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贵州任中专语文教员18年。1981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近年关注中小学教育问题。

台湾清华大学黄琪椿老师从2010年秋天开始，开设了一门“鲁迅选读”课程，为通识教育中核心通识课程之一。我有幸得到了他的一份课程结束时的试卷，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作笔记，从中得到了很大启发。这不仅是因为我之前也曾在台湾清华大学为中文系的学生开设过同类的课程，因此对清华学生格外亲切；更因为黄老师的课另有特色：一是其修读对象以中文系以外的本科生为主，除了少部分文科（外文，经济或人文社会科学）外，大部分均为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因此，课程的定位是“文化经典”，择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与思想经典，以“培育学生独立思考，能认识自身专业以外的学科，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以鲁迅作品为“文化经典”，这在一向“重古而轻今”的台湾文化、教育界就是破天荒的，显示了不凡的眼光；而将鲁迅思想与文学传播到中文系以外的年青人中去，更是意义非同小可。其二，选修的学生都是1990年后在台湾出生的所谓“90后”一代人，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心：“90后”的台湾青年和鲁迅相遇以后，会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其实也是近年大陆思想文化教育界以及鲁迅研究界的问题：“90后”的中国年轻一代能够接受鲁迅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争论。我曾经根据北师大二附中何杰老师的教学实践经验，写过《让自己更有意义地活着---“90后”中学生“读鲁迅”的个案讨论》一文。现在又有了黄老师的台湾教学经验，就更可以就“鲁迅与90后的中国青年”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

诚如黄琪椿老师在其《当鲁迅不再是禁忌---在台湾教授鲁迅的经验与困难》里所说，台湾的90后要接受鲁迅是有一定的困难与障碍的；对此黄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学生‘个人其实不同于鲁迅的‘个人”，90后这一代人生活背景是：“台湾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时代深化期。与此相适应的是台湾文化表现出后现代色彩： 去中心化，强调差异的多元主义，反权威等等成为主流的价值。在这种社会状况里成长起来的90后的学生们基本上排斥国家、社会、历史等大叙事，也不感兴趣；时常将‘尊重个体差异挂在嘴上。在他们的想象和思维里，‘个人被摆放在第一的位置上，而且‘个人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无须在意别人的眼光亦需尊重他人的差异”。这就是说，“90后学生们的‘个人是以中产阶级（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有消费力的阶层）消费社会为主力，以发展主义为依归，以反共亲美的选举民主为长期模范想象作为核心内涵发展起来的‘个人，其实不容易与鲁迅那种个人与群体命运紧密结合的个人经验相遇”。对于黄老师的这一分析，我最注意的是对台湾90后青年学生的描述，我还因此而想起大陆的青年学生。我2009年在台湾讲学时就发现，大陆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的90后年轻人，和台湾的90后，其生活与成长背景有很大的相似性，在思想、价值，生活、行为方式上是越来越接近了。因此，黄老师这里提出的问题：90后青年学生与鲁迅相遇的障碍，几乎是可以涵盖海峡两岸的。

我因此也特别注意黄老师的试卷里的这一道题：“请举出本学期所读作品中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作品，并说明为什么”。从“最不喜欢的作品”及其“理由”里，大体可以看出，这里有六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时代与生活经验的距离所造成的认知的距离。好几位学生都谈到他们比较难以理解和接受《记念刘和珍君》，作品所写到的社会现实，“对于身处太平盛世的我来说，实在难以体会”（杨柏益）。另一位学生则说到“革命对于我们而言似乎是陌生的，我们很难理解为何革命，就跟文中的人民一样，不懂革命，不支持革命，甚至对革命失望”（洪圣庭）。另一位学生大概是受到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叙事的影响，认为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期盼和失望”有些过急，“我想，鲁迅见到代社会的样子，会对国民革命有不同的评价”（ 林雨德）。---写到这里，突然想到，近年大陆知识界对民国的叙述与想象，也多有理想化的成分；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大概也会很难理解鲁迅对国民革命和民国的批判吧。

其次，就是鲁迅作品“难懂”了。一位学生谈到他初读《伤逝》的感受：“美其名是爱情小说，却充满了许多令人不解的文字句子，一些深层意义，使得其难懂艰涩，难以入门”，尽管通过老师的讲解和课堂的讨论，有所感觉，但总觉得读这样的不能“一目了然”的作品有些不爽（何冠葶）。但也有学生认为，鲁迅作品尽管读起来有些吃力，但一旦有所领悟，就很有味道。因此，有好几位学生都把《伤逝》列为他“最喜欢的作品”，理由是：“鲁迅点醒了为爱不顾一切的人们，我也在其中得到了对爱情的新的认识”（林雨德）；“小说让我惊觉：人不可以没有目标，就算达到一个境界以后，还必须有新的目标，不然生活就会逐渐枯萎”（林舜家）；“安宁、幸福是不会凝固的，人还必须不断地走下去”（赖弈均）。而另一些学生因此认为“鲁迅每篇文章都有其寓意”，一旦“找不出来”，就觉得表达直露，没有意思了（林宜贤）。

