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_启之

一

我考进四中，很有点盲打瞎撞。我的小学在海淀的铁五小，班主任陈永荣老师劝我报清华附中或101，理由是这两所学校都属海淀区，考本区容易。我没听陈老师的话，报了西城区的北京四中。

但是，光荣感很快就被自卑感压倒——第一节课选班干部，班主任王行国对讲台下面的四十七个学生发号施令：

“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的，起立。”

呼啦，四十七人中站起来一半。

“在小学当过班主席的，起立。”

呼啦，又站起了一半。

“在小学当过中队长的，起立。”

呼啦，我前后左右的全站了起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王老师如果再问下去，“在小学当过小队长的起立”，将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丢人现眼。

阿弥陀佛，王老师问到中队长就打住了——班里的干部资源极为丰富，他要做的只是从高个子里挑姚明，用不着从矬子里拔将军。

我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郁郁寡欢，在班上抬不起头来。感谢刘顺福，几个礼拜后，这种感觉就被他一扫而光——刘矮胖，貌丑，声音尖细还带口音，每当唐老师让他念英文的时候，他那怪声怪调都会让全班笑翻。同学们嫌他土。他确实很土，衣服是中式的蓝褂子，鞋子是手工做的老头鞋，从不穿袜子。就这样的土包子，在小学居然又是班主席，又是大队长！

我的自卑感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倏忽而逝。

那是怎样的流金岁月啊，我每天坐21路，换13路，到平安里下车，骄傲地从女六中门口经过，从后门进入四中，绕过教学楼，进入教学小院，初一四的教室就在院南侧的平房之中。一天的生活开始了。政治老师、班主任王行国那扁平的大脸，耷拉着的嘴角，冷峻的小眼睛；英语老师唐琳线条分明的脸庞，清澈的目光，发元音时露出整齐的白牙；语文老师齐大群感情充沛的讲解，跳动的头发，潇洒倜傥的板书；数学老师刘润清的红鼻头，历史老师朱鉴民探照灯般的眼睛，还有那面颊黑红、身材干瘦的迟文德，给我们上体育时“立正，向右看齐”的尖而高的嗓音……啊，这一切，如今想来竟像一曲牧歌，让人感慨而陶然。

我是个中等生，即使是常受齐大群表扬的作文，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初一的时候，学校组织参观军博，要求写观后感。班长刘学煌拔了头筹——在这篇作文里，他用了四十二个成语！

学习上的挫败增加了我打篮球的兴致。在小学，我是垒球队的主力，到了四中，我迷上了篮球。这显然与四中众多的篮球场的教唆有关。除了教学小院，大操场上还分两排站着八个篮球场，第三、四个场地平，篮筐好，是大家争夺的对象。第二节课结束后是做眼睛保健操的时间，唐琳老师站在讲台前带领大家做操，每当她闭一下眼睛，篮球就向后门移动一步，直到滚到我的脚下——坐在后门附近的人必须充当抢占篮球场的先锋。课间铃声一响，我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抱着篮球冲出后门，向最佳场地狂奔。一旦好场子被人家占了，就赶紧去抢次场子，如果抢不到，沮丧之情就足以将后两节课置若罔闻。

由于痴迷于篮球，我盼着长高；量身高，摸篮板成了日常功课。由于痴迷篮球，放学后不回家，直到打到看不清篮筐，才再度奔向食堂，就用那淡黄色薄纸印的加餐票买上四个无眼小窝头，来安抚刚刚吃完晚饭的肚子。由于痴迷于篮球，凡有赛事，必鹄立观战。顾德希漂亮的托球入筐令人神往，傅洋准确的定点投篮让人叫绝，吴济民双手一横一竖示意暂停，韩茂富嘴里的哨子一声长鸣，比赛重新开始……“融融兮师生，浩浩兮前程，朝夕相处共奔竞，熙然会群英，爱如家庭亲，校誉日以升。”这是四中老校歌的歌词。彼时之情状，庶几近之。

打球之外，我还迷上了下棋。我的棋友就是我爷爷和奶奶。两位老人住在砖塔胡同，据说，元代的北京总共有二十九条胡同，只有砖塔胡同保存至今。在这条北京最古老的胡同里，我找到了少年时代的一大乐趣——打完了球，坐13路到白塔寺，走上半站地，就到了爷爷奶奶家，两位老人欢迎我的到来，他们喜欢下棋，我的加盟使他们增加了不少乐趣。起初是我分别跟他们厮杀，后来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再后来，前院小名“大石头”的崔连生——比我大一岁的太平桥中学的学生——成了我的对手。我常常边吃边下，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以致误了13路的末班车。

