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晔

（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3）

一、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性自由”

对人的“自由”的探讨是自文学诞生以来就经久不衰的话题，而“自由”问题放在近代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中，其内涵也较之西方（启蒙理性下泛滥的“工具自由”）更多地指向绝对精神上的“自由”。别尔嘉耶夫在其《自由的哲学》里就将所涉及的“自由”概念限定在精神领域——“作为精神实体的人，其固有的本质就是自由”［1］6。人一步步“退居内在城堡”［2］204，只关注自身内在的精神领域，这样，个人的情感、思想、意志、信仰由于不再受外在社会组织和他人力量的牵制和奴役而得到完全释放，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性自由。”

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文学所关注的焦点正是“人性自由”的问题，从普希金开始到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传统文学大师们对“人性自由”的言说往往是通过展示一些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受压迫的小人物、“多余人”、“忏悔的贵族”等形象在黑暗现实里的悲惨生活，揭露腐朽的专制制度对“人性自由”的残酷压制。此外，在为笔下的人物寻找“人性自由”的出路时，内化在灵魂深处的基督宗教思想使他们不自觉地将人物引向神秘的宗教，期望借助万能上帝的力量指引人物走向人性复归之路，完成精神上的复活。这是19世纪俄国大部分传统作家对实现“人性自由”的设想，然而伴随着世纪之交苏俄政权更替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多元化发展，致力于探索人性终极价值的新世纪作家们对“人性自由”的理解较之前辈们要更加深入。帕斯捷尔纳克可以说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代表，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被卡尔维诺称为“再没有比《日瓦戈医生》更典型的苏联小说了。”［3］208帕氏在《日瓦戈医生》中，以其异于传统文学的言说方式重新表达了对“人性自由”的肯定，同时他也为俄罗斯人找到了一条不依赖于宗教皈依而又通向“人性自由”的道路，显示出他对人性终极价值的关怀。

二、《日瓦戈医生》对“人性自由”的言说方式

《日瓦戈医生》继承了19世纪俄国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人性自由”的言说，但言说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主人公日瓦戈医生不再是被动的、受压抑的苦难形象，而是一个主动的、敢于“和他的世纪相争辩”［4］230的、执着追求“人性自由”的“精神贵族”的代表形象；另外帕氏还为读者展示了一种新的爱情模式，日瓦戈医生和拉拉的爱情不再是带有基督教“忏悔”意味的爱情，而是因双方精神契合而产生的不由自主的爱情，在这纯真的爱情里闪烁着真正的“人性自由”之光。

1.精神贵族的代言人——日瓦戈医生

日瓦戈医生对“人性自由”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

幼年时期，受自由自在的大自然和舅舅宗教思想的熏陶，他对自由产生了向往；大学期间，怀着对“死亡”这一哲学命题的探究心理，他选择了医学专业，那些直挺挺的尸体所展现的美让他感到惊讶，他好奇地猜想着它们不可知的命运，仿佛之中隐藏着生与死的奥秘，在这种对“死亡”的不断感知中他领悟到人死了但精神却可以不朽的真理：“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5］66；大学毕业后，怀着爱人的心他做了外科医生，同时也更加关注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常在空闲之余思考和写作，用诗来记录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亲历一战前线，他感受到了旧制度下沙皇的无能和军队的腐朽，同时敏锐地察觉到“革命”的火苗在悄悄燃起，站在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的角度上，他欣喜若狂：“整个俄国仿佛被掀掉了屋顶，我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人再需要偷看着我们。真是天大的自由！……革命违反着意志奔腾而出，仿佛是一股被阻滞得过长的空气。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苏醒了，获得了再生，一切都发生了转化、转变……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5］141这股革命潜流使得日瓦戈激动不已，他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从大自然中得到了某种神力，肆无忌惮地、无拘无束地展示着本性，连天上的繁星和地上的树木也在倾心交谈，甚至一幢幢房屋也跟着活动起来，他感到革命的热流正在不顾一切地奔向远方，它将淹没田野和城镇，推倒墙垣和篱栅，渗进树木和人体，让世界万物感受到它的力量。日瓦戈最终决定离开战场，准备回到莫斯科，他告别了旧时代，满怀着希望想要投身一个由革命带来的人民自由的新时代；回到莫斯科不久，十月革命在日瓦戈的期盼中爆发了，当他得知苏维埃政权已建立的消息后，由衷地赞叹：“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5］189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投身到了革命医生的行列，然而他为白军做过战地医生的经历使他在工作中陷入窘境，到处受到排挤，但就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他仍旧不放弃对革命的信念，反而鼓励妻子冬妮娅要振作，一定会熬过莫斯科这个漫长严酷的冬天，他自己甚至做好了为革命的胜利献身的准备。然而，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日瓦戈并没有被革命的狂热完全吞噬，他仍把“是否解放人性”作为衡量革命意义的最重要标准。

