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林，陈桂香

(盐城工学院 高教研究所， 江苏 盐城 224051)

高校协同创新的哲学思考

洪 林，陈桂香

(盐城工学院 高教研究所， 江苏 盐城 224051)

我国高等教育已从规模扩张进入内涵提升的新阶段，这就要求高等学校注重提高质量、彰显特色、优化结构。高校协同创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创新主体多元、要素多元、利益多元的实际提出的，协同的程度直接影响创新绩效，影响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制度创新(或者说是创新方式的创新)，即由“单兵作战”转向“整体联动”，由“独奏曲”转向“协奏曲”；高校协同创新的哲学基础是体现事物普遍联系的系统哲学，其前范式是协同制造。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要避免只强调知识的生产、利用和传播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应坚持以人为本、三维考核、效益最优及差异化等原则，以保障其正确的价值取向。

高校；协同创新；哲学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10多年的外延式发展之后，已进入更加注重内涵提升的发展新阶段。“2011计划”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第三个体现国家战略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是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推动高校内涵式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其目标是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采取开放择优方式，以资金和政策支持为手段，建设一批不同类型的协同创新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中心的彼·葛洛(Peter Gloor)研究员最早对协同创新进行定义：“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是指具有自我激励特征、拥有集体愿景的人员所组成的网络小组，他们借助于网络进行思路、信息及工作情况交流，通过合作而实现相同的目标。”[1]高校协同创新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创新主体多元、要素多元、利益多元的背景提出的，协同程度直接影响创新绩效，影响高校的生存与发展。

一、协同创新的哲学基础：体现事物普遍联系的系统哲学

协同创新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一个新范式，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理论及系统哲学。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论内涵是：首先，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方面，整体由部分构成，没有部分，整体就是空中楼阁，无法存在；另一方面，部分离不开整体，否则将失去本来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手离开人体将成为垃圾”。其次，整体与部分作用不同，整体对部分起支配、决定作用，协调各部分的统一发展方向，而部分对整体具有反作用。最后，整体的功能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结构优化的系统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是对整体与部分功能关系的注脚，部分的结构方式决定了整体的功能。结构与功能也是辩证的关系：首先，结构决定功能。一般来说，在要素一定的情况下，结构不同、本质不同、功能不同。战国时期“田忌赛马”的故事就说明了在现有条件下，经过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选择一个最佳方案，是完全可以反败为胜的。既然结构决定功能，那么优化结构就会使功能更优，优化的结构具有“容差功能”，也就是说虽然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数量差和质量差，但只要合理配置，就不会影响系统的整体功能。其次，功能对结构有反作用。功能会导致结构的改变，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负之分，或者促进结构优化，或者导致结构退化。从进化和发展的视角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避免负作用和利用正作用，促进结构改革。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俗称“老三论”)和协同论、突变论、结构论(俗称“新三论”)。这些理论的中心词都是“系统”，“六论”均是围绕系统的平衡、演化、自然组织而展开，在此基础上，在形而上学领域形成了系统哲学。系统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观点的升华，同时也是协同创新范式产生的哲学基础。系统哲学认为，系统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形式，任何事物在特定条件下均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物质，从有机界到无机界，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宇宙是有组织、有条理的稳定有机整体。系统，顾名思义，“系”即联系，包括要素间的联系、要素与系统的联系、系统与系统的联系，也可以分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统”即“统领”，系统对各要素具有规约作用，向着共同的目标，具有特定的功能。要素、结构、功能和环境，都是完备地规定一个系统所必需的，系统的功能依赖于其要素、结构和环境。要素性质的变化、结构构型的变化、环境条件的变化，都会影响系统的功能表现，甚至导致系统的质变。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结构性、动态性、层次性特征。系统是“加和性”和“非加和性”的辩证统一，实践中既要看到系统整体的性质对于各要素性质的统摄作用，又要重视作为构成要素的各部分的性质和功能。

二、协同创新的本质：制度创新

系统哲学告诉我们：系统的功能不是简单的加和，可以产生1+1lt;2或者1+1gt;2的效果。只有协同，才能使要素产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实现1+1gt;2的最优目标。协同是指要素对要素的相干能力，表现了要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和合作的性质。最早提出“协同”概念的是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他在1971 年提出并在1976年发表了著名的《协同学导论》，书中详细阐述了协同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系统内各种子系统(要素)不能很好地协同，甚至出现互相拆台的现象，这样的系统其整体功能便无法发挥，就必然会呈现无序状态，终至瓦解；如果系统中各种子系统(要素)能够很好地配合和协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多种力量汇聚就会形成超越原来各自功能总和的新功能，如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之间如何一致动作， 以改进公司的职能”。[2]

