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彬，贺松其，贾文燕，孙海涛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中医科，广州 510602； 2.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州 510515)

晋唐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医学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方面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1]。该时期众多医家对中医痹病证治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笔者拟采用断代研究方法，通过对该时期与中医痹病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综合分析研究，从基础到临床深刻探讨晋唐时期中医痹病的证治理论特色，为中医临床诊治痹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1 痹病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

1.1 对痹病病因病机的新认识

在痹病的病因认识方面，晋唐时期的医家既以《内经》理论的“风寒湿三气杂至, 合而为痹也”为圭臬，同时又有新的认识，由偏重外邪发展为虚邪并重，既重邪气又重体虚在痹病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痹病是由于体虚而腠理开，经络、脏腑易受风、寒、湿邪侵犯所致。如“此由体虚腠理开，风邪在于筋故也”,“人腠理虚者，则由风湿气伤之，搏于血气，血气不行，则不宣”，“由血气虚，则受风湿，而成此病”，“由人体虚，腠理开，故受风邪也”，“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等。明确提出体虚为痹病发生之前提，正气不足、外邪难敌、风寒湿三气乘虚而入发为痹病。这不仅与现代医学的免疫学理论不谋而合，而且对临床治疗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成为补肾、益气血、壮筋骨[2]等治痹法则的立法根据。

病机方面，《诸病源候论》十分重视气血、阳气在痹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气血乃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精微物质，其条达通畅则身强体壮，瘀滞不行则百病乃生。“血之在身，随其而行，常无停积”(《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而痹病是因为“风湿气伤之，搏于血气，血气不行，则不宣，真邪相击，在于肌肉之间，故其肌肤尽痛”(《诸病源候论·风寒湿身体手足不随候》)；“风寒之客肌肤，初始为痹，后伤阳经，随其虚处而停滞，与血相搏，血气行则迟缓，使机关弛纵，故风痹而复手足不随也”(《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然诸阳之经，宣行阳气，通于身体，风湿之气，客在肌肤，初始为痹。若伤诸阳之经，阳气行则迟缓，而机关弛纵，筋脉不收摄，发为风湿痹”(《诸病源候论·风寒湿身体手足不随候》)。简言之，即风寒湿邪侵入经络，伤害气血、阳气，造成气机不利，阳气阻闭，运行迟缓，失其功能而致痹病发生。这些对痹病病机的新认识为活血化瘀、行气通络、宣通阳气等治痹法则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根据。

此外，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不仅继承并发展了《诸病源候论》关于痹病的病因病机学说，认为“诸痹由风寒湿三气并客于分肉之间，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肤，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为痹也”(《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还汲取印度佛教医学理论之精华，提出风邪致病的新理解和风毒学说，为后世创立祛风解毒治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1.2 对痹病脉象理论的发挥

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博采群论，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首次对中医脉学从理论到临床运用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将脉象归纳为24种并撰成《脉经》，对每种脉象的形状、辨认特点、指下感觉等都作了详细描述。尤其对血痹作了较详细的记载，血痹的脉象“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状，黄桂五物汤主之”，而血痹虚劳者“脉大为劳”，“人年五十，六十，其病脉大者，痹挟背行，苦肠鸣，马刀挟瘿者，皆为劳得之”，“卒喘悸，其脉浮者，里虚也”，“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时目瞑，此人喜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

《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则指出：“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阴经故也，诊其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可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孙思邈自创黄芪汤，治疗血痹脉象阴阳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者，疗效极佳。此外，《诸病源候论》中也对某些痹证的脉象做了简单描述，如筋痹者“极细如弦”等。

2 痹病的证候分类及治法

2.1 痹病证候的分类

《诸病源候论》将痹病分属于风病、虚劳、注病[2]等病候中， 按病因和部位分为风痹、湿痹、风湿痹、血痹、历节风、虚劳风痰痹、五体痹等。各种痹证既有相似的症状，也有各自的特点：风痹症见肌肉顽厚或疼痛，或肌肤尽痛，迁延不愈，则关节松弛，手足不遂；湿痹症见四肢弛缓或拘急，骨节疼痛，时轻时重，反复发作，病情缠绵难愈；风湿痹症见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经久不瘥，则机关弛纵，筋脉不能收摄，肢体手足不遂；血痹症见形体如被微风所吹，骨弱肌盛，易疲劳出汗，寸脉微涩，关脉紧小；历节风症见呼吸气短，自汗，全身关节疼痛不可忍，关节不能屈伸；虚劳风痰痹症见筋骨萎弱枯瘦，身体疼痛，手足不遂，遇寒身体疼痛，遇热则皮肤发痒，脉紧或尺脉虚小无力；五体痹分为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等，除见风湿痹症状外又各具特点。从中不难发现，巢元方在描述五体痹证候的同时，还涉及到五脏痹(肝、心、脾、肺、肾)的病因病机和证候论述，指出五体痹缠绵不愈、复感外邪，内犯于脏而形成五脏痹，阐明了痹病传变的过程和机制，充实并完善了痹病分类的理论体系。

