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芹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2003）

论曾子“以文会友”文章观

曾祥芹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2003）

曾子的“以文会友”说，其“文”指“文章”，其“友”指“益友”，其“会”指“社交”。“以文会友”说，概括了曾子的“文章社交”功能观，开启了书面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曾子；“以文会友”说；“文章社交”观

《论语·颜渊》中曾子率先说出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句名言，蕴含了文章本体的社会交际功能论。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明辨：一是“以文会友”的“文”是否指“文章”？二是“以文会友”的“友”究指何种人？三是“以文会友”的“会”透出“文”的什么功能？以下，笔者将分别就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以文会友”的“文”指的是“文章”

关于“以文会友”，通常翻译为“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似乎不成问题。但其中的“文”，历来学界解说纷纭：或说“文章学术”，或说“礼乐文章”，或说“学问、知识”，或说“礼法、礼仪”。有的学者说：“‘文’指的不是什么文章、文学，而是礼文。”［1］也有学者说：“在孔子的时代，好像人们还没有自己写文章的做法，所谓‘文’，大都是指古代的文献知识。”［2］有的学者则说：“文，泛指学问道德。”［3］这些说法难以自恰。“礼文”与“礼物”有别，除了“应对、进退”等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外，必然包含以“文章”形式出现的“礼法”和“礼仪”。没有“文章”，“礼法”何以立？没有“文章”，“礼仪”何以凭？没有“文章”，“学问”何以存？那时，“不学诗，无以言”，诗不是文学作品吗？以诗言志，不就是以“礼文”会友吗？孔子时代如果没有文章写读的行为，《六艺》那些文字典籍何以产生？大宗“文献”不是以“文章”为主体吗？“学问、知识”固然比“文章”概念宽泛，但阅读“文章”不是治学、求知的主要对象和主要途径吗？以“礼”的方式与朋友交往，不单靠当时当面的“谈话”，也不仅靠支离破碎的“文字”，更多的是靠组成篇章的、可以跨时空传播的“文章”。因为，文章正是实现跨越时空传播的进行情思交流的社会交际工具。

如果从句子语境扩大到《论语》书本语境来考察“以文会友”的“文”，我们就能面中窥点，加宽加深对“文”之“文章”意义的准确把握。以下，笔者将《论语》中包含“文”之语句一一胪列，以此实现“书本定义”，克服“断章取义”的偏颇。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

子曰：“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3.9》）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4》）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5.13》）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5.15》）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6.18》）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雍也6.27》）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7.25》）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述而7.33》）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8.19》）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9.5》）

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子罕9.11》）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11.3》）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12.8》）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叛）矣夫。”（《颜渊12.15》）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14.12》）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15.26》）

孔子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16.1》）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19.8》）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19.22》）［4］

从上述列举中可以看出：《论语》20篇中，共有13篇、21章出现“文”字，计32次，或为独立的“文”，或与别的字组成双音词（如“文献”、“文章”、“文质”、“斯文”、“文学”、“文德”、“文武”），“文章”一词只出现2次。它们在特定的章句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甚至同时有双重含义；而在书本语境中，用上下会通的互文对读法，则发觉多处的“文”字与“文章”一词具有相异、相类、相近、相同、相通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情况：

其一，作为“文字”的“文”，其字随“文章语境”而定义。在“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夫矣”一语中，“阙文”之“文”，指“文字”，并非文章；“史之阙文”则指史书上有疑问而空缺的文字。如“夫子之□（言）文章，可得而闻□□（于人）也；夫子之言□（人）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于人）也。”方框表示“省文”，括号内的字是读者疏通文句时依据上下词、上下句的彼此对应补进去的。又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属于“倒文”，据上下文意，应改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才对。古书靠手抄流传，竹简上被磨损而脱掉的文字难以辨认，不随意补正，让它“阙如”，待后人继续猜读，以求得最佳的填充。再如“文胜质则史”的“史”，属于讹传的“夺文”，实为“饰”的音误字。［5］这些“阙文”，作为“古史的佚失文献”，并不是孤立的文字，而是融进文章的文字，是从句子语境、篇章语境出发揣摩“文章语义”而留下的空白和做出的补正。掌管史书的文章工作者，其记史校书的原则是：有则记之，无则缺之；清楚则记之，含糊则缺之。遇到文字不知，阙之待问，不妄以己意别写一字代之。孔子以“马借人”（请高人来驯服烈马）类比“史阙文”，慨叹谨笃服善之风不复存在，正是倡导“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风和文风。

