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琴［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明代民歌很盛行，被明人视为明代文艺一绝。陈宏绪《寒夜录》所引“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便是此意。民歌能成为明代的“一绝”，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文人对民歌的重视。如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评价民歌“语意则直出肺肝”、“情尤足感人”。不仅如此，更有人亲自参与民歌的整理、创作与传播，冯梦龙便是一个典型。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一字耳犹。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以为“冯梦龙是当时俗文学有力的推动者”。确实，冯梦龙编辑出版的著作中，《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话本小说；《广笑府》《笑府》《笑林》《雅谑》是笑话集；《隐语》是谜语集子；当然还有民歌专集《挂枝儿》和《山歌》。以上所举并不全面，但已然反映出冯梦龙在俗文学方面的贡献。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冯梦龙所编辑的民歌，除了收集整理的《挂枝儿》《山歌》，冯梦龙还仿民歌拟作了一部民歌集《夹竹桃》。这三部集子几乎全部都是描写男女情爱的恋歌。冯梦龙《山歌》序所谓“皆私情谱耳”，正是对这三部民歌内容最准确的概括。这三部民歌虽然内容相同，但编排方式却有所不同。《山歌》前四卷都标以“私情四句”，后面几卷依次标曰“五杂歌四句”、“咏物四句”、“私情杂体”、“私情长歌”、“杂咏长歌”、“桐城时兴歌”。聂付生以为是把内容与体裁结合起来分卷。细察之，所谓的内容因素其实就是“私情”与“咏物”及地点“桐城”的差异，分卷主要是以“四句”、“杂体”、“长歌”这些体裁的差异作为分卷标准。总之，《山歌》的分卷相当杂乱无章。《夹竹桃》前一首最末一字与下一首第一字相同，全集按顶针的方式首首回环相续来编排。和前两部在编排时部分或完全以形式作为分卷依据不同，《挂枝儿》是按内容类别来划分，按情感发展的过程共分为“私部”、“欢部”、“想部”、“别部”、“隙部”、“怨部”、“感部”、“咏部”、“谑部”、“杂部”共十部。这种按照内容逻辑联系分卷的情况与《山歌》那种杂乱的分卷标准不同，也与《夹竹桃》按顶针的方式来编排不同，而与传统字典、类书按内容逻辑联系分类编排的方式相类。同时，冯梦龙的《挂枝儿》不仅尝试按照一种统一的标准，即情感心理活动的内在逻辑联系来分卷，而且分卷所用的表述“私部”“欢部”等“×部”的说法，也是传统训诂书及类书的表述方式。《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训诂书，首创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的体例。《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在分卷时按“天部”、“岁时部”、“地部”等内容的逻辑联系分类，也用“×部”的表述。本来人的思维与表述有相似性及稳定性，一部民歌在编排时的分类与表述受到训诂书及类书的影响好像也无可厚非，但若深思却不然。何则？《挂枝儿》的内容主要是男女私情，不仅如此，更因为其描写的大胆露骨而大受欢迎或大受抨击。钮 《熊襄愍公集·英雄举动》有言：“浮薄子弟，靡然倾听，致有覆家破产者。其父兄群起攻讦之，事不可解。”此话充分说明了由于其言情直白露骨大受浮薄子弟欢迎，甚至因为沉溺于此而耗尽家财。而浮薄子弟的家人因此对冯梦龙群起攻之。另一方面，训诂书的编撰是为了能准确地理解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尔雅》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训诂类工具书与儒家的紧密联系。类书的编撰在效用上与科举应试也密不可分。明代焦 《国史经籍志》在序列“类家”书目后总结说：“盖施之文为通儒，厝于事为达政，其为益亦甚巨已。”“达政”首先要有从政的资格，科举考试是获得资格的途径。而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然是儒家经典。可见，不管是训诂书还是类书都与儒家有着天然联系。对于男女之情，儒家的传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看看《挂枝儿》中的民歌：“相思病，害得我魂飘荡。半夜里坐起来叫梅香：你上床来掮起腿学我乖亲样。梅香道：姐姐，你也是糊涂的娘。没有那件东西也，娘，怎杀得你的痒。又该打。”这样的直白大胆，和儒家的规范简直是水火不容啊。冯梦龙在《挂枝儿》卷五《扯汗巾》的评注“余少时狎邪游，得所转赠诗 甚多”，很有一点自负的意味。赵翼《廿二史札记·明中叶傲诞之习》中“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的评论用于冯梦龙身上自然也是恰当的。既然出于名教之外，流连风月场所，行事跟儒家规范伦理相悖，那露骨言情的《挂枝儿》为什么偏偏要效仿训诂书及类书按内容的内在逻辑分卷呢？