二

从1964年9月考入四中，到1968年9月去内蒙古插队，我在这所学校呆了整整四年。正经上学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还包括两三次下乡下厂劳动。最后一次是在1966年的4月间，我们去塔院公社劳动，大约看见人家入团，于心不甘，于是，我假模假式地跟团支书管宁谈心，他则真心实意地鼓励我交入团申请。

我交了申请，很自觉地从外到里都开始装。外面的装，是卖块儿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内里装，是写雷锋式的日记，说自己在跳进猪圈之前发生了哪些思想斗争，猪粪怎么臭，但是劳动怎么光荣，个人主义多么肮脏，共产主义多么伟大。总之，为了让组织上知道我多么要求进步，就得挖空心思给自己扣帽子，然后，再用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一通自己。

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日记终于起了作用。劳动结束的那天，大家排队听王行国作总结。王板着扁平的大脸给大家训话，训着训着，突然说起了我。说我怎么要求进步，怎么自觉地改造思想，怎么像雷锋同

志学习……他开始念我的日记。

我突然浑身燥热，衣服像长了刺，我听不清他念的语句，但是每一句都让我更加难受。我祈祷他赶紧念完，可王老师政治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长篇大论。他每念几句，就要停下来引经据典，汝南月旦。我像根木桩子一样站在队列里，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也不敢动。心想，同学们一定在骂我，骂我耽误了大家吃饭，骂我装孙子。这么一想，我就更难受，简直觉得到了世界末日。

从塔院回来，初中举行篮球赛，初二四与初二二对垒，正当刘源源（刘源是他后改的）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时，我上去想给他来个盖帽，一群鸟儿飞过，几泡鸟粪从空而降，刘源源手中的球刚刚抛出，就接到了一泡鸟粪。而我的头上脸上也受到鸟粪的袭击。谁也没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没几天，“五一六通知”下来了。学校乱了。据管宁说，团支部给我写了鉴定，报到了校团委，团委批了，报到团中央，可团中央瘫痪了。于是，直到我离开四中，团也没入上。唉，日记白写了，王老师白念了，我的罪也白受了。

此后的两年半，我成了逍遥派。课不上了，干吗？只能在学校里瞎转悠。革命了，每天都有新鲜事：有人贴了唐琳的大字报——她现在已经代替王行国成了班主任——说她是小业主出身，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张家口外语学院淘汰出来。于是，这位二十五六岁的知识女性出现在教学小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咔叽上衣，拿着一把大笤帚扫地。脸色苍白，面无表情。我站在不远的墙角，又想看，又怕被她看见。而她两眼盯着扫把和地面，机械地移动着手脚，一下一下地扫着，每扫一下，那笤帚似乎都在我的心上划过，我感觉她一下子变老了，变得陌生了。

扫地的老师里，还有王行国，他突然谦卑起来，不太自然地跟我们打招呼。尽管受过他的表扬，我对他并没有好感，在我的印象里，他喜欢吹毛求疵，教室的地上出现一口唾沫，他也要用粉笔画个圈儿，兴师动众地开个现场会，喋喋不休地讲上半天大道理。几十年后，我才知道，他50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挨过整。他的吹毛求疵，他的大道理，总之他的“左”，显然与此有关。1966年8月4日，四中搞了一次全校牛鬼蛇神大游斗，王行国成了其中的一员，学生们往他身上泼墨水，他低着头，用簸箕护着脑袋。

最让我惊讶的是副校长刘铁岭，一群外校的红卫兵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地喝令牛鬼蛇神们唱“嚎歌”，鬼神们群龙无首，面面相觑。眼看着小将们要发威打人了，刘铁岭站了出来，领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随着一声洪亮的“预备——齐”，鬼神们齐声唱了起来。刚开始，我被那些红卫兵迷住了，尤其是那几个面若桃花的女生，她们头上的军帽不像戴在头顶上，而是扣在后脑勺上，帽檐儿高高地立着，斜指苍穹。帽子前面露出几缕撩人的刘海儿，帽子后面伸出两枚“小刷子”。一身洗白的黄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有一位把裤腿卷到小腿，似乎要让人们知道她没穿袜子。等到刘铁岭出来领唱，我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刘的表情让我又好奇又困惑——他是那么认真，那么坦然自若，好像他正在从事着一件光荣的工作，他唱的不是咒骂自己的歌曲，而是在唱《社会主义好》或者《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参观老师们唱嚎歌，很震撼，很滑稽，也很别扭，但绝不乏味。令人乏味的是听校领导们的坦白交代——按照校方的安排，各班搬着椅子，在教学小院的空场上一排排地坐着，听他们给自己扣帽子，给自己“掌嘴”。听着听着，想起我的学雷锋日记，浑身又是一阵不自在。但是，这不自在很快被人们对刘铁岭的揭发所转移——刘有一个个人奋斗的计划：二十岁当上校领导，三十岁当上区领导，四十岁当上市领导，五十岁进中央。他的雄心壮志，让我暗暗惊服。

