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兵[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作 者：朱卫兵，文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戏剧、影视、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戏剧史的教科书中，都会提到中国现代戏剧的三大奠基人之一洪深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创作的《农村三部曲》，但却不约而同地只谈“三部曲”的前两部《五奎桥》和《香稻米》，而第三部《青龙潭》则似乎被遗忘了，很少有人提及。在评价《农村三部曲》的时候，也都认为《五奎桥》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而在我看来，恰恰是被遗忘的《青龙潭》，才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洪深在《农村三部曲》自序中说：在写了《五奎桥》和《香稻米》之后，“第三部，本想写《红绫被》——那是前两部曲的必然发展。但因两次写了第一幕，都不能使我自己满意；所以搁下不用，另写了一出《青龙潭》。”①实际上，《青龙潭》与前两部戏相比较，的确表现出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称之为三部曲创作过程中的“裂变”也不过分。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对洪深剧作这一“裂变”的意义认识不足，或者笼统地忽略之，将《青龙潭》与前两部等同视之，一概而论，如张庚；或者简单地予以否定，如陈瘦竹。我认为，这一“裂变”在洪深的戏剧创作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洪深跳出了原有的戏剧观念框架，开辟了自己戏剧创作的崭新局面，也标志着一些左翼戏剧家力求冲破极“左”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更深入地认识戏剧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在这部戏里，洪深改变了“用他的‘哲学’来解释当前的现象”的创作方法，放弃了理论上的“必然”而去发现生活中的“偶然”，变先入为主的“图解”和“化装宣传”为从真实社会存在出发而进行的具体分析，尤其着重探寻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独特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一部别开生面的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心理分析剧。

在《五奎桥》和《香稻米》中，作者立意在于说明农民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主力，由于片面强调和过分夸大农民自发的革命要求和积极作用，势必遮蔽了中国农民的另一面，即在他们身上，由于几千年封建政治统治和思想奴役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拆桥”和一番“丰收成灾”的教训就消失殆尽的。对后者的忽视和缺乏表现，使得这两部戏陷入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有违生活的真实。《青龙潭》则突破了单一的政治角度，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宽广视野下审视农民的各种心态，从而展开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心理的剖析和批判。面对砍掉关系到庄家村全村人生计的樱桃树修建公路，换来抽水机抗旱，村民们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修公路，换机器；有的坚决反对砍掉自己赖以谋生的樱桃树；有的则迷信神灵僧道，希求“青龙大王”保佑风调雨顺。大旱时节，村民们因用人力车水保苗而精疲力竭，反对砍树的庄炳文只好服从大家的愿望，牺牲自己的樱桃树换取抽水机。谁知旱情越发严重，小河崩坼、大河见底，抽水机也无济于事，村民们走投无路，于是一窝蜂似的去青龙潭祈雨，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神灵。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部分农民也受到了现代思想的浸染，产生了变革生产方式的要求，作者在肯定了这一点的同时，着力表现了封建迷信思想和小农意识的顽固性，客观地展示出缺乏现代科学精神和自主意识的群众一旦陷入了某种宗教迷狂状态，将会对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人类文明成果构成多么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同时揭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口惠而实不至”，仅以维护和固化自己的统治为目的，不以民主和民生为宗旨的口是心非的“现代化”只会断送现代化的前途，不仅挫伤了人民走向现代化的积极性，所取得的物质成果也会成为封建意识回潮的工具，正如农民马蓉生所说的：“幸亏我们把公路造成。有了这条宽大的公路，到青龙潭去迎龙王，真正省力了！”②这就使得现代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作者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和超前性。

在《青龙潭》中，作者不再从抽象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去敷演情节，也没有用政治伦理的善恶观念来对人物进行“美”化和“丑”化，而是让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自主地挣扎苦斗，通过情节的逆转写出了人物性格构成元素的对立和统一，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丰富，由此产生出真正的戏剧性。

由于摒弃了先验的理念模式，从客观实在的社会现象出发来描绘和塑造人物，剧中人不再是某个阶级概念的抽象代表，便使得作者有可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刻画人物的不同侧面，遵循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逻辑而达到艺术的真实。剧中出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青年农民沙小大受过科学思想的启蒙，坚信自己的力量，不信和尚的胡说，力主拆了樱桃园修筑公路，换来抽水机与“青龙大王”斗一斗。他踢毁了马老爹拜神的香烛，谴责自己丈人的自私自利，责怪妻子为了给孩子洗澡违反节约用水的乡民公约。但在大河干坼、抽水机无用、政府“兴修水利”、“赈济灾民”成为空头支票的情况下，他就“什么都相信，什么都不相信了”，一变而为信迷信、迎龙王的积极分子。刘秀三被生活所迫到上海做工但又失业返乡，他真诚倔强，同乡民们一起拼死抗旱，为了“公事”毫不吝惜自己的身体。他有着比一般农民更为丰富的阅历，所以看透了统治者的欺骗，迸发出反抗的激情，后来不顾大家的阻拦，去做了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强盗”；庄炳文老成实际，自私心重，因为修公路直接损害他的利益，所以竭力反对，但为了“公益”，忍痛割舍了自己的樱桃树，并拒绝接受乡邻主动提出的补偿，最后走投无路地加入了祈雨的行列。这些人物的行为看似前后矛盾，但在具体的情境中又写得合情合理，充分展现了人性自身的对立和统一。

