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认识李遇春将近10年，他的白衣秀士的风姿，他的谦恭谨严的言表，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的学术之旅，也经常地进入我的视野。数年前，我曾经作为在场者，目睹了李遇春荣获《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的颁奖仪式，在我的记忆中，他是那一批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当教授，当博导，当选为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并且负责该会会刊《新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均标识着他的学术成果的分量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最近，又读到了他的新作《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让我再次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冲击力。

作为一个成长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南方学人，李遇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关注目光投向大西北的黄土地，这表现出他的学术眼光——对西部文学的价值的高度肯定。在南北文学分野中，它当然是属于北方文学的。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版图上，它并未能占据重要的位置，正像此一期间，它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不仅无法与率先经受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东南沿海相比拟，也无法与清末民初仍然占有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地位的北京置于同一层面。面对着大上海喧嚣嘈杂的十里洋场，北京城重楼危阁的红墙黄瓦，苍凉旷远的黄土地未免显得沉寂落寞。直到30—40年代之交，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的独特发展，在边缘处异军突起，而且决定了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陆文学的基本走向。陈忠实、路遥遵从柳青，贾平凹追随孙犁，而隔了一条河——黄河彼岸的李锐，其文学生涯开始和成长的山西，正是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作家的发祥之地。在跨世纪之交，西部文学作家的创作，生机勃发，屡出佳作，当然值得大书特书。

不过，问题还有其另一面。依我看来，生于20世纪70年代，且身居武汉三镇的李遇春，要关注西部的文学生态，关注那些被诸多学人都曾经予以阐释和评价的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李锐、红柯等，李遇春需要跨越双重的障碍。一是如何跨过时代的阻隔，跨过数十年的代沟，在作家作品和自我经验之间，取得一种融通流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频密而剧烈，如李敖先生所言，十年一大变，五年一小变，不要说通常所言的父子两代人之间会有代沟，就是年纪相差不是很大的人们，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家兄弟的人生选择，因为时势比人强的缘故，也会形成不同的分野（具有这种意识的不止是我这样年龄的人，连我们看做是后生可畏的“80后”，我自己带的那些学生，在他们自己的细化中，还要分为“85前”和“85后”呢）。像李遇春这样，在80年代还是在完成其中小学教育的读书阶段，如何能够切入新时期文学的神髓，不但贴近80年代文学思潮的命脉起伏，了解作家们讲述故事的年代，还要随着作家们所讲述的故事的年代向前延伸，对个人生命记忆的拓展和扩充，谈何容易！我自己的描述是，和学生们讨论李白，比和学生们讨论“伤痕文学”要方便许多。讨论李白，大家拥有的是共同的文本资源，是古往今来的人们的追溯和评说，皇帝、太监、贵妃、权臣、妓女和同时代文人的环绕，李白骨子里的贵族血统记忆与对游侠精神的向往，出身富商家庭而轻视钱物，酒风豪爽诗风也豪爽——无论还可以归纳出多少条特性来，大家凭依的是同样的史料和论著，站在同一基点上。而讨论“伤痕文学”，今天看起来在艺术水准上表现平平的《班主任》、《伤痕》何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何以像犀利的尖刀一样切中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创痛，就需要费许多的口舌而收效甚微。