在举家迁往瓦雷金诺的旅途中，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俄罗斯大地母亲带来的伤害，到处都是废墟一片，农民“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5］281眼看着“革命”不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演变至人们相互残杀，日瓦戈开始怀疑“革命”的意义。在瓦雷金诺的日子，他退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时代发生的一切，而与大自然的再次亲近激发了他对生活的灵感，也使他能够冷静地反思“革命”：“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象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辞藻。”［5］282当他顿悟了大自然和历史有关于永恒的秘密时，觉察到“革命”的虚幻性以及革命者“愚蠢的自负”。被俘虏到游击队的18个月，日瓦戈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暴力革命的残酷，他对这种只热衷于“破坏”生活、扭曲人性、使人们失去理智和情感的革命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厌恶和反抗情绪。那个总是以解放者形象自居的游击队队长利韦里总是满怀信心地要改造生活，而在日瓦戈医生眼中那是无理性的狂热，他被这种所谓的革命精神激怒：“我一听见改造生活这类话，我就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绝望之中……改造生活！人们可以这样议论……可是，生活从来都不是材料，不是物质。它本身，如果您想知道的话，不断更新，永远按着自我改进的规律发展，永远自我改进，自我变化，它本身比咱们的愚蠢理论高超得多。”［5］331“革命”虽然摧毁了旧有的专制制度，却没有摆脱它奴役人的专横品质，“革命的精神原来是与精神的革命敌对的”［6］235，当日瓦戈医生发现利韦里想要摧毁他长久以来对“自由”的信念时，他奋不顾身地逃离游击队，投入到大自然和爱情之中，彻底退回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守住人性自由的底线。

西方学者普遍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唯一幸存而又未被革命迷惑的人”［7］180，他所塑造的日瓦戈形象就像是自己的代言人一样，不被“革命”的热烈外表所迷惑，不被“革命”的精神狂潮冲昏头脑，而是本着对“人性自由”的执着追求，严肃进行着自身“精神的革命”，可谓是真正的俄罗斯“精神贵族”。

2.自由之光——灵魂契合的爱情

日瓦戈医生与拉拉的爱情若放在19世纪传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可能会走向两种模式：一种是“安娜·卡列尼娜式”，即日瓦戈医生（或者拉拉）在狂热的爱情中突然迷途知返，发现爱情是一种罪过，有悖于伦理道德，是对家庭的不忠，在自责与纠结中精神错乱走向自杀；一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式”，即将拉拉设置为受难的圣母形象，日瓦戈医生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崩溃，走投无路，受到耶稣基督的指引跪倒在拉拉面前，最终在神圣爱情的洗礼中走向新生。

然而他们的爱情与这两种传统的爱情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帕氏笔下的日瓦戈医生并无“忏悔意识”，而拉拉也绝不是受难的圣母形象，更不能将他们的爱情理解为是受伟大的基督精神之感召。日瓦戈医生确实有过短暂的负罪感，但是一旦重新投入拉拉的怀抱，他那掩饰不住的喜悦和激动便轻而易举地抑制住了轻微的负罪感，而使他如此痴迷于拉拉的，恰恰又是她的“有缺陷”：“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5］386在拉拉身上，他看到了一个自由的灵魂是如何冲破生活的各种艰辛而走向自我完善的，从更深层次上说，是拉拉在努力摆脱堕落灵魂的历程中流露出的对生活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执着以及对自由的不懈追求吸引了日瓦戈医生。他在她身上看到了“人性自由”的美，这是一种天然无雕饰之美，一种自然之美，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同拉拉在一起，他就如同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一样轻松自在，无拘无束。

他们的爱情是最平凡的爱情，他们都厌恶战争、热爱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享受爱情赐予人类的自在自足状态；同时他们的爱情又是伟大的，他们都“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他们那种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5］382，这是多么珍贵的精神上的契合！

