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著名作家张贤亮的过早离世，我一直感到遗憾、感到惋惜、感到沉痛。与张贤亮交往的一些往事，也常常浮现在眼前。

我是1985年担任光明日报常驻宁夏记者的，而张贤亮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了。此前，我也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对他的文学创作很关注。早在1980年前后，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宁夏文艺》上的小说《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对他的小说印象很深，对他本人也充满着敬意。1983年，我参加了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期“当代文学讲习班”，当代文坛上创作活跃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被与会者所关注。在活动期间，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谈论张贤亮的作品，还有一些外地与会人员向我问起张贤亮的情况。1984年，他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中国青年报曾经开辟专栏进行为期达数月的讨论，我也给予了密切关注。

到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工作后，我与他有了许多次正面接触的机会，但我一直没有与他做深入的交流。之所以这样，与我的性格和理念有关，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做锦上添花的事。当时，张贤亮的名气已经很大，在国内外都有不小的影响，根本不需要我再做什么宣传，所以，我只是在一旁静静地欣赏他的创作成就。

我对张贤亮的第一次采访，已经到了1989年了。此时，张贤亮文学创作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而我这次对他的采访，却不是介绍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状况的，而是专门“找茬”、让他回答社会质疑的。

在此之前的1988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为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有关部门决定拍摄一部献礼影片。从决定拍片到剧本创作，时间很紧。怎么办？有关负责人不得不请颇负盛名的张贤亮出马。张贤亮临危受命，不讲条件，立即投入创作，很快便拿出了电影剧本并审查通过，定名为《我们是世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出人意料的是，这部被宁夏寄予厚望的电影却颇受冷遇。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宁夏城乡放映总共没超过10场，观众总共也只有几百人。对此，宁夏社会各界议论纷纷。电影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惨？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作为常驻宁夏的记者，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自己的采访、报道来回答社会各界的关切。对这次采访，我做了充分准备，甚至担心会被拒绝。但是，出乎预料，张贤亮不仅爽快地答应我的采访，而且始终态度平和，即使对我毫不掩饰的提问，他也给予正面回答，不做无谓的辩解。采访如此顺利，是我没有预料的。这个采访，虽然过去30多年来，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的神态和豁达。

自此之后，因为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就在自治区文联后院办公，我常常与张贤亮不期而遇。每一次，他都主动与我聊几句，提供一点新闻线索。有时，他会对社会问题谈些看法，希望我给予关注、做些报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主要外景地取自宁夏的电影《红高粱》在德国柏林斩获大奖，此前此后，到宁夏拍电影、拍电视的剧组不少。而《红高粱》的大部分镜头是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拍摄的。彼时的镇北堡，实际上是一片衰败的景象。自电影《红高粱》获奖之后，才有极少数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往，我敏感地意识到：影视界比肩接踵地到宁夏取景拍片、《红高粱》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可谓是宣传宁夏的好素材。于是，我迅速写出两稿，很快就刊登出来了。其中《〈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因为镇北堡在镇北堡林草试验场境内，时任场长

袁进琳（此后曾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等职）不仅关注了我的报道，而且大受启发。于是，他就此提出恢复拍摄景点发展旅游产业的创意，很快便得到自治区农建委、宁夏电视台、宁夏日报、贺兰山宾馆等十余家单位的积极响应。在具体筹划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此事要想成功，必须发挥名人效应，非请张贤亮出马不可。张贤亮闻讯，欣然受邀，牵头组织。

张贤亮果然不负众望，不仅自己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稿费，而且通过境外的朋友筹集资金，如此种种，两座废弃的明代古城堡“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和旅游景点。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成为5A级旅游景区，而且是宁夏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是到宁夏旅游的游客必到之地。

“超期服役”的张贤亮在换届后不再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我在文联换届会议上听到了他退休的感言，随即在会下对他做了简单的采访，有感于他良好的心态，写出报道——《张贤亮坦然面对退休》。

