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2012年最为重要的文学事件，是莫言获诺奖。无论坊间怎样议论，莫言的获奖都意义重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那种石破天惊的小说不复存在。即便是西方强势文学国家，也难再创作出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因此，将2012年的诺奖颁给莫言就在情理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2012年的长篇小说亦无惊人之作。议论较多的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毁誉参半，这虽然是一部与当下生活关系密切且敏感的上访题材，但因写得过于“聪明”而失于轻佻，李雪莲毕竟不是刘跃进。李雪莲的上访乃至最后的结局，几乎就是一个看客眼中的轻喜剧。对荒诞生活的批判在戏剧化的表达中几近淹没；李佩甫《生命册》是他“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潜心五年创作的小说，将半个世纪中国的巨变以及个人的心灵轨迹，书写得让人惊心动魄。特别是虫嫂这个形象，让我们看到了百年中国巨变中未变的某些方面。她让我们深感沉重和绝望；丁捷的《依偎》貌似一篇浪漫青春的爱情小说，画家栾小天与歌手安芬的偶然邂逅逐渐演变为一场爱情之旅。但意外的结局却将全篇解构——那是两个素未平生的人因一场车祸，在肉体即将死亡时灵魂发生的交流。小说将悬疑、心理分析、科幻等元素在小说中展开，通篇写得浪漫、神秘又凄美；胡学文的《红月亮》是乡村中国的情感故事，夏冬妮的情感经历一波三折，毛安谎言成性最终酿成苦果；严歌苓的《补玉居》，将各色人等聚集在一个乡村客栈中，城里人复杂隐秘的情感关系在《补玉山居》万花纷呈；邓贤的《父亲的一九四二》，再现了七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小说中远征军学生兵英雄主义在今天恍如隔世；赵小赵的《我的昙华林》写的是文革题材，70后没有文革记忆，但其想象的场景和气氛竟让人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蒋劲松与米娜的情爱故事虽然简单却也动人。2012年长篇小说最大的特征，是潮流的消退，那种集中书写某一题材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下面评论的几部作品，在题材上各行其是证实了这一判断并非虚妄。

《真情岁月》：乡土中国的未竟道路

从身份的意义上说，袁志学先生还是个农民，是一个业余作家。这时我们会讲出许多关于农民、业余作家如何不容易、如何艰难坎坷话。但这些话没有价值，这里隐含的同情甚至怜悯，与一个作家的创作没有关系，只要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其标准和尺度都是一样的，这和评价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不同；另一方面，身份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有等级的意味，或者说，一个农民、一个业余作家还不是“作家”，这里隐含着一个没做宣告的设定——“承认的政治”，或者说作家是一个更高级的阶层或群体，起码袁志学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阶层或群体，还没有获得“承认”。但是这个设定是“政治不正确”，它有明显的歧视嫌疑。如果我们认真的话，首先需要质疑的是，这个“等级”是谁构建的？这个“承认”是谁指认的？过去加上一个身份——比如“工人作家”、“农民作家”，那是意识形态的需要，那时作为修饰语的“工人”、“农民”与当下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我看来，评论《真情岁月》与我们评价其他作品的尺度没有二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首先认为《真情岁月》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对堡子村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摹，对生活细节的生动讲述，对堡子村艰难变革历程的表达，特别是对那个渐行渐远、变革后堡子村的难以名状的感伤或留恋，显示了袁志学对乡村生活及其变革的真切理解和感知。当他将这些生活用小说的笔法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处女作，大抵都有自叙传性质，大抵是他们个人经历的艺术概括或演绎。袁志学的《真情岁月》也大抵如此。小说从堡子村“清汤寡水的日子度日如年”的年代写起，哪个年代，村里人“都眼角深陷，饿得皮包骨头，他们期盼能将洋芋煮熟后饱饱吃上一顿那才是福分呢，如同进了天堂一般。”堡子村和所有的村庄一样，虽然已经是七十年代，从互助组、合作社到人们公社，在这条道路上的探索已经30多年，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在这条道路上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堡子村“清汤寡水的日子”为这条道路作了形象的注释，这为当代中国的乡村变革提供了合理性的前提和依据。当然，堡子村不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华西村”或“韩村河”，这些村庄的变化因地缘优势和强大的资本支持，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进程被大大缩短。但是堡子村不是这样，作为一个边缘的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它的变化是缓慢和渐进的。这个变化是从有了“新政策”开始的。堡子村有了电、有了第一台电视机，陆续有人捏起了瓦，有人磨起了面，村里有了第一眼机井等等。但是真正改变堡子村生活面貌的，还是“农村电网改造”和“退耕还林”，这时堡子村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的水井里下了一寸的水泵，将水用泵抽了上来，抽到了自个儿家的水缸内，结束了用辘轳吊吃水的历史。这个变化当然是巨大的。但是，堡子村的历史变革，应该说只是小说的背景，小说要处理的还是堡子村人的心理、精神状态的巨大变化。小说通过陈家三兄弟陈大、陈二、陈三、王生辉、乔怀仁、海生、强子、顺来、敏子、陈二家的四蛋儿、以及刘二喜和齐小凤的不同命运，展示了堡子村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的历史过程。陈家兄弟、王生辉等这代人，无论物资生活还是精神面貌，事实都还处于“原生态”的状态。那种生存状态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乡村生活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没有区别。但是，到了海生、强子这一代，堡子村才真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新一代在现代文明沐浴下，真正改写了堡子村的文明史。最简单的例子是刘二喜与齐小凤的婚姻关系。刘二喜对齐小凤没有起码的尊重，他对两性关系的痴迷和混乱，与现代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到了敏子和顺来这一代，他们的爱情关系应该是小说最为感人的段落。袁志学通过这样的比较，已经形象地表达了堡子村翻天覆地的内在变化，表达了堡子村真正走上了现代文明之路。它与物质生活有关，但更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改变有关。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表现上，《真情岁月》还有可圈可点的方面，比如景物描写。我们经常在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段落：

