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与巫诗传统

2013-04-02张招娣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张招娣，季玢

（1.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2.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他的精神归属之地。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以湘西为地域背景是继屈原之后对神秘浪漫的巫楚文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等方面更为深入的发展，在其隽秀的笔端，浪漫传奇的巫诗风采一一倾泻而出。

一、巫诗传统与文学

巫早期的发展带有诗性魅力，它借助歌舞仪式来祈求神灵的庇佑。诚如《商·书伊训》所云：“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而美国学者金氏则于1892年提出巫术先于万物有灵论，将巫术作为宗教的起源。中外许多学者对“巫与文化的关系”都有过深入的阐释。鲁迅指出，中国人本来就是信巫的，巫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29李泽厚主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一种由巫而史的巫史文化。”［2］181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巫术与宗教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宗教仪式和活动中都留下巫术的影子。”［3］75饱览现有的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很多都带有神秘浪漫的原始风采，这是原始巫术留下的遗迹，也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素材。

纵观古今文学发展的进程，“巫”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不断促使巫诗传统向前发展。在中国，上古时代就有了巫，起初巫以祈求神灵的庇佑为主，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巫在社会中的地位开始改变。“从周至汉约700余年，巫风更盛，上自宫廷，下至闾巷，几乎都由巫觋支配行事，执掌宫室祭祀，执行国事卜算，参与占侯预言，以舞降神通神，以术驱邪禳灾，验测水旱丰歉，医治伤痛疾病，无所不能。”［4］237“巫术礼仪在周初彻底分化，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渐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经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2］59湘楚之地是巫文化繁衍生息的一块宝地。楚人“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5］112巫风蔓延于整个民间和朝廷。就在这一背景下，屈原以其大胆的想象、美妙的意象和瑰丽的文字，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和个人抱负，从而开辟了巫与文学相结合的文学传统。譬如在《离骚》、《九歌》、《天问》、《招魂》中，他追问天与地，无尽地思考人生。

上溯至屈原，发展到20世纪初，将巫诗传统发扬光大的便是沈从文。沈从文诗意地展示了湘西世界里人、自然、神、巫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在现代乡土文学中建立起了一道别致独特的风景线。

二、人性与神性的水乳交融

沈从文用诗意散文化的笔触细腻地构筑了一个美好和谐的湘西世界。湘西世界里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里的人性饱含着原生态的纯真与美好，而自然界里的万物也与和谐的人性相得益彰，浑然天成。人性与神性的交融构筑了沈从文心中美好的精神家园。沈从文对这种自然人性的全情投入无不是这巫诗传统的深重影响。

1.对自然人性的讴歌

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6］人性或曰生命的神性。沈从文所论及的“人性”主题就是，关注人的自然本性。“巫文化的美学特征之一：人的自然化。”［7］这种巫文化强调自然、突出自然，追求美与艺术的独立。

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是自然的，是发乎于心的。人性是真的，是美的，是善的，这一切统一于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完美和谐。纵观沈从文的作品，一个个美丽善良的纯真少女形象跃入眼帘，令人难以忘怀，譬如翠翠、三三、夭夭、阿黑、萧萧、巧秀等。在这群可爱的少女身上，集中体现了人性的真善美。同时，沈从文乡土作品中的爱情，也透出自然“神性”的健康与优美。例如《雨后以其他》中大段的性爱描写，我们读来不觉任何庸俗意味的厌烦，而是被一种空灵澄澈的爱情自然性而感动。就连一直以来被人所耻的娼妓，也被沈从文写入作品中，他觉得娼妓的感情和纯真少女的性情一样纯净。

人物品德神秘、高尚、美丽到了极致，极具“神性”，让我们崇敬。但是在都市生活的吞噬中，他们又是孤独忧愁充满诗意的。《山鬼》中的癫子保持一颗童心，爱自由，爱美，爱孤独，爱寂寞，爱超越于人无法企及的感情。这种品格是人间独有的，其本质上是展现人永恒追求真善美的至上情怀，这种人性已经上升到神性，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都市对乡村的侵袭越来越厉害，但是仍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敦厚地生活在城市的乡下人守着真善美，在都市中行走。例如《会明》中的伙夫会明、《灯》中的厨子是那么醇厚、正直，对生活乐观，妥帖安排照料“我”，他们的精神使乱世中的“我”对未来依然充满希望。这其实是沈从文的无力反抗式呐喊与较量。《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充满“自由、正义、自然生命”的神性品性的人就是被都市彻底摧毁的牺牲品。