三

革命赋予了操场新的功能，除了游斗牛鬼蛇神之外，它还成了四中学生展示车技的竞技场。一群小帅哥，身着黄军衣，腰扎武装带，足蹬白回力，胯下一辆锰钢车，在跑道上风驰电掣地疯骑，骑着骑着，突然双手往前一推车把，身体从车上飞跃而下，没人骑的车子还在急驰，跳下车的人，在后面猛追，追上车后，双手抓住车把，双腿一跃，飞身上车，双脚找到车蹬子，再一通疯骑。

一年前，最早在这操场上玩这种把戏的，是彭真的小儿子傅亮。一个俊朗少年，虽比我低一年级，但已经身高一米八，还有一位跟他高矮差不多的同伴儿，当初，两人轮番飞上飞下，引来观者如堵。“五一六通知”一下来，这两位立马不见了踪迹。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四中操场上的车技表演换了新人。飞车之外，还有倒骑车的—— 一位白白胖胖的大个子，戴副白眼镜，穿件大窟窿小眼儿的白背心，扣着一顶破帽子，面朝车座，坐在车把上，歪歪扭扭地倒着骑过了半个操场。

说到骑车，不得不说说当年的永久十三型锰钢车。四十年前，自行车堪称大件，有一辆自行车的年轻人，其自豪感丝毫不亚于拥有一辆小汽车。而如果拥有一辆锰钢车，那神气劲儿就仿佛当代人有了一辆奥迪、奔驰或者宝马。锰钢车跟一般自行车的区别一眼就能看出来，一般车的车后架跟车身一个颜色，都是黑的，造型粗笨。锰钢车的车架子是电镀的，设计精巧。一般的车，无论男女，车支子都是一个黑糊糊的铁支子，车子一走，那支子就在车轮后头吱呀吱呀地哼哼。而锰钢车是电镀的单支架，轻便灵巧，骑起来绝无声息。更撩人耳目的是它的车铃，只消按一下，就会发出一连串的清脆悦耳的铃声。

当时，骑锰钢车的，大都是红卫兵。他们的时髦做法是把车座拔得老高，以显得他们行高于众。那时北京的街上，时常可见三五成群的“锰钢族”，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班上的同学无形中分成了三类，部长之后、将军之子、大使之嗣以及“革军”、“革干”、工人之嫡脉属“红五类”。如我一般职员家庭出身的，属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所说的“麻五类”。“黑五类”似乎也有，但人数寥寥，且没有揪出来示众，所以谁也不知道。这大概应该归功于我们班红卫兵的德政——他们似乎信守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同班同学采取不打、不骂、不理的“三不”政策。尽管如此，你仍旧会从空气里感受到他们的特权和高高在上——走廊里本来不准骑车，可是他们来往飞车，和他们迎面相遇，他们好像没看见你，而把目光投向你肩膀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当不了红卫兵，但这并不妨碍我跟着同学去北大、清华抄大字报，不妨碍我被派往别的中学送喜报，也不妨碍我参加新四中公社举办的批斗大会。甚至，我还跟着班上的红卫兵参加了一次抄家。

那家住在护国寺，据说是资本家。是派出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同学的举报；抄家是校“文革会”指派的，还是班上的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我统统不知道。我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那是一个不大且不很规整的院子。被抄的一家住的是东房，房主是一个高而胖的老头，红卫兵喝令他在院子当中跪下，他不想跪，头上马上就挨了几皮带，老头疼得咧嘴，一手护着脑袋，一手扶着地，笨拙地跪下。一个瘦小的妇人，大概是他老婆，顺从地跪在他旁边。我跟着小将们进了屋，颇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屋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陈设，所有的家具都很普通，窗下是桌子，桌边是缝纫机，一张双人床，床架子是铜的，床边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红漆柜子。一位工人出身的红卫兵王×，鼻翼一鼓一鼓的，果断地打开了衣柜。衣柜里面分上下两层，他从上层开抄，颇有经验地把杂物扔到床上地下，柜子后面出现了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有手表，有首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细软了。然后，他又转到下层，把那里的杂物扔光之后，柜壁处摞了几个纸包，打开，一叠叠捆得整齐的崭新的人民币。大家欢呼起来。王×拿起一叠钱，高声宣布：看，这就是资本家剥削的证据！

