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磊， 朱生玉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人力资源处， 北京 102206； 2.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086)

大学学习经历对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

沙 磊1， 朱生玉2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人力资源处， 北京 102206； 2.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086)

利用中部两省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大学学习经历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的两大因素中，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大于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且先赋性因素主要以直接影响方式发挥作用；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先赋性因素中，家庭经济背景发挥着最主要的直接影响作用；学习经历在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绩效性作用。总体而言，社会融入的绩效性比学术融入更明显。

大学学习经历；社会融入；学术融入；初职获得

有关于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在个人职业获得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学界热衷争论的话题，由此催生了冲突论和绩效论。冲突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上大学前的相关特征后，大学的特征以及在大学中的学业成就对个人的职业获得影响甚微[1]。与此同时，绩效论通过研究发现，个人所进入的大学类型、个人在大学中的学习经历会积极影响个人的职业获得[2]。这些研究结论肇起于研究方法上的偏颇和研究思路的单一，以及现实环境的变迁性和复杂性[3]。就现实而言，背景、教育与获得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中其复杂性都会有所不同。就方法和思路而言，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测量方法上的粗略以及未能关注劳动力市场变迁可能给职业获得带来的影响。

在传统的有关于教育与地位获得以及教育与社会流动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一直用个人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教育获得。用一个或者两个教育获得的测量指标显然难以全面抓住教育过程的复杂性，相反，在职业获得研究模型中用来测量个人背景因素的指标却较为全面。这种测量指标间的明显不均衡将会放大个人背景因素对其职业获得的影响作用。仅仅局限于原有的教育获得测量方式，即运用受教育年限测查个人教育获得的差异并以此来了解背景—教育—获得的关系图式必然存在着严重缺陷。

为了弥补这一局限，研究者们借用了大学影响研究的成果，并将大学影响的结果延伸到了毕业生的就业上。结果发现，大学学习经历对个人的就业状况发挥着重要作用[4]。比如，研究者已经发现大学学习经历会在个人专业职业和非专业职业的获得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是，将大学学习经历当做个人教育获得的衡量指标以此探讨家庭背景、教育与职业获得的研究则少有涉及。本研究则是以获得研究和大学影响研究的已有成果为基础，试图探讨大学学习经历在个人职业获得过程中的作用。

一、概念界定

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是指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份职业的获得状况，我们将使用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来衡量。

大学学习经历指的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情况和社会融入情况。本研究将通过学生自我报告学业成绩和奖学金的获得状况以及学生就学习与教师的沟通情况来测量；社会融入的测量主要通过测量学生与学校中主要活动者的交往状况来完成。本研究将通过测量学生同伴间交往、师生间交往、学生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沟通以及社会活动的参与状况来完成。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大学生就业监测与反馈”项目。项目的学生调查数据分为毕业生调查数据和非毕业生调查数据两部分，两部分数据分别进行三年的追踪。为了控制大学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仅从课题组取样学校中选取了我国中部地区的两所高校——湖南省的吉首大学和湖北省的三峡大学的毕业生相关调查数据。这两所高校处于我国中部地区，且为地方普通院校，因而能够较好地代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最为普遍的高校类型与层次。相关调查表明，我国地方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远比国家重点院校要严重[5]。

数据按照分层整群抽样原则与概率比例原则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两所大学调查的毕业生样本数为1 653人，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毕业时已经获得工作的毕业生，因此，在剔除毕业时未能找到工作、已经确定就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以及主动申请不就业的毕业生外，有效样本总数为867人，占总样本数的52.5%。其中，吉首大学432人，三峡大学435人。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参与调查的毕业生情况

(二)工具

调查问卷为“大学生就业监测与反馈”项目的自编问卷，内容包括：个人信息(含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政治面貌、学科、专业、就读高中情况等)、家庭背景信息(含城乡居住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均收入、家中就读子女人数等)、毕业离校前的就业情况、生活消费状况、学习情况(含学习成就自评情况、师生交往情况、同伴交往情况等)、就业期望与就业准备、实习实践状况以及行为风格测量等。

本研究的数据均采用SATA10.0统计软件包处理。

(三)研究假设和研究模型

基于布劳和邓肯的研究模型及已有的大学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个人家庭背景、学习经历和职业获得关系的路径可以表述为：个人的家庭背景直接影响其职业获得状况；个人的家庭背景会通过影响其学习经历(学术性融入和社会性融入状况)影响其职业获得状况，其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模型

上述路径的研究假设为：

(1)在控制个人特征因素时，大学毕业生个人的家庭背景会影响其大学学习经历；

(2)在控制个人特征因素时，大学毕业生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大学学习经历会影响其初职获得状况；

