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_郑敏虹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切的记忆，可作如是观。

我大约是在十一岁的时候知道鲁迅的，这个年纪，不算早也不算晚。事实上，这是所有1995年入小学的孩子的共同经历，因为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鲁迅的文章：《给颜黎民的信》。那时的课本里，大多是非常高大的人物，将鲁迅安置在里面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人都不记得这封信了，当我问他们你曾经学习的最早的鲁迅课文是什么时，他们都回答《社戏》，或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是初中学的，我的印象里牢牢锁定着一封小学时学习的鲁迅写给颜黎民的信。之所以记得这么清，不是因为我学得好，信的内容我早已忘光了，而是因为“颜黎民”，还有“龙华的桃花”。我无端地觉得“颜黎民”这个名字起得好，响亮，大气，又有含义；“龙华”就更美了，怎么一个监狱都起这么美的名字呢，于是等到其他都忘了，这几个字就留在我的脑海里了。小孩儿的记忆总是奇奇怪怪的，这些只能成为我上课跑野马的证据，但或许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天生喜欢美的东西。不过，鲁迅的这封信并不是谈论艺术或自然的，如果是，我接触他可能要再晚上几年了。

鲁迅的信是写给颜黎民的，颜何许人也？忘了。在我（仍保留着的）详尽的课堂笔记里，没有关于他的介绍，他是青少年的代言人，接受着鲁迅提醒文学青年要全面发展、小心偏科的教育，以及看桃花、发表信、署假名的轶事，在写作特点一栏里，我记道：主次分明。主次分明是文章的章法，用在一封信里显得有些夸张，信是私人间的问候，是不吐不快的瞬间，这时候还要谋篇布局的人，文学得有点可怖。当然，这是现在的想法。实际上，学习这篇课文的目的之一就是以之为范本学习写信，没多久就开始操练，我们写了不少，但其实都是假信，只是把一篇主次分明的作文加上了称呼落款问候语，让它有个信的样子。所以这些信的口吻看起来都怪怪的，像是自说自话，又像是写给很多人，只能勉强称之“公开信”。写信最重要的是交流，鲁迅的信是真实的，所以处处有交流的痕迹，“我”，“你”，“你们”，一来一回。信是有隐私的，所以颜黎民发表鲁迅的信要征求他的同意，别人不能随随便便地看你的信，哪怕是老师，是长辈。可惜这些，当时不说，谁也没在意，于是最该学习的反而没有学到。小时候的我很不喜欢写信或许与此有关？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信的内容，在一个充满了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体系里，鲁迅也不能例外，几百封信里找出这一封，不过为了教育青少年以及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有意思的是，很少有课文令人信服地解释过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什么样子，舞台上出现的都是英雄烈士，反动派们是没有位置的，直到高中，他们还像影子一样飘荡在语文世界里。也许这正是让很多人对（可能是）人生中的第一篇鲁迅文字毫无印象的原因，它太普通，几乎没有鲁迅的特点、鲁迅的氛围，塞在一堆革命人物的包围圈里，泯然众人矣。倘若换作别的篇目，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是《风筝》，结果或许会好一些。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多么义正词严地控诉小学语文教育，因为那些后来被证明是虚夸或捏造的课文，曾经我都真诚地感动过，并且也从中学到了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在当时，最具有鲁迅神髓的人不是鲁迅文章的作者，而是我的语文老师。和许多从“文革”过来的老师一样，我的老师，对一整套社会主义优秀儿童的必备素质笃信不疑，并且认真、负责地将它们输进我们的脑袋；但同样也是她，做过两件在我看来非常漂亮的事。一件是教我们不要迷信答案，不是害怕我们偷懒抄答案，而是根本就嫌答案不好，不够丰富，不够细腻，不够有新意。她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想法，像解数学题那样寻找各种解读，然后一一给予点评和表扬，以致最后，抄答案变成一件无趣和丢脸的事，为大家唾弃。另一件是在六年级的时候，她在通常的预习作业里增加了一项名为“质疑”的功课，所谓“质疑”，可以疑不懂之处，也可以疑认为不对或不妥的地方。这简直是个颠覆性的举动，完全不把课文的权威放在眼里！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老师是个非常正统的人，但在最后一年，这个印象动摇了。她完全可以用更温和的“提问”，却用了“质疑”这么反叛的字眼，我忽然觉得相处了六年，我其实并不理解我的老师。但光凭这两点我已心怀感激，在整个学习生涯里，是她第一个教会我“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让我对语文充满兴趣，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受惠无穷。

