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洛的文章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以《骈体文钞》评语为中心<br/>

李兆洛的文章学理论与批评方法——以《骈体文钞》评语为中心

2013-04-02孟伟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孟伟

（常熟理工学院文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

清代中后期，阳湖（今属江苏省常州市）一地涌现出一批以文章名世的作家，他们在文章创作领域成就斐然，世人称之为“阳湖文派”。李兆洛是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在清代文章学存在骈散之争的背景下，李兆洛通过评选《骈体文钞》，阐释其“推尊骈体，破除古文藩篱，以期在观念和实践上真正融通骈散”［1］96的编纂宗旨。《骈体文钞》的编纂宗旨早已备受瞩目，而散见于书中的评语则是李兆洛文章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揭示《骈体文钞》评语的理论价值，对全面认识李兆洛的文章学理论具有一定意义。①本文所据《骈体文钞》为《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合河康氏家塾刻本，以下所引《骈体文钞》评语均出自此书。

一、李兆洛的文章学理论

（一）注重特征与规范的文体学观念

中国古代的文章写作特重文体。明人吴讷云：“文辞以体制为先”［2］9。现代文体学认为，“从文体的呈现层面看，文本的话语秩序、规范和特征，要通过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体现出来，这就是（一）体裁，（二）语体，（三）风格。”［3］103李兆洛在评语中，注意从特征与规范的角度对文章文体进行认识与把握，体现出较为明确的文体意识。

李兆洛注重对文体风格特征的辨析。评陆倕《新刻漏铭》：“铭……贵核而肃。”指出了“铭”应该具有“详实而严肃”的文体风格。评潘尼《乘舆箴》：“箴贵慤而奥”，指出“箴”的文体风格是“诚实而深刻”。评钟会《檄蜀文》：“魏蜀强弱形见，故言之磊落，独得文诰体。”所谓“言之磊落”就是文章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李兆洛认为用于军事斗争的“檄”应该具备这种文体风格。

中国古代文章以实用性为主，不同门类的文体有不同的功用，功能用途是文体的主要特征，也是不同文体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李兆洛在评语中特别注意辨析文体的功用特征。评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教令所颁，亦谓之檄，非只用于军旅也，其体与移文相类。”指出“檄”这种文体也可用于颁布教令，从功用的角度来讲，它与“移文”有相似之处。评刘禅《策丞相诸葛亮诏》：“此以诏为檄，辞严义正，誓诰遗风。”指出此“诏”的目的是晓谕敌国，发挥的是“檄文”的作用。评张载《剑阁铭》：“虽曰铭，其体实箴也。”认为《剑阁铭》虽然题目是“铭”，但从文体来看，是“箴”的写法。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论“箴”的作用是“攻疾防患”，而“铭”主要用于褒扬功德，所谓“铭兼褒赞”［4］194。据《晋书·张载传》，张载作《剑阁铭》的目的在于“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5］56，其功用在于告诫蜀人，以防患于未然，这是“箴”的功用。所以李兆洛认为《剑阁铭》“其体实箴也”，是从文体功用角度得出的结论。庾信《思旧铭》评语：“此亦哀诔之文，非施于碑志者。”指出《思旧铭》的内容是哀念故人，从用途来看属于“哀诔”文，而不是通常用于碑刻的“铭”。中国古代的实用性文体，门类众多，不少文体功用较为相近，容易混淆，这与西方文体有显著的不同。李兆洛在评语中从文体功用角度对文章进行深入细致的体察，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点是有一定意义的。