黑黝黝的山川轮廓，笼在雾一般的水墨色里，月儿虽然已经上来，但像是谁用暗红的画笔轻细地勾勒出的一点弧线，如只蚯蚓静静地爬在这幅水墨色的景致中，不注意看根本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整个堡子村集体在山上的忙活尚未平静，点点凝重的黑色在一抹水墨的轮廓中动弹……

就在豌豆角挂满豆蔓，给人们炫耀它的快成熟的那份金黄色的得意，蓝莹莹的胡麻花微笑着彰显它的振奋和热烈，满山充溢着花和绿的香的六月六的这一天清晨，天是那样蓝，云是那样淡，白杨绿柳静静地立着，空气中飘浮着庄稼的清香，太阳下花草带露、晶莹剔透。

现在的小说不大注意景物描写，这是不对的。景物描写不仅使小说的色彩、节奏的处理发生变化，调节读者的阅读心理，同时也使小说的文学性得以体现和强化。

再比如乔怀仁去世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村外的庄稼地里多了一个挂满白色的新坟。丝丝凉风拂过，坟茔上的纸微微起动，似乎戴不动那沉重欲碎的伤痛，代表不了那很久以来就抹在心头的一缕哀怨，鸟儿在坟的上空飞去，一声鸣叫，似乎也在为离世的人传着追随未了的情。杯杯薄酒祭奠坟前，阵阵哭声回绕山谷，来世匆匆去时淡淡，人生似梦只在朝夕。”这里既有景物、场景描写，也有对人生的万端感慨。语言显然借助了明清白话小说的笔法。但是，在袁志学这里，这些景物描写又大多出现在章节的开头，这使小说又缺乏变化，有一种格式化或不断重复的感觉。这个问题只要稍加处理很容易做到。

还值得提及的，是袁志学对乡村中国现代性的直觉感受。这就是，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新的景观和气象。但是，现代性的问题也如影随形不期而至。小说最后有这样一段叙述：

海生和强子视野中的堡子村：他和强子爬上了厚厚的土城墙，守望这一片村子，海生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小时的那段梦依然那样清丽，然而就在倏忽间顺来整个家庭中的那一张张面容都已经离自己远去了，那没有前墙的院落静静地留在村子里，在一片红墙新瓦的房舍中显得孤寂和冷漠，墙头屋顶的荒草在冬风中瑟瑟抖动，诉说着一段悲壮凄婉的生命历程。

