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 河北邯郸 056005)

论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的原因

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 河北邯郸 056005)

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有一定的感情因素；将《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作为基本的统治思想，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强调血缘正统，其他皇室子孙无权觊觎皇位；在政府组织上，从上至下培植一大批为汉宣帝自己可用之人，却促成了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

汉宣帝；《春秋穀梁传》；博士；原因

《春秋穀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自近代以来，对《春秋穀梁传》的研究却一直相对比较薄弱。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年底，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只发表了两篇研究《春秋穀梁传》的论文。这两篇论文都发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之前，一篇是张西堂《〈穀梁〉为古文学补证 》[1]，另一篇为金德建《瑕丘江公作〈穀梁传〉的推测》[2]。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春秋穀梁传》研究一直相对比较薄弱的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仍然与《春秋穀梁传》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相符合。对《春秋穀梁传》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这是学术研究的现实要求。但要研究《春秋穀梁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汉宣帝与《春秋穀梁传》的关系问题。

一、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有个人的感情因素

《汉书·外戚列传》记载：“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3]3965这条材料证明汉宣帝是一个讲亲情、有仁心之人。

汉宣帝少经大难，生长于民间，《汉书·元帝纪》记载：“上(汉宣帝)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3]277汉宣帝由对许氏的感情而及于许氏之子，这都表明汉宣帝是一个讲亲情、有仁心的人。

霍光奏议称汉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3]238。汉宣帝自幼受儒家经典熏陶，且操行节俭，慈仁爱人。

以上三条材料足以证明汉宣帝是一个受儒家经典熏陶、讲亲情、有仁心之人，即汉宣帝从本质上还是儒者。这就为汉宣帝亲近儒家经典中在学术上以中正平和、亲亲上恩见长的《春秋穀梁传》奠定了感情和思想基础。

卫太子好《春秋穀梁传》又使汉宣帝对《春秋穀梁传》的感情进一步加深。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记载：“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穀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穀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穀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4]1231根据陈元的说法，因为祖父卫太子刘据喜欢《春秋穀梁传》，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己经对《春秋穀梁传》有好感，后来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就建立在这种感情基础上。

《汉书·儒林传》云：“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3]3617据此，汉宣帝在即位以后，才了解卫太子刘据爱好《春秋穀梁传》。不论宣帝是在民间还是即位后才知道卫太子刘据爱好《春秋穀梁传》的，当宣帝得知卫太子刘据爱好《春秋穀梁传》，这就拉近了《春秋穀梁传》与宣帝的感情，特别是与否定卫太子的正统性的《春秋公羊传》相比较，宣帝的感情上的好恶是不能排除的。《汉书·儒林传》云：“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3]3617宣帝一听到卫太子好《穀梁春秋》，这么一点小事，竟连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三人，证明宣帝对与卫太子有关的事情非常重视，把对卫太子的感情及于卫太子之所好，故汉宣帝立《春秋穀梁传》博士有感情因素的作用。汉宣帝增立博士以提升《春秋穀梁传》的学术地位是汉宣帝政治改革的先声，则汉宣帝政治改革也有感情因素的作用。在汉宣帝提升《春秋穀梁传》的学术地位并使其发挥政治作用的问题上，完全排除汉宣帝的感情因素而纯粹从政治功利方面寻求解答，这是片面的，也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二、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要矫正武帝之政的流弊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云：“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祅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3]3153-3154眭弘以董仲舒为先师，以讲灾异为手段，其目的就是推翻刘汉政权，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汉昭帝出于维护刘汉政权的政治需要杀了眭弘。汉宣帝即位后，采用高明柔克的儒家思想，为眭弘平反，又说接受禅让的贤人就是汉宣帝本人，巧妙地笼络了公羊学者，又维护了刘汉政权。但董仲舒、眭弘的公羊学本质上是要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是不符合汉宣帝时代稳定社会局势的要求的。

汉宣帝即位后，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紧张的宗室关系，着手改变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政策，实行崇尚礼制，亲亲上恩的政策，力图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汉书·宣帝纪》记载：

本始四年春正月下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3]245

地节四年二月下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五月又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3]250-251

元康二年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知此。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3]255-156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3]256