东房抄完了，人们转战到北房。这是一间不大的堆满了杂物的凉房，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藏着几十箱子肥皂——大概这位资本家以前是做肥皂的。

抄家是中午吃完饭进行的，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3点钟，人们用平板车满载着“胜利果实”，拉回学校。四中操场的东侧有一间堆放体育器材的大房子，那是抄家物资的集散地，四中红卫兵总部掌管着这间房子的钥匙。

四

就在我抄别人家的时候，别人抄了我爷爷奶奶的家。

那是男三中干的。事情是前院的老吴家引起的，老吴家是地主，怕被抄，让他家的长子、四十一中的高二学生吴仕尧将家中细软转移到亲戚家去。不想弄巧成拙，招来了男三中的红卫兵。在他们到这个院子抄家之前，丰盛派出所又给他们提供了情况：这个院子里谁是资本家，谁是地主，谁是旧军官，谁是小业主。拿着这个“黑名单”，小将们来了个“聚而歼之”：老吴家被抄被打，不在话下；老崔家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爷爷奶奶住在后院，但也叨陪末座，跪地陪斗。家，当然也被抄了，不过小将们斩获不多，上天入地翻了半天，只找出几枚“袁大头”、一副麻将牌、两个网球拍。他们来晚了一步——我爷爷奶奶未雨绸缪，一个礼拜之前，就把家中的古书、细软，烧的烧，毁的毁，扔的扔。数年后，我奶奶跟我说，唉，知道你爱读书，当初藏起来就好了。你爷爷胆小，几天晚上不睡，生生地用手把那些古书一页页一张张地撕，撕了好几天。都撕成指甲盖大的碎片，混在煤灰里倒了。

那可都是明代的木版书呀！

后来，我还是从老人处继承了几本线装书——《增像绘画镜花缘》《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都是我奶奶爱看的书，她把它们藏到了破花盆底下，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妹妹住在爷爷奶奶家，她刚上小学五年级。抄家之后，她就像受了黥刑，天天背着“狗崽子”的罪名上学下学，走过我爷爷奶奶扫的街道。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

抄家的第三天，我和我爸爸去看爷爷奶奶，我说了一句话：“没想到，红卫兵的烈火烧到了咱们家！”我爸爸压低声音申斥我：“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说实话，我们全家都应该感谢男三中的小将们，感谢他们没把我爷爷奶奶打死。我们还应该感谢丰盛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他们接受了苏家屯的劝告，没把我爷爷奶奶押回原籍。

一提起成功，就不能不想到失败——我们班的刘顺福是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因为他老爸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先是家被抄，随后被赶回原籍，而在没赶走之前，他在垃圾站捡破烂。这是我知道的他在人间的最后信息。此后几十年，初二四班的同学见面多矣，大家交流着各种信息：谁拿了博士，谁在国外定居，谁混上了司局级，谁发了财，谁停妻另娶……却没有一人提起刘顺福，一个曾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班主席，曾在四中的课堂上惹人发笑，最后因“狗崽子”被逐出北京的同窗。好像他不曾与我们同学，好像他与四中无关。

五

我爱我的爷爷奶奶，可是我不敢去看他们。有几次，我去爷爷奶奶家，刚一进胡同口，就看见胡同尽头的拐角处，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妇人在扫街，她身上围着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围裙告诉我，这个老妇人就是我奶奶。一个骑车的年轻人从她身边经过，朝她吐了口唾沫，还骂了一句什么。我不敢看奶奶，赶紧进了院子。

《西城赋》颂扬西城的胡同：“百花深处杏花天，其称大雅；砖塔胡同幽思缅邈，几近八百年矣。”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砖塔胡同的灰墙上，出现了一行一点也不雅的文字：“臭地主，×你妈；老子令你滚回家！”——本来派出所是打算把我爷爷奶奶遣返回老家的，可是东北老家的大队支书坚决拒绝接收，派出所只好作罢。十年后，在房管所退还爷爷为自己房子交的房租的那一天，爷爷告诉我，老家的那位大队支书，曾经托人给他捎话，让他安心在北京住着，那边有他顶着。这位支书的胆魄让我惊异，爷爷解释说，这位支书在土改时，是屯子里的贫协主席，苏家屯土改前，就是他跑到沈阳，告诉在银行做事的爷爷，赶紧逃走——别的屯子乱抄乱打，死了人。这位贫协主席为什么如此丧失阶级立场呢？因为他还保留着记忆，还知道感恩，他知道，从沈阳通往苏家屯的电线杆是我爷爷立的，通往各家的电线是我爷爷拉的，屯里的压水井是我爷爷打的，通往沈阳的路是我爷爷修的，锡伯族乌扎喇氏的族谱是我爷爷亲笔撰写的。

