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贞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斗争与融合：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

张华贞

(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19世纪中后期，大量华人劳工以 “苦力贸易”的形式来到秘鲁，这种劳动力的跨国迁移，有两种驱动力量，一种是“拉力”，即秘鲁国内的劳动力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种是“推力”，即当时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民生凋敝、大量贫农被拐骗到秘鲁。在秘鲁务工时，华工遭到残酷虐待和压榨，这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在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华工赢得了自己在秘鲁社会平等的地位，秘鲁华人社会由此形成，华人并由此成为当地的强势族群。

契约华工；苦力贸易；秘鲁；拐骗

19世纪初期，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掠夺中国人到拉丁美洲地区做契约劳工。1849年10月，75名契约华工乘“弗德利各·吉耶尔莫”号抵达秘鲁介休港，揭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1859-1874年，有8.7万中国人进入秘鲁，前往北部的甘蔗园和南部的鸟粪岛,到1876年，几乎2%的秘鲁人口中是中国血统[1]。大多数契约劳工在当地遭到了雇主的残酷压榨和非人虐待，这使得他们团结一心奋起反抗，在智利与秘鲁爆发太平洋战争以后，一些华人劳工起义，纷纷加入智利军队，参与对秘鲁政府军的作战。之后，华人不断地反抗，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开始向秘鲁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这使得秘鲁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订立新的法律法规，尽力保障华工的合法权利。而大多数华人劳工在合同到期以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选择在当地继续生活，与当地女性结婚生子、组建家庭，学习西班牙语，改信天主教，逐步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当地接受教育，完全成为了“秘鲁人”，实现了“被同化”，同时由于共同的血统，华人以及混血华人有着较强的凝聚力，一大批同乡会、宗亲会发挥着联系秘鲁各地华人的纽带作用，成立于19世纪末期的秘鲁华人通惠总局一直到今天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秘鲁华人社会是在斗争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是秘鲁现代主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社会相比，秘鲁华人社会有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与秘鲁华人社会所形成的历史背景有什么关联，本文将以此为突破点展开论述。

一、秘鲁华人社会的主要特点与移民观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华人华侨，并且在很多国家都形成了华人聚集的“唐人街”，但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华人族群的地位都一样。在很多西方国家，华人华侨从事政治、商业等活动的人数非常少，在当地缺乏足够的影响力，进入当地精英社会的华人则更是凤毛麟角。在东南亚国家，虽然华人的人数很多，且大多比较富有，但是政治地位却比较低下，一旦政治动荡、社会危机爆发，富有的华人往往成为受攻击的对象。但是在大洋彼岸，地球另一端的秘鲁，华人却成为了当地一个比较强势的族群，担任政府要职、参加议会选举、经营大公司、开创自己的新闻媒体屡见不鲜。每到总统和地方省长选举的时期，华人便成为了各路政治家们竞相拉拢的对象，90年代秘鲁的日裔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执政时期，他的内阁中就有7名华人部长。华裔维克多·乔伊韦(Victor joy way)与何塞·安东尼奥·陈(Jose Antonio Chang)分别于1999年和2010年担任了秘鲁的总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华人在秘鲁担任省长、将军、议员等要职。由此可见，华人在秘鲁有着较高的地位。

秘鲁华人之所以会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并成为秘鲁社会的强势族群，与他们的移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秘鲁华人最早来源于契约华工，由于当时国内战乱、民生凋敝，首批赴秘鲁的契约华工早已没有退路，与在欧美国家生活的华人不同，他们不再想着“挣钱回家乡”和“叶落归根”，而是选择“落地生根”，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当地人通婚组建家庭，接受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把秘鲁当成自己的“新祖国”，这对以后移民到秘鲁的华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落地生根”的移民观念是促使秘鲁华人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移民观念来源于19世纪的契约华工，与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密切相关。

