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叶青

内容摘要：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方言形成冲击。普通话和方言是共生共荣的语言交流方式，都是汉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推广普通话不能仅仅停留在不消灭方言的层面，更要积极主动地对方言进行保护。本文从语言生态观的视角，论述了保护语言多样性，维护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并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对方言保护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语言生态观 语言规划 普通话 方言

一.语言生态的含义及语言多样性观点

对语言生态的关注，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而导致生存危机的惨痛教训的深刻思考。“语言生态”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超出其简单的隐喻意义，衍化为一种语言观。语言生态观把语言及其环境视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强调语言多样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当代，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物质文化的保护。珍稀动物的杀戮和买卖被法律明令禁止，毁坏文物古迹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或相关法律的惩处，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遗产被收入保护名录……但是，对须臾不离的语言遭到同化，语言灭绝以及语言生态的恶化，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语言生态的和谐，需要语言的多样性。因此，必须像保护自然生态那样保护文化和精神的家园——语言生态。

二.我国语言生态现状

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态大致平衡，语言生活总体来说正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隔阂被打破，人们间的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和便捷。语言，这一人们用以交流的工具本身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欣喜的是不断有新的语言文字现象涌现出来，以事实的证据充分展现了汉语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我们也忧虑一些语言或方言正渐渐被忽视、被削弱，在可预计的将来会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使用人群的锐减而死亡。

从语言进化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语言的减少或消亡是自然的生态过程，不常用的语言成分会在语言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衰减。在古代，伴随语言减少或消亡的进程中常常也出现语言孳生和分化，语言生态总体平衡。i但自工业化时代开始，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语言生态平衡。虽然我们并不能将一种语言或方言使用范围和人群缩小、功能衰退和活力减弱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这些因素无疑使语言发展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化，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从我国的语言政策看方言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普通话与方言

我国的语言规划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普通话的推广、汉字的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推行以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其中，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所标志的语言统一被看作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其推广被认为是促进民族认同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成为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规定共同语标准音开始算起，我国的普通话推广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加重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统一标准的普通话。不仅将每年9月第三周定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并在2000年正式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地位。有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我国普通话推广一直呈加速发展趋势。

推广普通话不是要统一中国的语言。无论对于方言地区而言还是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加说普通话这样一种能力。这不是一个替代过程，而是一种赋值过程。ii推广普通话一直致力于协调好普通话与方言间的关系。虽然我们一直强调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并不是消灭方言，但是对方言进行有意识保护的观念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也缺乏来源于政策等方面强有力的支撑。推广普通话主要是为了消除方言隔阂，以利于社会交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说方言，或者方言说得不地道了。这都表明：在普通话大力推广的大环境下，地方方言的适用范围和频度必然受到一定的冲击。方言的生存空间正在逐步缩小，已成为各方言区一个显见的事实。因此，应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又要重视对方言的保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方言被迅速同化。

2.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

在语言接触与融合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和各民族语言社会功能的差异，语言之间产生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之分。iii我们并不将方言看作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附属产物，也不将其视为弱势语言。这两种观点都肯定了方言在整个汉语系统内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后一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弱化了相关部门对方言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众所周知，我国现在除了汉语方言，还有种类更加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样面临着使用者逐步减少、适用范围不断被压缩的语言危机。但是因为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同时作为民族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问题，又直接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家政府和语言文字政策制定者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从法律、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就明文规定国家“保护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些都保证了少数民族语言在保护下有希望向着良性方面发展。但是，方言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方言作为汉语的地域变体，各个方言区虽说实力有别，但总的来看说方言的人群并非弱势群体。因此国家也只是一定程度上强调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以减弱普通话推广的阻力，而在保护方言这一点上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随着普通话的推广，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加速，方言与方言、方言与普通话的接触和相互影响都会增多。方言作为一种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其特定文字的语言系统，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稳定性，如果再不对它们进行积极的保护，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在人们还未意识到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消失，再也无法挽回了。

从语言文化研究的角度，汉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承载了方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相比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其中某些方言具有相当于语言甚至语支的地位，是我国也是全人类语言文化的宝贵财富。iv从社会的角度，方言区人民语言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宁有序。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和沟通的桥梁，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只有语言环境和谐了，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融洽。而且，语言人权作为人权的一种，正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人民的权利和意愿无法得到尊重与维护，必然会引发民怨，引起人民自卫性质的反抗，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索。语言和谐问题的重要性通过2010年发生在广州的“保卫粤语”事件便可窥见一斑。endprint

多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的体现。提升方言保护的意识，尊重不同语言团体内人民的语言权利，充分体现了对语言生态观的重视，应该成为我们今后语言工作的一个重点。

四.方言保护措施

语言多样性观点的一个悖论是，语言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v这一点早已被生态科学研究结论所推翻，因为多样性程度高的生态系统才会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同理，稳定而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多文化与语言共生的社会。因此，为了维护我国语言生态的和谐，为子孙后代保留汉语方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将方言保护提上议事日程。

保护方言就是保护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符号。现如今，各地对本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心的文学、歌曲、戏剧作品，它们或以语言来表现，或以语言为媒介。因此，在重视“非遗”保护的同时，方言的保护也就成为其中一个回避不了的重要方面。国家应加大投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工作，抢记方言。定期对濒危方言和对语言学、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或影响大的方言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全面调查，并进行有计划的跟踪研究。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方言的口语、书面语语言数据库，甚至是影像资源库。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开始进行，苏州市已在2008年率先成为全国首个有声语言数据库建设试点。在方言语料库的基础上还可采用国际音标配合汉字的形式将采集的方言及其文艺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归类，编写详细的方言词典。同时，为了增强方言自身的活力，还应鼓励传统方言文艺作品的创作，将方言戏剧、曲艺等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也应充分发挥新形式的方言作品如方言影视剧、电影等对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吸引力。方言应被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内容得到保护，从一个侧面不断推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语言规划者也应在保护方言的问题上尽一份力，以多元文化和语言人权为基础倡导语言和谐；采取更为立体、全面的语言规划；保证习得规划与公民身份教育的协调一致。vi从教育规划的层面来看，可以培养一批方言教育的合格教师，通过语言走进课堂的形式，为学生再造方言环境，培养更多的，特别是年轻的语言传承人以保证方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可以在现有课程计划中增添相关的方言文学、歌曲、地方戏的鉴赏甚至体验课程，让年轻一代从小感受传统文化，接受地方文化的教育，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

语言生态观启示我们：语言多样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语言本来是渐变的，但如果我们的某些措施不力，就可能出现剧变，我们丰富的汉语方言就可能出现断裂。鉴于中国的语言生态状况，如何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语言的生存状况，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语言的和谐发展。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就要有合理的语言规划。我们要从语言生态大局出发，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理念，进行合理的语言规划，使操不同语言的人通过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增进理解、尊重和宽容；使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以此来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平稳。

注 释

i 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2-47

ii 郭龙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34-38

iii 郭龙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4）34-38

iv 张洪莲，《语言生态观对中国语言规划的启示》[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49-50

v 范俊军，《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42-47

vi 赵燕，《从推普宣传口号看我国语言规划的特点》[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2）27-33

（作者介绍：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