元康三年三月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3]257

五凤二年秋八月下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干糇以愆。’勿行苛政。”)[3]265

汉宣帝这种富有仁爱亲情色彩的宽松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所以，《汉书·宣帝纪》赞汉宣帝，“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3]275不难看出，汉宣帝的施政方针与汉武帝的施政方针迥然不同，汉宣帝的政治思想与《春秋穀梁传》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汉宣帝的施政方针就是《春秋穀梁传》所宣扬和倡导的思想精神的体现。宣帝即位后面临汉武帝、汉昭帝遗留下来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宣帝必须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亲亲尚恩的《春秋穀梁传》正好满足了宣帝的政治需要，受到宣帝的重视和喜爱，宣帝通过立《春秋穀梁传》于学官，将《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作为基本的统治思想，公之于天下，对汉武帝之政的流弊有所矫正，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三、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要确保自己之皇位安全

汉宣帝要强调血缘正统，从而其他皇室子孙无权觊觎皇位，这就需要使强调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春秋穀梁传》成为正统思想。属于齐学之《春秋公羊传》完全不能适应汉宣帝之统治需要，《春秋》隐公四年：“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春秋穀梁传》云：“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贤则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5]2369这与眭弘的“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3] 3154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宣帝即位后，地位并不稳固，楚元王刘延寿以为广陵王刘胥乃武帝之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助其夺取皇位。《汉书·楚元王传》云：“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3]1925

汉宣帝即位之后，仍然担心昌邑王复起，制诏山阳太守张敞，令其监视昌邑王。《汉书·武五子传》云：“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敝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3]2767

汉宣帝即位后，还要防止霍光奏太后废昌邑王事在自己身上重演。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春秋左氏传》：冬，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郑伯与孔将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视官具于氾，而后听其私政。礼也。”[5]1818《春秋左氏传》又云：“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颓叔、桃子曰：我实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御士将御之。王曰：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王遂出。及坎臽，国人纳之。知秋，颓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氾。太叔以隗氏居于温。”[5]1818

《春秋公羊传》云：“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鲁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诸此之谓与。”[5]2259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天王出居于郑之时惠后已亡，而《春秋公羊传》以为不能乎母，注云：明母得而废之，这就为吕雉废少帝、霍光奏太后废昌邑王之事提供了经学之理论依据。也为后世母后颛朝，外戚擅废立之柄，提供了经学之理论依据。对于汉宣帝来说，《春秋公羊传》已经不仅仅是不适应汉宣帝矫正武帝之政的偏差的政治需要，而是直接威胁到汉宣帝政权的安全。

《春秋穀梁传》云：“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虽失天下，莫敢有也。”[6]323-324范注引邵曰：“虽实出奔，而王者无外。王之所居则成王畿，诸侯不敢有之以为国。”[6]324钟文烝补注云：“邵注未喻传旨。莫，无也。有，有天下也。”[6]324钟文烝进一步强调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春秋穀梁传》没有为霍光奏太后废昌邑王之事提供经学之理论依据。汉宣帝即位后，要防止霍光奏太后废昌邑王事在自己身上重演，《春秋公羊传》的经学思想不符合汉宣帝的政治要求。

汉宣帝即位后还要强调自己作为卫太子之孙继承皇位的合理性而非仅作为昭帝的过继之子而继承皇位，仅以昭帝的过继之子而继承皇位，则太后擅废立之柄，为昭帝再过继一子易如反掌，如此则霍光奏太后废昌邑王事在汉宣帝自己身上就会重演。汉宣帝要强调自己作为卫太子之孙继承皇位的合理性，这就必然会与《春秋公羊传》的经学思想发生冲突，从而亲近《春秋穀梁传》的经学思想。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云：“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3]3037隽不疑引用的《春秋》，就是《春秋公羊传》。

《春秋》哀公二年：“夏，四月，丙子，卫侯元卒。滕子来朝。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春秋公羊传》云：“戚者何？卫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云：“明父得有子而废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夺其国文，正其义也。不贬蒯聩者，下曼姑围戚无恶文，嫌曼姑可为辄诛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国见挈者，不言入于卫，不可醇无国文。辄出奔不书者，不责拒父也。主书者，与顿子同。”[5]2346主书者，与顿子同，这反映出《春秋公羊传》强烈的法家思想因素，父子之间，亲情全无。徐彦《春秋公羊传疏》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