二、“推拉”理论、信息不对称与秘鲁“契约华工”的产生

19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莱温斯坦(E.G.Ravenstein)对移民规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地流动，而是遵守一定的规律的[2]。这种规律被简单地定义为“推拉模型”，“推力”是指移民对自己母国的生存环境感到失望，这可能包括母国的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天灾人祸等因素，使其产生了去其他相对生存环境更好的地区另谋生路的倾向。而“拉力”是东道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增加，而想尽办法从海外引入劳动力。这种推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19世纪中后期大量契约华工前往秘鲁的原因。

(一)“推力”：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

就“推力”而言，19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地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耕地不足而人口迅速增长。因此，尽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滩、江中洲沚均已垦无余”，而“竭一人终岁勤劳致力，往往不能仰事俯蓄”，而且“力难自赎”，以致“流为游手、为佣丐、为会匪者，所在多有”。地权的高度集中，极端繁苛的租税和各种经济外强的剥削，使得广大农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生[3]。在当时的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先后持续了14年，对中国南方的经济打击极为惨烈，除了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还要时时躲避兵灾与战祸，老百姓生活极其艰辛，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千百万底层民众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到处寻找能够谋得生计的地方。因此，虽然“中华帝国政府总是坚决不准它的臣民向外移植或脱籍”[4]，但是当时的天朝大国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门户洞开。在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贫苦劳动人民去海外谋生的禁令被冲破了，移民蜂涌而出。不少南方的贫苦农民或是为了躲避战火，或是为了过温饱一点的生活，纷纷选择去海外谋生。这也就形成了“契约华工”产生的内部“推力”。这种“推力”是建立在华工们对海外生活的良好预期上的。

(二)“拉力”：秘鲁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就“拉力”而言，秘鲁于1821年宣告独立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但是却面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秘鲁地多人少，1845年政局稳定以后，甘蔗与棉花生产迅速发展起来，鸟粪开采业也兴旺发达起来，国外市场在稳步地扩大，肥料的价值对国家来说，越来越明显[5]。此外，运河、铁路修建也亟需大量廉价劳动力。其次，秘鲁的国内人口结构和居民的秉性使秘鲁人的劳动效率低于正常的水准。当时，秘鲁人口的70%为印第安人，纯种印第安人和混血印第安人都包括在内，前者占绝大多数[6]。印第安人大多居住在山区，不愿去种植园工作，更不愿遭受白人雇主虐待。黑奴贸易禁止后，黑人劳动力减少，白人人数有限，且大多不愿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第三，不少于1/3的秘鲁人作为一个整体，绝少做工，或根本不做工。这种现象被当时的中间雇主阶层所熟知，这使得秘鲁本国的劳动力难以满足国内需求。秘鲁报界评论说：农业已经是“奄奄一息”“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提出，向海外寻求劳动力是解决秘鲁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

秘鲁希望引用欧洲移民来解决日益紧张的劳动力缺乏问题。于是通过许多法令，创造有利的条件以期待欧洲移民的到来，但欧洲的移民仍然寥寥无几，原因之一是因为秘鲁国内的条件比起美国、阿根廷等国对欧洲移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能满足他们最起码的需求：安全和家园。为了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需求，秘鲁把注意力转向了人口密集的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在此之前，同为拉美国家的巴西，就已经将亚洲视为可以提供未来奴隶工人的明显资源[7]。因此秘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引进海外劳工。这为一些从事劳工贸易的中间商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于是他们展开了庞大的从中国引进“苦力”的商业项目。这就形成了东道国秘鲁对契约华工的“拉力”。

(三)信息不对称：华工缺乏对秘鲁的了解而被拐骗出国

“推拉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19世纪中后期秘鲁出现大量“契约华工”的原因。由此可见，人类每一次的移民运动并不仅仅在于人们对目的地的真实的或想象的期待，而且也取决于所在国的相关推动力[8]。但是契约华工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拐骗而来秘鲁的，因为从事苦力贸易的中间商为了吸引他们，向他们做出各种承诺，保证他们到秘鲁后会过上好的生活，赚到足够的钱，并谎称目的地非常富裕，遍地黄金。而广大目不识丁、对海外国家信息缺乏了解的底层劳动者信以为真，于是签下了“卖身合同”。实际上当时的秘鲁与中国同属经济落后的国家，当地的雇主根本无法支付所承诺的“高报酬”，所以在“推力”与“拉力”中还存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即华工对秘鲁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中间商利用他们出国谋生的愿望，采取欺骗的手段将华工带到秘鲁以牟取暴利。