2.对自然世界的倾心

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体察自然界中的万物，也是重要的一部分，自然世界中的万物，比比皆是，无处不在，随处可感，除了刻画人神之外。

“金铃子像小铜钲般清越，尤其使人沉醉。经行处，间或还听到路旁草间小生物的窸窣。”［8］46五叔的可亲，茂儿的可爱，温暖的亲情，在乡下的星光、虫声的唏嘘声里被衬得更加纯净美好。

“这牛迷迷糊糊时就又做梦，梦到它能拖了三具犁飞跑，犁所到处土皆翻起如波浪，主人则站在耕过的田里，膝以下皆为松土所掩，张口大笑。”［9］293牛与主人相依为命，牛跛了，主人不断给它诊治，夜里也睡不着，经常起来看牛；而牛好像也通人性般，希望自己快快好起来，为主人效劳。自然中的物与人相亲相爱，牛这时宛如具有“神性般”，沈从文通过侧面描写将牛与主人的心理情感流露出来，非常真挚感人。

“一条河在薄雾里静静地流淌着，由大山蜿蜒而出，绕寨而去。月光淡淡地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于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碉堡影子横卧在斜坡间，如同一个巨人的影子。”［10］44为了衬托美好的爱情，作品中设计了这样和谐的氛围。傩佑和女孩纯真的爱情与这样月色融融、山水朦胧、景色秀丽的环境和谐统一，具有强烈的美感，弥漫着浪漫的诗性情调。

沈从文创作中巫诗传统的内涵，体现为自然性。因而必须亲近自然，集中自我的全部感官去倾听、感受自然。泰戈尔曾说，“我们个体之心灵是宇宙之心保持和谐颤动的琴弦，它在时空的音乐中回荡。”［11］只有当作者全身心沉醉在自然之景中，才能听到自然的声音、韵律和生命情感。受湘西苗、土家、汉族杂居之地的“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的熏染，沈从文聆听山川万物，字里行间荡漾着诗性的意境。沈从文自觉地亲近自然源于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对自然做出异于常人的体验。自然被人赋予了神性，“一株树或一片古怪石头，收容三五十个寄儿，原是件极平常事情。且有人拜寄牛栏的，井水的，人神同处的日子竟过得十分调和，毫无龃龉。”［12］321对于自己的这类观念，沈从文毫不讳言地承认这是一种“泛神倾向”，“神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13］312人沉醉在自然世界中，达到物我交融，“神人合一”不断升华的至高境界。正是这种对自然生命的倾心后产生的崇拜，使得他作品中大自然种种景象格外秀丽别致，格外显得迷人。