还有，关于在亲历者看来至今仍然创巨痛深的“文革”，关于遭致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大饥饿大灾荒，后来的人们会如何体认作何感想，都让人忧心忡忡未知吉凶。这样的隔膜并非只存在于代际之间，但是，却由于代际记忆的差异，造成了对历史记忆和文学记忆的理解上的“隔”与“不隔”（借用王国维的诗学语言）。二是地域文化的差异。南北文学的差异，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就有鲜明的分野，杏花春雨江南，铁马秋风蓟北，就是一个简洁的概括。南北之间的差别，既包括地域风情，地缘政治，乡土传统，还包括各地的方言土语，神鬼传说。西部作家的一大精神特征，就是接地气，接受传承久远的传统文化，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解放区文学”的流脉密不可分。由此说来，关山重重，黄水遥遥，李遇春如何能够贴近它、感悟它，并且融而化之？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为此，李遇春需要寻找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我使用“有心人”一词，是说李遇春特别注重对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的心理分析，执着地叩问心灵，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征。李遇春走向学术研究的起点，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为依据，研究张贤亮的创作的。张贤亮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活跃的作家之一，对他的研究也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热点；弗洛伊德呢，在新时期之初也给人文学界带来一股冲击波，但是，在那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狂飙突进中，理论的更新、热点的转换都是以“超音速”和“加速度”在运行，来不及沉淀和积累。李遇春的机敏选择，则使他的论文做出了新意，做出了深度。比如，在《绿化树》的人物分析上，学界通常的观点是，将章永璘与马缨花，分别视作知识分子男性与底层劳动妇女之间在特殊年代的偶然邂逅与必然分离的悲剧，这当然是有强大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有其充分的说服力（我自己在相关研究中，也是强调两者间的文化差异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但是，正因为是“特定”时代，正因为要涉及到一系列需要加以先行阐释的“知识分子”、“体力劳动者”在那个年代的“特定”涵义，对于具有时空阻隔的人们来说，贴切地理解它，就勉为其难。李遇春将张贤亮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对异性的渴望，描述为“礼赞‘洛神’是虚，倾心‘漂母’是实”，母性的温馨，童稚的膜拜，表现出张贤亮的恋母情结。这既让人出乎意外，又觉得他言之有理，它回避了那么多的社会的、历史的话题的缠绕，而直接指向人物的心灵深处。李遇春又进一步地提出，在我们通常关注到的张贤亮创作中的男女主人公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还暗含着一个“第三者”，即潜在的“父亲—干预者”的形象，因而形成了第三极，构成了儿子—母亲—父亲的“神圣家族”，并且因为“父亲—干预者”的存在，造成男主人公的感情追求的无法实现。这已经很让我惊叹，在似乎已经读得烂熟的张贤亮文本中，还潜藏着这样的阐释的可能性。但是，李遇春的叩问心灵，仍然不曾满足于此，他又翻出了新的层面：恋母情结，同时蕴含着双重的命题，沉沦与拯救、死亡与再生，而“父亲—干预者”给受到压制的儿子们带来的，除了激发出嫉妒和弑父的心态，还召唤着儿子们去模仿他，去创造世界。比较而言，李遇春对儿子模仿父亲、创造世界的阐述，不如他论述儿子们的恋母情结和死亡情结那样充分，这可能是因为张贤亮的文本没有提供足够的题材，不过，它仍然是具有继续开发的可能性的（譬如，这让我想到我最近正在阅读的美国另类社会学家Eric Hoffer在《狂热分子》中所言，狂热的群众运动，会模仿自己的敌人）。我可以说，在我阅读过的论著中，像李遇春这样把精神分析学说与本土文学结合得如此到位，脱于技，近乎道，是非常难得的。这不是简单地用性压抑理论阐释一切，而是在心理分析和人物结构、社会制衡等方面获得一种崭新的综合性的辨析。它所获得的深度，是心理的深度，具有普泛性理解的可能性的深度。

