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飞燕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丹阳师范学院，江苏 镇江 212300）

姜可生（1893-1959），名仑，字可生。江苏丹阳人。年十三赴南京求学，接触革命思想。后转学上海，1912年加入南社，时年二十岁。同年，姜可生任《民国新闻》社编辑，先后在《太平洋报》、《民国新闻》、《民报》等刊物上撰诗作文，并发表时评百余篇，被柳亚子先生戏封为“天立星双枪将”。[1]141新闻评论是就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以指导实践的一种文体。作为一名南社成员，活跃于上海滩的报人，他目光敏锐，见解独到。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人对此予以深入、全面的研究。笔者拟从姜氏新闻评论文章入手，探讨姜氏新闻评论的特点及其重要意义，或有裨于姜氏和南社报人研究。

一、姜可生新闻评论的内容

姜可生在1912年至1913年间，在《太平洋报》发表评论4篇，《民立报》1篇，《民国新闻》128篇，《大同周报》10篇。从姜氏的评论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严辞鞭笞当权专制。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袁世凯攫取了总统一职，动辄以兵力要挟解散参议院，内阁成立一变再变；同时铲除异己分子，对进步报刊残酷镇压。副总统黎元洪更是怙恶不悛：查封《大江报》，杀报人何海鸣、张振武，拘捕冉剑虹、江亢虎、尹震寰等进步人士。执法的理由竟是“奉大总统令，据副总统电，对不起君”。面对参议院的质询，答复竟是有待查实。面对如此专制跋扈、草菅人命，姜氏曾评论说：

夫破坏约法者，可以谓之贼；擅杀无辜者，可以谓之贼；摧残言论者，更可以谓之贼。有一于此，即可以谓之贼。而谓兼乎此者，宁非贼乎！[2]138

姜氏不仅以“贼“论之，更以“屠户”讽之：“满清末造之赵屠户，尚未闻两三日间杀人至七八百人之多也。今日之黎屠户，其杀人手段竟过于赵屠户远甚！”[3]468。

二是全面揭露社会乱象。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共和政府，当权者的不作为致乱象丛生：议员被枪伤、议长被刺；内阁大臣不是病假就是辞职，可有可无；立法机关被破坏，专制魔力更进一层；参议院就改革服装开会十数次，议会有如服装陈列所；陆军部面对随便杀人，各处兵变无正当办法；内忧外患相逼，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却成了安置闲散人员的虚职；军警交讧；律师贪利忘耻，弄法舞弊；上海敲诈频现、盗贼猖獗，治安堪忧。对此，他评论道：

总统专横，如约法何？总理多病，如国务何？兵士劫夺，如军队何？盗匪充斥，如地方何？外人谋我，如中国何？蒙藏日亟，如边防何？报纸庞杂，如言论何？专事攻击，如人心何？金融恐慌，如生计何？水灾，旱灾，兵灾，疫灾，如四万万生命何？[2]141

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庄严璀璨”之民国竟呈如此之乱象，姜氏不禁“哀民生之多艰”，为之“泣下沾襟”。

三是疾呼潜在疆域危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地位低下，甚至不被承认。而此时，法国到青岛测绘，德国已经侵占山东路矿权，法国首相出访俄国，日本桂太郎漫游欧美，俄国修筑远东军港，日俄协约。对此，姜氏作《楚歌四面之中国》：

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正常或素不相识，则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性较小。但若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关系不睦或素有仇怨，则有捏造或夸大犯罪事实的可能性，则此时更应尽力查找是否存在与被害人陈述事实相矛盾的事实或证据，对被害人陈述进行仔细的审查判断。例如：若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此时出示的证据存在矛盾时，不应轻信被害人陈述而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此时应运用证伪思维首先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审查，若能找出被害人陈述的一两个矛盾之处，则此时应首先搜集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以免造成冤假错案或轻罪重判的情况发生。