这是怀旧，但是，贫穷寂寥的过去为什么还让这些有过童年记忆的青年怀念。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现代性不是万能的，它可以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但是人的需要显然还有超出这个承诺的许多东西。因此，小说也无意识地表达了在当下的环境中，乡村中国的未竟道路。

《我的唐山》：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近年来，北北的小说创作似乎正在转型：她将关注当下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的目光投向了历史。这部《我的唐山》就是她转型后的重要作品。小说从光绪元年写起（1875）写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一年台湾人民组成义军，阻止日本人入台但惨遭失败。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但小说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托或依据，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或表达这段历史中人的情感、精神以及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类小说既是历史著作，又是艺术作品。《我的唐山》以陈浩年、陈浩月兄弟，曲普圣、曲普莲兄妹，秦海庭、朱墨轩、丁范忠等人物为中心，表达了作者对大陆移居民众和台湾的一腔深情，充分体现了台湾和大陆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历史小说最困难的不是如何讲述历史，历史已经被结构进历史著作中。只要熟读几部与小说相关的历史著作，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将大体不谬。历史小说最紧要处是虚构部分，比如人物，比如细节。这是考验一个作家有怎样的能力驾驭历史小说。《我的唐山》恰恰在虚构部分显示了北北的才华和能力，她抓住了这段历史中人的颠沛和离散，抓住了人物命运的阴差阳错悲欢离合，使一段我们不熟悉的历史，因北北的艺术虚构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人物的命运、生存和情感的苦难，更是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可以说，“情和义”是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其间陈浩年、陈皓月和曲普莲、曲谱圣和陈浩年、丁范忠和蛾娘等的情意感人至深。小说中的陈浩年是梨园中人，因唱戏和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一见钟情。曲普莲并非轻薄之人，她是为哥哥和母亲做了朱墨轩的小妾，但朱墨轩性无能，其景况可想而知。糟糕的是两人第一次夜里约会陈浩年便走错了地方。私情败露曲普莲误以为是陈浩年告密，便道出实情。县令朱墨轩大怒，误将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带回衙门。陈浩月和曲普莲到台湾后，陈浩年为了寻找曲普莲，也去了台湾，到台湾却发现普莲已为弟媳。陈浩年为情所累苦不堪言，曲谱圣为解脱陈浩年跳崖而亡，妻子秦海庭难产而死。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浩年在台湾再见到曲普莲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陈浩年看到，曲普莲眼里也有泪光。她没有变，脸还是那样粉白，但瘦了，下巴尖出，不再圆嘟嘟的，眼眶因此显大了，显深了，显幽远了。“普莲！”他仍叫着，伸出手，走到她跟前。曲普莲却蓦地一个转身，钻出人群，小跑起来。陈浩年也跑，追上她，张大双臂拦住。他说：“普莲，认不出了吗？我是陈浩年啊，长兴堂戏班子的那个……”

曲普莲头扭开，不看他。“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普莲！”

“你是普莲，曲普莲！”

“曲普莲已经死了。”

“你……没死，你就是曲普莲……”

一架车在不远处出现，是架牛车，曲普莲一闪身又小跑起来，然后上了牛车。车子启动，向镇外驰去。

陈浩年把趿在脚上的烂鞋子踢掉，跟着车跑起来。

见到曲普莲了，终于找到她了，他不能眼睁睁地再失去她。

对“情和义”的书写，对一言九鼎、对承诺的看重价值连城重要无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北北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尊重。是试图复活传统文化的努力。这不止是北北个人的主观意图，同时更符合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今天不讲了，今天讲“八荣八耻”。但台湾还讲礼义廉耻。《我的唐山》要讲的也是这个礼义廉耻。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止是艰深的经典文献，它更蕴含在如此朴素的“礼义廉耻”中。

大陆与台湾在民间的关系，与北方的闯关东、走西口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唐山》也有移民文学、迁徙文学、离散文学的意味。在民间的传统观念里，“故土难离”、“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怀乡”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或叙事原型。“怀乡”或“还乡”以及“乡愁”，是现代中国以来文学常见的情感类型。《我的唐山》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并在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空白。如果是这样的话，北北的贡献功莫大焉。