现在回忆起来，小学的语文课文并没有多少“文”的内容，除了识字造句的功能，它更多关乎政治，关乎道德，语文老师们上午教完语文，下午摇身一变都不用就来教思想品德，美育与德育如胶似漆，两门课简直难分彼此。好在初中不再这样了，初中的课文比小学像样许多，重要的是，它终于关注审美，讲究欣赏了。在这些课文里，鲁迅的文章第一次真正意义地出现，进入了一个初中生的阅读视野。

初中的课文分为必读和自读，但我不记得它们有何区别，因为我的老师几乎一视同仁地对待了。如今想想，似乎安在自读里的文章印象还更深些，我喜欢舒婷的《我儿子一家》，喜欢田晓菲的《十三岁的际遇》，喜欢《世说新语》，喜欢所有好玩、不装的文字。鲁迅不是自读里的，他的声誉足以使他稳居必读之列，并且长据每个单元的首位，是精讲细讲反复讲的内容，但是很奇怪，我一点也想不起课堂上的情景了，仿佛压根没有学过。但我朦胧地记得我初读的印象，记得那些灵活的笔触，跳跃的画面，还有读着读着心就飘到很远的感觉。很多人写出的人是散的，鲁迅笔下的人却能够立在纸上；很多人为了要营造一种感觉费了许多修辞，鲁迅写出却毫不费力。有时候，有些地方似乎显得絮叨，却有絮叨的味道，而一到关键处，又精简得几乎一字不易。它们和《白杨礼赞》《荔枝蜜》放在一起高下立判，即使和《背影》相比也好太多了，我觉得，鲁迅的文章更适合一个人体味，一个人沉醉，在集体氛围中，这些感受就统统烟消云散了，或者，显得很假。

我的老师很开明，她尊重我们的阅读感受，从不要求整齐划一，但试卷上的题目就没这么好了。有的问题很浅，像“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这一句中“轻松”和“舒展”表现了什么心情，考试碰上这个应该开心，可也很想翻个白眼，不回答。有的问题太复杂，比如《社戏》里鲁迅笔下的故乡究竟是实景还是幻境，这得联系额外的材料，还不说在选入课本时删掉的那几段开头。有的问题搞不懂，问《阿长与山海经》里的“我”对阿长态度的变化，我一点儿也没觉出“我”憎过阿长呀，硬要说，那应该，应该只是嗔怪吧。反正，问题和文本间总有那么点儿不对称的感觉，考到怪题目，也只好两眼望天，听天由命了。

也是从初中开始有大纲的推荐书目，四大名著加少量现代名作，大部分都已看过，无甚新鲜，唯有《朝花夕拾》是全新的体验，我愿意去一遍遍读它，又从《朝花夕拾》延伸到《呐喊》《彷徨》《且介亭杂文》。倘说那时就理解鲁迅不异于扯谎话，说爱读鲁迅也稍嫌夸张，坦率地讲，这段经历犹如雾里看花，那点模糊的印象早已无迹可寻。有时也会疑惑，伟大如鲁迅，为何浪费笔墨于些花鸟虫鱼乡野风俗？那时学过阿累的《一面》与鲁迅的自传，也闻过诸多轶事，脑中留下了一个殚精竭虑的鲁迅形象。我没有被三个“家”的评价骇到，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这个垄断一时的评定对我们这代人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不过一个遗留下来的旧教条，郭茅巴老曹无不有数“家”在身，岂独以鲁迅为然？只能说我们对鲁迅的了解太少了，当时只道自己读得浅，看不出字缝里的微言大义，却不知不解历史、不知其人，是无论如何不会懂得压在纸背的心情的。那时的我哪里知道，哪怕是看上去至为单纯的《朝花夕拾》，实质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文献呢。

