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波

朵渔曾在一篇访谈中自称，他是一位“民间知识分子诗人”。这是一种新说法，源于当年民间立场诗人与知识分子诗人在盘峰诗会上的论争。事情过去十多年，这一论争的结果却在朵渔身上得以发酵，并获得了诗意的转化。他的自我定位是准确的，我无须作更多解释。在现实生活中，朵渔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人；而在文学世界里，朵渔又是一位大胆的冒险者，锋芒毕露，辛辣锐利，而他又坚守常识，拒绝平庸，这正是他这些年一直让人看好和信服的原因。

朵渔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这是我在和他见面之前就预料到的。从杂志上读到朵渔的诗歌时，我还在上大学，虽然以当年的领悟力，并没有读懂多少，但一种感觉抓住了我，至此，我只要见到朵渔的诗文，必读之，因为它们不会让你失望。几年之后，我写了一篇谈朵渔诗歌的文章，由时任《诗歌月刊》编辑的诗人曹五木发在了杂志上。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再去看那篇文章，但我相信自己对朵渔的感觉和预测是不错的：如此用力下去，这个诗人一定会写得很好。事隔近十年，那种感觉尤甚，朵渔新世纪十余年的作品，也验证了我当初的判断：朵渔是有大情怀和大境界的诗人。他不仅靠诗歌作品立足，同时，他还靠其不凡的思想和行动力征服了更多的人。

2007年的春夏之交，在我的博士生导师罗振亚先生的引荐下，我和朵渔在天津见了第一面，虽然此前感觉神交已久，见面之时仍觉一见如故。因为是一个饭局，当时还有其他朋友在场，具体和朵渔聊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唯一能记起的是，他面前的一杯啤酒从开始喝到了结束。其间，他话并不多，但只要开口，总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就像他的诗一样，尖锐、精准，在跳跃感和陌生感中出示了快意。这是诗人聪明的体现。

朵渔的确聪慧早熟，他十七岁考取北师大中文系，要知道那可是在1990年代初期。他说自己上大学之前几乎没读过什么书，而大学期间读的书又比较杂，在那种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中，他对自己没有认同感。但我认为，对于朵渔来说，或许正是那种零散杂乱的阅读启蒙，成就了他后来的写作。虽然大家都在读书，但有的人把书读死了，而朵渔把所读之书先消化掉，再能结合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最终“为我所用”。

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了十年后，朵渔重新回到了家里。他说要在家重读一个“大学”，就以四年为期。如此理性的规划，似乎不是一个诗人的做法，因为诗人喜欢流浪，热衷于“在路上”，但朵渔作为一个诗人，却“宅”在了家里。这种宅男的生活，不是一般的岁月荒废，而是一种自我再教育。既然这个社会教你的大都是些厚黑与功利，逼着你去适应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还不如彻底回到自我，回到内心，让自己变得更清醒。为了那个多人争抢的铁饭碗而折腰，朵渔无法接受。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疯子们辩护》，谈到了流浪诗人曾德旷，他那种纯粹的诗人所为，朵渔说他做不到，因为生活上的道德伦理规约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屏障。他知道，这个时代应该允许曾德旷这样选择“向下生活”的诗人存在，就是这些不被人理解的疯子们，替他做到了狂热、勇敢和坦荡，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丰富，更多元。

这是一种真实的心境，这个世界有很多被迫或主动，他去选择哪一项，都面临着鲜花与掌声，同时也要时刻准备接受板砖与批评。朵渔选择站在常识的一边：大部分人可以过他主流的生活，也要允许一部分人选择别样的人生，虽然这种生活可能是另类的、极致的、异端的，但可能离内心的自由更近一些。自由不是停留在口号上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切实的行动。为了自由和理想，可以去喝西北风。当然，朵渔没有真的去喝西北风，他开始了自己的另一场生活之旅。