徐彦《春秋公羊传疏》认为：“彼注云‘纳顿子书者，前出奔当绝，还入为盗国当诛，书楚纳之’，与之同罪也。主书者，从楚纳之，然则定十四年秋蒯聩出奔宋之时，子无去父之义，已当合绝；今还入，为盗国，复当合诛。晋纳之，与同罪。主书者，从晋纳，故曰与顿子同义。然则蒯聩犯父之命，其恶明矣。”隽不疑也说：“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5]3037隽不疑、徐彦明言得罪先帝，理应诛杀，也就没有君位继承权。

从《春秋》书“卫世子蒯聩”来看，《春秋》是承认蒯聩在血缘上是正统的，有继承君位的权利。《论语·述而》记载了孔子对辄拒父不赞成：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7]265孔子认为辄不应拒父，而应效仿伯夷、叔齐让国，这样一来，蒯聩仍有继承君位的权利，这就是因为蒯聩在血缘上是辄的父亲、卫灵公的世子。孔子所强调的就是宗法血缘的关系，这是维系宗法社会的纽带。《春秋》书“卫世子蒯聩” 就是承认蒯聩在血缘上是正统的，有继承君位的权利。

《春秋穀梁传》在解说《春秋》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时也以辄尊祖父之命为是。这是从维护宗法家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只有“尊祖”，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宗法家族内部的分歧和纷争。但是，《春秋穀梁传》更强调宗法家族内部的亲情。《春秋》哀公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春秋穀梁传》云：“此卫事也，其先国夏，何也？子不围父也。不系戚于卫者，子不有父也。”[5]2449明确指出辄不应围父，子不有父就是儿子不认父亲了，这明显违反伦理，这是《春秋穀梁传》所反对的。《春秋穀梁传》强调父子之间应讲亲情，在“尊祖”的前提下，父子之间以亲情相礼让。可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更接近于《论语·述而》篇孔子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与孔子之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春秋公羊传》主张蒯聩以前出奔，当绝还，返回为盗国，当诛，不仅不讲父子亲情，还否定了蒯聩的君位继承权，其出为逃犯，其入为盗国之贼。卫太子得罪武帝，也是“罪人”，没有君位继承权，汉宣帝作为卫太子的后人继承君位也就不合理。

《春秋公羊传》在汉景帝时就已立博士，胡母子都、董仲舒在汉景帝时都以治《春秋公羊传》而为《春秋》博士，《春秋公羊传》在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春秋公羊传》之所以在汉景帝时得以立博士，在于汉景帝时社会已要求加强中央集权。面对《春秋公羊传》的巨大影响，要从理论上确立汉宣帝政权的正统性，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汉宣帝通过支持《春秋公羊传》的对立面《春秋穀梁传》来达到逐步削弱《春秋公羊传》的巨大影响的目的。汉宣帝于《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穀梁传》之辩论多从《春秋穀梁传》，使天下士人之思想逐步归向《春秋穀梁传》。在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上确立汉宣帝即位的合理性。

四、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要改变政府组织

汉宣帝继位后，满朝为霍氏所把持，汉宣帝无可用之人，只得任用宦官，但任用宦官终非长久之计，要想有所作为还得利用知识分子，在汉宣帝继位之时经学知识分子基本上是齐学出身，汉宣帝打起了鲁学的主意，通过属于鲁学的《春秋穀梁传》为自己培养和网罗可用之人。因为上有所好，下必学之，一时间形成《春秋穀梁传》大盛之势。此热彼冷。天下士人有限，学《春秋穀梁传》者多了，则学《春秋公羊传》者相对就少了。这样一来，一时间使《春秋公羊传》博士不废而实废，沉重打击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力量。这就在政府组织上巩固了汉宣帝之位。

《春秋公羊传》在汉景帝时立博士，在汉武帝时作为官方的政治学说，《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占据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研习《春秋公羊传》的儒生越来越多，官吏也越来越多地归向《春秋公羊传》。到昭宣之际，《春秋公羊传》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这样的形势下，新皇即位，新的官僚从何而来？必须设立新的学说，以此为根据选拔人才以作为官僚机构的后备力量。

