,生产力与生产方式都与之密切联系。

一、从地域交往扩大到世界交往

(一)早期的血缘交往

人是群体性动物,社会交往是人的自然需要,是人类抵御外界恶劣环境保存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早期社会交往不仅出于自然需要,而且血缘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人类不仅需要物质生产还需要自身生产。为了加强人类生存的能力,人们不断改变着家庭形式和亲属制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到五种家庭形式的变迁: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从不同的家庭形式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血缘关系以及两性交往在古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另外,推动家庭形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人类繁衍能力的提升与经济的日益发展。在早期社会中特别是在专偶制家庭之前,每一次家庭形式的变化都在人类繁衍上前进一步,近亲繁殖的禁止优化了人类的生存发展能力。那时的经济水平还非常低下,人们完全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食物,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在自然需要的促使下,人们小范围的聚集在一起生活,甚至需要不断迁移,从沙漠到绿洲,从贫穷的地区到富庶的地区。对于近亲婚姻的禁止,促使外婚制产生,氏族也是在人们逐渐排除了近亲结婚的普那路亚家庭阶段开始萌芽。“这种形式的集团中的某些成员及其某些后裔,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组织成氏族。”[2]353家庭规模变小的结果就是人们更加聚集起来,通过血缘和战争,氏族逐渐发展成部落。人们生活在人的共同体之中,虽然有小规模的产品交换,那只是小范围的、出于生存需要的交换,人们局限在氏族部落小的范围之内,血缘关系紧紧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二)狭隘的地域交往

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不断扩大逐渐让人们固定下来。交换的频繁是与社会分工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畜牧业的分离使畜群成为交换的可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手工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也有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3]182-183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些部落就融合为一个更大的组织——民族。民族的发展也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区,由于商业活动、所有权转让、财产变动,各类阶层的人杂居在一起,以地区划分的国家产生,通过国家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来调节社会生产生活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国家的产生打破了血缘关系为主导的交往关系,商品交换与财产关系日益繁盛,但是这种繁盛也主要是国家、民族内部的繁盛。人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生产、交换,商品交换也更多体现为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为主的商品交换很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政治统治与战争等手段对于商品的占有会更为快捷。人们的交往关系也基本上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统治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使得地域交往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直到机器工业的产生,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寻找贸易市场进行频繁地商品交换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地域交往被打破,接踵而至的是大量商品向世界各个国家和角落寻求交换的市场。

(三)普遍的世界交往

世界交往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才开始的。生产的社会化,商品的普遍化都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民族国家的范围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奔走各地通过商品贸易或者战争为资本主义经济开辟疆土。“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36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的发达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全球各地日益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地球村”,资本的扩展性终于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不仅成为了商品市场的交换场所,也成为商品的生产场所,世界分工日益发展并且不断细化,庞大的商品生产销售链连接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就民族国家而言不仅产生了内部交往也产生了世界的外部交往。“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5]874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生产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很多弊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到处充满了血腥与肮脏,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争夺资源与市场,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商品贸易中的竞争不断引起了利益集团的垄断,恶意竞争引发了市场的混乱,贫苦人民失业下岗、流离失所;无节制的商品生产周期性地引发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但是生活却越来越贫困,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与此相应的却是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程度的不断加深。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商品,而且也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受压迫程度越深,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的越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874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要冲破资本主义经济的藩篱,世界历史的形成、普遍的交往为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准备了条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43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趋剧烈,最终会不可调和,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建立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及世界普遍交往的建立。世界普遍交往的建立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为支撑。社会交往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完全打破地域限制实现普遍的世界交往,任何国家都会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消除社会异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

