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鸿彬

上世纪末最引人瞩目的文化事件莫过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了。这一论争事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评价以及未来思想文化的走向，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第一次公开性撕裂”，“使以前一直存在的学术界种种秘而不宣的对立与不和表面化，并造就了一直持续至今的学术界两大对垒阵营”。由此，新世纪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变迁呈现出更为扑朔迷离的复杂局面。尽管使用“左派”、“右派”、“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之类的政治术语来描述文学观点上的分歧不免失之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学者那里政治意识对其美学观和文学史观确乎构成了难以挣脱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政治意识上的对峙同样也导致了美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对峙。另外必须指出，在文学研究中放弃或“悬置”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而许多文学研究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使之成为更堪玩味同时也更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因此，将潜在的意识形态诉求从种种炫人耳目的名词包裹下离析出来，便成为文学学术史清理的首要之务。

作为近10年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专著，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自然是首批进入笔者视野的清理对象之一。王德威在该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由五四开创的文学“现代性”不过是中国古代“感时忧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并不脱“文以载道”的窠臼，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日显狭窄僵化，最终导致“主体创作意识”沦为“群体机器的附庸”。而与之恰成对照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还活跃着一条“被压抑”的“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其创造性和丰富性远非五四“现代性”所能企及。这一线索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它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这一创造力因与五四“现代性”龃龉不合而往往被归入糟粕之列；二、“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即因不符合某种外在规范而由作家自行压抑或遭文学史摈斥的“现代性”；三、“晚清、五四及30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试验”。王德威描述的这条现代性线索亦可称为“另类现代性”，它将晚清直至当下各种被宏大叙事遮蔽压抑的“另类”文学现象集于一身，称得上是蔚为大观了。

笔者最为关心的是，在这条“另类现代性”线索中左翼文学所处的位置，或者说，左翼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是如何生成、如何表现的。按照王德威的归纳，左翼“另类”应当属于第二个层面，即左翼文人自行压抑的“另类”。而在这一层面，王德威对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的“另类”解读或许具有某种范式意义。王德威首先认为，《霞村》从表面上看仿佛是宗教文学中“圣徒列传”的变种，区别仅在于“宗教或道德的狂热已为意识形态信仰所取代”。依循这一思路，王德威比较了50年代和80年代对于《霞村》两种判若霄壤的评价，认为二者貌似针锋相对，实则如出一辙，即“在一狭隘的道德教条中打转，不能或不愿去面对丁玲在小说中所暴露的症结问题。”那么小说的“症结问题”究竟何在呢？王德威的回答是：“剥除了贞贞舍‘身’取义的外衣，我们竟发现丁玲是在探触性解放的禁忌。”在王德威看来，对于“性解放的禁忌”的“探触”在《霞村》中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女性身体在男权社会中的悖论意义进行了多方位的展示：“女性身体一方面被视为孕育生命的神圣处所，一方面却被视为藏污纳秽的不洁表征；一方面被默认为欲乐享受的源头，一方面也公推为伦常礼数的劲敌”；二是暗示了性与政治之间的潜在关系，其中也透露出作者的“弦外之音”：“在以‘解放’为号召的政权下，妇女的地位如何才算解放？两性间的不平等关系，可以用民族意识（中对日）或阶级斗争论来轻轻化解么？女性身体如何成为男性权力放纵或禁抑的对象？还有女作家如何在男性中心叙述传统下突破障碍，发出独特的声音？”

贺桂梅注意到，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所呈现的精神困惑已经“穷尽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极限”，而她转向左翼毋宁说是对“自我挣扎的困惑”的“逃离”，或基于个体精神危机和自我解放要求的“转移”——“转移到一种新的主体认同情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之所以将革命作为自己的生命选择，首先是出于自我主体建构的需要。职是之故，“丁玲关注‘革命’的层面必将涉及新的主体认同，涉及‘革命’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能够带来更合理的‘人’（尤其是女性）的安排”。丁玲转向左翼以后，“新的主体认同”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丁玲1930年代创作的《田家冲》、《水》、《东村事件》等小说中，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往往是徒具形貌的符号式的存在，“她所能描绘的只是这一革命群体窘迫的生存现状，而不能进入人物内心去表现他们复杂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活动”。丁玲奔赴延安以后，由于工农兵群众不再是一个想象的客体，而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她的“个体体验”开始渗入笔下的群众形象，《霞村》中的“贞贞”即为其中最堪称道的艺术成果之一。贺桂梅认为，丁玲此时表现的“群众”与体制化文学中为观念所主宰的“群众”具有质的差异：

丁玲所表现的“群众”是经验主义的，游离在革命组织的“主义”之外，她更关心的是单一的个体如何获得主体性，获得“自主和独特”的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着眼的是“‘革命’和‘人的解放’的应有的状态及其意义”。

如果将《霞村》置于1941—1942年延安“暴露黑暗”文学潮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那么可以说，《霞村》的出现非但不是左翼文学的一个“意外”事件，而且是左翼文学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文学势所必至的发展，或者说是左翼文学趋于成熟的标志。诚如鲁迅所说，“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应该具有一种“超越性”维度，这一维度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它不致被任何名义的现实秩序所“驯化”，同时也是维系其“经典性”的命脉所在。尽管左翼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运动、政党组织密不可分，“超越性”维度的追寻与坚守始终处于并非显豁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超越性”维度与左翼文学完全绝缘。《霞村》的意义便在于初步展示了这一维度的批判锋芒，可以说它在突破革命体制的局限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必须提及的是，几乎在《霞村》问世的同时，胡风、冯雪峰、王实味等左翼文人在理论上也为这一维度的建构付出了具有实质性的努力。尽管这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建构”，但作为一系列互有关联的文学史事实，我们没有理由对其存在视若无睹。