其三，许多学生都提到鲁迅作品的“沉重感”。一位学生谈到他最不喜欢《墓碣文》，“主要是作品令人感到沉重压抑，甚至有些恐怖，使人不寒而栗”，尽管也知道，“可能正是要通过这样的作品去了解鲁迅”，但却是自己所难以承受的（张立酉）。另一位学生也谈到，他读《狂人日记》“感到无比困难与惊吓，因此不喜欢读如此沉重的文章”（陈雅）。但他的同学陈冠羽却不这么看，说他读《狂人日记》、《药》，“即使故事充满了悲剧性的情节，读起来不是很愉悦，却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思考鲁迅提出的社会、人生议题”，因此很喜欢。另一位学生却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颠覆了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狂人所看到的是一个虎视眈眈的吃人的世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世界太悲惨了，我还是比较喜欢欣赏世界的美好和欢乐”。同样，鲁迅“看到故乡早已不完美”；但在我的心目中，愿意将故乡作为一个“美好的存在。”（吕宗政）---这使我联想起，在八十年代的风波以后，我在北大讲鲁迅，学生的不同反应：一部分学生明确表示，他们要追求生命的轻松，愉悦，因此拒绝鲁迅的沉重介入自己的生活，成为不堪承受的重负，只希望把鲁迅放到“博物馆”，作为自己欣赏的对象；而另一部分学生却极动感情地说，现在所缺少的正是“生命之重”，因此热切呼唤鲁迅精神的重来。看来，对鲁迅的接受与否，是和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选择、生命存在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或喜欢或不喜欢，都是自有逻辑的。

其四，一位学生这样谈到自己“不喜欢”《狂人日记》的原因： “他把人的黑暗描绘到极致，让我开始感到恐惧”，怕看到“自己也在其中”，跟着“吃人”；更怕“改变自己”，“不跟着潮流走是很恐惧的”。“每看一次，都得面对真正的自己”，但又缺乏时时、处处面对的勇气（黄致豪）。---这位台湾学生以难得的坦诚，说出了鲁迅接受史上一个许多人都竭力回避的问题：岂止是90后的青年，各个时代的许多成年人，之所以远离鲁迅，就是因为鲁迅让我们陷于尴尬，他逼着我们面对现实社会和自身人性的黑暗。我们若不敢正视，就只有逃避了。

其五，一位学生谈到他读《狂人日记》的感受：开始觉得很不舒服，很绝望；读到最后的“救救孩子”一声呐喊，顿时受到鼓舞、震动，并“十分好奇：该如何救”，小说却戛然而止，“鲁迅并没有一个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多少有些失望。再仔细一想，又多少有些明白“鲁迅对事物的态度”：他有否定，怀疑，却不会“给一个十分肯定的答案”，他的目的是要“激发读者去更深入的思考”（张宝玉）。---这里已经触及到鲁迅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不确定”的思维，确实是希望一切都有“明确答案”的年轻人所难理解的；从另一面看，鲁迅的思维是对青年人所接受的习惯性思维的一个挑战，这样的颠覆从长远来看，对年轻一代的思维发展是有好处的。