后来，我在一些访谈中看到，也听他聊天时说过，刚回家那一两年，肯定有焦虑，以前上班时每个月有固定工资会在固定时间打到你的账户里，那种稳定让人感到踏实、安全，如果这笔收入一下子断了，对于习惯了体制化生存的我们来说，不说恐慌，至少也会忐忑。这种境况让朵渔纠结了一阵，虽然家人理解他，也支持他，但是朵渔仍然需要先说服自己，自己这一关过不了，即便亲人不说什么，也总觉得不是滋味。在紧张中度过了两年，朵渔想清楚了要给人生一个什么样的交代，要让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也许唯有读书、写作，才能让自己在精神生活上变得充实。大学四年，他感觉有些荒废，而守在家里再读一个大学，这种冒险就不是荒废时间的问题了，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破釜沉舟。我相信，这种破釜沉舟不是他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一个有追求的诗人需要这样的再生。

朵渔安心在家读书，这次上“大学”是要进行系统化的阅读，他会不时地将自己的读书心得道出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在电话中，在邮件里，在饭局上，在闲聊中。南开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有开读书会的传统，在朋友李振的帮助下，2008年4月，我们邀请朵渔到学校去和更多的学子交流。他谈到了自己这些年的阅读史，给学生推介书籍，很诚恳，很真挚，这对于一个爱读书的人来说，应该是一次很不错的启蒙。然而，即便在南开这样一个学风朴实的大学里，爱读书的学子还剩下几个呢？很多人去现场，与其说是听朵渔讲一个诗人的阅读，不如说是去看看传说中的朵渔到底长什么样，这是坐在下面的一个朋友后来悄悄地告诉我的。

长什么样不重要，因为朵渔不靠这个吃饭，他有他的自信。虽然他觉得当年提出“下半身”带有一种行为的意思，但它仍具现实价值，尤其是对那样一个几近腐朽的诗坛体制，这一“反动”策略是一个有效的消解。由于总是在审视中生活，所以朵渔的写作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实，随着他阅读的拓展、思考的深入，这种渐变虽不明显，但常有一种力量贯注其中。他的写作给人以震撼，他的阅读也让人信任，他给你介绍的书，一定是他自己先读过的，他说哪本书值得读，哪本书不好，肯定是他读过之后的真实感受，而非信口开河的玩笑。在对知识的接受与理解上，朵渔一直非常严肃。这与他对一些诗坛八卦的态度是不同的，那些东西可以当做茶余饭后消遣的谈资，而一旦涉及到诗歌、文学与时代、社会，他那种独立知识分子的韧劲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了，不容你去反驳，因为他对自己本身有更高的要求。

就像他认真地对待每一次演讲、诗会和座谈一样，每一次开与诗歌有关的会，朵渔也绝不像很多人那样去讨好、敷衍，或者唯诺、苟且，他不屑于此。2008年，唐山的诗人朋友东篱组织了第一届南湖诗会，托我邀请朵渔参加，他很快就答应了。这类活动一般就是见见朋友，看看风景，喝喝酒而已。但对朵渔而言，谈诗就是谈诗，谈诗不是娱乐，不是你好我好和稀泥。我记得在一个座谈环节，朵渔无法忍受会场上的闹哄哄的鸡同鸭讲的场面，突然和某著名文学刊物的编辑杠上了。如果不是主办方出来打圆场，以赶去参加另一场会议为名匆匆结束了座谈，我想，不只是争得面红耳赤的问题，最后定会不欢而散，因为论争越来越趋近于写作立场和价值观念之根本不同的真相。

这一切皆源于朵渔对常识的守护。不从常识出发看问题，很可能就是随波逐流地归顺于给你一点蝇头小利的人，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反常识甚至就成为了一种“常识”。我们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惊了，而朵渔并非不清楚这些，但他必须说出来，个性使然。不管是做人还是为文，他都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有一段时间，朵渔显得很孤愤，虽然在直接的交流中他少有流露，但通过其诗文，确实能见出一种不满，对社会的介入，对时代的忧思，大义凛然之气都渗于文字中，然而，他还是明晓自己的路径。不能总是“愤”下去，必须想出路，这样的自我警觉与告诫，能让他从戾气中走出来，回到内心，回到生活的现场。就像他的一首名为“写小诗让人发愁”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普遍耽于写小诗的时代，他还是让自己不要沉于写小诗的满足感中，诗人的出路也许就是在失败主义困境中困兽犹斗。