有时杂文看多了，也在随笔里卖弄几下所谓的杂文笔法，煞有介事地针砭时弊一番，而同学间则流行着模仿鲁迅的口吻说话，学不来声气，就学他的腔调造句：“我翻开××一看，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几个字”；“××，已使我目不忍视；××，尤使我耳不忍闻”；“××是站着××而××的唯一的人”……还有学长妈妈的样子拍着心口道：“骇死我了！骇死我了！”如此“恶搞”鲁迅的作品可能很不尊重，但时隔多年，我却感到没有什么回忆比它更鲜活，更忍俊不禁，少年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偏爱模仿。

大概那时我们已经步入了叛逆的青春期，抑或爱玩终是小孩的天性，我们看不准看的读物，聊禁止聊的话题，做危险的运动，善搞和恶搞过的人物加起来简直罄竹难书。幸而老师们是宽容的，宽容是叛逆最好的解药。也是从那时起，我迷上了看书，不是小学时那种纯净的、无害的、正向的、主旋律的阅读，而是像杂食动物一样什么都吃：普希金的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小思的散文，刘墉的心灵鸡汤……既小清新，又重口味。我有幸遇到一个好老师，没有给阅读设置什么禁区，也没有逼着大家非看什么不可，她允许我们自由地涉猎，和我们一起聊天。她美丽，善解人意，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当然，老师毕竟是老师，到了面对现实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不得不板起面孔教育我们努力学习、好好考试，或者拿“高中更自由”的话激励大家。别的大约都是诳语，但这一句，却说对了。

高中并不都是自由的，我庆幸我走进的是一个自由的高中，有平等的课堂，有激情的讨论，有丰富的讲座，有各式各样的选修课和眼花缭乱的社团，我完完全全地被吸引，这几乎是当时的我对一所学校的全部向往。高一入校那年正值新课程改革，课本从千年不变的人教版换成了苏教版，所有人都感到新鲜，连同老师，苏教版比人教版小、薄，但文章更大气，视野更广。或许因为其中的编写者很多就是学校的老师，或许因为它的编排符合一个青年人阅读与认知的习惯，很多人都把它作为一个培养公民意识和人文情怀、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范本，而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语文书。直到毕业后，许多同学还珍藏着当年的课本和课下发的阅读资料，它们不仅承载着回忆，它们就是回忆。

现在看来，那时的语文承担了很多功能，很多本属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命题都是在语文课上讲述和讨论的，它更看重思想，看重品质，看重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一直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这件事，一方面，从通识角度说，高中是一个人成人的重要时期，他需要多方面的营养，尤其是精神的成长，在历史和政治学科不负责任时，语文应该把这份责任担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从专业角度，我又觉得这样的语文不那么文学。艺术和道德往往是两回事，文学和教育也是如此，文学要恣意生长，教育的剪刀把它剪得服服帖帖，文学可以消沉，可以叛逆，可以毁坏，教育却只培养好公民。总之，对于这种“有倾向”的语文，我不知应当如何评判，或许有人会说，语文不是文学，但我觉着，没有文学的语文，也没那么有意思了。

好在没有一本书有那么大的威力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活，你看的越多，经历的越多，就越不会被束缚。我记得我们看各种各样的书，交流各种各样的想法，那种脑力激荡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非常过瘾。但我很少看鲁迅，不是讨厌鲁迅，是因为除了鲁迅，有太多可看想看的东西。鲁迅不是万金油，半部鲁迅治不了天下。那时的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已经不多，似乎正呈淡化的趋势，但整个学校里依然弥漫着浓郁的鲁迅氛围：这里是江南矿路学堂的旧址，一栋两层的灰砖小楼据说是曾经的英籍教师宿舍（现为鲁迅纪念馆），溪水边是鲁迅园，有一尊鲁迅的坐像，不远处是他的弟子，巴金、胡风……学校毗邻的社区也叫“鲁迅园”，有一栋鲁迅楼，还有一家名为“三味居”的饭店。在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能不忆鲁迅，因而在各种接待外宾、报告成绩、教育学子的大小会上，鲁迅在南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总是被拿来举例，提了又提，深恐遗漏了学校与文豪的联系。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却也隐约体验了“鲁迅”如何被过度使用，这样做只能遭来反感。