二、从依赖型交往发展为全面自由型交往

(一)依赖人的共同体的交往

早期社会人们联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两性交往,马克思指出,“只有男女这两极差异相结合,才会产生人。”[6]111“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7]119这也是社会交往最早的交往和早期最主要的交往。性别之间的依赖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这样的依赖会由于血缘关系的扩大而变成人对血缘团体的依赖。无论是氏族还是部落,由于血缘关系、经济关系和安全需要,人们缔结成了规模不等的社会组织团体,并在这种社会团体中维持着基本的生存。思维意识的低下、生活范围的狭隘、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人们强烈地依赖氏族和部落这样的人的共同体。精神交往在最初都是直接与物质交往相联系,人们更多地是直接的交往形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都是紧密相连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分析过古希腊—罗马时代,这是奴隶社会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这种繁荣都是局限在古代国家的发展之中,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生活在牢固的狭隘的交往关系之中。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都是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来调节,政治和宗教的地位价值远远高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一旦国家的政治垮台,其他因素的发展也无法挽救古罗马世界。“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8]170马克思在谈到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时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9]94农民群众在封建制度下也在交往,但这种交往是有限的、狭小的、是与外界隔绝的,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人们思想的隔绝和封闭。一旦人们向外的道路被堵塞,向内的道路就被打开了,这条向内的道路就是朴素的宗教。在宗教领域,看似人与神的关系,实则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宗教信仰掩盖了人们狭小范围下的压迫,转移了人们困难的情感。无论是真实的人的共同体,还是虚拟的人的关系,早期社会中人们始终都难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而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二)依赖物的关系的交往

2014年以前的合格处方百分比均低于30%，其中2013年、2014年的百分比均低于20%。惠州市根除Hp处方合格率基本上逐年上升，由2010年的24.14%上升到2016年的51.41%。见表2、图3。

依赖物的关系的交往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商品,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交换迅速代替血缘交往、政治交往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交往关系。商品社会的发展要求更多的自由劳动者,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自由劳动者成为工厂里的雇佣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也成为商品交换的主要参与者,但是现实情况是雇佣工人无力购买大量的商品,产品的日益过剩与雇佣工人低下的购买力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更多表现出来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作为手段的货币,也成为了劳动的目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作为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必须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实现,资本只有不断地参与交往、扩大交往才能发挥资本的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占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36资本疯狂逐利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不断开拓市场,建立起世界市场,将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扩散到世界各地,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产品与工人劳动的分离也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促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形成,这实际上也隔离了人们的普遍交往。由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造成的普遍联系,并非全面的联系,人们在生存与发展的迫使下出于利益的需要与其他人进行交往,这种交往关系是冷漠的、不信任的。“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以及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1]312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交往被异化,受到物的控制。人们看似是独立自由的人,实际上处于形式上的自由和实质上的不自由。人们的劳动成果、劳动能力、交往关系不再受人们的自主支配,而是受到物的控制。这种物的异化力量还具有普遍性——人们的各种劳动成果及其关系都成为人们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约束着人们。“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然而,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10]497社会交往的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异化的克服也同样来源于社会交往的发展。

(三)人的全面自由的交往

马克思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交往的不同形态,指出未来社会人们的交往是每个人自由全面的交往,这种交往产生于对物的关系的依赖,摆脱了对人的共同体的依赖和物的关系的依赖。“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7]373个人的全面不是想象的,而是现实的,是对所有现实关系与观念关系的全面占有,个人的自由不是任意无条件的自由,而是个性的充分展现,是自我的实现和精神的享受。这种主动的能力来自对人的共同体的依赖与物的关系的依赖,在过去的岁月以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态中,人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交往的不断扩大,不断提升与完善着自身的能力,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在上一代,甚至几代人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是结果的发展也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并且有条件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1]216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不再受人的共同体与物的关系的依赖,成为了独立自由的个体,有自主驾驭社会与自身的能力,并且社会为个人自由自觉全面的展现提供了条件。

三、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的社会交往

(一)野蛮时代的社会交往

野蛮时代主要是原始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早期原始社会形态的交往主要表现为两性交往与血缘姻亲交往。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交换还很稀少,也会有些战争与冲突、移民与迁徙。在原始社会,物质交换主要集中在氏族与氏族首领之间,部落与部落首领之间,交换的物品种类也极为有限。那时,物质的直接获取和生产与人的自身生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种群的安全、生存与繁衍。从恩格斯对于古代家庭形式变迁的描写可以了解到,人们不断改变家庭形式,区分血亲关系,禁止近亲繁衍,来提高人类整体的质量,更好地抵御外界恶劣的条件。由于家庭形式的变迁和婚姻制度的改变,使得小范围的家庭成员可以与氏族内部或者部落内部进行通婚,打破了原有的狭隘关系,通过两性交往使得大范围的人可以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扩大了日常生活的规模和组织。战争在原始社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交往形式。出于保护族人和占领更多生存资源的需要,氏族、部落之间经常会有战争,彼此有姻亲关系的氏族或部落会联合起来抵御外敌。通过战争,人们摒弃了杀害俘虏的观念,转而将他们变成奴隶,并且通过战争获得生存的资源。在原始社会,这种形式是获得生存发展最为有效快捷的形式,与此相应的是战争带来大量死伤和毁灭。

