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红

【摘 要】当今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在广度、深度上，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着对话、融合，在引进、借鉴中进行着批判、排斥，在共同性中寻找着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寻找着共同性。

【关键词】东西方 文化 文明

当今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在广度、深度上，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既没有了纯粹的西方文化，也没有了纯正的东方文化；西方是世界的西方，东方也是世界的东方。既有东方文化的西方化，也有西方文化的东方化，东西方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寻求着对话、融合，在引进、借鉴中进行着批判、排斥，在共同性中寻找着差异性，在差异性中寻找着共同性。

从历史上看，文化的交流与变异是一种规律，或者说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动力正源自文化之间的交流。没有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没有文化的创新，文化就会走向故步自封和胶柱鼓瑟，其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如玛雅文明的覆灭，就是一个先例。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甚至融合，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重要的。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仅不会影响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还会给它增加新的刺激和发展活力。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总会产生文化间冲突碰撞，而结局总不外乎三种：外来文化征服或代替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反被本土文化折服，并融入本土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而第三种则是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征服谁，而是互相借鉴吸收，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了真正的对话交流。从外来文化的角度说，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也不外三种：毁灭、同化或尊重本土文化，它们分别对应着；文化殖民主义（文化绝对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文化认同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从本土文化的角度来说，面对外来文化也不外乎三种态度：认同、抗拒或者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成分改造自己。这三种态度又分别对应着：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折衷主义。这就是说，保持文化的封闭，有走向覆亡的危险，敞开文化的大门，也会有被外来文化取而代之的危险。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双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并各自吸收对方的文化优点和长处，改造自己，但现实中是没有这种理想状态的，两种文化交流时，总是充斥着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总会有一方占据主导，另一方不得不屈居下风的状况。因此，当今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不仅总是受到多种非文化因素的人为的干扰，比如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民族的等等，而且在两种文化交流与对话过程中还存在着文化霸权与反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斗争。

但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过程还是一个文化吸收和文化选择的过程，而文化的选择和吸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和变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选择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失败、失误，应当允许它们之间进行竞争，进行优胜劣汰。当然，外来文化要想真正在本土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落地开花，不仅要能够切合本土需要，具有针对性，还要与本土文化具有某些通约性，即反差不能过大。

一 交流媒介与交流误读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交流与演变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就是说文化交流的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原始时代文化交流的方式主要是迁徙，古代包括迁徙与聚合，而以聚合为主；近代以商品交流为主；现代以技术交流为主；当代则以信息交流为主。

文化交流的载体则是语言文字，扩展为多媒体，集文字、声音、图画、数字和影像等于一体。再由过去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发展到近代各种形式的横向交流和间接交流，再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横纵结合的三维空间的立体交流，如将这些交流都看作是在时间坐标上的向前的矢量运动，那么就构成了四维时空的交流，而且这种四维时空的交流模式还在不断地转换着。

误读是文化交流中常见的现象，甚至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人们总是期望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总是期望他山之石，可以改玉。大致来说，它包括四种情形：一是在原发国、原产地本属二流或三流的文化产品却被第二国或异地当作一流的作品而备受推崇赞美，如本来在美国属二流的通俗文学《飘》（又译《乱世佳人》）传入中国后，却成了一流佳作而受到欢迎，其续作推出后曾激起新一轮的轰动；再如在西方没有多少影响的《牛虻》，在中国却异乎寻常地畅销，其主人公成了中国人效法学习地楷模。即使在唐代也名不见经传，更遑论中国文学史留名的诗僧寒山，则先热日本，后热西方，俨然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流大诗人；还有像歌德这样世界级的大文豪，读了在中国不入流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后竟击节赞赏。而欧美的大众文化作品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后，竟成了精英文化和雅皮士文化。二是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现象，或者称为“出口转内销”，在本国、本地因种种原因不受重视，却在异域他乡寻到了知音，走红国外、海外，其真价值也得以显露出来，后又传回本国本地而受到青睐。8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的钱钟书的《围城》热、张爱玲热以及号称“出土文物”的沈从文的重新走红，就是由海外热而引发国内热的。三是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因移植而发生变异、变形、和变种现象。本来在原产地是优良的文化或方法，输入后却变了味，发生“劣”变，成了劣质品。四是所谓“郢书燕说”的现象，在原来的国家或地区本属无意的情况，传到异国他乡却读出了新的意味和含义，并导致进口国的文化变迁，甚至引发文化大变革。出现误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曾表现出对东方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切向往，就存在类似情况。他们所赞扬的东方文明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弊端的反省，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美化或“他者”化了东方文明，不同于我们还在向现代化迈进所体会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我们不能因此就沾沾自喜或妄自尊大，更不能随声附和，因为我们和西方社会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赞美东方文明（像印象派绘画、海德格尔、量子力学家等，对东方文化倾慕和信仰），对海外华人学者提出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复兴”或现代“新儒家”要抱着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应根据情况作具体的客观的分析。“五四”时期就有人非常尖锐清醒地指出：一些外国人崇尚东方文明“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这些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回顾时所引起的幻影。这种幻影并不等于是传统文化的复活，不要盲目乐观。

二 文化传播模式与传播途径

文化的传播模式可分为两大类：历时性传播和跨文化的共时性传播。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关注文化的纵向传承和延续，跨文化传播则研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或同一文化内部各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文化传播模式是先物质形态的文化，再制度形态的文化，最后才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而对于21世纪中国来说则先是器用等物质产品，再是技术，然后是科学，再然后是制度，最后才是人文思想。文化的消化和吸收主要有：先是翻译，再是模仿，再是创造和创新。

文化的交流有种种的渠道和方式：物质文明的自然碰撞，思想精神的相互汲取，哲人式的融会贯通，老百姓的兼收并蓄，媒体的道听途说，专家的介绍研究，留学、艺术作品的翻译（包括文学、影视、戏剧以及当代的光盘、互联网）等等。其中专家对异国文化和历史的介绍和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性。

人类将进入一个全面对话和交往的世纪。交往与融合是人类文化的根本特性。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巴赫金语）。从西方哲学和美学来看，交往与对话已成为当代世界全力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对话还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融合。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来看，文化的冲突与对话包含着不同文化间和不同主体间的互相作用、互相否定、互相协调、互相交流。这种文化间的交往实践所达到的文化之间共同拥有的协同性、有效性和合理性。在这种不同文化间的精神交流中，两条不同地平线交会形成了对世纪更为广阔的人类精神的无穷天地。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2]刘登阁、周云芳.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