《汉书·萧望之传》云：“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望之因是上疏，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宣帝自在民间闻望之名，曰：‘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望之对，以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时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乡使鲁君察于天变，宜亡此害。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对奏，天子拜望之为谒者。时上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所白处奏皆可。”[3]3273这说明萧望之和宣帝对时局的看法是大臣任政，一姓擅权。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就是“亲亲”。举贤材以为腹心，就是要选拔心腹。这只能通过立《春秋穀梁传》博士来实现。从而从上至下培植一大批为汉宣帝自己可用之人。巩固汉宣帝之位。

值得注意的是萧望之上疏也是大讲天变灾异，完全是春秋公羊学。萧望之治齐诗，其学为齐学。《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为业，至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同县后仓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3]3271

夏侯胜受《尚书》，说灾异，其学也为齐学。《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夏侯胜字长公。初，鲁共王分鲁西宁乡以封子节侯，别属大河。大河后更名东平，故胜为东平人。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祅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3]3155

萧望之、夏侯胜皆鲁人，所治皆齐学。通过立《春秋穀梁传》博士可以使鲁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打击了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力量，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汉宣帝通过立《春秋穀梁传》博士本来旨在为自己培养和网罗可用之人，但客观上却促成了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

在汉宣帝之前经学知识分子在汉政权中仅备顾问，没有实权，博士公孙弘以《春秋公羊传》之经生居相位，但经学知识分子并未形成一个精英阶层，从而分享政治权力，朝中大权多为外戚和权臣所把持。上文已论述汉宣帝的政治地位受到权臣霍光和奏太后行废立的威胁，为消除该威胁，通过立《春秋穀梁传》博士最终促成了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从而客观上实现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汉代及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春秋公羊传》的人才思想是完全通过自然选择方式选拔官员，强调越级提拔，这在董仲舒的《贤良对》和《春秋繁露》中都有阐发。通过自然选择方式选拔官员，经学知识分子很难分享到政治权力，政治的残酷性和其它特性常使残酷的人和具有其它特殊能力的人进入权力中心。通过自然选择方式选拔官员，经学知识分子与残酷的人和具有其它特殊能力的人相比没有任何优势。《春秋公羊传》又主张剧烈的、根本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变动过快，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不利于经学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精英阶层以左右政权。

《春秋穀梁传》更强调以仁为核心的礼制，推行的是制度政治，不可能支持越级提拔，通过以仁为核心的礼制干预官员的选拔，那些残酷的人和具有其它特殊能力的人常与以仁为核心的礼制相左，很难进入权力中心。这就为循规蹈矩的经学知识分子提供了入仕的可能，从而使经学知识分子摆脱了仅备顾问而已的可悲命运。《春秋穀梁传》主张为政舒缓，重视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这就为经学知识分子形成一个精英阶层以左右政权提供了可能，汉宣帝正是利用这种可能以对抗外戚和权臣。

汉宣帝之时，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是通过两条途径进行的。一条途径是经学之士从学经师，每一经师有许多弟子门生，其中有一人为官，即举荐同门师友，在政权中形成宗派山头。在社会中形成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另一条是旧官僚通过读经而进入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

关于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的原因是《春秋穀梁传》研究的重要问题，班固《汉书》、范宁《春秋穀梁传注》、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对此提供了一些原始材料、作了一些观察和探索，但都不够全面。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包含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个人感情上的因素，也有矫正武帝之政的流弊、确保自己之皇位安全、改变政府组织等因素。

[1] 张西堂.〈穀梁〉为古文学补证[J].西北大学学报，1957(2)

[2] 金德建.瑕丘江公作〈穀梁传〉的推测[J].人文杂志.1957(3)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阮元.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7]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OntheReasonsofEmperorXUANsubjoiningBoshiofChun-qiu-gu-liang-zhuan

YANG De-ch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ndan College,Handan 056005,Hebei,China)

A factor of emo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mperor XUAN’s establishing doctoral post ofChun-qiu-gu-liang-zhuanwhich was a herald of Emperor XUAN’s political reform which includedChun-qiu-gu-liang-zhuanwas the basic ruling thought by which the sharp social contradictions were eased and blood orthodox was emphasized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appeared on the stage of power and intellectual elite class was formed.

Emperor XUAN;Chun-qiu-gu-liang-zhuan; Boshi; Reasons

2013-11-02

杨德春(1968-)，男，汉族，河北遵化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K225.04

A

1672-4860(2014)01-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