通过对这些农民形象的描绘，剧本既表现了农民急公好义、顾全大局、相信科学、团结互助的一面；也揭示了他们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愚昧迷信、保守落后的另一面，他们不再是被作者理想化了的、“为了整个戏剧Action（行动）上的需要才出现的代言者”③，也不是按照青年进步、老年落后的模式制作成的傀儡，而是突破了先在的政治理念，有思想、有个性、有激情，在不同的戏剧情境中自主地行动、充分地呈现自己的“活人”。而这种剧烈变化的戏剧行动不断推动戏剧情节发生突变和逆转，使全剧紧张而又饱满，动力十足而又徐缓有致，富于戏剧性。

《青龙潭》里所描写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为了完成剧本主题表白的“一种思想的拟人化”。剧中塑造的农村小学教师林公达，在农民抗旱救灾的要紧时候行医送药，深受农民欢迎；在农民为是否答应毁樱桃、修公路而举棋不定的时候，为他们讲解发展交通、使用机器的好处，得到农民敬重；而在政府“口惠而实不至”、自己的宣传说教不仅不能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客观上成为统治者欺骗和愚弄民众的工具的时候，他必然地遭到了农民的嘲笑和抛弃。但在剧本第四幕，当迎神祈雨的农民们冲进学校，把教室用作供祭龙王的地方，课桌成为香案，讲坛变作祭坛的时候，林公达面对“这里供着的香烛，哪个敢碰它一碰，我们就要你的命！”的威胁，“呆呆地想了一回，慢慢地拔了香，灭了烛，把半桌移回原处”，体现出现代知识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敢于“独战多数”、坚持精神信念的崇高价值，最后终于为捍卫科学和理性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演出了左翼剧作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场面，并定格为此后若干年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命运的不幸预言。通过林公达这一形象，作者既表现了五四启蒙主义思想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又肯定和弘扬了其人文主义精神的价值内涵，表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信仰，拒绝盲目附和大众的人格力量。

洪深在《青龙潭》中深刻反映了农民意识的二重性以及知识分子在农民社会中的处境，尤其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落后愚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在以往受制于极“左”思想的左翼戏剧研究中，这部戏一直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倒退了”④、宣扬了“避免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思想”⑤、“过分地表现农民群众的落后意识”⑥而屡遭贬抑，作者自己也对它讳莫如深。实际上，这正是洪深摆脱了极“左”的思想束缚，忠实于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独特发现所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这在当时左翼剧作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⑦像田汉的《旱灾》（1934年）、《械斗》（1935年）等剧，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倾向，显示出左翼戏剧对中国农民的艺术把握在经过了初期的热狂和迷失之后，已经开始冷静下来，在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着的大众生活和社会现实的同时，忠实于自我独立的观察体验和审美感受，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左翼戏剧家试图抛弃从政治理论和一般概念出发，用形象材料来证明既定结论的“论文式”创作方法，努力与大众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审美关系。

今天重读《青龙潭》，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洪深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独幕剧《狗眼》，这是一部奇特的寓言剧。洪深把六条狗引上了舞台（当然是由人扮演的），它（他）们分别穿着红、蓝、白、黑、黄、绿六种不同颜色的衣服，其中一个还穿着高跟皮鞋，显而易见是个女狗。剧情在一个跑狗场上展开，“这个跑狗场或许是在上海，其实不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时间是在某次大赛之前。”这些狗在三角恋爱中争风吃醋，相互攻讦；也为了自己享受不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不过是被主子利用的“工具”而唏嘘感叹。和这些狗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人，与这些狗一样没有名字，只被称为看客甲、乙、丙、丁。他们是疯狂赌博的投机客，在一起争论着哪条狗可以胜出，如果赢了可以分到多少钱以及跑狗场的作弊方式，为自己“一向输钱，实在输得太冤枉了”而愤愤不平。最后，狗们尽管意识到“这一群人类，都自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很聪明，自以为是洞悉大势，自以为是擅长投机，要想利用我们中间的纠纷从中取利的！”“在我的狗眼看来，他们是一群最最不堪无耻的东西。”但却并未“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依然是“把人类的坏脾气、劣根性都学了来了”，在比赛中施展阴谋，打成一团。而人呢，因比赛结果出乎意料，输者迁怒于赢家，“伸手就是一拳”，于是，“在人的世界里，和在狗的世界里，都是打——打——打！”⑧