总之，在中国国内的“推力”，东道国秘鲁的“拉力”，以及“信息不对称‘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大批的中国贫苦农民以”契约华工“的身份开始移民秘鲁。1849年10月，75名契约华工乘“弗德利各·吉耶尔莫”号抵达秘鲁介休港，拉开了华人移民秘鲁的序幕，直至1874年7月最后一船契约华工驶进卡亚俄港为止。“华人旅秘，始于光绪26年(1846年)……同治季年(1874年)，乃增至10余万[9]。”历时25年的契约华工移民，是中国人移民秘鲁规模最大的一波。在以后的年代里，如本世纪20、50、80年代的移民高峰期，都无法与这一时期相比。

三、华工的迁移的职业分类及遭遇

如上所述，在国内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大资本家、大种植园主的双重压力下，国会通过了1949年移民法令。其中规定：任何人只要提供50名以上不分男女的10至40岁之间的殖民地劳动力，就可获得30索尔。这个法令还授予多明戈·诶利亚斯和胡安·罗蒂里格斯享有为期四年的在利马招募华工的垄断权[10]。这项移民法的主要目的是引进中国人，所以又被称为“中国人法令”，是中国人向秘鲁迁徙的基础。

1849年10月，秘鲁大资本家、大种植园主多明戈·埃利亚斯和胡安·罗德里格斯将75名中国“移民”引进秘鲁。虽然这在“中国人法令”通过之前一个月，但是政府仍然按照法令规定的赏赐办法奖励了他们。从那之后直至1874年的25年间，约8万到10万华工踏上了秘鲁的海岸。

(一)契约华工的秘鲁迁移之路

华工大都从广州、香港或澳门登船。他们主要分为3类：在广东省经常发生的“宗族械斗”中的俘虏，这些俘虏被他们的俘获者在各内河上卖给中国或葡萄牙的人口贩子；在沿海一带被强行绑架——主要是被澳门来的混混儿们所操纵的快船所绑架的村民或渔民；被暗线勾引赌博者，赌输后，遂依照在这方面特有的一种偿还观念以自身来偿付[11]。代理人通过各种“拐骗”的手段将底层百姓骗到移民收容所。

移民收容站又叫巴腊坑，是由葡萄牙语 barracoon一词直接音译过来的，是“木屋”和“木栅”之意。巴腊坑如同牢狱，门窗装有铁栏，门外防守森严。进入巴腊坑，便处在代理人的控制之下。逃不过无穷的诡计，移民很快就欠了代理人的债，从他们进入巴腊坑时起，就失去了自由[12]，直到被分批地交给投机者的载运船只。

华工登船前要履行相关手续并签订契约。按照条例，他们将接受一个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委员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权否决苦力的出国申请[13]。审查合格的移民将被关进一所政府开设的巴腊坑，在里面留住三天，期间要对契约文本进行签字画押。在船只快要到达秘鲁港口时，官方会对苦力进行全方位各种检查，包括疫病、健康状况等内容。但是，这些检查基本上流于形式，甚至是敷衍塞责的。秘鲁的人贩子一般都是有地位有资产的人，他们会轻易地找到逃避由于他们从事这种贸易的疏忽所应受的惩罚的方法[14]。

在接受完一系列象征性的检查之后，官员会发给船长证明船只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明书，至此，“拍卖”准备工作结束。如果把一整船的苦力提供给某一个人，这种转卖手续很简便，只需要把苦力与契约交给雇主或代理人即可，反之，就需要去拍卖市场进行拍卖。拍卖苦力劳工与拍卖奴隶没有任何差别，苦力被雇主买后，在工头的监视下被押向他们的新的劳动场所。秘鲁政府为了保护种植园主的利益，帮助他们限制华工的人身自由，例如：法律规定所有中国人必须携带其雇主已经完成工作契约的证明；所有中国人必须到当地政府登记并购买“职业证”[15]。

