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_陆宗成

作 者： 陆宗成，1971年10月出生。笔名，芒成，九月鹰飞。贵州省凯里一中语文高级教师。教学论文散见于《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语文教学》《作文教学通讯》等；文学作品散见于《青年文摘》《微型小说》《散文》等。

一个生命与一本杂志的意外相逢大约是命定的缘分，一个生命与一本杂志的挚烈相依大约也是命定的缘分。

我的祖父是文盲，他只认识山上的树木以及田地里的庄稼，而无法与文字结缘，更无缘与杂志相逢。我的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虽藉自学认识了一些字，也算与文字搭上了点关系，但是仍然无缘与杂志相逢，因为那时的乡村，根本没有杂志。父亲唯一能够接触到的读物，只是报纸。而报纸，父亲大约是看不懂的。有一年冬天，父亲到熟识的公社干部那里讨来一摞报纸，我以为他要一一细读或者选择一些篇目读给我听，谁知他匆匆把图片瞄完，就吩咐母亲把报纸糊到四处漏风的板壁上去。对父亲而言，报纸的功能不是传播信息，而是抵御寒风罢了。

其实，在离开那个偏僻的山村到县城读初中前，我能接触到的读物也非常有限，除了天花板和四壁上的报纸，就只有课本了。当然，逢年过节，到亲戚或者小伙伴家串门，如果运气好的话，也会遇到连环画——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正名，那时我们叫画画书，也有叫小人书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画画书无一不是缺胳膊少腿的，但即便这样，主人仍然视之为宝，不肯轻易示人，更不肯轻易借给人。我有个小伙伴，拥有一本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的《三打白骨精》，开出看一次的条件居然是，一背篼猪菜或者一捆柴。为了在第一时间读到它，我居然从家里偷了一捆柴。《三打白骨精》自然是欢天喜地地看了，但随后事情暴露，竟遭父亲暴打，不过当时并不觉疼——白骨精遭三打，而我不过遭一打罢了——更何况相对于阅读的快乐而言，一点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1986年，我考取县城的初中，才知道杂志这个概念，才有机会接触杂志。不过，《名作欣赏》并不在其间。学校的图书馆里尽是些被时光漂洗得发黄的书，一本杂志都没有。街上邮局的店面里，倒是悬挂着一些光鲜的杂志，但我当时情窦未开，对杂志封面上那些风情万种的女郎兴趣不大，继而怀疑杂志里面的内容也不相宜，便很少购买——其实，我一向囊空如洗，也无力购买。我初中接触的杂志大都是来自县城的同学，杂志的种类不多，翻来覆去不过是《故事会》《青年时代》《电影画报》这些。很快，我的阅读兴趣就转向武侠小说了。在刀光剑影中，那些因阅读杂志而产生的快乐和激动很快七零八落，继而支离破碎。

1988年，我十七岁，命运给了我一个礼物——让我在刚考取的那所师范学校的图书室里，与《名作欣赏》相逢——这样的相逢显然来得太迟，不过没有必要抱怨。

我相信：命运一路埋下伏笔，不过是为了增添相逢的喜悦罢了。

在一堆花哨的杂志中，《名作欣赏》静静地躺着，它沉静的色调、朴素典雅的装帧是如此与众不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自然，这种喜欢只是“第一印象”的表层喜欢，因为它尚处于“以貌取人”的阶段。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就慢慢倾倒于它的内容了。所谓“慢慢”，是说，由“喜欢”而“倾倒”，其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名作欣赏》并不是一本“雅俗共赏”的杂志，从一开始，它就以“大雅”的面目示人，以“纯粹的文学鉴赏”的姿态骄于同侪。很显然，对于一个十七岁的文艺青年而言，其学力尚不足以全部弄懂它里面的东西。说“一下倾倒”，自然就有自伐鉴赏力之嫌。当时，凭着十七岁的文学眼光和鉴赏趣味，我只是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我是说不出的。好在虽然说不出，但并不妨碍一下喜欢和慢慢倾倒。

师范三年，我没有漏看过一期《名作欣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名作欣赏》在刊发长篇的鉴赏文章之时，也刊发一些用以“补白”的微型现代诗鉴赏文章，一律加框。这样的文章不过三四百字，异常短小，但一样点拨精当，趣味盎然，让人叫绝。我见一篇抄一篇，满心欢喜和激动。三年下来，竟抄了满满一本。有个姓欧的女生，竟抄了两本，大约她把真心喜欢的长篇大论也一并抄了吧。因为这，我对她刮目相看，并默默地向她奉献了我的敬佩和尊重。