其二，作为“谥号”的“文”，其人因“文章道德”而得名。如“孔文子”，卫国大夫孔圉；“臧文仲”，鲁国大夫藏孙；“令尹子文”，楚国宰相斗榖于菟；“陈文子”，齐国大夫陈须无；“季文子”，鲁国大夫季孙行父。这里的“文”均为卿大夫的谥号。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道：“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显然，孔子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种学习文章的好品德当作谥号“文”的条件和原因。再看“文王”、“文武之道”中的两个“文”，均指周文王姬昌，是国君的谥号，他也因“文章道德”而得名。《逸周书·谥法》关于“文”有六义之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令尹子文”、“孔文子”等五位卿大夫之所以能获得“文”的谥号，就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慈惠爱民”、“学勤好问”的“文德”；而姬昌之所以称“文王”，则因为他具有“经纬天地”、“道德博厚”的“文德”。“文、武之道”合指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德礼制。孔子平日所讲的“礼乐文章”皆以“文、武之道”为本。

其三，作为“文采”的“文”，追求“文章形式”的美化。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语中，“文”为“华饰，文采”，是与“质”（质地、本质）相对提出来的，“文”与“质”代表着文章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是说，“文采”不等于“文章”，只是“文章”的一部分，“文采”是对“文章形式”的美化追求。“文质彬彬”，意谓既有文采，又很质朴。只要做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就能成为文质兼美的文章。当然，本章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有双重含义：一面讲“文品”，一面讲“人品”。整章翻译下来该是：质朴胜过了文饰就显得粗野，文采胜过了质朴就过于文饰；“文”和“质”融洽均衡了，然后才是一个君子。又如棘子成问：“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回答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里的三个“文”字，均指外在文饰、仪表文采。“文”（文采）与“质”（质朴）不能混同，二者同等重要，“文”是“质”的一种体现，“质”本身也有“文”的效应。三个“犹”（“同……一样”）字，比喻“文”与“质”的异和同。虎豹与犬羊的区别就在于二者的毛文不同。没有外在的“仪”，内在的“礼”就难以体现。子贡的“质文兼备”说反驳了棘子成的“重质轻文”说，维护了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当然，有质无文的野文、善文是存在的，但它传播效应终究不如文质彬彬的雅文、美文。再如“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一语中的“文”，仍指“文饰”，意谓“用……美化”。“文之以礼乐”，就是指用礼乐加以文饰。这是孔子在回答子路所提问题（怎样才是完美无缺的人）时所说的一番话：“能集臧武仲的聪明、孟公绰的廉洁、卞庄子的勇力、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成为一个完人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完人”之论移入“美文”之论，自然是——完美的文章不但要在内容方面追求“智”、“廉”、“勇”，而且要在形式方面追求“艺”和“文”。此外，“小人之过也，必文”一语中的“文”，也可释为“纹饰，掩饰”，意指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加以掩饰。它警示君子：无论“为人”或“为文”，都不要“文过饰非”。

其四，作为“文章”的“文”，彰显了“文章本体”的观念。儒家“文章”观念的提出，取自五个不同的角度。

一是从“学”与“行”的关系来论“文”。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语中的“文”，指成篇成书的“文章”。那时以读书为学，“学”主要是读“文”，即阅读以“文章”形式出现的古代文献。孔子告诫弟子，在家要行孝道，出外要行悌道，言行要谨慎而讲诚信，要广泛地关爱民众，与仁德相亲近，实行这些，如果还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此句中的“文”，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章典籍。孔子谦虚地说：“文章的学问，我大概和别人差不多；而努力实践做一个君子，我还没有达到。”他反复强调，“学文”要在修德行、有余力的前提下进行，“学文”后要运用到实践中去才是真君子。主张“文”始于“行”终于“行”，就是反对“文人无行”。