吴仕尧一家更惨，全家被赶回了原籍，其父回乡后，没几天就被折磨致死。崔连生一家覆巢无完卵。前院后院一片肃杀，没人再跟我下棋。

“出身论”深得人心，“血统论”丧魂落魄。“西纠”解体，“联动”受到重创，老兵们中的强硬派发出誓言：二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天下。四中的教学小院贴出这样的诗作：

遥忆当年送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如今再看送果人，

手铐脚镣把牢坐。

要学越王十年训，

卧薪尝胆灭吴国。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识时务的老兵们赶紧掉屁股，转弯子，四中的礼堂里传出一阵阵歌声，老兵们要用歌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达忠心。在“文革”中最活跃、最狂妄又最富才华的高一学生刘辉宣担任合唱队的指挥，那歌词通俗上口，至今还有几句在我心中萦绕——

革命哪战士响个当当，

手中有笔又有枪。

紧跟中央“文革”走，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革命哪战士响个当当，

不保爹不保娘。

紧跟中央“文革”走，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刘站在台前，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歌声在四中校园里荡漾。

孤独与自卑笼罩着我，我放弃了免费大串联，躲进了鲁迅的书里。

六

鲁迅的书不好懂，但是耐读。我尤其喜欢读它的注释。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订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艺术体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叫来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洗手间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所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两地书》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50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分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儿？”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作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四中高三的老大哥、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我的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学校也还是去的，只是蜻蜓点水——操场上空荡荡的，既没有英俊少年玩飞车，也不再游斗牛鬼蛇神。革命似乎连篮球都革了。教室里一副破败模样：一辆破自行车立在讲台上，黑板上写着“新四中公社万岁”。几个同学坐在课桌上，足蹬椅背，天南海北地神聊。有人在走廊里喊了一声，一辆瓦蓝的二六女车从门口掠过。

七

大约是1967年的春天，上边给四中派来了军训团。一个姓杨的排长整天领着我们在操场上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这要是让北影人知道，一定会大吃一惊——名导演凌子风给牛鬼蛇神们整队时，吓死了也不敢喊“向右转”。要转到右边去，就得向左向左再向左。四中的教育，看来确实优胜，居然没有一个学生听到“向右转”就会想到“封资修”。

军训带来了“复课闹革命”。复课是哄人的——没有老师教，复什么课？如此一来，我去学校的兴趣锐减，整天看书又有点烦，幸好我家离玉渊潭不远，到那里的八一湖游泳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文革”时代的玉渊潭空阔寂寥，没有什么游人。死人却常见。水闸前漂浮物中的溺死者，南岸石阶旁泡得发白的尸首，北岸树林里破席子盖着的遗体，我见到过不少。有一次，我跟弟弟夜里去玉渊潭游泳，在岸边的树林里，一连踩了两具尸体。我们吓得一口气跑回家。

比死人更可怕的是活人。那是9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游累了，穿上衣裤回家。穿树林的当儿，突然冲过来五个女红卫兵，她们上身是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下面穿着或黄或蓝的裤子，头梳刷子，足蹬凉鞋，个个袖子挽得老高，三位跨在锰钢车上，两位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钢丝锁。这些人把我围在垓心。

我本能地把鸭蹼放到身后——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我的动作惹来了一阵讥笑：“瞧给他吓得！”“嘿，姐们儿不要你的鸭蹼，就想跟你借点钱。”

“我……我没钱。”

“粮票也行。”

“我也没粮票。”

“姐们儿不要你的，是跟你借！”

“借，我也没有。”

那个跨在车梁上的高个子说：“真他妈的抠门，你有鸭蹼，肯定有钱。”

手拿钢丝锁的女孩子问：“你是不是铁道部的？”

“是。”

“走，上你们家玩玩。”

要是让这帮人知道我们家，那还得了！我站着不动，紧张地想着对策：把她们带到23栋去，我小学同学家？不行，还是到四十几栋好，那里地形复杂，乘她们不注意，逃走……

大概她们也觉得到我家有点冒险，又回到我身上打主意：“嘿，你的裤兜里装的什么？”

我把两个裤兜都翻给她们看。左兜里有把钥匙，右兜里有半张小报。一个女生把小报拿过去：“新四中？你是男四中的？”