毕业后，我被分到一个离家十里开外的村小任教。我家已在大山里，村小更在大山外，这是让人忧闷的。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我以为，喝酒解忧之效，远逊于读书。于是，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我就跑到镇里去破季补订《名作欣赏》和《诗刊》。村小里，只有我住校。长夜漫漫，冷风呜呜，一灯如豆。展书而读，书上的文字竟幻化出另一个世界来，而处境的悲凉和异乡的孤寂也就暂时逃遁了。一个雨雪霏霏的晚上，我给远方的姓欧的女生写信，问她：“白雪映窗户，灯下读书否？”收到她的回信，已是阳春三月。她说，奔命俗世，早无读书之心了，连最爱的《名作欣赏》也割舍了。我怅然若失知音。“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颗读书的种子又被俗世扼杀了。

1993年，我被抽调到镇中学任教。表面看来，似乎是鱼跃龙门了，其实经济上并无改观，相反还有“日下”之虞。镇里每月赶四次集，逢集之日总有亲戚朋友或者邻里乡亲顺道来坐坐，而我总得尽地主之谊招待招待。一来二去，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1994年，我便割舍《诗刊》，只订《名作欣赏》。到了1996年，即便是《名作欣赏》，我也只订半年了。借用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说法，这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997年，我考入贵州教育学院，从此告别订阅《名作欣赏》的历史。教院不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而且也有杂志齐全的阅览室。进修两年，我依然没有漏看过一期《名作欣赏》。当时教院大门的斜对面，也就是河滨公园的门口，是卖旧书的“繁华之所”，一到晚上，旧书摊便绵延一两百米。我常去，也有偶遇《名作欣赏》的——遇辄必买，不论新旧，不管看过与否，不顾拥有与否。

1999年，我应聘进了县城的高中。学校设备不错，有图书室，我亦常去。图书室的图书较陈旧，好在有一些时新的报刊可以看看。不过，有遗憾，因为甚得我心的《名作欣赏》不在其间。在我的极力推荐下，2000年，学校图书室终于订了《名作欣赏》《新华文摘》《人民文学》这几种期刊。此后连年订，我自然就成为了最忠实的阅读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我在受益的同时，也不忘让别人受益。私下里，只要有机会遇到语文老师或者热爱文学的青年，我就说《名作欣赏》的好，简直就像骄傲的母亲夸自己的子女聪明而有出息一样。至于学生，尤其是我教的学生，我是堂而皇之地在课堂上推荐的。我相信，开卷而有益，尤其是像《名作欣赏》这种精挑细赏、纯正厚重的“卷”，更当如是。我作如是观：学生学力有限，一册在手之时，不可能全看懂它里面的文章；但是，只要看懂了一篇或者一个片段，抑或说对某篇文章或者某个说法产生了兴趣，那就好了，那就算是“益在其中”了，那就算是“读书的种子得以播撒”了。

2010年，我被州里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引进。这所学校不仅有藏书甚丰的图书馆，而且有报刊甚繁的阅览室。第一次去阅览室，《名作欣赏》赫然在目，我一喜，顿生他乡遇故知之感。按规定，阅览室的报刊是不准借阅的，但是一来二去，与阅览室的管理人员混熟了，我便得到了借阅的特权。后来，我发现，享有这种特权的还有两位语文老师，一位姓韩，一位姓隆。有几次，我拟借阅最新的《名作欣赏》，但均未果。一问，才知，不是韩某捷足先登，就是隆某妙手早得了。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此言不谬矣。错失第一时间阅读，我不但没有怅然若失，相反还窃喜不已——因为个中迹象表明：“早行人”不是敌人，而是“同好”；不是流连舞厅滞留麻将室的登徒子，而是蜗居斗室资深历厚的读书种子。只要是读书的种子，我一向是引为同道，并竭力结交为友的。一年后，我和韩某、隆某，在工作中成了好同事，在生活中成了好朋友。如果说，朋友是财富的话，我愿意把这两笔新财富视为《名作欣赏》所赐，当然，我也愿意把这种遭遇视为“读书的种子”应该得到的福气。

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赏析式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我不知道，这与我长期阅读《名作欣赏》是否有直接关系。我不敢说，是《名作欣赏》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不敢说，是《名作欣赏》培养了我的鉴赏趣味和文学眼光。我只敢说，《名作欣赏》确实影响了我，至少它的“名作”助我拓宽了阅读视野，它的“欣赏”助我提高了鉴赏水平，因此，我在教学和写作上少走了一些弯路，或者说，我找到了一些捷径。

我十七岁时与《名作欣赏》相逢，如今年届不惑，与她相依已达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不离不弃；二十三年，相亲相知。这也许不足以傲人或者感人，但于己，却堪引以为豪的了。

因为，我知道，即便在这短短的二十三年里，许多莲花容颜已经如水逝去，许多海誓山盟已经灰飞烟灭，许多传奇故事已经沦为笑谈……

因为，我知道，我与她的情缘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