二是从“博”与“约”的结合来论“文”。孔子反复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两句所讲，并非“重文”，而是多面强调。两处的“文”，皆属“文章”，涵盖诗、书、礼、乐等文献典籍，但内涵有别。前一句，孔子宣示“先博后约”、“博文约礼”的“为学”原则。“博”和“约”是“学文”的两个侧面，能“博”不能“约”，则失之冗杂；能“约”不能“博”，则失之枯槁。只有先求“博通”，后求“简约”，博约结合，“约”才有根基，“博”才有品位。“博学于文”即广泛地求“知”，“约之以礼”即简约地实“行”，做到“博文”和“约礼”的“知行合一”，就不会离经叛道了。后一句，颜渊赞美孔子“循循善诱”、“由博返约”的“教育”方法。“博我以文”的“文”，讲孔子以广博的文章学问诱导我登堂入室；“约我以礼”的“礼”，指孔子用“仁”、“知”、“信”、“直”、“勇”、“刚”等各种“礼仪”来约束我的行为。

三是从“言”与“闻”的效应来论“文”。《论语》首次把“文”和“章”连缀成“文章”一词的是子贡的名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老师讲诗书礼乐等文章典籍，我们是可以听到的；老师讲人性和天道，我们却是听不到的呀！这里的“文章”，明明白白是指有别于“口头话语作品”的“书面文字作品”，而且是超越文篇、扩成书本、集成丛书的“大文章”，是指孔子传授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章典籍的学问。但有的学者将此处的“文章”看作主谓词组，释为“文德显著”，似可商榷。朱熹《论语集注》说：“文章，德之见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6］笔者以为，这个解释十分精到。孔子讲读文章，子贡等学生听读文章，因“文章”见之于外，感言在先，故“可得而闻”；“人性与天道”藏之于内，未及阐幽，故“不可得而闻”。其中有一个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子贡“得闻于‘文’，不得闻于‘人’和‘天’”的感叹是合情的，孔子的由文到质、由近及远的导读程序更是符合“文章→人性→天道”的教学规律的。“离文解道”，撇开“文章”形式去探究文章内蕴，往往“不可得而闻”。

四是从“语”与“文”的区别来论“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个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的“文学”，不是现代所说的“文艺之学”，而是与“方术”（古代自然科学）对举的“人文学术”，即诗、书、礼、乐等“文章之学”（当时广义的“文章”还应包括诗歌）。在“孔门十哲”中，宰我、子贡擅长“言语”，子游、子夏擅长“文学”。这里特意把口头讲的“言语”和文字写的“文学”（包括文章和文学）区别开来，恰好说明子游、子夏通晓的是诗、书、礼、乐等文章学问。曾子没上“排行榜”，有失公平！这一章今存各本俱无“子曰”，说明“十哲”排名并非孔子的原话，它证明《论语》是曾子领衔主编的，他非常谦虚，不会自我标榜。多少年来，语文学者片面理解此处的“言语”和“文学”，误以为“语文即语言和文学”，不明白此处的“文学”该理解为“‘文’之学”或“文章之学”，致使“文章学”被踢出“语文学”之外。所谓孔门晚年文胜之风，主要指文章风气之盛。子游、子夏历来被评为“文学家”，其实，两位主要还应是“文章家”。

五是从“人”和“史”的双角来论“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语中的“文”，前面已说清，指的是“文章学问”。用文章学问去聚会朋友，同时依靠朋友来培养自己的仁德。这样就站在文章主体——“人”的高度来观察文章本体——“文”，从而促进了“人”和“文”的结合”，形成了“作者——文本——读者”的“文章写读运动链条”，文章本体一面成为作者的精神产品，一面充当读者的精神消费品。在“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一语中，“文”和“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历史典籍；“献”，指贤才，精通古代礼学的人。把“文”与“献”合成一词，不但体现了“文”和“人”的统一，促进了“文章典籍”与“史官贤才”的结合，而且突出了“文”和“史”的统一，显示了“文章群体”和“历史文化”的结合。孔子说：“夏代的礼仪我能讲，但（它的后代）杞国的史料却不足以印证；商代的礼仪我也能讲，但（它的后代）宋国的史料却不足以印证。这是由于历史文献和贤才不充足的缘故。如果充足，则我可以证明了。”孔子看到了礼制的因革（因袭、变革）和损益（减少、增加），锐意“告往知来”，感叹“文章典籍”和“治史贤才”的严重不足。其“文献足征”说，高度肯定了“文章典籍”的史料证明价值和“治史贤才”的文化传承作用。

通过对上述所举八例的“立体观照”，笔者认为孔子和曾子的“文章本体”观念是相当明朗的。那种认为“孔子于书面文章似乎还没有什么‘文本意识’”［7］的说法，实在太保守了！我们必须从《论语》这个源头上正本清源，使“文章学”名正言顺。