王挺在《挽冯梦龙诗》中这样描述冯梦龙：“浪荡忘形骸，觞咏拖心理。石上听山歌，当堤俟月起。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诗中的冯梦龙自然是一个浪子形象，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个行止放荡的文人在《麟经指月》中的自白：“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笈，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纂而成书，颇得同人许可。顷岁读书楚黄，与同社诸兄弟掩关卒业，益加详定，据新汰旧，摘要芟烦，传无微而不彰，题虽择而不漏。非敢僭居造后学之功，庶几不愧成先进之德云耳。”冯梦龙苦心钻研儒家经典并撰写相关书籍的自白，并非虚言。他编撰了不少与举业相关的解经书籍，其中就包括《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关于《春秋衡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称“《春秋衡库》三十卷，明冯梦龙撰……其书为科举而作”。《麟经》是对《春秋》的美称，冯梦龙的弟弟冯梦熊在《麟经指月》序中说：“余兄犹龙，幼治春秋，胸中武库，不减征南，居恒研精覃思，曰：‘吾志在春秋。’”可见，《麟经指月》也类同于《春秋衡库》，也是为举业而作。《四书指月》据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按语，此书是一部讲解《四书》的儿童启蒙读物。可见，冯梦龙对儒家经典及相关书籍下过很深的工夫，还编写了不少指导举业的书籍，而且还有一定的市场。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挂枝儿》所采用的源自于字书及类书的分部形式了。既然熟读且专门研究经典、专注于举业，那对于解释经典的训诂书及为士人及官僚供给应试准备所需的资料的类书自然是熟读研摹的，据冯梦龙的自述，他对经书的学习始于少时，几十年间不断研究揣摩。熟读研摹之间，按逻辑内容分类的模式及“×部”的表述天长日久自然成为思维的惯性，这种惯性在编辑《挂枝儿》时有意无意便呈现出来了。

可见，《挂枝儿》大胆露骨的言情内容与指涉儒家传统分卷方式的矛盾其实是冯梦龙本身既爱好声色、流连风月场所又醉心举业、熟读研摹儒家经典且撰写举业书籍两种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人生行止之间的矛盾。这样矛盾的人生行止集中出现在同一人身上，也许只有在明代中期以后才有可能。

那么，为什么冯梦龙在所编辑的民歌中只有《挂枝儿》按逻辑内容来区分，《山歌》及《夹竹桃》两部集子的分卷就主要以曲子外在形式来区分呢？

三部集子中，《挂枝儿》成书的时间最早，《叙山歌》所谓“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便是明证。《夹竹桃》是冯梦龙拟小曲之作。先收集民歌，再仿效民歌、创作民歌也是应有之义，那《夹竹桃》的时间自然比《山歌》还要晚。在首次编辑民歌的时候，由研习经书、类书所形成的惯性思维使得冯梦龙在编辑《挂枝儿》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按逻辑内容分卷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之所以未能继续用于《山歌》及《夹竹桃》中，实在是因为其中的内容都是男女私情，内容太过单一，无法按内容的逻辑关系而只能以体裁形式作为分类的标准。《挂枝儿》虽按逻辑内容来分，但其实其中有些分类已较为牵强，如“欢部”与“私部”中的多数曲子其实可以互换，“怨部”与“隙部”细分起来，区别也不甚分明。“想部”的部分曲子也可归入“欢部”、“私部”等。想来冯梦龙在分类的时候也经常举棋不定，所以《山歌》《夹竹桃》自然不可能走上按逻辑内容分类的老路了。

要之，《挂枝儿》的分部自是小事，其男欢女爱的内容与遵循训诂书、类书分类模式的矛盾冲突却能凸显出其编撰者丰富复杂甚至于分裂的生活内容，从而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文化思潮及文人生态。这就是关注《挂枝儿》分卷的意义所在。

[1]陈宏绪.寒夜录[M].丛书集成初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0.

[3]冯梦龙.山歌[M].冯梦龙全集[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4]聂付生.冯梦龙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5]焦 .国史经籍志[M].丛书集成初编[Z]0027.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冯梦龙.挂枝儿[M].冯梦龙全集[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5.

[7]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8]高洪钧.冯梦龙集笺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9]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