说来奇怪，当我不把鲁迅视为阅读的目标，且因为学校倚名人自重的行为不想凑这个热闹时，我反而一次次地和他不期而遇了。譬如，追溯向权力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鲁迅是不能忽略的；想看看现代小说的发展，鲁迅就是源头；《海上述林》的装帧，竟然是鲁迅设计的；几乎近现代史上的每个人，都与鲁迅有关系，或师或徒，或敌或友……总之，无论怎样你都无法绕过他，这时我才感到鲁迅的重要和复杂，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厉害的人物。我们是2004年秋季入校的，在这一年的春天，校园里有一项盛事，北大教授钱理群回到母校开“鲁迅选读”的选修课。那时我们还在初三，无缘得见，只能在之后看着录像，读着《与鲁迅相遇》，遥想那盛况空前的场面。但很快，2006年就是鲁迅逝世70周年，这年鲁迅纪念馆揭幕，许多要人都赶来剪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看到了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他和鲁迅长得真像），看到了各地鲁迅纪念馆的馆长，也看到了林贤治和钱理群，他们各做了一场演讲。陈漱渝的报告与新版的《鲁迅全集》有关，王锡荣讲了如何“走近鲁迅”，周令飞以一个鲁迅后代的身份发问“鲁迅是谁”，林贤治演讲的题目是“鲁迅的爱与恨”，钱理群讲座的标题是“我的鲁迅观”，根据“鲁迅选读”中某一讲发挥，从鲁迅与动物意象的联系切入，以一个有趣丰富的鲁迅形象唤起大家了解鲁迅、亲近鲁迅的兴趣。

这些讲座的具体内容我已经有些淡忘了，我想当时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解读鲁迅的方式与原因。每个人接触一本书、一个作者都有一个契机，在没遇到这个契机前，或者不愿读或者读不进去，而一旦遇到，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相见恨晚的惊喜。因此读书无法强求，只能等待，等待一个适合的身体和心灵去接受它。林贤治曾将“文革”时炼狱般的境遇比做一口深井，鲁迅的作品就像垂在井口的一根稻草，于是他牢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钱理群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大意是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接近鲁迅的，唯有倒霉了，失意了，困顿了，绝望了，这时方能走近鲁迅。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的鲁迅研究都有着非常独特而浓厚的生命体验，他们让鲁迅介入了自己的生活，是带着“自我生命中的‘问题’与鲁迅发生相遇”，引起共鸣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自己也是“鲁迅式”的人物，他们眼里的鲁迅，也包括各自的理想主义，这也是他们的解读最令人动容的地方。无可否认，这种研究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但也可能因此存在问题：因为出发点的固定而放大或扭曲了鲁迅的意义，遮蔽了鲁迅的对立面乃至以外的风景，于是仍然是一种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的做法。那么，是否还存在另一种阅读方式呢？比如，将延续鲁迅的思考变为追溯鲁迅思想的来源，从“绝望的反抗”和鲜明的爱恨里走出来，先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借用陈丹青的话，鲁迅的文章原本生在“民国的风景”里。

这是我曾经的想法，当时“民国热”刚刚兴起，史料与八卦齐飞，重述与怀旧共长，大家对鲁迅与鲁迅之外的人充满了热情。但那时，我们还没有能力拨开历史与当下的迷雾，发现一个时代的真相，而且课业繁重，高考在即，这些，也就搁下了。后来我上了大学，读了中文系，再后来，念了研究生，入了现当代文学的门，鲁迅是我们的达摩祖师，研究他责无旁贷，同时也有机会看到更多资料，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2012年，母校高中开始筹建鲁迅课程基地，需要开发一系列选修课程（我也有幸参与其中），除了“鲁迅作品选读”、“杂文读写”这些已有的传统的作品研习，还有没有其他走进或走近鲁迅的方式呢？我想到高中时代的遗憾，或许现在有机会作一个弥补了。