其五，作为“文化”的“文”，确认了“文章文化”的地位。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语中的“文”，既可释为“礼乐文章”，又可释为超越“文章”的礼乐制度，即制度文化。周礼沿袭比较简陋的夏、殷之礼，并有所损益，使之变得更为丰厚，文明程度更高。“郁郁乎”，形容“文”之盛貌，表达了孔子热爱周礼的深情。又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中的“文”，指文章典籍，即书面文字作品所形成的“文章文化”，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其“文教”，指历史文献教育，即凭借文章典籍所进行的“文章文化教育”，用以解决学术文化和学术思想问题，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占着主要地位。再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段歌颂唐尧美德的赞词，可译为：像山一样崇高啊！他做出了巨大的功绩；多么灿烂啊！他的礼乐文章放出了美艳夺目的光辉。这里的“文章”，不宜狭解为“文采”（文章形式），而应宽解为超越“文章”的“礼乐法度”。此外，“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的“文”，也不宜狭解为“文章”，而应宽解为“礼乐文章法度”，即“治理国家的礼乐政治”。“文”与“德”合成一词，涵盖礼乐和道德的教化，意谓修治教化使远方的人来归服。还有，“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中的两个“文”，仍然指礼乐制度文化。它不限于意识形态之“文”，还包含典章制度之“文”、礼乐政治之“文”，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兼而有之。上述五例表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政治文化不是游离文字而架空的，它们均以书面的“文章文化”为载体、为基础。

总之，《论语》中的32个“文”字，存在“文字”、“谥号”、“文采”、“文章”、“文化”等五种解释，不管哪一种解释，都与“文章”有密切的关系，或侧重文章内容的挖掘，或侧重文章形式的美化，或关乎文章整体意蕴的升华。用“一以贯之”的章法原则来看“以文会友”的“文”，可以确认它指的是“文章”。把“以文会友”的“文”泛解为“礼法、礼仪”和“学问、道德”［3］，会使“礼法、礼仪、学问、道德”难以落到“文章”的实处。如《曾子问》这篇文章专门回答礼法、礼仪的问题，要懂得礼法，执行礼仪，必须凭借“文章”作品去领会“以礼辨等、以礼尊祖、以礼敬宗、以礼凝族、以礼尽孝、以礼养德、以礼护法、以礼报国”的道理。如果不承认“文章本体”的存在，不承认“文章文化”的地位，礼法、礼仪、道德这些学问便会变成虚无缥缈的玄谈，要跨时空地传承下去更不可能。可见，否定《论语》中有“文章”概念的人，恰好反映了他们对《论语》这部文章作品自觉认识的欠缺。

二、“以文会友”的“友”指的是各界益友

从章句语境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中的两个“友”字均指有仁德的人。从书本语境看，“以文会友”的“友”字，就不能局限于“有仁德的人”了。那么，“以文会友”的“友”，究竟指何种人呢？笔者以为，应指各界益友。关于这一点，可从《论语》中及《论语》之外曾子有关“友”的言行记录中得到证实。

一方面，《论语》中有关“友”的言行记录表明，“友”应指各界益友。以下为相关例证（部分）：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学而1.1》）

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1.4》）

子曰：“……无友不如己者，……”（《学而1.8》）

子游曰：“……朋友数，斯疏矣。”（《里仁4.26》）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5.26》）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闻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8.5》）

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9.25》）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10.22》）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12.23》）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12.24》）

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路13.28》）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16.4》）

孔子曰：“……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16.5》）

在《论语》中，“友”字出现14次，“朋”字出现1次，“朋友”出现7次。当“友”不作动词（交友）而当名词（朋友）用的时候，“友”的范围很广：有时指血缘相通的“亲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有时指同窗切磋的“学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有时指志同道合的“畏友”（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有时指德才兼备的“贤友”（“以文会友。”“乐多贤友。”）；有时指互赠互帮的“惠友”（“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有时指诚实可信的“挚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时指善意批评的“诤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有时指当面奉承、背后诋毁的“佞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有时指正直诚信、知识渊博的“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从《论语》中可以看出，曾子所交往之“友”，并不局限于“有仁德的人”，而是包括各色人等，无论远的、近的，多是靠“文章”纽带而联系起来的。