所以，朵渔一直是沉郁而理性的，从尼采、康德、哈耶克、韦伯、以赛亚·伯林、罗蒂、苏珊·桑塔格、阿伦特、阿甘本、巴丢等一路读下来，他从这些大师的作品中获取了营养，也从他们身上传承了精神。他们对朵渔的影响，既有思想文体上的，也有人格伦理上的，我觉得他是不会甘心亦步亦趋于大师身后的，他有自己的至高追求。虽然朵渔还这么年轻，但我仍然坚信这一点，他早已清楚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系里活命。所以他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为世俗中的家庭伦理，也为理想中的文学标高。近几年，他写了一组人物随笔，像卡夫卡、米沃什、加缪、布罗茨基、布考斯基、卡佛等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在一个中国诗人笔下重新焕发了风采。他们的破碎人生，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似乎不值得过。而朵渔却爱上了他们，乐此不疲地关注那些生活上的边缘人，那些文学和体制上的对抗者，因为他们替他生活过了，让他产生了共鸣，这或许才是那些有争议的文学人物在历史和现实中所体现出的价值。朵渔将他们写进了文字里，又是让那些悲苦人生的持有者能继续留下他们的困惑、难题与遭遇，因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处境，而不是虚构、美化和粉饰了的人生。

这些年，朵渔坚持不懈地读和写，多数时候他为诗为文不单纯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有质感，有尊严。他从不讳言自己的诗人身份，他能担当得起诗人之名，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老老实实，不要输掉一颗心”，他要求自己不苟且，不说谎，要求自己面向正义与不公，看到宽容和理解，但唯一不能让他忍受的，就是平庸，所以他才能写出《妈妈，您别难过》《大雾》《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高启武传》等优秀之作，他才能坚持办民刊《诗歌现场》，主持“影响力中国网”诗歌版。即便他这几年转向了历史，与那些大儒贤哲对话，但他深知传统文化的利弊，因此，他坚决反对腐朽之论，而主张见性情、接地气，力图写出命运的复杂性；他可能会借鉴古典之形，但仍然探求现代之意。如同他在一首诗中所写：

中年也在练习书法，练习

隐身、葱茏，在松下

手倒立。

一转眼，他已陈旧，登高

只为教授

伦理学。谁去

谁留，是分裂的，也是

祖传的，我们各活各的

这有何不可？

只二十年，脚下的路

已分裂为歧途。

（《只二十年，他已陈旧》）

这是一种自我警醒，也是一份自我勉励。读到这首诗时，我想起了柏桦所写的一首《老诗人》，很多诗人都开始登上了“神坛”，变成了“神话”，随之而来的，就是陈旧、腐朽、端着、弯弯绕，再无多少创造性。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一种心态。这也是朵渔敬重老诗人多多的缘由，他已过了六十岁，从大多数中国作家的人生轨迹来看，他可以坐享其成了，足够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并起而追赶了，但多多没有，他仍然在发力，在变法，先锋色彩和创造精神仍然在他身上得以保留、发扬，并酝酿新的作品。朵渔可能就希望做到多多这样有定力，有恒心，随着他阅读品位的越来越高，他完全能够把握自己，并不断超越自己。这是因为他追求卓越、拒绝平庸的心性，让他站在了文学的制高点上，但他谦逊节制，仍在努力为学。一种思想的创造，一份力量的恪守，都让他活得很充实，写得有尊严。

如今算来，除了短暂地去外地工作过半年外，朵渔在家里也快读了两个大学了，他的日益精进，熟识之人有目共睹。我离开天津也有三年了，虽然中间也曾回去看看老师朋友，每年也能和朵渔兄见上一面，但就限于吃一顿饭，喝一次茶，匆忙又短暂。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电话联系，每次他都会跟我说他最近读的书，聊他又写了什么，这种人生的交流于我是真正的精神砥砺，它让你不会太偏离常识的方向。而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诗歌创作和研究的人来说，朵渔是一根理想主义的标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