现代文体学的基本理论认为，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审美特性和表现方法，创作必须遵循文体规范。李兆洛也强调文章写作应符合文体规范。对于文章结构，他认为紧凑、严密才符合文体规范。评班固《典引》“裁密思靡，遂为骈体科律”，“裁密”就是结构紧凑，评陆倕《石阙铭》“词靡裁疏”，“裁疏”是指文章结构不够紧凑。李兆洛认为文章语言要符合文体规范。评谢庄《宋武帝宣贵妃诔》：“此与文通《齐武帝诔》入后俱不作四言，与哀策之体相乱矣。”李兆洛认为每句四言是诔的语言形式，而谢庄和江淹的两篇诔文在结尾都打破了四言的形式规定，这种写法与哀策相混淆，是不符合“诔”的语言形式规范的。评李斯《上秦王书》“语既泛滥，意集诙嘲”，不符合“陈言之体”。李兆洛认为《上秦王书》语言铺排夸张，有诙谐、嘲讽的语气，不符合“上书”这种文体的体制要求。其他如评李斯《会稽刻石》风格“朴浑”是“知体要也”、评蔡邕《东鼎铭》“铭功之体，此最得之”、评沈约《梁武帝集序》“属词有体”、评公孙弘《对贤良文学策》“切实简当，得开说之体”、评钟会《檄蜀文》“言之磊落，独得文诰体”等，其中所说的“知体”、“得体”、“有体”等也是从文体的风格、体貌、结构、构思、语言等角度出发，肯定所选文章符合文体规范，可作为学习的典范。

中国古代文体学内容丰富，但由于古人特殊的表达习惯，文体内涵“互相纠缠”，具有“丰富性、复杂性、模糊性”［6］20的特点。《骈体文钞》评语，注重从特征与规范的角度把握文章文体的特点，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文体学具有一定意义。

（二）提倡“古朴醇雅”的骈文文风审美理想

在《骈体文钞》评语中，李兆洛注意对文风进行评论，从中可以看出，他以“古朴醇雅”作为骈文文风的审美理想。

清初以后，文坛致力于扭转晚明以来空疏颓敝的文风。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序》中标举“古雅”文风；方苞在《钦定四书文》中提出“清真古雅”的衡文标准；乾隆《御选唐宋文醇》，以“醇”标题，表明其选文宗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时代表散文创作正宗的是简洁雅正文风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桐城派古文。”［7］7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文人自觉追求下，“古朴醇雅”成为清代散文创作的风尚。李兆洛评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朴而能华”，评李斯《会稽刻石》为“朴浑”，评萧子良《言台使表》“以朴语写俚事而不失雅赡”，评崔骃《官箴》“雅懿”，评《汉修西岳庙记》“醇质”，评张华《女史箴》“极醇”，评王褒《四子讲德论》“醇厚”，评王稚纪《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以质得古”。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李兆洛以“古朴醇雅”作为评论骈体文章的审美标准，认为优秀骈文也有古朴醇雅的风格特点。在清代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中，文人常以“卑靡”评价骈文，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8］577李兆洛在评语中标示“古朴醇雅”的骈文文风，是对以“卑靡”评价骈文者的有力反驳，与他推崇骈文的宗旨是一致的。清代中后期，以古文审美标准评价骈文成为一种趋势。吴鼒编选《国朝八家四六文钞》，在《小仓山房外集题辞》中说：“凡先生文之稍涉俗调与近于伪体者皆不录。雅音独奏，真面亦出。”［9］卷首彭兆荪认为骈文创作应该符合“义归于渊雅，词屏乎哗嚣”［10］699的准则，都要求以古雅文风来矫正骈文的俳俗、浮靡，这是当时提高骈文地位的一种努力。李兆洛在《骈体文钞》的评语中，将作为清代古文和诗歌批评标准的“古朴醇雅”树立为骈文文风的审美理想，是其“融通骈散”的文章学理论的重要体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三）为骈文语言树立“丰腴华美”的审美标准