2012年11月，一条张贤亮包养5个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几乎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一时间，张贤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在报社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我对张贤亮进行了采访并做出公开报道。此前，已有多家媒体记者要采访张贤亮，多被他拒绝了，但是，当我通过自治区文联提出采访要求时，他就欣然同意、一口答应。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像对待知己一样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的不满、忧虑和思考。他一口一个“电一呀”，叫得十分亲切，对我简直是倾囊相吐。记得他当时对我说：

我对这类低俗化倾向深感忧虑。现实社会特别是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戾气，而少数人对他人“隐私”的过度关注又为此推波助澜，这是很可怕、很可恨的。

这次采访我们谈得很融洽，我了解到了希望了解的一切，随后写出內容充实的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 躺着中枪令人关注 张贤亮潜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以正视听”的报道见报后，立即被各大网站和一些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平息。4天后，我又就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分析了事件的成因，也指出了其中的教训。有人说“是庄电一给张贤亮解了围”，有人指责我不该写这样的报道，有人甚至怀疑我从张贤亮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事实上，我在采访后就再未与张贤亮有任何联系，我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发稿的情况。我只是听到自治区文联同志的转告，张贤亮看了报道很高兴，对我表示感谢。

2013年12月，张贤亮获奖小说《灵与肉》被改编成电视剧，他无偿转让了改编权，我及时作出报道。

2014年年初，我听到张贤亮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决定为他作一篇长篇报道，概括、总结他一生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让社会对他有个全面了解，也给他一点精神安慰。自当记者到此时已近30年了，我还没有对他的文学成就做过正面报道，因为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此时不同了，对被誉为“宁夏一张名片”的张贤亮，光明日报应该有一篇“盖棺论定”式的报道，这是光明日报的职责，也是我这个驻宁记者的使命。

我的想法得到了报社的支持。为了不打扰病中的张贤亮，也不让他产生误解，我只好进行外围采访，甚至没有与他面对面，也没有向他透露采访的信息，我甚至在报道中只字不提他的病情。这篇题为《张贤亮：好大一棵树》的长篇报道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2014年8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此时距他病逝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我至今不知病中的张贤亮是否看到，是否从中获取一点精神安慰？作为光明日报的记者、作为与张贤亮相识近30年的老朋友，我为能在他在世时推出这篇报道感到欣慰。

2014年8月20日，张贤亮荣获首届《朔方》文学奖“特别贡献奖”，我做出了报道。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在银川逝世，我不仅立即发出了消息，而且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发出逝世的消息后，我又做了追踪式报道《长沟流月去无声》《一人离世万人悲——社会各界对张贤亮的缅怀》。此后，我接受了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长达四小时的采访，介绍了我心目中的张贤亮。2015年6月，我对他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电视剧做了报道。2015年12月，有关方面举办“张贤亮——文学与西部大地研讨会”，我又以《宁夏人民不会忘记他！》为题，发表一篇特写。2016年，我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关于兴建张贤亮文学馆的建议”。2019年，张贤亮画册出版，我不仅应邀出席而且在网上发出了报道。此时，我已经退休三年了。

回顾与张贤亮断断续续交往的历程，我也有点遗憾：我没有向他要过一本书，也没有与他合过一次影，没有向他索要过签名，更没有向他提过任何要求，我甚至没有与他同桌吃过饭。有人曾不止一次在我耳边吹风，说张贤亮的字很值钱，向他索字的人很多，但我从没有张过口。如果让我拿出与张贤亮亲密交往的证据，我还真拿不出来。我与他的交往，真的如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真的是淡淡如水。当然，如果有机会弥补遗憾的话，我还是希望与他合个影、留个念。

作为一名记者，我虽然没有从张贤亮那里得到过任何回报，但我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对我的文字工作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为此生能与张贤亮有过交往并且做了一点有益的事而感到自豪。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無声。”张贤亮，这位非宁夏籍的作家、企业家，在宁夏没有虚度年华，他用近60年的岁月，在宁夏书写了自己人生的华丽篇章。他虽然永远离开了宁夏、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但宁夏和宁夏人民不会忘记他。他对宁夏文化旅游事业的影响、对宁夏经济社会的影响都将继续，而且会持续到久远的未来。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