这出戏写于1934年。30年代前期是所谓洪深的“旋风时期”，他积极参加新兴的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很打了些硬仗、恶仗。1930年2月22日，他挺身而出，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抗议辱华影片《不怕死》，并正式提起诉讼，终使美方道歉，因而获得了“黑旋风”的雅号。8月，“左翼剧团联盟”成立，洪深以“光明剧社”名义加入，任“左翼剧团联盟”执行委员。1932年，洪深与鲁迅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并介绍夏衍等人受聘于明星影片公司，催生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电影”运动。1933年，他参加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蔡元培等三十多人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长罗文干，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左翼作家丁玲、潘梓年。这段时间，他还创作发表了《农村三部曲》中的《五奎桥》《香稻米》，创作和导演了反映工人、农民的苦难与抗争的《压迫》《铁板红泪录》等左翼电影。在这一背景下，表现“普遍人性”，鞭挞“人类的坏脾气、劣根性”的《狗眼》的出现，实在显得突兀，与洪深这段时间的其他创作和后人加在他头上的“左翼戏剧家”的头衔相比，的确有些格格不入。

其实这并不奇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环境和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正是在1934年以后，洪深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裂变”。经历了30年代前期的政治狂热和创作上“仅有结论主张而去寻觅发挥的材料”的时期，他对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对戏剧的功能和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认定从事戏剧和电影的人员，都是文化运动上的战士。但诗人到底不能比军人的。诗人的作用，有些像军队中的军乐队，他在情绪上可以鼓励和领导别的战士，但比起那些拿着枪冲锋的，作用要来得间接一点。”由此开始了洪深思想和创作上的“打鼓时期”。

在这一时期，洪深创作了《狗眼》《青龙潭》《门以内》《多年媳妇》等剧本，还参与了《走私》《汉奸的子孙》《洋白糖》《我们的故乡》《咸鱼主义》等剧的集体创作。在这些剧作中，洪深改变了前期用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左右情节、用阶级性质的抽象概念来塑造人物的创作方法，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揭示我们的“社会病”、“民族病”、“文化病”和“人性病”，他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人物形象更为丰富，作品中体现的文化思考也更为深入。这也是我坚持认为《青龙潭》是他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种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变并非洪深独有，也是左翼戏剧运动进入深化期以后，在许多左翼剧作家身上发生的普遍现象，像夏衍、田汉、于伶、陈白尘等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就拿这部《狗眼》来说吧，洪深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俯视这个世界，这里是一部分人筋疲力尽、骨断血流，拼命赌赛胜负，供其他一部分人在旁边闲观取乐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犹不自知，明争暗斗；而损害与侮辱者亦勾心斗角，内讧不止。无休无止的争斗，把人变成了狗，人性变成了兽性，终致人狗难分，兽人莫辨。舞台面分为两层，始而狗在低一层，人在高一层，最终人狗合流，不分彼此。整部戏用人眼看狗，狗眼看人，以人演狗，以狗喻人，人狗同台，狗人同性，人狗之间，换位转变，分不清是人堕落为狗，还是狗本来就是人，套用一句著名的话就是“狗做人时人亦狗，人做狗时狗即人”。妙哉妙哉，揭得有理，骂得痛快！

也许正是由于这部戏的“犀利”，使得很多人怕看到它，烦看到它，因此建国后出版的《洪深文集》和其他洪深剧作选本都未收入这部《狗眼》。幸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1919—1949（第二卷）》中收入了这部剧作，方使它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①② 洪深：《农村三部曲》，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6月初版，第1页，第445页。

③ 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5号，1936年8月10日出版。

④ 曲六乙：《洪深的剧作——读〈洪深剧作选〉看〈洪深文集〉札记》，《文学书籍评论丛刊》1959年第5期。

⑤ 陈瘦竹：《左联时期的戏剧》，《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⑥ 钱模样、沈继常：《洪深的〈农村三部曲〉》，《韩山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

⑦ 以往的研究中都认为《青龙潭》是写于1932年的作品。这种说法源自于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洪深文集》的“第一卷说明”。但该剧在1936年初版发表时并未注明写作日期，洪深对此也无确切表述，而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夏”即1934年，在洪深剧作中从未出现过未来时写作的情况，加上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在左翼前期还比较罕见，所以尽管由于资料限制，目前尚难以找到更为有力的证据，但我仍趋向于认为《青龙潭》是洪深1934年至1936年之间的作品。

⑧ 洪深：《狗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1919—1949（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