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朝琳

内容摘要：《木兰辞》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分析《木兰辞》中的女性形象，木兰不仅是被父权制社会所建构的理想形象，由于作品的“民间”性质，木兰更闪烁着女性意识的光彩。

关键词：《木兰辞》 木兰 结构主义叙事学

《木兰辞》是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之作，同时也是古典民间叙事诗的经典之作。这首诗歌为读者留下了无数空白之处，这也是它历经时空变迁而魅力无限的原因所在。本文拟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出发，来分析作品的深层结构，从而进一步地解读木兰形象。

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研究》中将各类民间故事总结为六个叙事单位（准备、纠纷、转移、对抗、归来、接受）和三十一种叙事功能，这种叙事理论可以用于许多文学叙事类型，以此来分析《木兰辞》，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吻合于普罗普叙事理论的作品，该诗采用线性叙事，叙述了木兰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具体如下：单元一：准备阶段，“当户织”的木兰在叹息，因为“可汗大点兵”（功能2，一个禁令或规定加在英雄身上），而“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功能3，炉边缺少一个家庭成员）；单元二：纠纷阶段，因为家中没有合适的男性，所以木兰准备“替爷征”（功能9，英雄被请求、命令或自愿去执行使命）。单元三：转移阶段，木兰买过骏马、鞍鞯等装备之后，离开了自己的家，奔赴战场，“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功能11，英雄离家）；单元四：对抗阶段，作者没有直接描述战争场面，而是通过木兰生活场面的描写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艰苦，“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士们多年征战，历经一次次残酷的战争，死伤无数（功能16，英雄与坏人面对面作战）；单元五：归来阶段，木兰归来见天子（功能20，英雄归来），得到天子财物和官职“尚书郎”的赏赐（功能27，英雄得到命名），但是木兰却拒绝了高官厚禄，只愿回到自己的故乡；单元六：“变形”的接受阶段，之所以称这一段为变形，是因为这一阶段不像男英雄那样迎娶公主或者得到权力，而是众人（包括家人和伙伴）和木兰接受自己的性别。末段为作者的感叹，不含叙事功能。《木兰辞》从首段到尾段，从单元一到单元六，是一个一维的向度，这个过程描述了木兰从军的经过。按照时间的一维向度，它的表层是这样：

代父从军——女扮男装——奔赴战场——十年征战——天子赏赐——返家

这种结构城呈现为线性结构，是一个平衡状态被打破，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之恢复了平衡的封闭叙事结构。

从个人来看，木兰为一女子，在家过着“当户织”的生活（性别平衡），由于家庭出现危机，木兰男扮女装，离家征战（性别失序，平衡状态被破坏），战后拒绝高官厚禄，回到家中恢复女性身份（性别恢复平衡）。

从家庭来看，木兰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庭平衡），由于父亲将被征兵（家庭的平衡状态将被打破），所以木兰代父从军， 最后得胜而归，重返家园（家庭恢复平衡）。

从国家来说，故事开始时的危机（平衡状态被打破），因为以木兰为代表的将士的英勇行为而得以解除，最后恢复到本来的稳定秩序（恢复平衡）。

从这三条叙事线索来看，《木兰辞》是一个典型的符合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文本，木兰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的理想女性，是被男性话语所建构的美好女性，是父权社会对“女子德行、性别角色、行为规范等的文化想象”。①

结构主义认为，共时的二维或者三维的向度才是作品的本质所在，只有穿越“表层结构”，才能发现内隐的“深层结构”。在这些叙事功能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木兰辞》。作者跟随木兰的踪迹分别展现了四个空间，分别是家庭、市场、战场、朝堂和家庭，在这五个空间中，主体均为木兰，在每个空间中木兰担负着不同的行动范畴。从任务的发出者、行动的主体和接受者（主体行动的受益者）来分解该诗中的表层结构，我们发现出现这种情况：