契约华工贸易与奴隶贸易无本质区别，一个苦力，事实上就是一个奴隶[16]。这与非洲的奴隶贸易是相似的。为苦力船收罗更多的“乘客”所使用的暴力手段；悲剧性的死亡率所经常证明的在海洋上对中国人的生命的忽视；船长及水手和有时发动起暴力和焚烧乘船的苦力们之间的极端的不信任；为了追求利润不给“船货”以人的待遇，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处处充斥着不把中国苦力当作人看待冷酷无情[17]，苦力贸易中所有掳掠及欺骗行为，其残忍已达极点[18]。

(二)秘鲁华工的职业形成及生活状况

这些到达秘鲁的苦力华工大部分被分配到利马或者北部的种植园中，超过90%的苦力在种植园中从事着农业劳动[19]，其余的华工则在生产鸟粪的岛屿、硝石产地、铁路建筑和新兴的手工业中服役[20]。直到1874年英国与中国政府合力废除苦力贸易之前，契约华工一直都是秘鲁沿海农业劳动力的主要群体[21]。苦力们劳动的类型及地点不同、雇主的情况也不同，因此苦力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也是千差万别的。

参加铁路修建的华工的待遇要比鸟粪岛上种植园里的华工待遇稍好。资料表明，铁路华工能获得充足的食物，以及较好的居住条件。比如有供他们睡觉的宽敞木棚；早上出工前可以吃上面包，能够喝茶，午饭还有牛肉和米饭。

从事鸟粪挖掘的华工境况是最糟糕的，鸟粪岛环境恶劣，天气酷热，湿度很大，但终年无雨。每个苦力每天被迫挖掘4-5吨鸟粪，或者装卸100推车的鸟粪。如果完不成工作量，就得利用星期日来完成他们的任务。此外，他们还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因此华工患病率极高。一位美国领事写到岛上的苦力们虚弱到不能站立，用膝盖跪着从鸟粪中把石头挑出来，由于长时间使用独轮手推车他们的胳膊忍受不了酸疼，靠绳子绑在肩头上完成一天的工作。矿主们靠雇佣警卫来阻止这些忍受不了奴役的苦力们自杀[22]。一位外国观察者写道：“为了使恶神息怒并满足其报复之心而设想的地狱，也比不上秘鲁鸟粪岛矿藏的开采和装船时的热毒和恶臭，比不上被迫来这里劳动的人们所受的苦刑”[23]。

在种植园里劳动的苦力占秘鲁华工苦力总数的90%。华工是农业的主力，是能获得的最好的劳动力[24]。他们居住条件极差，且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此外，为了防止苦力们逃跑，雇主会把铁链拴在苦力的脚上，并强制他们戴着铁链劳动。“夜则严闭一室，用铁环桎其手与木榻边柱之上，转侧皆难，恐其逃也。又有恶犬数十头，间有逃工，则放犬四出，嗅气寻觅，十无一免，觅得咬噬拖回，用手枪击死；不回，则终亦咋死。或用火烧死，或置于水牢之中泡烂而死”[25]。

综上，由于华工只是在契约内为主人劳动的奴隶，所以，殖民者通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最残忍的手段，榨尽华工的血汗。

四、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

契约华工在秘鲁遭受了各种非人的虐待，每天要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使得华工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很多华工在奴隶般的生活中被折磨致死，于是，被奴役的华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反抗。不论是在苦力运送船上，还是在秘鲁的工作场地，忍无可忍的苦力们的起义和逃亡此起彼伏。这一系列反抗与斗争引起了中国清政府、秘鲁政府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最终为华工“奴隶生活”的终结奠定了基础。在苦力贸易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华工获得自由以后，他们并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在当地结婚生子，融入了当地社会，秘鲁的华人社会由此逐渐形成。