孙思邈则把五体痹、五脏痹同归于“六极”门下[3]，强调了痹证由“痹”到“极”、由实到虚的演变发展过程，并把痹证的发生看作虚损病过程的一个阶段，把痹证的治疗看作虚损来论述。至于虚损的形成，孙思邈强调内因的作用。在病机上强调正气亏虚、邪气侵袭的情况，同时指出“疾之所起，生自五劳”，五劳就脏腑而言是指脾、肝、肾、心、肺等五脏虚劳，从而引起气血俱虚。

晋唐时期的诸多医家以临床实用为导向，根据临床实际需要，结合痹病证候特点，提出了痹病的复合分类法，痹病证候的分类更加灵活、不拘一格，形成相对完整而明确的痹病证候分类体系。

2.2 痹病治法

该时期诸多医家全面总结了痹病的中医治疗法则： ①祛风散寒、除湿通络，用于风寒湿痹阻导致的痹证；②清热通络、祛风除湿，用于风湿热痹，包括素体阴虚阳盛者感受风、寒湿邪热化而成的热痹和风、寒、湿三痹经久不愈、邪留经络、郁而化热而成的热痹；③活血祛瘀，用于瘀血阻络型痹证，即病症日久，伤及气血，气虚血瘀，经气不畅，络血不行，正虚邪恋，筋骨失养，以致骨节酸痛、屈伸不利导致的痹证；④补肾养肝、柔筋通络，用于肝肾虚损型痹证；⑤益气养血宣痹，用于气血两虚型痹证；⑥健脾化痰、通络除痹，用于脾虚痰凝、经脉痹阻导致的痹证；⑦理气行痹，用于气滞导致的经脉痹阻。

孙思邈则对痹病虚损的治疗尤重心肾两脏，补益心气常用人参、甘草、茯苓、五味子、远志等，滋养肾脏侧重于血肉补肾和温润填精两法。前者多用牛髓、羊髓、羊肚、羊肾、鹿茸、鹿角胶、白马茎等，后者多选用地黄、菟丝子、山萸肉、杜仲、巴戟天、五味子、石斛、附子等。孙思邈还继承并发展了张仲景的扶阳思想[3]，将乌头、附子、天雄等温热药并用，以求达到温阳祛寒、扶助阳气之效，而温阳的同时兼顾滋阴，酌加羌活、防风等祛风除湿之品，使阳气旺盛，以达到正安邪去之目的。并适当配伍相佐、相制、相须、相用之品，使治疗痹证之温热药的应用更加广泛。

由于隋唐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各种治疗方法也在医疗实践中得以提高和完善[5]。除上述药物疗法外，一些疗效显著的外科疗法也得到诸多医家的青睐。

《诸病源候论》对按导法格外重视，书中记载治疗痹病的按导方法有30余条[2]，包括气功、自我按摩、关节运动操等，内容丰富，简便易学，而且每条都有具体术式和适应证。如“以手摩腹，从足至头，正卧腾臂导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闭气不息十二通。以治痹湿不可任，腰脊痛”。操作时要求“安心定意，调和气息，莫思余事，专意念气”，“徐徐以口吐气，鼻引气入喉，须微微缓作，不可卒急强作，待好调和引气吐气，勿令自闻出入之声，每引气，心心念送之”。又如治疗风湿腰痛的疗腰痛大豆熨法(《集验方》)、延年疗腰痛熨法等。

现代临床研究显示，按导法既能减轻症状又可最大限度地恢复肢体功能，降低致残率或致残等级。就目前来看，类风湿关节炎仍是一道悬而未决的世界性医学难题，致残率非常高，中西药作用均非常有限。鉴于按导法的上述诸多优点，其对于现代临床治疗风湿病的启发和指导意义值得关注。

3 痹病方药的发展

3.1 对治疗痹病的单味中药进行分类

该时期的《新修本草》是我国本草史上的一大创举。该书首次对治疗痹病的中草药进行了分类：①治疗风湿久痹的单味中药：菖蒲、天雄、附子、乌头、蜀椒、天门冬、丹参、石龙芮、松节、侧子、松叶、牛膝、茵陈蒿、细辛；②治疗喉痹痛的单味中药：升麻、射干、杏仁、蒺藜子、棘针、络石、竹叶、莽草、苦竹叶、百合、细辛、巴豆(《范汪方》)、桔梗、芥子、半夏、生地、大附子(《外台秘要》)；③治疗胸痹的单味中药：枳实、薤根(《外台秘要》)、细辛(《肘后备急方》)。