《江入大荒流》：民间的“帝国”与江湖

2011年2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但是，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或者说，他想象和虚构的基础、前提是真实的生活。具体地说，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但小说整体看来，却在大地与云端之间——那是一个距我们如此遥远、不能企及的生活或世界。

《入流》构建的是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级关系。有规则、秩序和等级，就有颠覆规则、秩序和等级的存在。在颠覆与反颠覆的争斗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被呈现出来。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命运的。在《入流》中，白脸郑守志、船队老大陈栓钱和月香、三弟陈三宝、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伟等众多人物命运，被余一鸣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物命运的归宿中，隐含了余一鸣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归宿的处理。当然，这只是理论阐释余一鸣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小说在具体写作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细节的处理，并不完全在观念的统摄中。在这部小说里，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现代性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欲望的释放过程。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欲望被抑制、控制的时代，欲望在革命的狂欢中得到宣泄，革命的高蹈和道德化转移了人们对身体和物质欲望的关注或向往。1978年以后，控制欲望的闸门被打开，没有人想到，欲望之流是如此的汹涌，它一泻千里不可阻挡。这个欲望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身体狂欢不计后果的集中表现。小说中也写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比如大大与小小的姐妹情谊、栓钱与三宝的兄弟情义、栓钱与月香的夫妻情分等，都有感人之处。但是，为了男人姐妹可以互相算计，为了利益兄弟可以反目，为了身体欲望夫妻可以徒有名分。情在欲望面前纷纷落败。金钱和利益是永恒的信念，在这条大江上，郑总、罗总、栓钱、三宝无不为一个“钱”字在奔波和争斗不止，他们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在江湖上最大化。因此，金钱是贯穿在小说始终的一个幽灵。

另一方面是人物关系的幽灵化：白脸郑守志是所有人的幽灵。无论是罗总、栓钱、三宝，无一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小说中的江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白脸建构并强化的。在他看来，“长江上的道理攥在强人手里”的，而他，就是长江上的强人。当他决意干掉罗总的时候，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赌局，罗总犯了赌场大忌因小失大，在这场赌局中彻底陷落并淡出江湖；栓钱做了固城船队的老大，郑守志自然也成了栓钱的幽灵。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一个循环的幽灵化关系：小小与栓钱、沈宏伟与小小、三宝与沈宏伟、栓钱与三宝等等。这种互为幽灵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其间难以名状的“纠结”状态和严密的结构，是我们阅读经验中感受最为强烈的，这构成了小说魅力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余一鸣的写实功力。他对场景的描述，气氛的烘托，让人如临其境置身其间，人物性格也在场景的描述中凸显出来。还有一点我感受明显的，是余一鸣对本土传统文学的学习。在他的小说中，有《水浒传》梁山好汉的味道、有《说唐》中瓦岗寨的气息。这个印象，我在评论他2010年发表的《不二》时就感受到了。这些笔法在《入流》中有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小说对白脸编织毛衣的描写，他的淡定从容和作家的欲擒故纵，都恰到好处，使小说的节奏张弛有致别有光景。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名句。是写李白出蜀入楚时的心情：蜀地的峻岭、连绵的群山随着平原的出现不见了；江水汹涌奔流进入无边无际的旷野。李白此时明朗的心境可想而知。理解小说《江入大荒流》，一定要知道上句“山随平野尽”，这显然是余一鸣的祝愿和祈祷——但愿那无边的、幽灵般的欲望早日过去，让所有的人们都能过上像“江入大荒流”一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能够到来吗？它会到来吗？让我们和余一鸣一起祈祷祝愿吧！

《安魂》：无边的痛苦与想象的长虹

《安魂》是一部极端特殊的小说，它的特殊性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可以与它作比较。它是作家周大新在爱子周宁不幸去世整整四年之后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部父子灵魂对话的长篇散文或一部心灵的自叙传。但它又确实是一部小说。它记叙了与儿子生前生活的能够写进小说的全部重要情节，记叙了与儿子一起同病魔斗争的整个过程。但是，作为一部啼血之作，小说的创作诉求，显然不止是讲述生离死别的“伤怀之作”。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部耐心讲述的父子情感史，是一部父亲忏悔录，更是一部与爱子的诚恳对话集。

