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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建构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反思

2013-11-15叶诚生

小说评论 2013年1期
关键词:现代性话语语境

叶诚生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命名一直与“现代性问题”相伴生,而现代小说的经典建构也始终存在一个强势的实践背景和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其带来的现代性价值。值得关注的是,影响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源头本身实际上处在剧烈的价值重建过程中,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界逐渐展开的一个重要论题即是反思启蒙运动以来有关“现代”的历史演进与话语建构,而这一反思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又往往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特殊阶段或一种特殊形态。也就是说,现代性从一种神圣的文化理念和势不可挡的历史实践活动一变而成为一个有待考量的“问题”,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带来的一个理论后果。虽然迄今为止,人们尚未看到一个完整有序的理论新景观,甚至连关键词“现代性”本身也尚在进一步梳理当中,但一系列富有新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解构”与“重建”的开阔论域中得到凸显并期待着各种新的理解。围绕“现代性问题”这一特定论题考察中国现代小说经典建构的理论背景,可以将以往在现代小说经典叙事中历来被视为价值终点的“现代性”重新拉回阐释的起点,从而见出现代小说经典阐释的复杂的思想语境。

在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中,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起源与内涵仍是人言言殊,但一般而言,还是可以大体上将文艺复兴作为考辨现代性的一个相对确定的起点。随着现代性在历史实践层面的持续展开,现代性价值自身的矛盾与变异也开始逐渐生成和强化,由此人们又可以将现代性的流变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现代性大体上可指汉语语境中的近代西方历史与文化,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后期现代性则对应于汉语语境中的现代西方社会,即19世纪末以后的西方世界。“前期现代性也可以不那末严格地界定为启蒙的现代性。……尽管在早期现代性中已经出现了对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或张力,可以从历时的角度看作是前后期现代性之间的历史转变,是后期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所谓的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对前期现代性的否定。”

现代性的历时流变本身既已显示出其内涵的丰富与复杂,特别是现代性诸种价值之间既有同源性,也存在冲突与对抗。“现代”意识一经产生,随即便设置起了一系列的二项对立:进步/保守、传统/现代、新/旧……对未来新社会的信仰和对历史总体性目标的期待使现代性成为一种重构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自我关系的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标尺。经过这一重构过程,一种迥异于原始的、神话的循环时间观的新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感知历史流动的统一方式,也成为现代小说叙事与经典阐释的价值原点。这种历时进化与历史目的论正是所谓“现代人”的一种普遍信仰。现代性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精神,而且可以说现代性一经生成,就持续进行着一场充满内在张力的演化活动,这种演化既有赖于现代性在历史实践层面的高歌猛进,也离不开文化精神层面的反复质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现代性的呈现方式可以有所侧重(如前期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历史与文化现代性的相对和谐),在不同的阐释活动中,现代性价值也可能会显示出不同取向与色彩,即使在同一个言说主体那里,现代性的多面与矛盾也往往会一并呈现,这一切都提示我们在以现代性为依托讨论现代小说文体建构与经典化问题时,必须对阐释视角和阐释语境保持充分的自觉。

在后现代主义的论域中,所谓历史是某种话语活动的产物,也即历史的阐释不妨直接视为历史本身。至少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的叙事性与虚构性被极大地凸现出来:“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实际上,历史本文建构的想象与虚构不仅仅体现在对“过去”的描述中,而且常常见诸于对现实与未来图景的解说与认定之中,当然,经典建构的话语实践正可视为某种“历史”想象。现代性话语自然也可视作一种有关“历史”的叙事,而且,对人类近现代社会而言,这一历史叙事背后所蕴藏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色彩以及现代性叙事作为一种话语或“本文”所获得的历史性(即产生的历史影响及其直接的历史化过程),又是其它历史叙事所难以企及的。