日俄协约，分割满蒙。英人野心，进逼片马。藏卫之风云日恶。川滇之恶耗频来。茫茫中原，从此多事矣！……今日为国民视线所最注射者，非外交问题耶！然言乎国际，则未经承认；言乎国防，则危象环生。处兹存亡危机之秋，于外交上既无对付之能力，……欺人欤？直自欺耳！[2]113

姜氏直言警醒当权者、警醒民众：政府不要再这样自欺欺人，否则“瓜分之祸”在所难免；同胞们该挺身奋起了，“偌大中原，其将任人宰割乎哉！我政府为亡国之政府，人民非亡国之人民。同胞，同胞，速起！速起！”[3]450-451。

四是积极传播西方思想。姜氏报道的域外新闻有：美国开凿古巴运河、普鲁士注重民生降低进口食品税、俄罗斯革命风潮日益剧烈、英国女权运动者被捕绝食等。姜可生在英国妇女渴望参政并为此斗争的新闻评论中，主张女子亦是人，要男女平等。对于爱尔兰要求独立，他认为是“进化之阶，天演所许”，如果压迫愈严，则反抗愈烈。他赞扬英国米开尔探险北极的精神，并以哥伦布作喻。他提倡人类大同和大同世界。他还对侨民的艰辛与无助、对亡国的朝鲜和越南民众的悲惨与反抗给予了同情和关注。

姜可生的新闻评论对当时的共和问题、国防问题、外交问题、民生问题，乃至戏剧表演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尖锐地批判了当权者违背共和、蹂躏人权、残害有识之士的专制暴行，揭露了英、俄、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藐视我国主权、妄图侵占之野心；深切同情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积极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并以极大的热情褒扬了革命人士，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思想革命。

二、姜可生新闻评论的特点

姜可生感到政治斗争的紧迫，深切担忧中国的命运，通过评论探讨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揭示社会的弱点与病态。他的评论以叙事为端，展开议论，融入了抒情，是叙事、议论和抒情的有机结合，呈现出如下特点：

其一，短小精悍，言辞犀利。姜可生的新闻评论大都在一百字左右。如《蒙藏问题》仅用89字：借蒙藏形势告急，批判政府对于疆域边防的忽视，警醒政府这只是开始，万万不能等全局告急再作打算，呼吁政府不能再如做梦似的不作为。观点正确切合实际，论述又恰如其分、合乎情理，而且一语中的，很具有说服力：

今日之总统是否等于昔日之皇帝？昔日之皇帝可以杀人，今日之总统亦可以杀人。总统不但可以杀人，并且可以便宜杀人。总统之魔力，胜于皇帝多矣！无怪乎袁世凯颠倒梦想，而乐于总统不疲也。[2]126

同时我们看到作者对于当权者和执法者的批判总是义正词严。如《今日何多军警交讧耶》一文，姜氏就此事件发问：军人如果不服从法律，还有什么资格成为军人？警察是保卫地方的，怎么连秩序都维持不了？这样意气用事，公报私仇，真是连平民都不如。语言简洁峭拔，不留情面。评论还多次大胆直接地抨击黎元洪滥杀无辜、迫害革命者、欺世盗名的丑恶行径：“尔之面目一变至于此极耶！”[2]122“其心可诛，其行亦可鄙矣！”[2]125“安有文明国而可任禽兽之官吏肆其磨牙吮血之毒者！”[2]127“何物妖奴，竟敢如是”[2]129。凝练的语言锐利如匕首投枪，三言两语就刻画出了当权者的可恶嘴脸，表明了自己的深恶痛绝。

其二，融贯中西，旁征博引。姜可生的评论涉及域外新闻的，多达58篇。这种比较中西的论证方法可谓明了清晰，论述有力：由土耳其组阁引发对民国内阁的担忧；由加拿大海军的扩张寄望中国舰队的强大；由英首相讨论疆防、日俄协约点明我国边防懈弛，且已祸及噬脐，如俎上之肉；由同情朝鲜、越南的被凌虐之苦提醒不做亡国之民。他擅长把评论涉及的基本道理与中心论点分析透、论述透。如《英伦敦瓜分中国之会议》：