中国古代批评家十分重视文章语言。《骈体文钞》评语中所说的“辞”、“词”、“语”、“藻”等指的都是文章语言。德国学者威克纳格认为：“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11]18语言与文章风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李兆洛在《骈体文钞》评语中注重对文章语言特点的概括，为骈文语言树立了”丰腴华美“的审美标准。评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稚圭深于礼，故其辞尤粹美。”评夏侯玄《时事议》“其辞密切”。评庾信《周太子太保步陆逞神道碑》：“子山诸篇，密藻丽思，无以复过。”评陆倕《新刻漏铭》“密藻可观”。评班固《窦车骑北伐颂》“其辞奥美”。评萧纲《大法颂》“文之华腴不下颜、鲍”。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藻丽绝特”。评徐陵《与王僧辨书》：“孝穆文惊采奇藻，摇笔波涌，生气远出。”这些文章都是骈文名篇，从评语可以看出，李兆洛对骈文“粹美”、“繁密”、“奥美”、“华腴”的语言风格表示欣赏，我们可以把这些风格概括为”丰腴华美”，可以说“丰腴华美”代表了他对骈文语言的审美标准。清代古文称盛，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极力排斥骈文语言，认为骈文语言俳俗、浮靡，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观念。古文家虽然排斥骈文，但古文末流也存在言辞浅陋的弊端，李兆洛在《答庄卿珊书》中说：“洛之意颇不满于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所谓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轻浅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咏，口牙小慧，謭陋庸词，稍可上口，已足标异。”［12］119对古文末流浅陋平庸的语言表示不满。清代中后期的学者认识到骈文在语言方面的特点。袁枚认为骈文擅长修饰语言，说：“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13］199，邵齐焘认为骈文语言应有“绮藻丰缛”的特点。“丰腴华美”作为《骈体文钞》评语中所标示的语言风格，代表了李兆洛对骈文语言的审美趣味。用丰腴华美的骈文语言矫正古文末流粗疏浅陋的语言，这也是李兆洛编选《骈体文钞》的用意之一。

二、李兆洛的文章学批评方法

（一）推源溯流：对“融通骈散”理论宗旨的阐释

推源溯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其核心理念是将“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的前后联系，亦即文学传统中予以衡量、评价”［15］104。在对所选文章进行评论时，李兆洛经常采用推源溯流的方法，站在统观文章写作历史发展的立场上，揭示文章承传演变的轨迹。

李兆洛使用推源溯流的方法，经常从某一方面的写作特点立论，具体指出某些文章是后世文章的源头。如评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隶事之富，始于士衡；织词之缛，始于延之；词事并繁，极于徐庾。”评刘孝标《广绝交论》：“以刻酷抒其愤恚，真足以状难状之情，《送穷》、《乞巧》皆其支流也。”评曹植《平阳懿公主诔》：“其模容写貌，则安仁《金鹿》等篇所自出也。”评伏文表《与阮籍书》：“幽异恣肆，似出鸿宝。其铲句凿字，亦江、鲍所祖。”这些评语从使用典故、组织词语、文风、抒情、容貌描写等角度指出所选文章对后世文章的影响。

对于六朝骈文，李兆洛尤其善于用推源溯流的方法进行观照。从“源”的角度，他指出六朝骈文的源头出自先秦两汉文章。在《答庄卿珊书》中，他批评古文末流的平庸肤浅，认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指出“《报任安书》，谢朓、江淹诸书之蓝本也；《出师表》，晋宋诸奏疏之蓝本也。皆从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12］119用推源溯流的方式，指出了六朝骈文与两汉文章的源流关系。在具体文章的评语中，评张载《剑阁铭》“亦是步趋子云”，评郑朋《奏记萧望之》“亦从《战国策》出”，评王稚纪《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以质得古，出于《凡将》、《滂喜》者也”，评嵇康《养生论》“此等文自《论衡》出”。这几条评语与其一贯的理论主张相一致，都指出六朝骈文的源头出自先秦两汉文章。