具体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语境中,现代性进入中国社会之初,也正是以这种崭新的同时也是异质的时间意识改变了汉文化的某些观念。现代性在中国近代发生之际,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从时间观念上看,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六十年一轮回的时间纪元方式正面临公元西历纪年的挑战,而且最终被后者取代,这也正是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的一个较早的具体改变。这种改变虽貌似历史细节问题,但正如前面所述,时间叙事可以改换意义系统与价值模式,因此本文中涉及的“中国现代小说经典建构”,其实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新”的时间观与历史意识,也就是说都是背靠某种“现代性”观念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也正是以这种现代性时间叙事作为一个重要支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些干支纪年方式似乎是传统的时间话语最后的言说了,它们所标识出的“变法”、“革命”、“战争”这些历史事件,反过来正好最终消解了这种传统时间意识自身。从这里也可见出,汉语中的现代性虽然也受到中国文化固有因子变异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产物。尤其是上世纪末以来,现代性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基本策略与价值指归。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更是文艺复兴以来历史演进与历史叙述的“元话语”。当我们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是启蒙主义的产物时,实际上也正是指出了现代性的核心话语——启蒙传统对西方这一段历史的塑造之功,换言之,现代性的叙事话语(启蒙是一大题旨)与历史演进本身正是这样一种相互指涉与相互建构的关系,质言之,语言与历史在这里一再发生着一种相互生成的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语言构筑起的历史大厦和历史演生出来的语言神话一方面彼此支撑,同时也会在历史场景的边缘和语言表述的缝隙中不断透露出一些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历史真相,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现代性历史叙事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和复杂的历史功能进行必要的分析。

现代性的叙事法则直接建立在前述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正因为时代有新旧之分,历史有进步与保守之别,而意义与价值又存在于未来的自由与解放当中,所以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自觉地与时代同步,向未来看齐。扩而言之,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群落(无分民族、国家与地域、传统)也都被认为应该接受这种“现代”精神的感召,将自身汇入现代性价值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这样,从日常生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都将维系在与现代性的关联之中。西方文明也正是以此逻辑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经典建构正是这样一种叙事,特别是依托启蒙叙事瓦解了传统的规范伦理,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新神话。启蒙现代性预设了一系列双项对立的范畴:光明/黑暗、理性/愚昧、科学/宗教、进步/落后……其中,自由、解放、平等、民主、知识与自主性等成为启蒙坚执的信条。这一套启蒙话语作为一个“非凡的智性努力”和人类解放的宏大“方案”(哈贝马斯语),自然具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至今也一再获取着新的合法性(如在中国语境中,这一合法性虽同样遭受质疑但显然未失其牢固的现实土壤和历史必然性。)然而,启蒙方案本身也难掩其历史叙事的色彩,而且这一“方案”与启蒙的历史实践之间也的确存在有目共睹的差异和距离。在今天仍不乏执著地捍卫启蒙现代性的声音,而且这种为启蒙辩护的呼声在某种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如中国现代社会)又显得意义特别,但现代性叙事本身固有的矛盾、启蒙话语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区别以及启蒙现代性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与观念模式也同样是难以回避的,仅仅为启蒙合法性作辩护也许并不能真正直面这些问题,而相关的反思无论对捍卫现代性还是质疑现代性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前提。考虑到现代性叙事对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化的强势影响,这种反思在本文语境中同样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必要工作。

实际上,早在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者那里,对历史现代性的反叛声音就已经响起。作为一种历史思潮,浪漫主义继启蒙运动之后兴起,正可视为对启蒙主义的一种反动。思想史家伯林在其著名的系列演讲《浪漫主义的根源》中将启蒙主义概括为三条原则: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是可以解答的;第二、所有这些解答都是可以获得的;第三、所有这些解答都是不互相矛盾的。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们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意愿并且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社会问题来说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完善的回答。”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也曾指出:“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这样,自“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开始,历经康德与德国浪漫派哲学到叔本华、尼采以及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等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浪漫主义哲学、美学思潮。浪漫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都影响甚巨,从反思现代性这一视角观照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派,也许会得到许多新的启发。比如,不是创造社作家而是沈从文、冯至等人真正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当然,正像卢梭本人既是启蒙传统的某种代表又是浪漫主义的源头一样,作为审美现代性之一种的浪漫主义也源自现代性内部,它成为表达现代性危机感的一种声音。更为激烈也更为复杂的反抗呼声来自现代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继者魏尔曼看来,德国浪漫主义、黑格尔、尼采、青年马克思、阿多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现代艺术都可并入他所谓的“浪漫的现代性”,以此与“启蒙的现代性”相抗衡。现代主义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就可以视为“文化现代性”的主要表征。现代主义标榜直觉、激情、欲望、迷狂、个性以及艺术的自律,总之是以一种“审美-表现理性”来对抗“科学的认知-工具理性”以及“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现代主义这一现代性培育出的“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以种种不和谐音恰恰显示出“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鲍曼语),从而一再表现出现代性的矛盾与张力。