这是阴阳两界的对话，它既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说它虚构，是因为儿子周宁已在天国，不存在与父亲对话的可能；说它真实，是因为这些话不仅是父亲的心声，而且应该是父亲在冥冥中与儿子无声地千百次的述说。这个述说，首先是父亲的忏悔录。过去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说的是欲供养的双亲已经不再，逝者已矣，其情难忘。但在小说《安魂》中，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生的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中最为凄惨悲凉的事情。但是，身处悲惨境地的父亲并不是顾影自怜哀叹自身命运多舜。他更多地是面对过去的深刻忏悔。小说中，我们读到最对的句子大概就是“爸亏欠你太多了”，“对你表扬太少了”，“我后悔呀！”等等。他后悔第一次打了一个半岁的孩子，后悔不顾孩子意愿，逼迫他读研究生；后悔以个人意志终结了孩子的初恋……。天下的父亲都有“望子成龙”的心理，这个心理不能用对或错来判断。父亲期待孩子更有出息错了吗？当然不是。但是，父亲的这种期待常常有不近人情的方面。比如，父亲希望还能有一个高学历，是因为自己学历不高，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在孩子那里获得实现；比如，孩子喜欢自己处的女朋友，但父亲却用小说中对女性美的要求，拒绝了孩子的初恋。这种检讨刻骨铭心，对孩子的伤害是父亲在忏悔中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被父亲坦荡的忏悔所感动——这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做到的，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意愿。

第二点，小说的感人之处是对父子情感史的讲述，它是重新走进

父子心灵深处的精神之旅。对父子情感关系的重新审视和相互理解，是小说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过去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代沟”，有没有这种东西，也许应该有。但是父子之间交流的不平等，更多不是代沟，而是身份和权力的不平等使然。父亲作为一个作家不懂爱情吗？不懂爱情怎么写小说！但是，面对孩子爱情的时候，作家糊涂了。

生病后的周宁曾给前女友小怡打过电话，他说：当我突然得了重病，你说个实话，你会选择离开我吗？

她说，那怎么可能？朋友遇到病灾就抛弃，那还是朋友？同性朋友都能做到两肋插刀，何况我们是在谈对象？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处？

你怎么回答的？我不由自主地问。

我说有一点。

她咋说？

她说，需要我过去吗？如果需要，我就过去。

他丈夫会让她过来？

我也这样问他了，儿子抬脸向天花板上看。

她咋回答的？

她说，他不让我去我就同他离婚……

作家听到这里时，“心被猛地一刺”。这种感受是父子交流前不曾体会的。正是这样的交流构成了父子的情感史。在这样的交流中，儿子的听话、孝敬、理智和忍忍的形象被刻画出来。它使痛失爱子的情感越发走向了高潮。

还值得谈论的是，小说是生者与死者的诚恳对话。作家周大新先生的为人为文，在文学界有口皆碑。即便是如此重大灾难的降临，在他承受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之后，他依然坚强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此刻，我们除了向大新先生表达我们由衷的同情之外，我们必须向他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他将无边的痛苦化作想象的长虹，他将这条长虹挂在了天国也挂在了人间。他抚慰了爱子周宁远去的灵魂，也开启了我们对于生命、生活、生死的严肃思考。

《刺青》：时空结构与小说的可读性

反恐，是当下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无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在反恐的问题上都可以达成共识，由此可见恐怖组织的反人类性特征。我们通过其他渠道可以得到关于反恐的许多消息或资讯，但还没有读过与这一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因此，初十《刺青》的出版才格外引人瞩目，尽管此前他已经出版过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摄氏零度》。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当下文学创作的稀缺题材，因此，也可以说初十在这一领域的创作填补了当下文学题材方面的空白。