“2011计划”中的协同创新是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为核心主体，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为辅助主体，以知识增殖为共同目标的一种价值创造过程。在这个协同创新链条中，高校、科研院所居于上游，企业居于下游，它们是创新链条投入的利益主体。要实现价值创造的最大化，必须使各种创新要素与资源有效汇聚，突破主体间的各种壁垒而开展深度合作，做到知识整合、资源共享、配置优化、步调一致，最终达到成果共享。协同创新具有资源集成、主体多元、组织柔性、管理扁平等特点，在整个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体现沟通、交流的动态性以及目标、行动高度一致的整体性。

协同创新的本质是制度创新，即协同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方式的创新，它跳出了“单兵作战”方式，转向了“整体联动”，由原来的“独奏曲”，转向了今天的“协奏曲”。制度创新主要指制度的改变、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是以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效益较低的制度。马克思最早对制度创新进行过阐述，他把创新分为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科学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动力，制度创新是关键。马克思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3]。他指出，制度创新决定于技术创新，但是制度创新又对技术创新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果制度创新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则促进科技创新；反之则会抑制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指出：“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

三、协同创新的前范式：协同制造

“范式”(paradigm)又译作“模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系统阐述的一个概念。“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科学信仰、价值观、理论知识及行为方式，是一门科学之为科学的“成熟标志”。而“前范式”是指一门科学范式形成之前的阶段，它是新旧范式交替的过渡阶段。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证伪主义、证实主义更能说明科学发展的历程，超越科学领域，影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科学创新方式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范式，在“小科学时代”，科技创新主要是个人式、集体式，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技创新逐步发展到“大科学时代”，创新范式便向协同创新发展，在此过渡阶段，协同制造是其前范式，大科学与技术大工程是协同制造的典范。曼哈顿计划 (Manhattan Project) 是美国于1942年6月开始实施的原子弹制造计划，此项工程集聚了当时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以外所有最优秀的核科学家，参与人员达50万之多，历时3年时间，耗资20亿美元，最终成功地按计划造出了两颗实用原子弹。工程负责人奥本海默等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阿波罗登月计划(Projec Apollo)是世界航天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历时近11年，耗资达255亿美元，在工程高峰期，涉及2万多家企业和近300所大学与科研机构，人数近40万。成立于1967年的美国费米实验室(Fermilab)是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学研究中心，由90所研究型大学组成，雇员2 000多人，拥有世界上能量输出最高的粒子加速器。波音“767”飞机研制生产计划采用国际合作方式，波音公司主要承担飞机总装，日本民用运输机部(日本三菱、川崎和富士重工组成)及意大利阿莱尼亚公司参与并承担全部研制费。波音“777”飞机的诞生，参与整个项目的超过8 000 人，所用的小型机和个人电脑总数超过 10 000台，通过对 10 万多个零部件的协同制造和整合，整机的设计制造周期仅4年多一点，远低于“757”“767” 所用时间。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三大科学计划”，目标是破译人体约10万个基因的密码，揭开组成人体4万个基因的30亿个碱基对的秘密。它由美国主导，1990年正式启动，投入30亿美元，由英国、法兰西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和中国于2006年5月共同完成。人类基因计划开辟了人类生命科学的新纪元，对于生命的本质、人类的进化、疾病的防治、新药的开发及整个生物学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科技创新走向国际协同的重要标志。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921”工程)启动于1992年，分三步完成建立载人航天站的目标，总预算390亿元人民币。已成功发射的“神舟十号”，集中力量突破了航天飞船与空间站人工交会对接技术。载人航天实验百发百中，没有出现半点差错，体现了“一丝不苟、分秒不差”的“中国精度”，更是一个“中国大合唱”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创新驱动的必然结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涉及110多家研制单位、3 000多家协作配套和保障单位，并先后与世界上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与交流，在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员选拔训练等领域开展了务实的合作。