以不承认为进逼之阴谋。以要求条件为侵略之地步，以不用兵为市惠我民之诡计，以限制借款及购买军火为置我死命之毒魔，……中国，中国，其将入碧眼黄髯儿之囊橐也乎！……英吉利不过列强之一耳。环而伺者，正大有人也。事急矣，可奈何！如蹉跎复蹉跎，将何以对中国，将何以对国民！[2]120

这里，姜氏运用排比说理，着力分析各要挟条件的内部联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英国瓜分中国的野心；再用反复的手法突出强调兵患国危，还有很多国家妄图来中国侵占领土，瓜分利益，急切呼吁政府不能再继续敷衍下去了。姜氏在谈古论今中古文、诗词信手拈来：“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2]122“大厦将倾，燕雀犹乐”[2]133；“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2]146。可谓旨远而词约，言尽而意永，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识和才情，使读者在增长见闻的基础上获得知性的享受。

其三，见解新颖，发人深省。姜氏多次在评论中提倡注重民生，以民为本，创办实业，认为这是治国最重要的政策：“欲求国立，必先民主。民不立，则等于无民，苟无民，何有国？”[3]455认为体育为强国之素，德智体三者兼赅，体用完备，方谓之完人。建议解决禁烟问题，首先要禁种，然后是禁运。提出对于饷项奇窘，哗变堪虞的军队可以屯垦移殖加以安置。呼吁政府节省行政经费，指出财政为国家命脉，不要肆意挥霍有限之民膏。强调满蒙是中国北方的屏蔽，一旦丢失，则中国之疆土将被任意攫取。特别是对于日本的狼子野心，作了数次评论：

以野心蓬勃之桂太郎，毅然为东道主人，有不协以谋我者乎？……东望瀛洲，杞忧靡切！……如能毋践予言，则我国幸甚矣！[2]130

此评明确地指出了还在萌芽状态的问题，及早地预报了事情的发展，精准可信。姜氏评论对政治问题的观点和对民众的号召，具有现实意义。读者感到清新明目、振聋发聩，可读性强。

其四，言词优美，充满爱国热情。姜可生旧学功底深厚，善用比喻、排比、反复等艺术手法。他把复杂的社会现象以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来：“我参议院亦如驾漏舟于骇浪，存亡正未可知”[2]119；“至于无法律国，尽人可残杀，等于禽兽之食人”[2]127；“党犹水，国犹鱼，鱼赖水养，国运盛衰，党实主之。”[2]148喻体漏舟、禽兽、水和鱼，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读者一看就明白一切了。又如：“亡国遗民之惨如是！如是！”[2]122“努力！努力！着着进行。”[2]123“苍天！苍天！谓之何哉！”[2]129反复和呼号的运用，让我们感到了作者内心涌动的激情，赋予了评论一定的感染力。姜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以情行文，感情充沛。如“惟有仰天长叹，向民国前途放声一哭耳”[2]126；“我生不辰，胡竟遭此奇遇耶！环顾全局，泣下沾襟矣，”[2]141；“莽莽中原，风潮匝地，怅望祖国，其何以堪！”[2]141“是可忍，孰不可忍！”[2]118作者真实地抒发了内心的深切感受，担忧、迷茫、惆怅、悲壮之情跃然纸上。评论中多用语气词“噫”、“呜呼”、“嗟乎”、“壮哉”、“咄咄”，悲切之声不绝于耳，赋予作品以感人的力量。这样的评论节奏鲜明，富有煽动性，让我们不仅能看到一个年轻报人的满腔义愤，也听到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大声疾呼。