(3)大学毕业生个人的家庭背景会通过其大学学习经历对其初职获得状况产生间接影响。

根据上述路径关系及假设，本研究构建出以下三个多元回归方程，分别为：

Y1=β1.1X1+β1.2X2+β1.3X3+β1.4X4+β1.5X5+β1.6Z1+β1.7Z2+β1.8Z3+β1.9Z4+β1.10Z5+ε2；

Y2=β2.1X1+β2.2X2+β2.3X3+β2.4X4+β2.5X5+β2.6Z1+β2.7Z2+β2.8Z3+β2.9Z4+β2.10Z5+ε3；

Y3=β3.1X1+β3.2X2+β3.3X3+β3.4X4+β3.5X5+β3.6Y1+β3.7Y2+β3.8Z1+β3.9Z2+β3.10Z3+β3.11Z3+β3.12Z4+β3.13Z5+ε1。

其中，Y1表示毕业生在大学期间的社会性融入状况；Y2表示毕业生在大学期间的学术性融入状况；Y3表示毕业生初职的获得状况，即其初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X1～X5分别表示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情况，即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月经济收入水平、父亲的职业和父亲单位所有制部门；Z1～Z5分别表示相关的个人人口统计学变量，即城乡背景、性别、民族、独生子女状况及中学背景。在本研究的路径分析模型中，X1～X5和Z1～Z5这10个变量为外生变量，Y1～Y3为内生变量。其中，X1～X5这5个变量为先赋性因素，Y1和Y2是获致性因素，这7个变量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变量，Y3为最终结果变量，Z1～Z5这5个变量为控制变量。

三、分析结果

本研究分析学习经历在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的作用时是从两个维度测量个人的大学学习经历的，即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和学术融入状况。因此，在进行路径分析时也分别以社会融入和学术融入作为中介变量。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2和路径图2～3所示。

表2 家庭背景、学习经历对初职获得回归分析的多模型比较

注：1.*Plt;0.05，**plt;0.01，***plt;0.001，括号内为标准化系数；2.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未在表中列出。

如表2所示，在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中，5个先赋性因素中有4个因素对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有直接影响，分别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父亲单位的所有制部门。这4个因素的影响都在0.05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且方向一致。即随着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父亲职业地位的提高，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也会相应增强。如果父亲的工作单位是国有制部门，则个人的社会融入更有可能增强。在5个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职业和家庭月均收入对毕业生的初职获得状况有直接影响，这两个影响的方向一致。其中，父亲职业的影响在0.05水平上是显著的，家庭月均收入在0.01水平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随着父亲职业地位的升高，个人的初职地位也更高，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个人的初职地位也会上升。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状况有着积极的直接影响，其影响程度在0.05水平上是显著的，意味着随着个人在大学期间社会融入的增强其初职地位也会上升。

在以学术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中，5个先赋性因素都对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有直接影响，其影响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方向一致。即随着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个人的学术融入程度会显著提高。如果父亲的单位在国有制部门，则其学术融入更有可能提高。5个先赋性因素中父亲职业和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状况有直接影响，且影响方向一致。即随着父亲职业地位和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的初职地位会更高。其中，父亲职业的影响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家庭月均收入的影响在0.01统计水平上显著。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状况有着积极的直接影响，其影响程度在0.05统计水平上显著，即意味着随着个人学术融入程度的提高，其初职地位也随之提高。

图2给出的是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中各变量影响的效果分解情况。如图2所示，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状况的影响效果可进行如下分解：(1)父亲职业的直接影响为0.068；(2)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为0.22；(3)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和父亲单位所有制部门通过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产生的间接影响为0.13；(4)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的直接影响为0.32；(5)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的纯影响为0.19。

分解各变量在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状况影响总效果0.608中的相对比重，可知来自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为68.8%，其中先赋性因素通过社会融入产生的间接影响为31.1%，社会融入状况产生的纯影响为31.2%。

图2 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效果图

图3给出的是以学术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中各变量影响的效果分解情况。所图3所示，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状况的影响效果可进行如下分解：(1)父亲职业的直接影响为0.068；(2)家庭月均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为0.22；(3)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和父亲单位所有制部门通过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产生的间接影响为0.19；(4)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的直接影响为0.35；(5)个人学术融入状况的纯影响为0.16。

分解看各变量在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状况影响总效果0.638中的相对比重，可知来自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为74.9%，其中，先赋性因素通过学术融入产生的间接影响为39.7%，学术融入状况产生的纯影响为25.1%。