另一方面，《论语》以外的《曾子十篇》、《孝经》、《礼记》、《孔子家语》里［8］，曾子有关“友”的言行记录亦表明“友”应指各界益友。以下为相关例证（部分）：

多知而无亲，博学而无方，好多而无定者，君子弗与也。……博学而无行，进给而不让，好直而俓，俭而好室者，君子不与也。……夸而无耻，强而无惮，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与也。……亟达而无守，好名而无体，忿怒而为恶，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君子弗与也。（《曾子立事》第7章）

宫中雍雍，外焉肃肃，兄弟憘憘，朋友切切，远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远其所不能。苟无失其所守，亦可与终身矣。（《曾子立事》第11章）

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曾子本孝》）

朋友不信，非孝也。（《曾子大孝》）

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曾子制言上》）

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君子不假贵而取宠，不比誉而取食，直行而取礼，比说而取友。有说我，则愿也，莫我说，苟吾自说也。（《曾子制言中》）

吾不见好学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见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见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见孜孜而与来而改者矣。”（《曾子疾病》）

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孝经·谏诤章》）

曾子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礼记·檀弓上》）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礼记·檀弓上》）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也日益，赐也日损。”曾子曰：“何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地视其草木。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着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孔子家语·六本》）

以上四种书里，“友”字出现8次，“朋友”出现6次，其中“友以立其所能”和“少者友言”中的两个“友”当动词“交友”用，其余的“友”和“朋友”全是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曾子所交的“友”包括亲友（“兄弟憘憘，朋友切切”；“又能事父之朋友”）、学友（“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日省而月考之其友”）、挚友（“比说而取友”；“朋友不信，非孝也”）、贤友（“商也好与贤己者处，……不知其人视其友”）、诤友（“士有争友”）、益友（“率朋友以助敬”）各色人等。秉承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教导，曾子的交友有严格的三条选择标准：

（1）广交益友。孔子说的“益者三友”，包括刚正质朴的朋友（“友直”）、诚实可信的朋友（“友谅”）、广见博识的朋友（“友多闻”）。曾子对老师提出的三种“益友”做了扩展和发挥。他将“憘憘切切”的亲友、“切磋琢磨”的学友、“比说互信”的挚友、“立己所能”的贤友、“德高才俊令人敬仰”的畏友、“日省月考以正致谏”的诤友，统统视为“益友”。其交友之“广”，达到了跨亲疏、跨国度的境界。《曾子制言上》讲到曾子的学生到晋国去，害怕异国没有熟悉的朋友，曾子就开导说：“有知焉谓之友，无知焉谓之主”，即熟悉的人称他为朋友，不熟悉的人就去做他的客人，强调要主动去结交陌生的朋友。又说：“且夫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兄弟”，即为了“执仁立志”的远大理想，要先做后说，怀有“千里之外皆兄弟”的宽广胸襟。

（2）不交损友。孔子说的“损者三友”包括谄媚拍马的“朋友”（“友便辟”）、两面三刀的“朋友”（“友善柔”）、夸夸其谈的“朋友”（“友便佞”）。曾子对老师提出的三种“损友”也做了扩展和发挥。《曾子立事》第7章罗列了14种人的品行：多知而无亲（交游广阔而没有亲近的）、博学而无方（学习面宽而没有好方法）、好多而无定（好事多而没有办成的）、博学而无行（学习广博而不去实行）、进给而不让（进取成功却不能礼让）、好直而俓（爱好正直却又太急躁）、俭而好室（行为有节制而对下太严厉）、夸而无耻（没有骨气又不知廉耻）、强而无惮（蛮横强暴又肆无忌惮）、好勇而忍人（勇猛凶悍而对人残忍）、亟达而无守（急于达到目的而不坚持操守）、好名而无体（喜欢好名声而又不行动）、忿怒而为恶（一有愤怒就干坏事）、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卑躬屈膝、花言巧语又不知礼）等，这些人学风不正，品德败坏，曾子一概视为“损友”，因而一连四次表态：“君子弗与也”、“君子不与也”。

（3）“与善人居”。在《孔子家语·六本》里，曾子之所以向孔子询问“商也日益，赐也日损”的缘由，就在于寻求“广交益友”、“不交损友”的理论依据。原来“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若己者，即卜商（子夏）喜欢与比自己优秀的人相处，自然天天向上；端木赐喜欢取悦不如自己的人，难免日渐退步。与什么人交友，对于一个人的进退升降关系至巨。孔子比况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着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曾子对孔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交友之道心领神会，并有出色的发挥：“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是故人之相与也，譬如舟车然，相济达矣。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曾子制言上》）这一系列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生动比喻，道出了环境同化的交友哲理。