从历史叙事到文学想象,现代性实际上提供了二者相互沟通的必要中介。但历史意识如何转化为文本形式,特别是历史价值及其更为复杂的实践活动如何表征为文学经典的新的建构过程,仅有现代性认同显然是不够的。在西方现代性的生成与演化过程中,文学艺术一方面是现代性价值的倡言者,同时更加趋向对现代性自身的质询,并以此构成西方现代性的复杂语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虽不乏文化-审美层面的感应,但相比之下,似乎更大程度上是历史(社会)现代性的审美置换,这种置换往往又是直接的、单向的,因此较少审美现代性本身的价值意蕴。在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现代性价值常常是自明的。文学话语中这种对历史的顺向呼应大于逆向回应的情形固然有助于避免走向审美主义的极端,个体生命、感性体验、情感欲望不易成为衡量社会发展与文化合理性的最高标准,但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与艺术的自律与独立合法性也有不得张扬的局限。这种艺术自足自主性的欠缺有两大表现:一方面表现为较少拥有现代性反思与批判的视野,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学自身建设的某种贫弱——文学艺术作为“现代性”这一巨大符码的一种特殊能指,其价值一方面固然在于它所传递的历史所指信息,同时更在于这一能指形式自身的建构及其产生的多重内涵。当然,分析这种历史文化情状的成因需要多方面的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实际上并不缺少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方案,如蔡元培在五四时期便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以美术知识的普及、美学教育的施行弥补新文化运动对审美问题的相对忽视,从而保障中国现代性方案科学、伦理与审美三方面的完整呈现。有的学者在考察了中国现代知识者接受德国美学的历史过程后就曾指出:“事实上,在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的发生与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是同时进行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开始,在其内部就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乃至不同的思想力量在发生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中国知识界一个反思现代性的参照系。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与德国的情形比较接近的是,中国知识人从审美角度出发所设计的现代性方案,是与中国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密切联系的。在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之前,从思想上来说,一种抵制的因素便已然产生。更为复杂的是,从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知识人,一方面需要通过审美思想来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特别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使用这个武器来批判现代性的负面乃至破坏性的因素。这不仅增加了操作上的困难程度,而且也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困境,使自身处于矛盾的包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引论述中,由于论者是在广义的中国“知识人”这一范围内进行评断,加之论者意在反思中国审美现代性,所以阐释当中更侧重揭示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困境。而实际上,论者所发见的这一困境又可视为现代性内部一种固有的普遍困境——换言之,不唯现代中国如此,现代性在其它历史情境中也同样一再显现出这种困扰。所以,对于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而言,那种未曾自由展开的压抑与某种失落也许才是一种更加独特的困境。不管怎样说,论者所指出的审美现代性在现代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现实风险(即审美对历史的制约对一个历史现代性尚未生成的社会,其负面作用更易令人察觉。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确实影响了审美话语的历史效应,从而影响了文学话语中的艺术自足性一面。所以,从一种良性的或理想的社会文化形态来看,最值得追求的是一种现代性诸层面之间的制衡机制。这种制衡并非单一的消极限制,而是包含相互催生、互为解放力量的内涵。因此,中国现代性面临的困境(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并不仅仅在于历史现代性(即使是一种被改造的单一历史理念)对社会生活的广泛覆盖,而且在于工具理性与艺术生活、实践智慧与哲学沉思、历史进步与审美创造之间能否相对稳定地保持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所以在面对现代性问题时,历史与审美无法相互替代,即使是在进行文学现代性的反思时,这两个层面或向度也都无法独立支撑起文学发展的时空。的确,将中国现代小说经典建构问题置于中国现代性生长演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其主要意图也正是通过对文学发展的某种历史情境的相对还原,呈现审美现代性历史境遇的若干侧面,并尽力探讨一些修复或重建现代性制衡机制的可能性,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中国现代小说自身及其被经典化过程中既有的双重困境。

注释:

①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②海登·怀特:《“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③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④《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7月1日。

⑤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⑥可参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俞兆平《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历史反思》。

⑦参见周宪:《现代性的张力》,《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⑧⑨参见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页。

⑩参见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5月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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