叙事开始时，空间是家里，发出者为可汗，主体本应为木父，接受者为民族或者国家，但由于父亲的孱弱，木兰以性别倒置为策略，成为行动主体，这时的木兰以“当户织”的形象出现，是勤劳善良的古代女性。这包含了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特点和父权制文化。在古代社会中，当民族或者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时，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家必然也是不稳定的，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子必然要承担这一社会责任，男人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民族尊严。 所以，《木兰辞》中“卷卷有爷名”，但由于父亲的衰老，兄弟的年幼，木兰决定走出家庭，以男性的身份出战。此时空间转到了“市场”，任务的发出者和主体都是木兰，而接受者变成了家庭。木兰自愿代替父亲参加战争，她所买的物品都带有强烈的男性隐喻功能。在古代社会中，骑马、打战这些事情是属于男人，而女人作为男人的附属，只能存在与家庭之中。木兰是具备牺牲气质的女性，因为她的出征，使父亲得以安享晚年，使家庭得以维持平稳，所以，在此的接受者是家庭。随后，空间移到战场，此时的木兰是“男性”，任务的发出者肯定是男性将领，行动的主体也是以男性面目呈现的木兰，行动的受益者依然是民族。同第一个空间一样，是古代父权制社会文化的体现。随后是朝堂，木兰胜利归来，天子要给木兰以高官厚爵，这是天子成为发出者，木兰若是接受，必然是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与威胁，所以木兰必然会拒绝，只是提出“送儿还故乡”的请求，那么此时木兰拒绝行为的受益者依然是家庭。最后一个空间为家中，发出者和主体均为木兰，接受者为包括木兰在内的家庭，对于家庭而言，女儿回来了，对于木兰而言，女性回归了，木兰依然是那个“当户织”的木兰。从以上的五个空间分析可以看出，当主体为男性时，任务的发出者均为古代父权制社会的各种载体，主体行动的受益者或为民族（解除民族危难）、或为家庭（男性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当主体为女性时，任务的发出者和主体合二为一，行动的受益者均为家庭，女性接受任务、做出行动的目的都是家庭，女性最终的起点和重点也都是家，女性生存的空间和领域也只能是家。

之所以细致地分析《木兰辞》中的情节因素，并不是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范式的万能，而是揭示文本表面叙事下面的深层含义。从表层结构看，这是一个女子通过自己的行为解决家庭危机的故事，木兰从军的动机是“孝”，因为孝顺父母，所以不忍心年老的父亲走上战场，木兰在战争中思念的也是双亲，她最后返乡的目的也是“孝”。从深层结构看，这一部宣扬传统礼教、强化男权社会秩序的作品。古代社会讲究忠孝，古典文学中也有许多“忠孝不能全”的道德困局，但是主人公是男性。对于女性而言，“孝”才是她们的责任。在诗歌中，“忠”是通过“征兵”向木兰的父亲而来，并不是适用木兰。然而，由于家庭主导者因为身体因素不能履行“忠”的责任，因此“忠”通过家庭这一中介，转化为“孝”，而“孝”出自于亲情的动机。所以，木兰是一个符合父权社会理想的“孝女”形象：当男性孱弱时（民族危难之际），出于孝道，她以伪装的性别进入男性社会，承担着男性的责任和义务；当男性强壮时（危机解除后），因为孝道，她又拒绝分享男性的荣耀，恢复自己的性别，转而成为“家中的天使”。木兰形象是父权社会中男性欲望的幻化，体现的是男性的内心需要，正如波伏娃所说：“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②endprint

除去《木兰辞》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我们发现作为叙事诗， 这部作品由于叙事的简约留给我们大量的空白，如木兰形象气质的省略、十年战场生涯的淡化等，这些都使得木兰形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得以填补和完善。罗兰·巴特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每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③所以，若是我们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理解木兰，木兰是这样的：她虽然是被男性建构的具备传统美德的理想女性，但是由于作品形成的社会文化和作品的民间性质，她就不仅仅是被建构的，而是体现了朦胧而微弱的女性意识。