课程的名称最终定为“旧期刊里的新文学风景”，之所以将期刊作为观察的窗口，是因为它们在近现代史上扮演了非常有趣而重要的角色：现代文学史上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而后结集出版的，借由这些原始的报刊，我们可以看见文章发表时的原貌与之后的改动，同时回到它们诞生的语境，了解背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与人际关系，从而理解作者发言的姿态和潜在的对话者。民国时代的诸多文人学者都与期刊有着紧密的关联，有的甚至是终身的报人或编辑（譬如鲁迅），编刊办报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生活，这是一段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在我的设想里，旧期刊是我讲述的主要对象，也是一条条历史线索，附着其上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故事、场景和细节，而后才是抽象的用语、观念和价值。我希望尽可能多地提供事实，提供不同人的叙述与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比较、分析（使用原始资料可以一定程度避开一些二手材料的干扰）。我不是老师，我不负责为大家提供结论或总结道理，我只是一个分享者，把我的知识与爱好和大家共享，把我曾经思考和正在思考的问题与大家一起探索，我可以表达我的观点，但决不作任何定评。

我想得这么天花乱坠、自信满满，到了真正实施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儿担心。痴长七岁，我不确定现在的孩子对知识分子是什么态度了，是敬畏、向往，还是不屑、鄙夷？在当下，他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丑态，网络上，电视上，各种有头有脸的人物明枪暗箭、捉对厮杀、互泼脏水、斯文扫地，是因此加深了对民国的美好想象，还是觉得所谓文化人也不过如此呢？而且，好玩的课太多了，“旅游地理”，“动物行为探究”，“电脑音乐MIDI制作”……又科技又新潮，相形之下，没什么人会对陈旧人物感兴趣吧？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有点多余，选课的人数不算多，但也绝不算少，甚至有的就是冲着新文学来的；生活在一个日益娱乐化的时代，他们对于学问和知识的确已无多敬意，但这也有助于知识分子光环的祛魅，更人性地思考问题。我讲了一学期，没完，又接着讲了一学期，仍然意犹未尽。或许是我的水平使然，我没有能如预想的那样，完完整整不偏不倚地呈现历史，我的详略可能不是那么恰当，我的主观流露也许太多。比如，虽然我也讲了与鲁迅相对立的人群与文章，但到回顾鲁迅一生参编的一系列期刊时，我又止不住我的偏爱。但或许这在台下的孩子们看来没什么，就像当年我对老师的期待那样，我们不但要得到知识，还想看到性情。

课后，很多人都写了感想与心得，鲁迅是描述的重点。大家发现，除了自己熟悉的那个思想者与作者的鲁迅，还存在着一个师者的鲁迅，译者的鲁迅，编者的鲁迅，以及作为父亲、丈夫、儿子的鲁迅。有人对译者的鲁迅产生了兴趣，他/她想去读鲁迅翻译的作品，翻翻《朝花》《译文》，尝试理解鲁迅的翻译观；有人喜欢鲁迅的书装设计，他/她设想如果鲁迅自己为文集设计封面，一定比现在好很多；有人开始关注鲁迅交往过的人，瞿秋白、柔石、冯雪峰、徐梵澄……；有人开始思考被“被鲁迅骂过的人”，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章士钊、梁实秋……究竟谁对谁错、孰是孰非，“从来如此便对么”？

曾经，我认为读不读鲁迅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应强迫，与其为读不懂他而痛苦，何不放彼此自由？但现在，我觉得不读鲁迅是一个遗憾，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是否读，而是怎么读，是只有一条通道，还是有很多途径，是慢慢来，还是急就章？或许这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尝试的过程，就像我的小学老师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质疑的权利，但直到现在，在错过多次之后，我才逐渐明白究竟应当质疑什么，怎样质疑，质疑的前提是什么，质疑的同时要做什么，不是为了推翻问题，而是为了更好地探寻问题的答案。我们都会成长，会在阅读与阅历中不断理解，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开这门选修课，是我在这一年里做过的最高兴最有意义的事情，也因为此，我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