稀缺题材对创作者来说应该是“喜忧参半”，稀缺既是优势也是困难：它的优势在于因题材原因可以迅速占有市场的制高点，它的“眼球效应”短时期是其他题材难以抗衡的；说它困难，是因为可供参照的资源几乎没有，一切都从零开始。这对作家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作家初十有职业优势，他是一位职业记着，而且是法制报的记者。他可以直接经历或了解这一题材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他创作反恐小说的基础。但是，小说毕竟是艺术的领域，有了素材，如何结构成为文学作品是他面临的另一个考验。

小说写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因此有很强的可读性。在具体的写法上，小说借鉴了凶杀、侦破、探案、悬疑等小说的多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刺青》的可读性与通俗性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大众文学的重要元素《刺青》都具备，比如暴力、情欲、爱情、阴谋等。但是，《刺青》又并不是一部只“争夺眼球”的大众文学作品。这诚如批评家施战军所说：“《刺青》具有畅销读物和严肃小说的双重品相”。它的严肃小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特别是警察贾尼克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初十具有的文学功力。这个质朴忠诚的警察，不仅在职业方面恪尽职守，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感人至深。他虽然最后牺牲在“7·5”事件中，但他的未婚妻月柳依然决然地在他的追悼会上披上了婚纱。一个中年男人被一个青年女性至死相恋，这个男人的魅力可见一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内在结构。小说不是按照传统的线性结构或时间结构展开的，而是以时空不断变换的方式结构的。从新疆到内地海滨，从伊斯坦布尔到慕尼黑等，空间结构的大开大阖，使小说有了巨大的展开可能。而且其跳跃性也使小说绚丽缤纷五彩夺目。这种时空结构与小说题材恰如其分。因为恐怖活动不是出现在单一的地区或国家，它的巨大危害恰恰在于它的全球性。初十以艺术的直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结构上的新意水到渠成。这一经验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从革命到日常生活

按当下流行的说法，石钟山是一个“军旅作家”。所谓“军旅作家”是石钟山的“身份”，与他的创作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我们得承认，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幸福像花儿一样》、《玫瑰绽放的年代》等电视连续剧的播出，石钟山成了一个“符号”。或者说，在重新讲述父辈革命历史的领域里，石钟山找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创作领地，打造了他个人的风格印记，也完成的一个作家自我形象的塑造。

现在，我们谈论的石钟山的长篇小说《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显然是小说《父亲进城》或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续篇。小说中的人物的前史都曾在这些作品中得到过书写。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主角除了石光荣、褚琴之外，他们的“儿女们”石林、石晶、石海也都走向了前台。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石光荣的“家庭传记”，是石光荣一家进入当下生活的记录和历史。小说虽然“借势”于石光荣的“红色历史”，但在具体表达上，“革命”已经成为背景悄然退去，日常生活成为小说的基本内容。这一结构，与社会历史发展构成了同构对应关系。家庭矛盾、情感纠纷以及经济社会的众生相扑面而来，“革命”身份的优越性不复存在，经济或资本的力量迅速地覆盖了革命时期的激情与理想。这一切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小说开始于石海的“逃兵阴谋”，继而牵扯出石家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因此可以说，《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注定是一出“情感大戏”：从褚琴青年时代恋人夕枫的出现开始，小说进入高潮。夕枫就是当年的谢枫，一个非常“文艺”的青年。朝鲜战场误传牺牲，实际是命悬一线死而复活。为了褚琴他一生未婚，为了不再打扰褚琴的生活他隐名改姓生活于默默无闻中。这样的痴情男性在今天可谓凤毛麟角。而对谢枫并未忘记的褚琴喜忧参半无可置否。可以肯定的是，褚琴在情感领域一直不曾忘记谢枫，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谢枫出现并被证实后，褚琴不顾一切地走向了谢枫。当然，褚琴并不是要抛弃石光荣与谢枫重温旧梦，褚琴的感情显然一言难尽，无论过去的旧情还是谢枫当下的处境，褚琴的所有举动都有可理解之处。一件演出的衬衫暴露了褚琴与谢枫的关系，于是家庭风波如期而至。当然，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他们的感情纠葛，而且那里不乏高尚与伟大。