女性主义者认为理想的人格特点是带有双性气质，就是说男女两性人格全面自由的发展，以此来对抗男权社会性别本质化、固定化的特点。在《木兰辞》中，作者着意突出了木兰的女性气质，而这一气质则是符合传统女性美德的，诸如：勤劳善良、无私奉献、孝顺双亲等等，这种气质是父权制社会为她们设定的性别泥潭，符合波伏娃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地位，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之间的所谓女性”。④但是，《木兰辞》留给了我们大量的想象空间，木兰不仅仅是具备女性气质，更是颇具男性气质的一个人物。首先，木兰具有理性，而且行动积极。女性主义理论家沃尔斯考福特认为理性是女性和所有人的共同气质，而妇女的性别则是次要的。木兰能够打破男尊女卑的社会定势，想到替父出征，并且能够说服家人支持她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只对父亲或者丈夫唯唯诺诺、恪守封建礼教的女子所能做出的。在战争中，她能够将自己的女性身体隐藏十年，能够像男性一样在战场上厮杀，能够晋升到一定的级别接受天子的召见，这不是一个胆小懦弱、只知道逆来顺受的传统女子所能做到的。其次，木兰具有选择能力。木兰其实是不断处于选择之中的一个形象。在家庭和战场之中，她首先选择了战场，这意味着她敢于打破父权制为她设定的生存领域；在官场和家庭这种，她选择了家庭，虽有性别因素，倒也闪耀了她的自主精神，她希望能够走自己的道路。

即使最后木兰不得不以女性面目示人，她却具有打破传统秩序的勇气。以女性之身进入属于男性特权的空间，去争取属于男人的荣誉与业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虽然在结尾，木兰遵从父权社会的性别分配，重新“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返回合适的社会性别身份，但是最后一段的自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却传递了木兰的自豪心声：女子一样能够建功立业。豫剧《花木兰》中“谁说女子不如男”可谓是《木兰辞》尾段的延伸意义。作者用不知礼教为何物的小动物来起兴，使得木兰这一形象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以现代文明的观点来看，《木兰辞》中的木兰既是被父权社会所建构的“孝女”英雄形象，又是一个敢于冲击性别禁锢的女性先锋。出现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在于作品的“民间”性质。

《木兰辞》是一部民间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成形于民间。而民间这个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自由自在是它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在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⑤《木兰辞》的民间性质也就注定了木兰不会是班昭《女诫》中的形象的完全翻版：卑弱、柔顺、顺命等，她是一个体现了原始生命力的人，尽管这种生命力受到传统社会秩序的种种压抑，但是她依然体现出女性崭新的姿态。另外，从《木兰辞》内容所反映的“政治、军事、称谓及地望看，可以认为《木兰辞》是在北朝的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当时南北朝各民族社会发展阶段不一样，因此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具有不同特点。北齐颜之推这样记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也。”⑥相对于南方女性，北方民族女性生活地位较高，她们刚毅、勇敢，而且熟悉骑射，能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魏书》中的李波小妹“搴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大眼妻潘氏善骑射，人称之为“潘将军”，这些都是当时的女性英雄形象代表，《木兰辞》中的主人公形象正是这种现实的艺术再现。

总而言之，《木兰辞》中的木兰是父权社会所建构的女英雄，但是由于作品的民间性质，木兰在“遵守和屈从于父权制文化标准的同时”又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在显性的父权制文本下，依然看到了“她”，即使这时“她”的女性意识是那么地微弱，却也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怀疑和冲击。木兰形象在后世文学中的不断丰富、演变、建构和解构，恰好是一部女性意识从蒙昧到成长再到成熟的发展史。

注 释

[1]李扬编：《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P363

[2]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P166

[3]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P176

[4]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P23

[5]李扬编：《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P109

[6]宋抵：《木兰辞所反映的时代特征》[J]，哈尔滨：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P67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