“哼。”

“你认识刘辉宣吗？”

“认识，他是老兵合唱团的指挥。”

这领头的女煞星突然改了主意：“算了，咱们走吧。”

说完，一挥手，那三人骑上车，没车的两位跳上车后座，扬长而去。

直到这五位“女劫匪”完全消失在小树林的尽头，我才松一口气。但是，我还不敢掉以轻心，一路上，东张西望，唯恐带上尾巴。

八

1968年9月9日，我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土默特左旗插队，白天干活，晚上看书。范长江的二公子范东升带去了不少大部头的书，《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传》《毛泽东青年时代》等等，都是那时候看的。1972年，我回京探亲，去西单买书，转了半天，选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本想带回内蒙古铸锻厂细细研读，没想到，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还没点亮，就被欧洲的老牌修正主义的一本“黑书”永远地打入冷宫。

这本“黑书”就是密洛凡·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身为铁托的战友，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德热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时，以匪夷所思的勇气当上了主义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列宁，大挖其思想体系的病根。我平时借书都按时还，那一次失了信——德热拉斯那骇人听闻的思想给我洗了脑。农村的贫困，工厂的凋敝，干部的苦闷，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无处不在的假大空，被这本不到两百页的小书轻轻点破。我激动得发抖，恨不得生吞每一个字。整整两天，我伏案抄书，几乎又做了一本《德热拉斯语录》。

我读鲁迅的时候，是十三岁，读《新阶级》是二十三岁。如果说，鲁迅告诉我做什么人的话，那么，《新阶级》则告诉我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不参加“批林批孔”，不参加共青团，不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除了工会组织的篮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赛，所有的活动我都躲得远远的。《摘译》《自然辩证法》《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类拔萃之辈》《六次危机》《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落角》等内部读物陪伴着我。

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是这本“黑书”，把我卷进一个“现反”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学，而那首犯则是与我经常见面的“插友”。案发之初，内蒙古公安厅的同情者传出口信，我半夜扒车跑回北京求援。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主犯之一的印红标将这个案子冠以“理论通讯”之名，写入他的著作《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07年秋，我回呼市，当年的工友、厂团委书记，现在的飞腾集团的老总对我说：“真佩服你的高瞻远瞩，在‘四人帮’最牛的时候就知道他们长不了。”我说，因为当时我看了一本书。他说，怎么不给我看看？我一时语塞，含糊支吾，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要是真给你看了，你的厂团委书记就得泡汤，没了这个台阶，要登上飞腾集团老总的宝座，恐怕也难。

九

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李曾说过，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少而忏悔多”。李的博士生则认为，李乃历次运动汰洗下幸存的一颗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谦辞，“含金量最大”为知言。李先生多产且多面，其思想学说虽有游移、有瑕疵，但在当代学人中，给我启发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论”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为我写序的孟犁野、陈墨二位仁兄都认为，我那本在台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竟然带有电影史论的味道。

因此，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时，听到中文系教授周强厉声斥责李泽厚不是东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事后想想，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为革命释放了人性之恶。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李先生大概要戴一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吧？当他在台上弯腰挂牌做喷气式的时候，我估摸，一定会有“革命知识分子”冲上去愤怒地揭发他的反动言行，而更加愤怒的小将们则会因此多赏他三拳两脚。

前两年，社科院评院士，亦即所谓的“学部委员”。我的校友、插友，胡风的二公子张晓山名列其中。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评的？为什么没有李泽厚？晓山说，大所两个，小所一个，基本上由所长副所长包了。我颇为李先生鸣不平。后来一想，确实不该评他——评院士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而改革又是革命之一部分。告别了革命的李泽厚岂可当上革命的院士！更何况老美给了他荣誉博士，仅从利益均沾上讲，这院士也轮不上他。

李泽厚有句名言：“不写五十年前可写的书，不写五十年后可写的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后记》）照此说法，王年一就不该写《大动乱的年代》。可王先生不但写了，而且还影响深远，颇得好评，以至于欧美、日本都惦记着翻译此书。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把火，是一个路标，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

人以群分，书以类聚。上面说的书是我的基本读物，这种读物有一个神异之处，它们会呼朋唤友、凝聚同类。久而久之，我的书架子就被这些读物的嫡亲旁系所盘踞。但是，那本四十年前购于西单的 “明灯史”，仍旧穿着红彤彤的封衣，以“见证者”的身份，傲然屹立其间——它在用其“零阅读”的悲剧命运，证明着那个时代的贫乏和我的愚昧。