三、“以文会友”的“会”透出文章具有情思交流的社会交际功能

笔者以为，“以文会友”的“会”，只能是以“文章”为媒介所进行的思想情感交流。曾子交友有多种形式，或礼物往来，或礼貌相待，或口语对话，或文字交际，因此，曾子的朋友并非全是“文友”；然而“君子之交”又主要是“文章交往”。《孔子家语·六本》里有晏婴听说的“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的话，曾子选择“赠人以言”，是因为精神交流比物质交流价值更高。除了“口头赠言”外，保留下来的“文字赠言”就是“文章”了。曾子与友人的会话，见诸文字的大概可分两类：一是与先师孔子的会话；二是与同学、弟子、亲属、国君、卿大夫、将军的会话。不管何种类型，我们都可从中据以得知“文”的性质和“会”的功能。曾子的“以文会友”，开启了书面交往的新时代。

曾子“以文会友”的“会”，具有情思交流的功能。曾子与孔子会话的文章著述，主要是传承和发挥孔子学说。《孝经》18章全是曾子与孔子的会话记录，其中曾子“提问”和“插话”4次，孔子讲“孝道”贯穿全书。《主言》又是曾子与孔子的会话记录，其中曾子“提问”和“插话”7次，孔子讲“明主之道”贯穿始终。《曾子问》还是曾子与孔子的会话记录，其中曾子“提问”47次，孔子讲“祭祀礼仪”解答了50个疑问（另有子游、子夏的三个问题）。《大学》11章仍然是曾子与孔子的会话记录，其中《经一》是曾子记录孔子讲的“大学总纲”，《传十》中，曾子分别阐释了孔子的“大学之道”。在《论语》里，曾子与孔子的会话有两处：一是《里仁4.15》关于“一以贯之”的议论；二是《宪问14.26》关于“思不出位”的议论。在《礼记·檀弓上》里，有曾子与孔子关于“祭礼”的会话。在《韩诗外传》卷七第26章、卷八第25章里，有曾子与孔子关于“听瑟”和“杖击”的会话。《说苑·建本》有曾子与孔子关于“耘瓜”的会话。《孔子家语·六本》有曾子与孔子关于“闻善”、“慎处”和“赠言”的多次会话（关于“赠言”的会话，属于背后的神交）；《孔丛子·刑论》有曾子与孔子关于“听狱”的会话。此外，《庄子·寓言》也有曾子与孔子的多次会话。至于曾子以“吾闻诸夫子”的口吻而转述的孔子教导，那就更多了。因为追述先师的思想，难免有曾子对孔子原话的加工，甚至曾子的独立阐发也归功于尊敬的师父。除了与孔子，曾子还有与同学、弟子、亲属、国君、卿大夫、将军等的会话记录，这类会话记录占他“文章”著述的很大比重。《论语》中有曾子与师兄颜回、师弟子张，与鲁国大夫孟敬子、孟庄子，与弟子阳肤，与儿子曾元、曾华的7次会话；《曾子大孝》有曾子与学生公明仪、乐正子春的会话；《曾子事父母》有曾子与学生单居离的会话；《曾子制言上》有曾子与无名学生的会话；《曾子疾病》有曾子与儿子曾元、曾华的会话；《曾子天圆》有曾子与学生单居离的会话；《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有曾子与学友子夏、子张、子游等关于“有若形象”的会话；《孟子·离娄章句下》有曾子与高足子思的会话；《孟子·尽心章句下》和《吕氏春秋·劝学》有曾子与父亲曾点的会话；《礼记·檀弓上》有曾子与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与师兄子夏、子游、子有的会话；《韩诗外传》卷二第2章有曾子与师兄子贡关于“三言”的会话；《韩诗外传》卷九第25章有曾子与同学子夏关于“三费”的会话；《说苑·立节》有曾子与鲁国国君的会话；《说苑·尊贤》有曾子与费国国君的会话；《说苑·敬慎》有曾子与儿子曾元、曾华的会话；《说苑·修文》和《说苑·反质》有曾子与学生公孟子高、孟仪、公明宣的会话；《晏子春秋》有曾子与齐国卿相晏婴的多次会话；《韩非子·说林下》有曾子与卫国将军文子的会话；《孔丛子·居卫》和《孔丛子·抗志》有曾子与子思的会话；《韩非子·喻老》有曾子与子夏的会话；《孝子传》有曾子与乐正子春的会话。不管是与孔子的会话，还是与学友、亲友、贤友、高官的会话，我们都不难看出曾子借“以文会友”之机以达交流情思的目的。