三、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浑然天成

虽然都市文明不断地侵蚀乡村世界，但沈从文是乐观的，他用心地守候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尽情地抒写美好的湘西世界，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美好世界的喜爱，听到他那孩童般的激情声音与宇宙万物神秘浪漫的对话。这种审美风格正是在巫诗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强调的是内在心灵与自然万物的本真交融，是用纯真自由的想象力和原始的孩童眼光对真实世界的仔细欣赏并作出最高赞美与热爱，让人们看到了真、善、美的理想国，看到了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开启了诗意纯真的民族乐园，从而发现民族灵魂的归宿。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浪漫主义与神秘主义相交融的审美风格主要展现在自然、梦境、死亡和偶然四大主题的艺术表现上。首先，在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人们“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夫的案桌，拜猪圈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自然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得到了细腻地表现，万物皆有神性。这种“自然神性”超越道德、阶级与社会，超越时间与空间，闪烁着一种神奇乃至神圣的理想之光。梦，文学古已有之，而沈从文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梦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桌前那一簇如梦的野花”（《主妇》）、比梦境更荒唐（《七色魇》）、“夏夜光景说来如做梦”（《萧萧》）、“凭歌声引带自己到一个光明梦境里去”（《王嫂》）等等。这是他将自己诗意的心灵与宇宙心灵进行的梦幻交流。梦具有模糊性、虚诞性、断续性、飘忽性等特征，因此常予人神秘迷茫、奇幻莫测之感。沈从文通过梦境将自身难以捉摸怪诞的思想间接表现出来，使人受到一种神秘氛围的感染。在所有的象征中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是死亡的象征。死亡，被沈从文看作是“极少数人能够避免自然派定的义务：爱与死”（《烛虚》），沈从文对生命的追求及对死亡的向往来自于他对死亡的深刻感受，他对死亡的描绘更忠实地展现了神秘的偶然、人世的无常。例如《初八那天》两个木匠工人的偶然死亡。《旅店》里和老板娘发生恋情的过路客商是那么地强健有力，可是一个月后却得病暴亡！死亡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充满着令人难以揣摩的神秘氛围。虽然沈从文描绘的死亡是那么神秘偶然，甚至让人觉得怪诞恐怖，但是他在对待死亡的心态上还是表现出诗意的美，那是一种悲剧性的挣扎，只是通过生命人情的美来给死亡做最后的慰藉，更给死亡蒙上了一层神秘浪漫氛围。如《月下小景》中，死亡被缀上了爱的色调，死亡让爱永恒，《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则以死殉情。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死亡的神秘主义更是达到了极致，商会小女儿吞金而死，小号兵竟想去盗尸。更诡异的是，当他摸进坟墓时却发现尸体已被盗走，地上洒满了蓝色的野菊花，这便使得死亡神秘怪诞、诡异又浪漫。这时，死亡的悲剧因素已经大大地被淡化了，留在人们心底的更多的是对死亡外延所渲染的神秘疯狂的迷恋和沉醉。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偶然性几乎随处可见，似乎每个生命体都在偶然中不断地发展向前，也可以说偶然掌控着万物。偶然因而也独具神秘主义倾向，它不仅存在于死亡之中，同样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沈从文笔下的偶然更多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悲观无奈淡然的情绪，偶然无处不在，我们根本无法把握。沈从文在对偶然的打量和探究下，发现了荒谬、乖戾甚至超力量的神秘。《萧萧》中的萧萧本来是要发卖或是沉潭的，但是因为偶然因素留了下来，后来还生了孩子。然而，这种偶然性不是对获得生存的惊喜，而是在萧萧儿子娶童养媳的时候，给人类命运的循环增添了悲剧的宿命意味，无限讽刺与苍凉。

沈从文曾说过，“他要用一支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形式。”［9］这不仅是他的内心独白，亦是对他的小说创作特色的一个精妙概括。20年代浪漫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英雄性、崇高感，也可以说是忧郁感伤。沈从文浪漫主义的重要精神是对自由生命的向往与追求。

当代学者毛峰在《神秘主义诗学》一书中指出，“浪漫主义是一切以诗意神秘主义对抗近代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古代巫术、秘教、哲学形而上学、宗教等是神秘主义文化形式集中到诗歌（文学、艺术、美学）思想中，形成近代诗意神秘主义更诗化的表现形式——美学神秘主义。”［14］232在他看来，美学神秘主义追求的是一个诗化的世界，这也正是浪漫派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即让世界充满诗意，让人类诗意地栖息。沈从文追求的正是充满着神性格调与浪漫气质的诗意气氛。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道师与道场》、《月下小景》、《凤子》等都展现了奇诡性的神秘主义风采和诗意化的浪漫主义情调。沈从文也“和西方浪漫派的诗人、哲人一样竭力追求超凡脱俗的爱和自由。爱和自由是那么神圣，它可以超越金钱、肉体，超越现实一切物质的繁琐”［15］。《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等可称是爱和自由的宣言了。爱一直是沈从文钟爱的主题。经过爱的理想的破灭趋之虚诞之后，《月下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三》彰显其若隐若现的宗教情怀，而渐次走向浪漫神性之维。沈从文注重亲身体验和直觉感知，崇尚梦想的诗学氛围，强调想象世界的美好和平。他笔下的吊脚楼、河流、石板路、野花、小溪、妓女、水手，还有两岸山间那款款动人的情歌、木傀儡戏表演的神秘无一不具有一种浪漫情调和牧歌的抒情风格。他的作品里有表现对神巫的眷恋，对自由、美好、和谐的无限热爱，对“神圣爱情、温馨亲情、可贵友情的纯粹追求以及贯穿创作始终的宗教情怀。这让我们看到了充满诗性的作家内心对神性的追寻”［15］，这无疑是他循着自己的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美学观而进行的创作。

综上所述，沈从文继屈原之后，对巫诗传统的发展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巫、神与人、神与巫的每一个角落，可谓是别出心裁地将巫诗传统延伸并发扬光大。沈从文流光溢彩的文字背后，是对这片巫风巫雨的湘西世界的独特理解，正如他在《凤子》中说的，“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千多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13］387沈从文所开创的巫诗传统和文本范式对后世，特别是对1980年代以后的寻根小说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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