图3 以学术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效果图

四、讨论

一直以来，在社会流动研究和地位获得研究当中都将教育获得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在研究中，研究者常常用个人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个人的教育获得情况，也有研究者在衡量个人的教育获得时考虑到了个人上大学的类型，想借此更加全面地了解教育获得在个人获得机制中的具体作用。但是，在相关的研究中，对于教育获得的测量往往还是太过于简单，从而使得相关的研究结果总是低估了教育在个人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6]。在本研究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学学习经历变量使得模型中的个人大学前特征变量和个人的受教育状况变量取得了更大程度的平衡，前者包含10个变量，后者共7个变量。这种平衡提供了更加适当地评价出个人的背景因素和教育因素，尤其是评价个人的先赋性因素与个人的获致性因素在其地位获得过程中的相对作用的基础。

本研究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在面对特定研究人群时，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会影响个人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并通过学习经历间接影响其初职获得。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5个先赋性因素中除了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外，有4个对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有着积极的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状况有着积极的直接影响；4个先赋性因素通过个人的社会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产生间接影响。同时，5个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个人在大学期间的学术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状况有着积极的直接影响；5个先赋性因素通过学术融入状况对其初职获得状况产生间接影响。

从影响效果来看，先赋性因素在影响总效果中所占比例分别为68.8%和74.9%，个人教育在影响总效果中分别占31.2%和25.1%。其中，在先赋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效果中，以社会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直接影响效果占68.9%，通过社会融入产生的间接效果为31.1%；在以学术融入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中，其直接影响效果占60.3%，通过学术融入产生的间接效果为39.7%。由此可以看出，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两大因素中，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初职获得的影响远远超过个人教育的影响作用，同时，先赋性因素发挥影响的途径主要还是直接影响，通过教育发挥影响的效果相对较小。

在西方的地位获得研究中，其核心的假设是个人的获致性因素对其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最大，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直接影响较小，但会通过个人的教育获得产生很大的间接影响。虽然，有些研究认为由于这类研究是以普通人群为研究对象，而很少在个人获致性因素中考虑大学类型等有关变量，从而高估了个人的先赋性因素和其他背景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后来的大量研究中，即使研究者考虑到了更多的教育获得测量变量，比如加入大学类型和大学学习经历等相关变量，结果也更加全面地反映了代际间社会地位的传递机制，不过所有的相关研究仍然支持布劳和邓肯模型的假设，即在社会流动模型中，决定性因素依然是个人的家庭背景，其次才是教育的作用。如果从影响途径来看，家庭背景则主要是通过间接影响来完成的，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较小[7]。

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西方的相关研究结论，即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最主要因素是其先赋性因素，其次才是个人的教育因素。但是，在各因素的作用方式上，本研究的结果则有所不同，即先赋性因素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的方式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的获得状况。这一结果和郭丛斌以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2004年数据)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8]。在他的研究结果中，先赋性因素的直接影响占总影响的比例为75.7%，通过教育获得产生的间接影响所占的比例为24.3%，表明先赋性因素的直接影响作用明显大于其通过教育产生的间接影响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大学生的社会融入状况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中，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在所有先赋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中所占比重为52.6%；在以学术融入为中介变量进行的路径分析中，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在所有先赋性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中所占比重为44.7%。由此可知，在本研究中，个人的先赋性因素当中的家庭月均收入贡献了绝大部分的影响效果，且基本是通过直接途径产生的影响作用。这一点与布劳和邓肯模型中父亲职业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也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中的新问题，即家庭收入水平更能预测其初职获得状况，至少在地方普通院校中是这样。

总的来说，分析结果能够很好地支持本研究根据布劳和邓肯模型以及大学影响研究模型构建起的路径分析模型，且该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现阶段中国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状况，即个人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其在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状况，个人的学习经历影响着其大学毕业时初职的获得状况，个人的家庭背景既直接影响着其大学毕业时初职获得的状况，也会通过影响其大学学习经历而间接影响其大学毕业时初职的获得状况，且家庭背景的直接影响更主要。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人的学习经历在其大学毕业时的初职获得过程中发挥绩效性作用的同时，其社会融入和学术融入的作用有所不同，社会融入的影响大于学术融入的影响。同时，家庭背景通过学习经历产生的间接影响在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家庭背景通过社会融入产生的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13)小于其通过学术融入产生的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19)。我们可以认为，个人在大学期间的社会融入状况更多地承担了绩效性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的两大因素中，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大于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且先赋性因素主要以直接影响方式发挥作用；

2.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先赋性因素中，家庭经济背景发挥着最主要的直接影响作用；

3.学习经历在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绩效性作用，总体而言，社会融入的绩效性比学术融入更明显。