但是，我不能不指出，这部小说毕竟还是一部大众文学，或者说更具有电视剧的特征。小说还仅仅停留在对人物表面或外部关系的描写上，还仅仅停留在讲述故事的层面。我可以举出一个极端化的例子来比较，比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也是写一个家族的传记，写一个家族的儿女们在革命时期道路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对纳呆青年来说并非是易事，他们的痛苦、矛盾以及迷茫和无助，真实地表达了面对大变动时代青年的思想和精神的艰难处境。这是大作品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但《石光荣的儿女们》更多地是在个人情感领域展开的，它的有限性也决定了它的思想深度。但是，小说最后悲剧性的处理，都不乏感人之处。那个叫做“丫头”的褚琴，就这样永远地留在的读者和观众的记忆中。如果是这样的话，石钟山的文学功绩已经值得我们感佩了。

《倾斜至深处》：生活的变局与文化冲突

《倾斜至深处》的封底评论说：“这是在家彭名燕迄今为止写得最棒的一部小说”。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这部小说远在主流或非主流的议论范畴之内，它书写的人物于我们说来非常陌生，但书写的内容我们却耳熟能详，这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身置其间的时候完全浑然不觉，一旦彭名燕用小说的方式集中和盘托出的时候，它会让我们震惊不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活是被小说家发现的。

那么，彭名燕究竟发现了什么、是什么事物让我们深感震惊？在我看来，重要的就在于彭名燕发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矛盾和冲突。小说的基本故事在一个家庭里展开，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男主人杰克是新加坡人，却有二十多年的美国学习和工作经历；女主人容容是中国人，也有很长的德国学习和工作经历；而家里的保姆除了菲律宾人就是印度尼西亚人，“一个家有五个国籍，四种信仰，等于联合国，能吃到一锅里已经是奇迹”。这样一个家庭构成，为小说提供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岳母、女儿和女婿。矛盾当然也在这些人物中展开。有趣的是，一般家庭、特别传统的中国家庭，矛盾主要集中在婆媳之间，婆媳是一对天敌，做儿子的处境可想而知。能处理好婆媳关系的人，应该是一个智力、能力都超长的女人，她应该有能力处理任何关系。而岳母和女婿的关系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些。但是在《倾斜至深处》中，矛盾的双方恰恰是在岳母和女婿之间。女婿杰克是一个出身平民、毕业于哈佛的知识精英。他对贵族生活不仅向往而且不遗余力地追求，对物质消费和享受极端迷恋，贷款也买奔驰车，出门从来不坐经济舱，没钱透支也要坐头等舱；几十万的信用卡瞬间就挥霍一空，冰柜里是两百多瓶几十年前收藏的法国名贵葡萄酒，并且要恒温保存……。这个异国女婿在岳母看来，是“外表美观，但灵魂千疮百孔，这样的男人能爱吗？”矛盾和冲突由此埋下种子。

意料之中的是，家庭里面没有路线冲突或政治斗争。但日常生活的政治和斗争同样会让人筋疲力尽，同样会耗尽对生活的热情和欣赏的态度。但是，《倾斜至深处》又不是阶级斗争和道德批判，不是60年代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爷爷和父亲丁海宽于丁少纯的矛盾。那里的批判有阶级救赎的微言大义。而《倾斜至深处》的岳母与女婿的关系，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和矛盾。这种矛盾没有对和错，没有谁更有道理，当然，也不可能谁来说服谁。这样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化解的。

因此，对于岳母白竹芳来说，她遭遇了于自己文化观念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这位成就卓著的教育家，培育的学生有院士、部长、中央委员，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与她说来根深蒂固。因此，当她面对一个有极端化倾向的女婿的时候，她遇到了挑战。这种挑战是不同文明的挑战。不能说白竹芳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只能说，她的观念是过去的，尽管过去的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事实上，无论白竹芳对女婿杰克有怎样的不满，都不能掩饰作家彭名燕对杰克的欣赏。无论是观念还是生活方式。或者说，面对难以阻挡的新文明或新的生活变局，彭名燕虽然有些许犹疑，但总体上她是以开放的姿态和兴奋的心情欢迎它的到来。

与崛起的网络文学比较起来，传统的长篇小说将越来越小众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将越来越个人化。没有潮流是正常的，它意在表明，作家是遵循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小说的理解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应该是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