(二)文明时代的社会交往

文明时代的社会形态主要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时代,家庭形式主要作为专偶制稳定下来。文明时代社会形态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与文化交往方面。经济交往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扩大;政治交往主要体现在国家统治与殖民扩张,伴随有不同类型的战争;文化交往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特征主要涉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则体现在以爱慕为唯一选择标准的家庭,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私有制的灭亡,对异化的克服,国家的消亡,文化的丰富与自由发展。这里主要讨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

政治交往方面,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非常强大,而且经常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起来,或者政教分离、互相牵制;或者政教合一、统治者即为教皇。在封闭的地域内,奴隶主与封建主借助国家机器对地域内的人民进行不同程度地剥削和压榨。为了保障统治阶级的地位,不断进行着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宗教战争、王朝更替等等。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完全秉持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内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对外不断进行殖民战争获取更多的海外资源和劳动力以及加工、销售市场。市场经济的弊端,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日益突出,通过国家“看得见的手”不断调控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也让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政治方面的联系。

文化交往方面,最初文化交往直接与物质交往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对物质交往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反作用。文化交往是物质交往的反映,三种社会形态的文化交往也是对其物质交往的反映,体现了三种社会发展的状况。文化在社会交往中得到了保存与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加丰富多彩。意识形态的统治仍然是三种社会形态在文化交往方面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主要通过风俗习惯、宗教、理论思想等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形式反映出来。

(三)社会发展阶段性更替的多样化

社会发展阶段性的演变一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状态,五种社会形态会依次更替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交往的发展,也让社会形态的更替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一是社会形态的派生。社会形态的派生是指某一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并不是完全靠自身的内部因素自然发展而来的,而是受到社会交往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12]33这里国际关系就是国家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信息是派生的而非民族国家原有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以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并非最早的社会形态,最早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特点就是“直接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斯拉夫人的形式、有日耳曼人的形式等等。“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它发展成为对立物,但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12]149

二是社会形态的跨越。社会形态的跨越是指某一个民族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一个社会形态跨越到另一个社会形态,中间超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在非洲,有些民族国家或从原始社会或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欧洲移民的转移,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起一个没有统一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晚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俄国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13]472“现代的历史环境”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断铺开,世界历史逐步形成的环境。民族国家社会交往有可能彼此影响,使得落后俄国可以吸取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从交往空间角度看,社会交往由地域交往扩大到世界交往;从人的发展角度看,从依赖型交往走向全面自由型交往;从社会形态更替看,社会形态从低级发展到高级阶段。这些都表明社会交往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自己的连续性,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段,交往空间、人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社会交往的发展是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阶段性的统一。不同主体处于社会交往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仅要对交往的阶段性要有清晰的认识,也应该对交往的连续性要有整体的把握。对两者任何一方认识的偏颇,都不能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交往的发展状况。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王 凌】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Marx's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HONG Qiao-y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eaching and Research,Party School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Beijing 100091,China)

Marx's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has a historical dimension.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From the spac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through the early of blood interaction social interaction forms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making huge social organization make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interaction,regional interaction expands a worldwide association.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interaction perspective,through the earliest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people form exchanges of people relying on human community experienced,physical dependence,and ultimately full freedom of interaction.From the social form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ocial interaction experienced barbarism of primitive society,civilization of the era slavery,feudalism,capitalism,communism society,and presents a variety of featur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Marx;social interaction; historical dimension

A811

A

1009-5128(2014)09-0014-06

2014-03-28

洪巧英(1980—),女,河北唐山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