(一)华工的斗争与国际社会的关注

苦力们第一种抵抗形式就是自杀。不堪忍受苦力运送船上的酷热、肮脏、饥渴，或者是种植园监工们的残酷行为，不少人不堪忍受而选择自杀。与此同时，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苦力们只得以暴力反抗。1850-1852年间，前往秘鲁的法国船“亚尔伯特号”、英国船“胜利号”、秘鲁船“罗沙·伊利亚斯号”的移民们暴动了，他们杀死船长并在中国或附近海域登陆[26]。这些船上暴动，是由于大多数苦力得知自己是被诱骗或绑架到船上的。1970年，秘鲁国内再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华工起义，而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华工逃亡和发生骚乱的事件。此时，中国人在秘鲁的人数已达到5万，并稳定地增加着。面对自身所遭受的磨难和同胞们所受到的虐待，他们使用暴力反抗那些不正当的要求。这些暴动几乎波及到帕蒂比尔卡谷地所有的种植园。在较远的谷地里。起义给了种植园园主警告，他们在惊恐中采取措施并决定改变对待华工的方法，或是加强镇压或是代之以较人道的态度。

秘鲁契约华工的反抗，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1866年，美国驻中国公使劳文洛斯转交了一些在秘鲁的中国人写给清政府的状纸，并向美国转达恭亲王的请求：请美国驻利马公使“查询详情并给予这些子民以帮助”。1871年6月，华工的第二份状纸送达中国政府手中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分量的支持[27]。

1972年5月28日，“玛耶西”号苦力船由于天气原因在日本横滨港靠岸，苦力不堪虐待跳水被救，并要求被保护。日本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对船长进行了审判并给予惩罚，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反响。为了解决“玛耶西”号事件，秘鲁帕尔多政府于1872年11月6日指派海军上校葛尔西耶为出使中国和日本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葛尔西耶接收了训令，他的使团的最大目的就是推动建立秘鲁政府与中国和日本政府间的相互联系并使其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28]。葛尔西耶一行于10月7日到达中国，与李鸿章会晤，但双方分歧太大，未能达成协议。经过美英等国的斡旋和双方的谈判，1874年6月26日，葛尔西耶与李鸿章签署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一项移民协定。移民协定的重要条款是：中国派遣调查委员会前往秘鲁，遣返那些愿意回国的中国人。但是条约并没有废除苦力贸易，直到1876年葡萄牙人在澳门禁止苦力贸易以后，才算终止。从1876年起，清政府在护侨上开始变得主动与积极，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重臣纷纷呼吁在国外设领护侨，使得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保护变得实质而有意义[29]。

虽然美英等国的废奴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对苦力贸易的终止有过一些作用，清政府也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苦力贸易被废除的根本原因还是广大中国人民的抗争。厦门、上海、宁波、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爆发了严惩“猪仔头”的斗争，迫于压力，清政府地方当局多次颁布严禁贩卖人口，违者处以极刑的告示。苦力船上接连发生的暴动与逃亡事件，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同情。这些反抗和斗争使殖民者大为惊恐，在各种压力下，英国和葡萄牙在1874年先后宣布停止澳门的苦力贸易。

(二)主动融合

19世纪，大部分秘鲁华工在各地种植园中从事甘蔗、棉花、水稻种植的繁重劳动，这使得秘鲁的农业从几乎瘫痪的状态中走出来，重获生机。生产力的日益剧增，使得秘鲁成功应对了世界市场对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30]。鸟粪岛上开采的鸟粪化石资源的出口，成为秘鲁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鸟粪时代”的40年间，秘鲁政府积累了7.5亿比索的货币资本[31]。契约华工的辛勤劳动加速了秘鲁的资本积累。如果没有契约华工，秘鲁种植园主不可能从70年代的危机中坚持过来，并在90年代成为商业精英与政治领袖[32]。契约华工的反抗运动为自由雇佣劳动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支现成的、庞大的自由劳动大军，促进了秘鲁劳动制度的改革，为秘鲁早期的经济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贡献也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同，为华人融入秘鲁主流社会做了良好的铺垫。