曾子“以文会友”的“文”（即“文章会话”），具有“社会交际”的功能。曾子与友人的会话，没有记录下来的，不知有多少！用文字保存下来的，仅仅是少数。从中国文章史的视角看，曾子所处的东周时期，是“文书期”向“子史期”的转型时代。承继《尚书》和《国语》的“记言”传统，曾子的“文章”中虽有《春秋》式的“记事”，但“记言”是其主要成分。少量“记事”，大量“记言”，着力发表各自的学术见解，正是“子史期”学术文章开始繁荣的标志。《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深深影响了曾子的著书立说。曾子“文章”中的“记言”虽有“独白”，但“对话”又是其主要成分。曾子的文章著述不完全是曾子生前写出的，有些是弟子与后学追述的。追述有历史的依据，符合曾子的原义，也可视为曾子的文章著述。从上述曾子与孔子、与同学、与学生、与各界朋友的会话，说明“会话记录”已成为曾子文章的主要成分和显著特色，它正好验证了《曾子制言中》提出的“言为文章”的理念，表明“文章”源于“话语”，是组成篇章的文字团体。

我们之所以高度肯定“曾子的‘以文会友’开启了书面交往的新时代”，是因为曾子的开创性主要表现在他的“以文会友”说宣示了“文章社交”的崭新理念。曾子“以文会友”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为两人的“幽会”和集体的“聚会”；或为心灵的“领会”和实践的“体会”；或为当面的“晤会”和背后的“神会”。对“文章”学问的切磋琢磨，虽然以“独学”为前提，但是流动杏坛的群体“友读”成为孔学的常规；对“文章”学问的学以致用，虽然以内心“领会”为基础，但是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体会”至关重要；对“文章”学问的融会贯通，虽然以直面“晤会”为幸遇，但是读者对作者文章异地隔代的跨越时空的“神会”，最为久远。［9］回归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原句，十分明显，曾子“以文会友”的目标在于“以友辅仁”，但是，曾子“以友辅仁”的主要工具手段却是“文章”。曾子以前，口语交往和书面交往已经并存，那时“学在官府”，书写、传媒手段原始，写作和阅读的范围极其狭小，限于官僚贵族阶层，因而“书面文章”的自觉性还很差。“以文会友”开辟鸿蒙，公开宣示了文章的性质和功能，让我们意识到：“文章”是口头言语向书面言语的进化，是“言为文章”的质变过程；文章本身是“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的书面文化。它不但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是作者心情的外在表现，是组成篇章的书面言语，而且是结识朋友的交际工具，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以文会友”的交际对象越广泛，意味着文章的思想影响越久远，文章的社交功能越巨大。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时代，曾子能以开放的眼光，率先举起“以文会友”的旗帜，提出“文章社交”的理念，确实是空前的伟大创造！想到当今风靡世界的不断召开的各种文化交流会议，我们对曾子这位先哲的首倡功勋会油然而生敬意，会深切感悟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永恒生命力。

［1］马千里.论语的管理智慧［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2］白平.论语详解［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3］安德义.论语解读［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5］萧民元.论语辨惑［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6］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陈良运.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8］沈效敏.曾子［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9］曾祥芹.曾祥芹文选·汉文阅读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A New Discussion about the View of Zengzi’s“Making Friends by One’s Articles”

ZENG Xiang-q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xiang 453007,China)

Zengzi initiated the view of making friends by one’s articles,and the“articles”include article-ology and learning;the“friends”mean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Making friends”refers to emotion exchange.Zeng⁃zi’s viewpoint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unique feature of discussion in his articles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articles’social association,but also opens the new times of written cultural exchange,which has an eternal vitality.

Zengzi;the view ofmaking friends by one’s articles;the articles’social association

I206.2

：A

：1008-2794（2013）01-0002-08

2013-04-26

曾祥芹（1936—），男，湖南洞口人，教授，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为实用文章学、汉文阅读学、语文教育学，曾获“河南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