十

1978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想研究“文革”，所以报的是历史系。可是校方告诉我，“文革”属党史，我对党史没兴趣，结果被分到了中文系。后来到北大上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赵齐平、周强等导师问我打算搞哪一段，因为心里还是想着“文革”，所以我就选了离它最近的近代文学。于是就投到了季镇淮教授的门下，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季先生是闻一多的研究生，是文史皆通的学问大家，从司马迁、韩愈一直研究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说，我是他的第四个研究生，前三位研究的是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我的任务是研究谭嗣同。谭是思想家，在文学上除了新诗之外，罕有建树。研读《仁学》和“纲伦惨似喀私德，法会胜于巴力门”一类的新诗让我不胜其烦，于是我大着胆子跟季先生吐露了心事。季先生沉吟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你不行，要研究‘文革’，只有司马迁那样的人才行。”我表面唯唯，心里大不以为然——皇帝、朝廷固然重要，但“文革”发生在全国，我研究不了中央，可以研究地方。我在内蒙古农村四年，工厂六年，插队时正是“挖肃”最凶的时候，我下乡不到三个月，不到十七岁就被关进了萨拉齐的北大狱，在那里我知道了“内人党”，有幸认识了“内人党”的“党魁”。我琢磨自己要是研究内蒙古的“文革”似乎还有些得天独厚。

1987年研究生毕业，阴差阳错，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从此，我一边教书，一边跑内蒙古搜集资料。这期间认识了国防大学的党史教师王年一先生，1988年，我从他那里得知，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批准北大、社科院、国防大学和党史文献研究室四个单位联合成立“文革研究所”。我马上跑到王先生家报名。王说，来这个单位的都是搞党史的，还没有学文学的，我来得正好，研究所要办一个刊物，交我主持。我乐不可支，以为梦想成真，从此可以脱离难以适应的影视界，于是更加卖力地投入到内蒙古“文革”的写作之中。没成想，成立“文革所”的计划在一年后的政治风波中泡了汤。我人还在，心不死，继续写这本没有出版指望的书，三年后的1991年春节竣稿。

书成后，我参加了王年一主编的《“文革”大辞典》的撰写工作，然而，这本由数百人撰稿、数百万字的辞典，跟这本书一样无法问世。大概为了安慰我，有一天，王年一告诉我，他们要写《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想找一个年轻人。建议我与之合作。我断然拒绝——连书名我都无法接受，岂有合作之理？

《内蒙“文革”实录》竣稿之后，我大病了一场，住了三个月医院。电影学院有个加拿大留学生玛莉，曾请我翻译她父亲写的一本书《香港沦陷与加拿大战俘》。住院没事儿干，正好译书自遣。出院前一个礼拜，译完了这本书。

大概是听了北大教师印红标的介绍，瑞典的中国学专家沈迈克找到我，对我的内蒙古“文革”史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我把一份手稿给了他，他将此书作了摘译，并交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我大约是1995年看到这本英文小册子的。据迈克说，欧美各大学的图书馆都有这个小册子，这话我也只是听听而已，没有当回事儿。后来的事儿证明此言不虚，N年里有N个老外跑到北京来找我，问“文革”的事儿，他们都是通过这本小册子知道我的。

1998年，受迈克之邀，我到瑞典隆德大学访学。对《内蒙“文革”实录》一书作了一番修改，增加了一章，并把它从手写的纸质版变成了电子文本。承蒙宋永毅的推荐，此书交给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在等了一年半之后，终于等来了中心主任金观涛的来信，他解释说，之所以如此迟滞，是因为找不到了解内蒙古“文革”的学者来审读我的稿子。不过，现在好了，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苦搜寻，他终于请来了两位专家。

要命的是，这两位专家的审读意见，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知道内蒙古的历史，却对内蒙古“文革”一无所知，然而还要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这种人，我在台湾也碰到过，那位审稿人说我的文章有四大失误，而这四条中有三条完全站不住脚。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仁兄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从此，我对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从无限推崇变成了有限怀疑。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制度，不管多好，都得由人来执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种认识，使我在为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审稿的时候，格外小心谨慎，唯恐出什么差错，伤害作者，伤害这个制度。

2007年9月18日，王先生赍志而殁——他主编的大辞典出不来，我的书也出不来。“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 这是一百六十年前龚自珍辞官南归时写下的。“生不当门也被锄”的命运不但由王，由我，也由我们的书共享。

2010年，这本书在竣稿十九年后，终于由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宋人郑思肖在《心史》中说：“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史而匹夫，天下事大不幸矣。”由我写此书是中国的不幸，这一不幸给写作带来的困难将会为此书的错谬添砖加瓦。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作者免责的理由。