从以心理分析学说研究张贤亮，揭示其恋母情结和死亡意识，到用父子关系、寻父意识讨论《创业史》和《白鹿原》的渊源关系，这当然是来自弗洛伊德。此后，李遇春一直在进行着作家与作品的心灵的探寻。用背负巨大传统阴影的现代人的精神冲突描述贾平凹；着力于作家创作心理的焦虑，选择的痛苦与困惑去分析路遥；用新神话写作，神人与神马，凡人与野兔，以辨析红柯的新疆题材小说；揭示作家对“非理性的历史”吞噬生命的控诉，对革命“神话”的解构而勾勒李锐；凡此种种，大体没有离开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原型理论太远。只不过，在弗洛伊德那里，是对个人心理特征的关注，荣格则将其扩展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发扬。扩展开来，文学，本来就是心灵世界的彰显和遮掩的多重叠合，可以做多方位、多层面的考察和开掘。作家与读者之间，心灵世界的沟通，又是文学艺术的最重要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集中于探索心理的奥秘，作家创作心理的变迁，作品人物心灵焦灼的因果，使得李遇春巧妙地跨越了我前面所言的时间空间的两大阻隔，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与特定的历史时段和地域特色的纠缠，直接切中了作家和文本的命脉所系。

回过头来再看，把书名订正为“西部作家精神档案”，是非常有眼光的。精神与心灵，在这里是可以互换的，它凸显出本书的重点所在。在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批评之侧，心理—文化的批评，指向鲜明。即便是那些没有直接表明其心理分析特征的篇什，也是以心灵透视为其底色的。如《底层叙述中的声音问题——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在剖析作品中的叙事层面时，李遇春慧眼独具地指出，除了作为显在的、高调的、大多时候是“高高兴兴”的刘高兴的叙述声音，还有着另一种隐性的、被压抑和遮蔽的另一批渐入歧途的进城农民的叙述声音，这两种声音，分别代表了农民进城以后对待城市的热爱与仇恨、认同与拒绝的两种态度。而这两种矛盾的声音，正是作家的内心冲突的无意识流露。这里是从叙事学入手，但它的旨归仍然是通向心灵的。李遇春将这两种声音的差异和冲突归结为贾平凹一身兼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身份所致，这部分地说明了个中原因。我还愿意补充说，分别以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份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仍然可以将其各自分别出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吧。一分为二，二分为四，这不是简单的数学游戏，而是说，知识分子也罢，农民也罢，身为现代人，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转型——这才是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的内在机制，无论具有何种社会身份和心理特征，有多少人的内心，不是分裂撕扯成千头万绪，不是在选择与歧路、前行不能又后退不得的困境中迷惘焦虑呢？刘高兴最终是无法高兴的，他的兴兴头头终于在现实面前撞得鼻青脸肿；虽然如此，《高兴》的命题还是简单了一些。贾平凹自己的情绪，却是更为丰富复杂的，《高兴》只是两次跋涉之间的一个小憩，镶嵌在时空两端之间的一段小品：在凄切的“秦腔”余音未息之时，在同一片故乡热土上，贾平凹又以沉实厚重的《古炉》，死灰复燃了沉埋多年的“古窑”，让人怅惘，让人思量，在近半个世纪的激荡起伏中，中国的乡村经受了什么样的灾难和毁灭，这两大事件，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中国的农村，曾经从十年浩劫中死里逃生，否极泰来，迎来了希望的田野，那么，它如何在跨世纪的这一次沉沦中实现再一次的自我拯救呢？或者就悲观地承认，这一次是万劫不复，是苍凉谢幕？

就此而言，心理分析也好，文化原型理论也好，都有其言说的边界，都有其无法企及的难题。这样说，并不就是要贬低它们，恰恰相反，有局限，有边际，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那种以不变应万变、“杀鸡而用牛刀”的“万能”理论，才是最不堪、最值得鄙弃的。如其所言，在学术生涯中，李遇春经过了从心证到实证的重心转移，或者如他的博士生导师於可训所言，在阐释和实证之间有所取舍。不过，当两代人采用同样的话语之时，其背后的蕴含可能会大相径庭。说起来，於可训也是年长我几岁的老朋友、同代人，我很为他有李遇春这样优秀的弟子而高兴。不过，我觉得，於可训对“理论”的警觉，似可再做一点阐发。我想，作为经受过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热”、“方法热”浪潮洗礼的过来人，於可训对“理论”的厌弃，不是拒绝理论，而是反对那种把理论作为“跑马圈地”的标签，到处乱插，更不应该本末倒置，理论之上，将本土的文本，用作证明西方理论之牛刀的所向无敌。说到底，我们要求的是要将理论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之中，从最初的手中有刀到心中有刀，然后争取进入到“手中无刀”，“心中亦无刀”的化境，而不是简单地拒绝理论，暴虎冯河。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转用到现当代文学批评上，同样是适用的。尤其是当下正在发生和延展的传媒批评，以其轻快敏捷和传播之便利见长，而更为普泛的读者批评，随意性和即时性是其特征；与之相对应，作为以学理性和积累性为特长的学院派批评，不能不依靠自己的学术能力和理论修养背景，跻身于众语喧哗之中而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可以靠资料吃饭，做作家年鉴、史料长编、笺注集释、汇编汇校，而卓然成家，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没有这么多的优长便利，它主要是面对文本、阐释文本的。而且，实证研究，因为有切中学术时弊的意义，所以在今日值得推重，而心证呢，自有其轻灵生动、元气淋漓之用。因此，对李遇春来说，不必因为觉今是而昨非，就“悔其少作”，与之告别。纵观李遇春的这部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论著，其理论的色彩不是越来越淡，而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丰厚。它正好表现出李遇春如何在以弗洛伊德为学术入门的魔杖，然后逐渐地丰富和充实自我，包括叙事学理论，复调理论等，都有较为娴熟的应用，开阔了视野，开阔了心怀，也预示着他更为高远的发展前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