正因为如此，这种爱情已经脱离了单纯的个体意义，而成了“人性自由”的最高象征。外在的政治坏境越是严酷，这种爱情的存在价值就愈发明显，所彰显的人性自由之光也更加灿烂夺目。

三、“人性自由”的终极价值

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通过塑造日瓦戈医生这一“精神贵族”形象和展现日瓦戈医生与拉拉的真挚爱情，使得对“人性自由”的表达更加形象具体，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两位主人公是如何勇敢地同历史做艰难抗争，从而守住了“人性自由”。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最终命运，一个死在电车旁，一个入狱前景惨淡，然而精神上的自由为他们赢得了永生。坚持“人性自由”能使人获得永生，这回答了困扰在读者内心的有关生和死的问题。以此看来，探索“人性自由”的出路实际指涉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人性自由”也上升为人的生存哲学。

帕氏如此理解人的生存：“生存，在我看来，是历史的生存，人不是某一地点的住户。年代、世纪——这才是他的居住地点，他的国家、他的空间。他是时间的居民。”［8］464他在《日瓦戈医生》中即把两位主人公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从而展示了个人与历史的矛盾冲突。人无处而不在历史之中，而历史的使命又决定了它并不是为单个的人存在，时常还会迫使个体做出违背自我意愿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注定要成为“时代俘虏中永恒的人质”［8］465，个人可以以精神上的“自由”实现对历史奴役的胜利，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威严下保持自我的超然。

在看待如何实现“人性自由”的问题上，帕氏给出了与俄国传统文学大师不同的答案。相比让笔下的人物依靠上帝、基督的力量获得神性而实现“人性自由”，帕氏更愿意让主人公日瓦戈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之。这里大概可以窥见新老作家“自由观”的差异，传统作家普遍将“自由”看成是上帝的恩赐，而帕氏认为“自由”是人内在精神固有的本质，如学者所说是“人类生命生存本质与真实的内在放逐与超越的自由”［9］113，这样一来，他所塑造的日瓦戈医生便摆脱了高高在上的神的奴役，有了主宰自我命运的可能，同时也生活得更加真实。

帕氏为“精神贵族”日瓦戈设想的通向“人性自由”的路径是——爱艺术，他借日瓦戈舅舅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艺术理念：“艺术总是被两种东西占据着：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死亡，另一方面始终如一地以此创造生命。”［5］87艺术的魔力可以让死亡变成新生的开始。日瓦戈一生都在坚持写诗，善于思考的他把对人生、大自然的独特感悟和对历史的洞察全部融化于诗中，在这种纯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中，他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能感受到的自由，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个体在历史中处于痛苦的矛盾状态……只有到了另一种质的世界才能克服这种矛盾。”［1］9日瓦戈就在坚持不懈的艺术创作中到达了“另一种质的世界”，真正实现了“人性自由”，而他死后留下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如启示录一样沐浴了很多未曾谋面的读者，帕氏之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就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未来的预言家”①转引自夏忠宪《〈日瓦戈医生〉研究史略——兼论方法论的启示》，《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2期，第6页。。通过艺术之门，日瓦戈医生实现了“人性自由”，同时超越历史，以精神的不朽获得了永生。

可以看到，《日瓦戈医生》较之传统小说更全面和客观地展现了“人性自由”的内涵。首先，“人性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关注世事，而是从更高的超越世俗的哲学层面上对时代进行反思，这是个人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的另一种方式；其次，“人性自由”摆脱了浓重的宗教色彩，当然这并不代表在理解《日瓦戈医生》时可以忽略其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毕竟它仍是一部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小说，但应该注意到，它的基督宗教色彩已经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浓厚，同时又不像革命小说那样完全与宗教色彩无染。正是因为摆脱了“宗教束缚”，才使得《日瓦戈医生》显示出恢弘的气度，“既扎根于民族而又跨越了民族的疆界”［10］45，而它对“人性自由”的关注也更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意义。

帕斯捷儿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倾注的对“人性自由”的书写使它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不容忽视的典范之作，而他颇具人文情怀的“人性自由”论则进一步为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化拓宽了道路。

［1］（俄）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M］.董友，译.雷永生，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4］（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M］.浦立民，刘峰，译.毛信仁，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5］（苏联）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6］（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7］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西方论苏联当代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8］（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凌建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钟璞.美学自由主义——论存在自由与人性自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0］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