四、高校协同创新的价值取向及相关原则

国家协同创新体系包括以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企业为主导的协同创新、政府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其中以高校为主导的协同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是社会发展的“中心轴”，具有智力资源优势，位于协同创新的上游。高校协同创新是指以高校为牵头单位，打破专业、学科、校校、校企、校政、校社之间的鸿沟，协同人力、资源、信息等创新要素，围绕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合力攻关，从而寻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品应用方面取得突破的创新活动。 所谓高校协同创新的价值向度，就是高校对创新活动的地位、功能的总体看法与基本观点，是在把握协同创新活动的属性、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确立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在价值取向上要避免只强调知识的生产、利用、传播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因此，笔者认为协同创新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高校协同创新是作为现实的人有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具有人为性和为人性的根本特点。即创新必须依靠人，否则创新将会一事无成；创新必须为了人，否则创新就有可能成为“魔鬼”。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价值向度定义为物本性，将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创新价值向度定义为神本性，这都不同程度地使人类和自然遭到了异化，否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美好。因此，在社会主义高校协同创新体系中，必须把“以人为本”摆在首要位置，尊重科研师生及协同单位科研人员的主体地位，建立科学的聘用制度、培训制度和“人尽其才”的考核评价制度，激活其创新潜能。同时，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作为衡量创新活动价值的最高标准，把促进师生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创新活动的终极目标，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绩效最优的原则

绩效最优是指以最少的投入赢得最大的产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益”。在高校协同创新实践中，绩效最优原则是指高校根据系统内外各种条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采取协同的方式，使高校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部分最大限度或者最小限度地接近或适合特定标准，实现创新绩效的最优化。协同创新的主体多元，绩效是否最优是衡量创新价值的另一标准。协同创新不是追求单个链条的绩效，而是寻求多元主体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这个最优化的过程是动态的，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短期最优并不代表长期最优，个别最优并不代表整体最优。因此，协同创新主体必须从长期的、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协同创新主体间要充分地进行信息、物质、技术、人员、资源等交流与合作，不断调整内外条件，从而实现最优绩效。实现协同创新系统的一个特定目标，并不意味着创新实践活动的结束，而是新的创新实践活动的开始，又需要新的动态的合作措施，以进一步推动创新实践活动的发展。

(三)三维考核的原则

高校协同创新绩效是否最优，这涉及到考核问题。从单一的定性考核到多维的定量考核，这本身就是考核活动的一种进步。但是高校科技创新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实践，它不能简单地用量来衡量，也不能仅仅用眼前利益来衡量，而必须坚持全方位、多层面的考核原则。马克思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价值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有着正价值和负价值。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践同样也存在着正价值与负价值。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在推动学术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命质量提升、社会文明进步、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科技创新活动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包括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等)。科技创新活动的负价值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损害。因此，高校协同创新必须坚持“三维考核”的评价原则，不仅要对创新成果的学术价值进行考量，还要考量其经济价值，考量是否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保护环境、是否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等。这种多维度的评价操作，虽然成本较高，但评价结果相对而言会更加科学合理。“三维考核”原则如图所示：

“三维考核”评价原则

(四)差异化原则

在“2011计划”中，协同创新包括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企业、面向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等四类，也可以分为人文科学创新和自然科学创新两个大类。人文科学创新， 主要探究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发展、人类与自然伦理发展的规律，通过创新实践活动，使人类最终掌握和超越这种必然性，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改造自身，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自然科学创新实践活动旨在探究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服务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改善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不同类型的创新，目标不同，方式方法不同，成果也不同，应该发挥优势，体现互补性。“211”“985”高校应在面向科学前沿、民族文化传承和面向行业企业创新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地方本科院校应在面向区域发展等创新活动中大显身手。

[1] 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J].教育研究，2011(7):18-21.

[2] H·哈肯．协同学导论[M]．张纪岳，郭治安，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1：14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0．

[4] 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2.

(责任编辑蔡宗模)

PhilosophicalThinkingofUniversities’CollaborativeInnovation

HONG Lin，CHEN Guixiang

(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stitute,YanchengInstituteofTechnology,Yancheng,Jiangsu224051,China)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has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connotation promotion, which requires universities to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qualities, manifesting characteristics, optimizing structure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ropo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aiming at the multi el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subjects, factors and the interests. The degree of the collaboration affects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rectly, and what’s more, affects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ssence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system innovation (or we can say it’s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novation’s way ), namely, we can turn the way from “individual combat” to “entirety collaboration”, from “solo work” to “collaborative work”. The philosophy basic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systematic philosophy presenting the universal relation, and the prototype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collaborative manufac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e should avoid the phenomenon that we only emphasize the manufacture, usage and propagation of the knowledge while ign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principle such as people oriented, three dimensional test, benefit optim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hilosophy

G641

A

1673-8012(2013)05-0024-05

2013-08-1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重大项目(12JYA001)

洪 林(1961-)，男，江苏盐城人，研究员，高教研究所所长，学报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院校发展研究；

陈桂香(1978-)，女，湖北襄阳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