三、姜可生新闻评论的意义

姜可生作为一名报人，他的评论显示了辛亥革命时期报界的实绩，显示了南社的战斗精神，这在近现代新闻文章史上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作为世纪之交的文人，他的评论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凸显南社报人的开拓作用。南社柳亚子提倡以文学鼓吹革命，“既非军人，又非政客，更无直接参加革命的资格，只好弄弄笔头，长歌当哭”[1]82。南社先后有近50位成员办报30余份，《民国新闻》、《太平洋报》的主创或编辑大都是南社成员。《民国新闻》尤以反袁态度坚决，政论文章言辞激烈、针锋相对闻名海内外。它与《中华民报》和《民权报》，被人们称为“横三民报”，是当时的“激进派”报纸。南社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新闻记者，如邵飘萍、林白水、杨杏佛、邵力子等，可谓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整齐。姜可生还与同邑好友吕凤子等发起创办《大同周报》。不久，由于宋教仁被暗杀引发“二次革命”，袁世凯在镇压革命的同时对异己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对进步报人残酷迫害，姜氏被迫流亡到苏北兴化、镇江焦山寺和浙江南岙海岛。由姜氏新闻文章写作经历可见南社诸子在新闻文章史上所起的开拓作用。

其次，反映新闻记者的仁爱情怀。姜可生是当时中国激进派新闻评论文章的代表。他的新闻评论向我们清楚地展现了在动荡不安的民国年代，一个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认识、理解和对策。姜可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他在《民国新闻》任编辑时，创作热情高涨，几乎每日都有评论文章，且“观点鲜明，词锋凌厉。深探袁氏之内心”[3]481。他的评论虽然形式短小，但它似匕首，如投枪，进行直接地揭露和愤怒地抗议。这种近似于“释愤抒情”的新闻评论可谓“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4]4。由此我们不难从这位出身于旧式家庭的热血青年的犀利文字中想见那个时代的动荡，看到国人的彷徨，听到清醒者的呐喊。柳光辽先生认为：“它们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还代表着当时的民意，是时代的回响，有其不凡的历史价值。从时评中读到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迥异于历史教科书里干巴巴的结语。”[2]5姜氏作为一名敏锐的新闻记者，对社会现象认识透彻，有强烈的现代民主启蒙精神。直接反对袁世凯、鼓吹二次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反抗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姜氏评论的核心。他的评论暴露了统治者的野心，揭示了社会的乱象，表达了广泛的社会批评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他的评论表达了那个时代一介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激起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共鸣。他的评论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达到了引起警醒的效果，为革命做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

再次，闪耀现代性和理性精神。世纪交替时期的中国文人，他们面对乱世，不再是旧式文人的悲观感怀、隐逸山林，不再站在维护统治者的立场上述说悲欢宠辱，他们的思考更为理性，他们的眼光更为博大：社会、国家、民族乃至革新与西学，显示了当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姜氏自觉地以开放眼光和理性的精神观察生活、思考历史、把握时代，积极地寻找出路，并以“诱进国民之常识”、“融通万有之学术”为理念。姜氏开始关注人格的变化，吸取西方文学的表达经验，尝试新的说理语言，透过评论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姜氏以新的文人形象创造了极富个性色彩的新闻评论，树立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理性精神。“虽然题材上显得有些单调，基本不离家国忧患与民族政治，但在那个历史时期文学的社会效应远重于审美效应。”[5]16思想开放、活泼自由的新闻评论在逐渐散发理性色彩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新文学的进程。

姜可生以他奔放的热忱和充沛的才情创作了大量警醒、启迪世人的新闻评论。其文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古文的模式，半文半白的语言显示变化得不彻底，但这些新闻评论不仅在民国新闻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二三十年代的杂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M]//柳亚子自述续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

[2]姜可生.姜可生诗文选[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9.

[3]姜可生.姜可生小说选[M].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9.

[4]鲁迅.伪自由书·前记[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庄汉新.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