3.2 整理并总结了一系列有效方剂

晋唐时期方剂学发展的主流[6]是诸医家将散在的、民间的及晋代以前的有效方剂进行收集、汇总、归类，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方书，如晋·葛洪的《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南北朝·释僧深的《僧深师方》，南北朝·谢士泰《删繁方》，南北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书中收载的方药绝大多数简便实用[7]。其中《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收辑残缺之功相当可观[8]。

笔者搜集整理痹病相关方剂，遵循本时期医书中常见的分类习惯，按照风痹、湿痹、风湿痹、血痹、历节风、虚劳风痰痹、五体痹等分类并举如下[9-10]：①风痹：八风散、大续命汤、小续命汤、芪婆万病丸(又名牛黄丸)、一服麻黄汤-二服独活汤-三服厚朴汤-四服风引独活汤、风缓汤、侧子酒、石斛酒、内补石斛秦艽散、大八风散、白蔹散—风痹肿、血痹大易方、茵芋酒、越婢汤、独活寄生汤(《备急千金要方》)、八风十二痹散、防己汤、附子酒、风痹散(《千金翼方》)、神验防风汤(《神验方》)、越婢汤(《伤寒论》)、独活汤(《集验方》)、七物独活汤、八风九州汤、八风汤、千金诸风痹汤、天门冬汤、深师大八风汤、补益养精方、崔氏肾沥汤、松叶酒(《外台秘要》)、独活寄生汤(《千金方》)；②湿痹：万金散、大金牙散(《千金翼方》)、大八风散(《备急千金要方》)、薏苡麻黄汤(《外台秘要》)；③风湿痹：太一神膏、苍梧道士陈元膏(《备急千金要方》)、四物附子汤(《伤寒论》)、疗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方、天门冬汤(《僧深师方》)、附子汤白蔹散、六生散(《古今录验方》)、眩风十汤(《外台秘要》)；④血痹：黄芪桂枝五物汤(《金匮要略》)、黄芪酒(《千金翼方》)、黄芪汤(《备急千金要方》)；⑤历节风：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金匮要略》)、续命汤(《古今录验》)、术附子汤(《近效方》)、越婢加术汤(《千金方》)、羌活汤、黄汤方、茯苓汤、附子汤、防己汤、古圣散、秦艽汤(《圣济总录》)；⑥虚痹：天门冬大煎、杜仲散、苁蓉补虚益气方、肾气丸、肾沥汤、虎骨酒、大黄芪酒、地黄煎、丹参丸、干地黄丸、无比山药丸(《备急千金要方》)、大补肾丸、八风十二散、五石乌头丸(《千金翼方》)、玄参汤、必效寄生散、独活续断汤、寄生散、落肾散、陆抗膏、钟乳散、鹿角胶煎、棘刺丸、补肾茯苓丸、大风引汤、牛膝汤、石楠散(《外台秘要》)、寄生汤、八公石触万病散、薯蓣丸、枸杞汤、彭祖丸(《古今录验方》)；⑦五体痹：五加皮酒、升麻润色消痹止热极汤(《外台秘要》)、石楠散、西州续命汤、麻黄止汗通肉解风痹汤、大露宿丸(《备急千金要方》)、骨痹汤、通痹汤、清痹汤。

总之，晋唐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该时期中医痹病在基础理论方面得到了创新与发展，诸多医家对痹病的病因病机有了新的认识，对痹病脉象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和发挥。在痹病的临床研究方面，痹病的证候分型更切合临床，创新并拓展了痹病的外治疗法；在方药研究方面，首次对治疗痹病的单味中药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创制了一系列的有效新方，为后世医家诊治痹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1] 徐建云.晋唐社会政治对当时医学发展的客观效应[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5(3)：159.

[2] 黄俊卿. 论《诸病源候论》的痹病理论体系[J].河南中医药学刊，1997，12(6)：2.

[3] 郭会军，冯福海，张二中. 孙思邈治痹思想探析[J].江苏中医药，2009，41(2)：14.

[4] 李艳，赵宁，贾红伟，等. 痹症中医治则治法研究概况[J].中医杂志，2005,46(12)：946.

[5] 姚洁敏，严世芸. 晋唐时期胸痹心痛外治疗法特色[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7)：55.

[6] 姜静娴，盛增秀. 略论晋唐时期的方剂学[J].陕西中医，1995，16(10)：477.

[7] 徐荣庆，周珩. 论秦汉、晋唐、宋元中医发展的成就[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23.

[8] 张友和，孟晓丽. 晋唐时期祖国医学理论发展缓慢的因素[J].内蒙古中医药，2006，25(5)：40.

[9] 娄玉铃. 中国痹病大全[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85.

[10] 任健.中国历代名医名方全书[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6: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