恰恰是在这种冲突当中，左翼文学的“革命性”才尤为强烈地迸发出来。出于对革命终极目的的满腔热忱，丁玲不可能无条件地相信现实革命体制能够包治百病，无所不能，因此她才会以近乎挑剔的眼光审视这一体制，进而通过个体和女性的境遇来触摸革命进程——革命向人们许下了美好的承诺，一个真诚的革命者不可能不关心这一承诺是否兑现。诚然，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丁玲经过自我调整融入了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精神与革命体制冲突的消失。由于这种自我调整建立在融合了个人体验的革命精神的基础之上，丁玲的个体意识与主流观念的裂隙仍然时有流露。及至丁玲历经磨难复出文坛之后，上述冲突又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对于毛泽东话语的坚定信守——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丁玲历史冤案的逐步了结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丁玲再次成为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丁玲创作于整风运动以前的作品，尤其是曾经饱受责难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因暗合于新启蒙思潮的基本理路而得到几乎众口一词的大力褒扬。遗憾的是，丁玲本人对此并不十分认可，她倒是对自己的晚年之作——赞颂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妇女的《杜晚香》情有独钟。不惟如此，在举国大批“从属论”、“工具论”的社会背景下，丁玲还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时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作惊人之语，甚至公然与四次文代会大唱反调，“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等“极左”言论即是著例。丁玲悖乎常理的现实姿态令时人在惊诧震动之余大惑不解：她到底是“右”还是“左”。如果对比一下丁玲与周扬在1980年代的不同表现，不由让人顿生造化弄人之感。然而，只要我们不是对“政治”作庸俗化、狭隘化的理解，那么纵观其“飞蛾扑火，非死不止”的一生，她的“出格”言论又并非不可理喻，或者是出于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机会主义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市侩作风的道德义愤亦未可知。王蒙曾将丁玲的种种乖张之举归结为革命“情意结”，而这一“情意结”之所以“至死未解”，如果忽视革命信念与个体意识之间的深层关联，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

王德威的解读显然将《霞村》中的个体意识和女性意识完全私人化了，以至对于“莎菲”式的私人性困境以及丁玲为摆脱这一困境所作的自觉选择采取了完全漠视的态度。在王德威看来，一种“憧憬解放的学说”一旦被“神圣化”，就会成为“压迫或压抑主体及群体的最佳借口”。然而他并未提及，人类“憧憬解放”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将这类学说“去神圣化”，是否有助于“主体及群体”摆脱“压迫或压抑”？道格拉斯·拉米斯在谈论自由市场制度的反民主性质时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观念的胜利，因为正是后者造成的问题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此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个人得了致命的疾病，并吃了某种药而使病情恶化，于是他判断，如果他停止吃这种药，他将会恢复健康。”意识到“药到病除”的虚妄，并不等于转而相信“药去病除”。尽管由于革命功利和革命体制的局限，“革命”在现实进程中也导致了新的“压迫或压抑”，但私人性的困境并不因为“告别革命”的后见之明而化于无形。从表面上看，王德威的“另类”解读旨在解除宏大叙事对于“个人”的压抑，从而将“个人”从公共领域还原到“私人性”的“本真”状态。必须指出，或许存在着某种“一丝不挂”的“私人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丝不挂”的现实秩序。在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大行其道的现实条件下，失去公共生活导引的“本真”的“私人性”只能转而受制于消费主义的压抑力量。作为个人欲望的增殖形式而非满足形式，作为竞争型社会的“无意识纪律”，消费主义以扩张私人性的名义消解了私人性，因而它对于私人性的压抑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本质、更为致命。消费主义一旦上升为文学行为的主要动因，就会出现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状况：“公共领域变成了发布私人生活故事的领域”，而在由此引发的“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的两极振荡中，公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能力亦将趋于萎缩。

质而言之，在王德威充满睿智的“另类”解读背后，我们不难觉察到一种与消费主义异曲同工的核心理路，他的“另类”思维与当下的流行时尚和知识生产颇多会心之处也绝非偶然。王德威曾围绕鲁迅作品中的“砍头”意象大做文章，他从福柯关于刑罚与权力的论述中获得了启示，认为鲁迅在描写“砍头”场面时对“看客”的谴责体现了他对“生命道统及其符号体系之憧憬”。且不论这种对福柯观点的引申发挥恰当与否，仅就“头”所包含的隐喻意义而言，王德威所论并非一无可取，中国现代文学确实存在着有“头”无“头”之别。如果说鲁迅所开创的是一种有“头”的现代文学，那么王德威所推重的恰恰是一种无“头”的现代文学，一种因书写无“头”的身体而翻新出奇且乐此不疲的现代文学。

注释：

①王世诚：《当代中国新左派的历史遗产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②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1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172—178页。以下出自该文的引述不再加注。

④⑤⑥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第220页，第222页，，第23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⑦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5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丁玲：《漫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全集》第8卷，第12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⑨参见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⑩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12页。

⑪[美]道格拉斯·拉米斯著：《激进民主》，第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⑫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79—200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⑬参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135—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