从“流”的角度，他指出六朝骈文对唐宋文章的影响。如评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唐初《等慈》、《昭仁》诸文嚆矢”；评薛道衡《老氏碑》“此初唐四杰之先声”；评张华《女史箴》：“极醇，实是宋人所宗。”评李公辅《天命论》：“舂容茂美，固足下开燕、许”；评郤广基《贤良对策》：“东京之流裔，汴宋之先驱。”这些评语说明初唐四杰、燕（张说）、许（苏颋）、韩愈（见上引刘孝标《广绝交论》评语）以及宋代作家在文章写作方面都受到六朝骈文的影响。

明清两代，古文在文章写作中占据主流地位。李兆洛反对古文独尊，说：“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膇，理所必至也，于其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骈体文钞序》）从文章源流角度，明确表达了他认为骈散同源，要求融通骈散的文章学理论。在《骈体文钞》评语中，李兆洛运用推源溯流的方法，通过对具体文章的分析，既强调先秦两汉文章是六朝骈文源头，又揭示了六朝骈文对唐宋文章的影响，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他“骈散同源、融通骈散”的文章学理论。

（二）比较：对文风特点的把握

在《骈体文钞》评语中，李兆洛经常使用比较批评的方法。

李兆洛运用比较的方法来评论作品的风格特点。他把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与任昉的同类作品相比较，得出二者都“意寓规切，故语无惭色”的观点；把魏收《为东魏檄梁文》与慕容绍宗《檄梁文》相比较，得出“彼似整劲，此则序事较密”的看法。他评陈霸先《答贞阳侯书》：“颇有义正词严之致，胜于僧辨答书”；推崇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气壮情骇”、“文有生气”，说：“《四子讲德论》仿之必俗，此文（指《难蜀父老》）仿之必骇也。”这些评语都是通过比较显示了作品的风格特点。李兆洛还用比较的方法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进行批评。他把李公辅《天命论》与班固《王命论》相比较，认为二者“有雅郑之别”，批评《天命论》不如《王命论》合乎正统思想。他认为陆倕《石阙铭》“以典章法度之所系而绝无尊严闳钜之思，词靡裁疏，不及《刻漏铭》远矣。”把《石阙铭》与《刻漏铭》相比较，指出《石阙铭》在主旨、措辞、文章布局方面存在的不足。他评陆云《盛德颂》：“风骨不逮《功臣颂》，而织词甚缛。”把《盛德颂》和《功臣颂》相比较，指出《盛德颂》存在缺乏风骨，并且词语过于繁复的缺点。通过比较指明缺点和不足，有利于加深读者对所选作品的理解。

李兆洛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作者的风格特点。如评阮籍《答伏义书》：“骏迈似东方生”；评干宝《晋纪总论》：“雄骏类贾生，缜密似子政”；评史孝山《出师颂》：“薄于子云，劲于中郎”；评陆机《豪士赋序》：“神理亦何减邹、枚”；评曹植《陈审举表》“其沉痛殆不减子政”；评袁宏《三国名臣序赞》：“神采壮于士衡”；评班固《典引》：“语无归宿，阅之觉茫无畔岸，此其所以不逮卿、云。”这些评语都是通过作者比较，让读者对某一作者的风格特点获得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李兆洛还运用比较的方法评论一个时代的文风。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评语在指出“隶事之富，始于士衡；织词之缛，始于延之；词事并繁，极于徐庾”之后，说：“而皆（指陆机、颜延之、徐陵、庾信等）骨足以裁之，初唐诸作则惟恐肉之不胜也。”这里用“骨”与“肉”作比喻，说明六朝骈文具有“骨”的特点，而初唐骈文具有“肉”多，也即文辞过于繁复的缺点。评王褒《上庸公陆腾勒功碑》：“方之齐梁，浮响尚少。”评高伯恭《北伐颂》：“以视齐梁繁响，则此固为雅奏。”也是通过比较揭示作品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认为齐梁文风繁缓、卑靡的看法。