(二)建议

1.营造公平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环境

目前，我国有关“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的报道多有见诸报端。本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观点，即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性。一如现代化理论所言，如果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则反映这个社会的开放性程度较低，社会公平隐藏着较大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推进体现的是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目的是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的就是对公平的追求。削弱个人职业获得过程中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发挥教育获得的绩效性影响则是达成这一社会公平的关键。因此，就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而言，首要的是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这就需要通过深化资源分配领域和收入领域的改革，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破除不合理的制度机制障碍，培养能力导向和业绩导向的劳动力市场，杜绝劳动力市场的寻租行为。

2.加大政府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直接服务力度

在个人的职业获得过程中因个人的先赋性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各国都有体现，即使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如此。但是，也有很多西方国家在消除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相比于其他国家，瑞典就因为拥有较大的公共部门，个人在进入这些部门以及在这些部门中获得升迁更多的就是依赖于公共部门比较规范的资质选拔标准和程序。虽然，不同于瑞典，我国近几年平均每年要解决约1 000万人的就业问题，其中，大学毕业生人数就达600万左右，未来能够吸纳这些就业人口的主要部门将更多的是非国有部门。因此，通过公共部门的相对规范化的就业标准和程序来消除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中的不公平不现实。

但是，就引导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非国有部门中就业，并要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就业的相对公平性而言，政府仍然能做很多。政府可以构建具有广泛覆盖面的完善的就业服务平台，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广泛、公开、透明的就业信息，尤其是向就业弱势群体直接提供就业服务，为希望创业的群体提供创业服务。同时，政府还可以鼓励工会参与就业服务过程，发挥其在促进公平就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工会在就业过程中通过集体议价既可为员工争取更具保障性的福利待遇，还可以在就业过程中限制偏私和裙带关系，最终可以为大学毕业生的公平就业发挥重要作用。

3.构建完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信息发布机制

信息是决策的关键。当前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进行高等教育投资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农村孩子就不应该读大学。就理性选择而言，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接受不同水平和类型的大学教育所承担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大多数个人和整个社会，教育都是一项有益的投资，对于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现代社会，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将更重要。而随着各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并向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方向发展，高等教育对个人的意义也同样更加重要。但是，如果因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势必会导致贫困的复制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因为高等教育对社会下层人员来说其工具性作用更加重要。

然而，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教育在个人职业获得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绩效性作用，教育在个人职业获得过程中的纯影响依然占据各因素对职业获得产生的总影响的25.1%～31.2%。对于家庭背景差的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结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当前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获得状况可能并没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且所获得的信息往往更具消极性。接受高等教育作为个人的决策关乎其整个人生的走向，因此需要掌握更全面的信息。然而，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仍然没有详细的大学生就业状况信息的权威发布机制。这方面信息的发布不仅要涵盖宏观层面的就业率、平均的起薪、整体的市场需求情况，更应当包括详细的诸如不同学科、专业、区域、学校、行业中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分类信息，还应当包括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公布。只有掌握了这些详细的信息，个人才能对自己的教育决策做出最为理性的选择。

[1] Jencks C. 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n [M]. New York: Basic Books,19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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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rckhoff Alan C. Stratification processes and outcome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4(39):789-801.

[4] John C Smart. College influences on graduates’ income levels[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1988(29): 41-59.

[5] 王伯庆. 2009年我国大学生就业与专业结构性失业状况调研报告[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3):73-79.

[6] Hauser Robert M, Shu-Ling Tsai, William H Sewell. A Model of stratification with Response error i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3(56):20-46.

[7] Hauser Robert M. Some cross-population comparisons of sibling resemblance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984(13):159-87.

[8] 郭丛斌. 高等教育跨越职业代际效应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2004(7):24-28.

(责任编辑吴朝平)

ImpactofUndergraduates’CollegiateExperienceontheEarlyOccupationAttainment

SHA Lei1, ZHU Shengyu2

(1.OfficeofHumanResources,ChineseCenter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Beijing102206,China;2.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andPublicPolic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6,China)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the two provinces in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the study reveals impact of undergraduates’ collegiate experience on the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by using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n undergraduates’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the effect of ascribed factors on that process was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later influenced undergraduates’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in a very direct way. Among the ascribed factors affecting undergraduates’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it is the family economic background that predominantly has the direct effects. The collegiate experience was meritoriou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s’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compared with the significance from academic involvement that has influenced on that process. In a word, the significance from a social involvement was more important.

collegiate experience; social involvement; academic involvement; early occupation attainment

G632.3

A

1673-8012(2013)05-0039-07

2013-07-28

沙磊(1985-)，女，吉林人，硕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朱生玉(1978-)，男，江西赣州人，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