十一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了十年书之后，我厌倦了。1996年，我调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室，暗地里把毛泽东时代的电影算做自己的研究方向。2003年，中心主任从上面领下任务，要求研究室每人写一本书，为2005年的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献礼。同事们报来了选题：武侠片、儿童片、战争片、新闻纪录片、少数民族等等。主任动员我写一本中国电影文学百年。思想斗争了几天以后，我跟主任说，对不起，我不想写电影文学百年。人生短暂，花费我两年的时间去写一本言不由衷的献礼书，不值。要写，我就写1949年到1976年的中国电影断代史。

拒绝献礼，也就拒绝了名利。但是，看到别人拿稿费、评职称，我并不眼馋。看到那套献礼的丛书摆在电影资料馆门口的玻璃柜里，骄傲地向人们展示的时候，我并不难过。因为我相信，我写的十七年电影史——《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比那些献礼书有价值。但是，当学生问我“吴老师，那套书里怎么没您的”的时候，我的自尊心就会委屈地抽搐几下。我不能跟他们说，我也写了，只是出不来。因为我谈的是新中国电影的根本——电影的生产体制。

在写《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一书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明末的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从这些先贤又想到五七年的“右派”，想到这本书里写到的电影人。

明亡之后，顾亭林遍游华北，学问赅博，坚辞清廷明史馆的高位；王夫之窜身瑶洞，伏处深山，潜心著述垂四十年；黄宗羲隐居故里，讲学著述，屡拒清廷博学鸿辞科的征召。此三人分明知道，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活着的时候绝无问世的希望。他们为什么要甘居草野，而不去“曲线救国”——先当上官，取得话语权，再徐图发展？为什么要不识时务，写那些无法付梓的文字——学问总会有人做，留给后人又有何不可？他们图什么呢？

私心以为，顾、王、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历史感、有使命感，有对学术的忠诚，有对言说的自信。他们知道，世道会变，实事求是之说、经世致用之学在时间的汰洗下，迟早会现出光辉。他们知道，屁股决定脑袋，当上了清朝的官，就会像徐乾学一样，成为御用文人，其话语权就只能在为当局歌功颂德的《大清一统志》中派上用场。“徐图发展”云云不过是求取荣达富贵的遮羞布。他们知道，值此“天崩地解”之时，一介书生，只能以无用之身行有用之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鞭策着他们，使他们坚信求真的思想是民族的灵魂，求实的学问足以明道淑世。真理需要探索，学问有待积累。把这些事情留给后人是他们这代人的失职，是吴伟业、侯方域、陈名夏一类士人依附主流的借口。正是这种对历史的认知、对使命的承担，使他们拒绝了“俊杰”的诱惑，变成了不识时务的异端。正是这种忠诚和自信，使他们选择了凶险艰难的人生，走上了远避主流、不求荣达的道路。

两百多年后，坚守得到了回报——他们以傲人的铁骨、终生的困顿、两百年的寂寞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建立了丰碑，我们有了《日知录》，有了《船山遗书》，有了《明儒学案》。

想起这三位先贤，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也分明知道它无法在大陆问世。叩问他们之所图，实际上也是在反问自己。我无法与这些先贤相比——顾、王、黄是有多方建树的鸿儒，我是一无所成的书生；他们有亡国之痛、离乱之悲，我生在红旗下活在小康中。他们有绍续文化传统之心，而在我看来，这个以极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必须彻底抛弃。亭林讲的是亡国、亡天下，船山讲的是气、理，梨洲讲的是君、臣。我讲的是新中国的电影。他们之所图，是“实事求是”，是“经世致用”，是“发抒志意，昭示来兹”。我之所图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挖出影界之病根，以促进思想、制度之变革。如果说我与他们还有一点相通的话，那就是说真话。毛泽东坚信，人性只有具体的，没有抽象的。那么，说真话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说真话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但是有了这个前提并不等于实事求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次文艺整风中，从上海过来的电影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小资思想，诚恳地否定过去的创作。他们说的是真话，可这些真话反映的却是假的事实。五七年“反右”以后，电影人学会了说违心的假话。可以说，新中国的电影人在十七年中经历了两个时代——无意“造假”的时代与有意“造假”的时代。

说假话没有真学术，说假话会有真现实吗？十七年电影的最大特点就是远离当时的真实生活，这与电影人的心灵没有关系吗？人们常说，学艺先学做人。如果一个艺术群体整天在“假大空”中搞创作，会有多少现实主义？

“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假问题；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笃学力行，不要投机取巧。”这是我的“三要三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