最后不可不说的是欣赏习惯的差异。许多学生都反映，他们更喜欢鲁迅的小说，而散文作品则“因描述多于故事，念起来不太有趣”（汪世怡）。而读鲁迅小说也是从他们的审美趣味出发。一位学生说他喜欢《狂人日记》是因为“读起来很像是恐怖惊悚小说，其中又有点悬疑”（陈雅）。另一位学生喜欢《无常》的理由也是因为他喜欢鬼神小说，而鲁迅的描写则“打破了我们对鬼神的迷思”，把鬼神写成“公平的使者，让我感到新奇”（徐千浩）。还有好几位学生都觉得鲁迅的有些描写“稍嫌冗长”，读起来有些“不耐烦”（刘宇曜、王则惟、翁唯轩、何冠葶）。---这样的反应可能有点出于我们这些老年人的意外，但却是真实的，并提醒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新的一代人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如何引导他们从审美方面去接近鲁迅作品，是一个需要在教学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尽管存在以上六个方面的问题，从试卷看，黄老师的90后学生依然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途径，接近了鲁迅世界，喜欢上了鲁迅。一位学生甚至说，他觉得鲁迅“是身边的一分子”（林均叡），另一位学生则说自己与鲁迅“心有戚戚焉”（洪圣庭）。那么，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用怎样的方式，走近鲁迅的呢？我们也因此对鲁迅，对90后青年，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试卷里有一道题：“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看来，黄老师是有意识地通过萧红的描绘来引导学生走近鲁迅的。这也是我的方法： 我在中学和台湾教鲁迅时就是首先让学生读萧红的回忆，并且有这样的说明：“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近距离地非常感性地感受鲁迅，不仅给我们独特的观察，而且提供了许多具体可感而又引人遐想的细节。而从细节看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钱理群中学讲鲁迅》）。我也因此很有兴趣：萧红提供的哪些细节特别引起这些台湾90后青年的共鸣？我发现，许多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让他们感动的两件小事：鲁迅不喜欢萧红的穿着，但却没有当场说出口而留到后来才说，学生们由此看到了“鲁迅的细腻与贴心”，甚至说他是“一位贴心的绅士”（林久民）；福建菜馆里的鱼丸，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大家都不信，唯独鲁迅拿来尝，证实了海婴的话，并且说：“他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学生们也由此感到了鲁迅对孩子的尊重，“愿意相信孩子的个体与判断”（廖禹晴）。这样一个“体贴人，尊重人的鲁迅”，是大陆许多人（包括研究者）所忽略的，却引起了这些90后的台湾青年的强烈共鸣，这一点颇让我感动，也引发了我的深思。我注意到黄老师的学生由此展开的对鲁迅的遐想、理解与阐释：“鲁迅有其理想和坚持，并且有一套经年岁月所得到的经验。他有着如此成熟和完整的想法，却从不把它当成约束其他人的标准”（洪嘉霙），“他不愿将自己的想法视为绝对真理，将同样的原则套在他人身上”（廖禹晴），他总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替他人思考”，“不同于五四运动许多文人皆以自我为中心，鲁迅是包容并且接纳不同的观点。即使他自己感到无望，却绝不否定他人的希望”（黄致豪）。鲁迅“不同于尼采自认超越常人”，“作为一个思想突破的先驱却认为自己并非伟大”（许闳皙） ；他并非只“站在高处以犀利的语言批判他人”，“鲁迅在解剖别人时亦在解剖自己”（梁育诚），“每当作文必自啮其身”（许闳皙）。“鲁迅懂得尊重不同年龄，甚至不同阶级的人，对青年学生尤其看重”，“除了对青年学生，他对弱势的人，儿童，妇女，有着一种悲悯情怀”（廖禹晴），他永远“倾听小（小人物）、众（普通民众）、非主流”的声音（赖亦均）。---我发现，90后的台湾青年的上述鲁迅观，其实正是建立在黄老师所描述的他们自身的“个人经验”，“强调多元主义”、“重个体差异”、“尊重他人的差异”的“个体意识”基础上的。这也就表明，鲁迅的个体与90后青年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又存在着相同、相通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知道，鲁迅的“立人”思想和理想的核心，就是“个体精神自由”，鲁迅所坚守的五四启蒙主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个性的解放”。鲁迅说，他要“肩住黑暗的闸门”，“解放”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成一个独立的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90后年轻一代的强烈的个体意识正是鲁迅所期待的。当然，鲁迅同时强调对他人，特别是弱者、幼者的同情和关怀，并不赞成“唯个人中心主义”；而前引试卷的分析正是表明，90后青年学生对这一点也是理解与认同的。鲁迅与90后青年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理解、沟通、对话、交流的思想基础。

我注意到，许多学生都说他们最喜欢《故乡》。其中一位这样谈到他的理由：“我自身也有类似的例子，只不过没有作者本身的落差大。在我小学时，第一次离开了台北这都市，和家人到台东的一个小山上的一个民宿游山玩水。民宿的主人的儿子和我同年，就像小闰土一般，教我抓螃蟹，教我采火龙果、采橘子、采百香果，抓螳螂等，他似乎告诉了我，什么叫童年！回了台北后，我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想要跑到台东山找我的‘小闰土。无奈总有课业上的牵绊，例如上国中，考高中。在国中时我又一次见到他了，但他的天真浪漫已消失了大半，开始烦恼升学，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摧残我们。等考完了高中，我上了第一志愿，而他却愁云惨雾，我心中的‘小闰土已然消失。他觉得我高高在上，我觉得我的四周有看不见的高墙，我已成孤身。我曾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努力是为了什么，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所以我要继续向前”（江冠德）。这确实是一次超越时空的相遇，鲁迅笔下的“我”与“闰土”就这样走进了90后的台湾青年的生活里，并引起强烈的共鸣。江冠德的同学张筱晨却由鲁迅的《祝福》联想起描写“变性人和他家人心理的挣扎，旁人的唾弃”的电影《亲密风暴》，这些同性恋和变性人“因不符合传统的观念，也是会被认为败坏风俗，不是最后受尽折磨自杀，就是一辈子在黑暗中躲藏”。这位同学说他每读《祝福》，“就想到在某个角落里，还有这样痛苦的人，但却无能为力，感到沮丧”。这样的联想，大概是我们所想不到的；但台湾的90后却通过这样的他们自己的途径，走近了鲁迅。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很自然的反应：我读鲁迅作品“感觉很贴近自己的生活”（林久民），“到了现代，鲁迅关注的问题依然存在”（徐千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