1879年，仍然留在秘鲁的华人半数以上已履行完他们的契约劳动期限而获得了自由。当然，在此之前，社会的融合就已经开始[33]。获得自由以后，他们的由雇主所起的西班牙名字仍被很多人保留着。他们虔诚地皈依天主教，并且对教堂礼仪极为重视。信仰上的趋同促进了华工与当地人的通婚。因为华工大多数都是男性，女性极少，长年客居他乡使得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很难通过与本国女子的结婚来满足，大多数华工选择了与当地女性结婚。华人勤俭节约、努力工作、凡事以家庭为重，照顾妻子，这些传统美德获得了当地女性的认可，因此很多华工与当地的梅斯提索女性、土著印第安女性，以及白人社会的中下层女性组成了家庭，有的因此入赘女方家庭，有的更改自己的姓名而采用当地的西班牙姓名，以此来获得女方以及周围邻居的认可。第一代华工的后代基本上都是混血华人，从语言、受教育方式、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完成了“被同化”，成为“土生土长”的秘鲁人，因此华人族群逐渐被秘鲁主流社会所接纳，没有受到排斥和歧视。

契约华工们曾经的悲惨遭遇，让华人们意识到，华人族群必须要有凝聚力，团结起来，互助互爱，才能在秘鲁社会中赢得自己的地位。因此，在完成由“中国人”向“秘鲁人”的转化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华人社团涌现，19世纪80年代末，秘鲁首都利马就已经出现了南海、番禺、中山等十几个华人会馆[34]，其中秘鲁华人通惠总局被视为秘鲁全国各地华人社团的总领导，成为了秘鲁华人在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处理华人与政府的沟通、华人与其他种族群关系的协调、华人与中国国内的联系、维护华人在当地的合法权利等诸多事宜。这些华人社团的出现，标志着秘鲁华人社会逐步走向成熟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

华人社会网络一方面加强了华人族群的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又始终保持着与秘鲁主流社会的同步运行。因此，华工的后代们逐渐进入到秘鲁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期间，中国的农业技术在秘鲁开始传播[35]，中华医术也开始在秘鲁传播，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今天，很多华人政治家在秘鲁政坛有着出色的表现，为秘鲁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因此，秘鲁当地人将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亚洲人都称为“Chino”

(西班牙语：中国人)，甚至连日本裔、东南亚裔的移民也被称为“Chino”。上世纪90年代执政的日裔总统藤森就被印第安选民亲切的称呼为“Chino总统”，藤森本人对此也非常乐意，经常以“Chino”自居。由此可见，华人族群在秘鲁主流社会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得到了当地人民的认可与尊重。

五、结语

秘鲁的契约华工是在当时中秘两国特殊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为秘鲁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秘两国为解决契约华工问题而签订《中秘友好通商行船条约》，使得秘鲁成为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为中秘两国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契约华工是秘鲁华人社会形成的最早来源，他们为了生计，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遭受了各种苦难，同时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和斗争，并最终选择抛弃“叶落归根”的旧有传统理念，抱着“落地生根”的想法主动融入了当地社会，实现了自己的“秘鲁化”。契约华工的“从斗争到融合”的发展轨迹是秘鲁华人社会形成的一个前奏，在斗争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落地生根”的移民理念，成为了之后秘鲁的华人移民族群信奉的理念，为秘鲁华人获得今天较高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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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LaborersandtheFormationofChineseCommunityinPeru

ZHANG Hua-zhe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of History Institute,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In the middle and late of 19th,a flood of Chinese workers came to Peru in the form of “Labor Trade”.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the labor had two driving forces.One is “Pull”,which wa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labor at home in Peru couldn’t meet the dema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other is “Push”,which was due to the social upheaval in China.China witnessed Taiping Rebellion,people living in destitution at that time.A lot of poor peasants were cheated and lured by middlemen to leave their country to make their living.Once working in Peru,Chinese workers were cruelly abused and oppressed.The unfair treatment ignited their resistance.The Chinese workers won equal social position over the years of struggle.

Contract Laborers; Coolie trade; Peru; Cheating

2013-08-08

张华贞(1989-)，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拉丁美州政治史、经济史。

G912.2

A

1672-4860(2014)01-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