比较批评是中国古代批评家经常采用的批评方法。在《骈体文钞》评语中，李兆洛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揭示文章特点、评论创作得失，让读者对所选文章获得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不同作品、不同作者以及不同时代文章的风格特点。

（三）知人论世：对文章内涵的揭示

孟子首创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解读文学作品时要对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作家、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是最为常用的批评方法之一。作为著名散文家和理论家的李兆洛，在《养一斋文集》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用知人论世的方法进行文学评论。如认为文章是时代气运的体现，说：“一代之治承乎一代之气运而文章亦随之。”［12］22他认为文章是人格修养的体现：“文章之道君子之道也。贵近信，贵远暴慢，贵远鄙倍。”因而认为文章创作和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关系。他指出姚石甫“少釁隐忧，长厄群忌”，所以才能将“憔悴之音托于环珏悲愤之思”［12］50，使其文章获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在《骈体文钞》的评语中，李兆洛也经常使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如评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同病相怜，故言哀入痛，志文之绝唱也。”这里结合庾信的身世经历，指出他与吴明彻在人生经历上有共同之处，所以能在吴明彻的墓志铭中抒发真情实感，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评嵇康《太师箴》说：“此为司马氏言也，若讽若惜，词多迂回。”联系嵇康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就可理解其在《太师箴》中对司马氏既有讽谏又有惋惜的态度，因此词语表达也就迂回婉转、不直截了当。评潘尼《乘舆箴》：“彦和讥其义正词繁，信然。然当晋武骄盈之时，独发谠论，故随事指陈，反复致意，自序所谓意诡词野，亦其苦心也。”评语结合晋武帝司马炎实行强权政治的时代背景，认为潘尼能够正直敢言，就一些具体事件发表看法，虽然言辞繁多，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可以理解作者的苦心所在。评曹植《文帝诔》云：“至其旨言自陈，则思王以同气之亲，积积谗之愤，述情切至，溢于自然，正可以副言哀之本致，破庸冗之常态。”李兆洛联系曹植与曹丕本是亲生兄弟，但在曹丕称帝后，遭遇坎坷的身世经历，认为曹植在《文帝诔》中，既抒发兄弟离世的悲哀之情，又有对饱受迫害的愤恨，一腔真情自然流露，其写法符合抒发哀情的特点。与其他同类文章相比，李兆洛认为《文帝诔》为抒情需要而不主常规，破除庸冗，是值得称赞的。评皇甫谧《释劝论》：“设论诸篇类怀不遇之感，独士安以不应辟召，恐见逼迫，故其情危，其辞婉。”李兆洛联系皇甫谧不应朝廷辟召，因而恐怕受到逼迫的实际情况，指出《释劝论》在表达情感方面有戒惧谨慎的特点，因而措辞委婉含蓄。李兆洛采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结合作者身世和时代背景对作品进行分析，虽用语不多、点到即止，但评语对揭示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三、结语

《骈体文钞》编成产生广泛影响。晚清学者谭献提倡“融通骈散”的文章学理论，民国金秬香说“夫骈散不分之说，自汪中、李兆洛等发之，其后谭献即以此体倡浙中，其风始盛。”［16］141谭献倡导其文章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评点《骈体文钞》。李兆洛和谭献的名家身份，使他们的评语为读者所看重。民国时期编辑的大型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有李兆洛和谭献评语的《骈体文钞》，世界书局整理的《骈体文钞》也是李、谭二人评本。建国后，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出版，成为《骈体文钞》最为常见的版本。评本《骈体文钞》的广泛刊印、受到读者欢迎的事实，说明选本和评点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文学和文学观念的传播确实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而评语作为评点者理论和批评的体现，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1］曹虹.阳湖文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吴讷.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邬国平，王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8］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吴鼒.小仓山房外集题辞［O］//国朝八家四六文抄.清较经堂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

［10］彭兆荪.小谟觞馆文续集［M］//续修四库全书：14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歌德.文学风格论［M］.王元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2］李兆洛.养一斋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14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