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公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又译作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家，与马克思、韦伯并列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1]17。他凭借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勘知商品社会中货币对现代人的性格、生命感觉、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从文化角度对现代人的种种现代性体验及其内在本质作出深刻分析，构建起独特的货币文化理论。西美尔认为“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与先决条件，向内生长成一种终极目的”，[2]103但是“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2]103西美尔洞悉到货币作为形式的上帝使人的价值感失去了栖居之地，但人的生存意义不能无家可归，所以必须向内发掘心灵的力量以摆脱货币的魅惑，最终抵达终极价值的彼岸。对于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国内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他们在对西美尔思想做宏观译介的基础上，多从现代性视角进行文化批评研究。虽然张盾等学者也从某个方面涉及到该理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但并未做全面梳理和深度评析。本文旨在探索西美尔货币文化理论的多元理论基础，并结合理论内容，指出其理论在根源上的悲观主义色彩和突围策略上的乌托邦主义色彩。

一、西美尔货币文化理论的理论来源

西美尔生活于工业革命从英国向欧陆国家扩展的时代，其时德国已进入早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劳动分工日趋复杂，货币经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弊端也日渐显著。“一方面，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了人创造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精细的劳动分工使文化产品作为统一体超越于个体，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对文化整体性的感觉和掌控。”[3]3劳动分工越精细，个体同一性越破碎。货币经济在促进劳动产品激增的同时，加快了个体同一性的破碎，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的理性至上、情感缺失、生命感觉萎缩等现代性文化现象，这为西美尓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而在理论来源上，西美尔货币文化理论是多元理论的交融，从中折射出多样性的思想源头，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二是新康德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三是叔本华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一）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

国内外学界关于西美尔与马克思的思想渊源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西美尔拒斥历史唯物主义，与韦伯等人都有重塑“资本主义精神”的宏愿；另一种认为“西美尔的货币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的补充和延伸”。[4]63笔者认为，虽然西美尔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不同，但马克思对货币本质的深度分析对西美尔从文化角度解析货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引用最多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指出，撰写此书的目的“即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从而经济生活被纳入精神文化的原因的这种学说仍保证其阐释性价值”。[2]3西美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对人的精神文化的分析。事实上，西美尓所批评的是当时流行于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理论。实际上，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来看，经济结构分析和生活感觉分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而西美尔对货币现象的文化分析正是将马克思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着重研究货币对“个体的生命情感、对个体命运的链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2]2如果说马克思对货币的生活感觉分析为西美尔提供了研究对象上的灵感，那么马克思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则为西美尔提供研究理路上的参照，即把对货币的生活感觉分析深化为对货币的文化分析，走出一条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路线。正由于西美尔与马克思在研究理路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在对待货币异化现象的态度以及对异化的突围策略上分道扬镳，下文将做进一步论述。

（二）理论来源之二：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受新康德主义影响，西美尔理论从康德出发，又试图超越康德，力图建构一幅相对主义的世界图景作为思想基础。如果康德还承认存在绝对本质的话，那么相对主义认识论则着眼于事物的相对性、流变性，将绝对本质消解于运动和关系之中。而弗莱堡学派则进一步将事物的实存与价值相区别，将两者看做一对不可还原、相互对立的范畴。

西美尔认为，从认识的来源看，认识是主体在特殊的生理心理组织功能和价值需要基础上，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导有益于主体的行为。由于物种的认识基础不同，所以“有多少个不相同的组织和生命状态，就有多少基本不同的真理”，[2]45即认识是相对的。从认识的发展过程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历史性、具体性和条件性，是相对的。西美尔并不止步于事物相对性的孤立状态，他最终在认识的真理性上，强调事物只有在与他者的相对关系及由其组成的整体中才能确立自身价值和意义。因此，在认识论上，西美尓将真理归结为在主客体相互关系中产生的对主体的有益行为，而认识的真理性受价值观念的支配。由于主观需要是相对的，所以价值判断也是相对的。受弗莱堡学派影响，基于事物的实存与价值的异质性，西美尔将事物按其性质置入价值秩序，将绝对性的存在消解于相对性的关系中，以价值来统一整个世界。

西美尔由此认为，货币作为商品之间相对关系的表征，作为价值的最充分表现形式，是价值的相对性及其对事物价值的统领功能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实现。在现代生活中，货币构成了人际交往关系的核心部分，并对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精神世界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三）理论来源之三：叔本华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西美尔以相对主义认识论为逻辑框架，将对货币的形而上学追问提升到生命哲学的高度。他深受叔本华、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提出“文化悲剧”的宿命论。

在叔本华看来，意志是我们主观生活的实质，而存在本身的绝对性是一种不断的追求和自我超越，这注定处于永恒的不满足状态。[5]6西美尔继承叔本华关于生命意志的思想，同时借鉴了柏格森生命之流的观念。他将“先验意志”嵌入生命之流，以作为生命永恒变化的内在动力。而生命冲动要呈现自身就要借助康德先验的“形式的构造”。西美尓所指的“形式化”就是这种先验能力的现实化，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包括人的认知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人际交往方式等。西美尔以相对主义的相对性和流变性为逻辑框架，认为生命冲动与生命形式处于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之中：生命冲动是生命形式的内在动力，生命形式是生命冲动的固定化和现实化，构成生命冲动的界限。而生命的流动总是不断超越自己的界限，同时又需要新的界限，正像不断推移的地平线。但这种打破并非彻底的舍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吸收旧的形式的基础上构造新的形式。西美尔指出：“生命的矛盾在于：它只能在形式中找到一席之地，但又无法在形式中找到一锥之地。”[5]6生命必须在形式中觉醒，又必然被生命的洪流所冲垮。

在西美尔看来，生命与形式的对抗既体现于个体生命，也体现于社会。社会统一体一旦形成超越个体的集合力量，就会成为一种独立于个体的客体文化和力量，并以其内在逻辑自我展开。而这种客体文化往往不再适应个体主体的需要，并与个体相对立。因此，在个人领域中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在社会领域就表现为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当个体无法把握社会形式时，主客体间的文化冲突就尤为凸显。在现代劳动分工和货币经济推动下，这种主客体文化冲突就彻底展现为一种异己的压迫性力量凌驾于个体之上，使独立的个人为物化的形式所禁锢，遭受生命感觉萎缩、生存意义迷失等现代性体验。

如果马克思为西美尔提供了研究对象上的灵感和研究路径上的参照，那么作为新康德主义者和生命哲学家的西美尔则在自己的哲学阵地上寻找到新的理论来源和研究理路，即新康德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和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这两者实质上为其货币文化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构成了其理论的逻辑框架。

二、西美尔货币文化理论简评

（一）西美尔货币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突围策略：距离

西美尔在相对主义认识论和生命哲学的理论框架下，阐发了其货币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涵。他认为，货币化质为量的特性促使人们的生活风格趋于量化、平均化和理性化，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功能，使其成为一切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扮演着“世俗之神”的角色。在价值目标方面，人们将货币作为首要的生活目标而为之疲于奔命，于是作为纯粹手段的货币僭越成为直接目的；在人际交往方面，经济交换中的理性原则渗透到人的交往观念中，人际交往趋向于功利化，使人的心灵产生距离感和畏触感；在个体自由方面，货币虽然使人因摆脱对物和他人的依赖而获得更多的自由，但人因无法彻底摆脱货币关系的束缚而使这种自由流于形式化。总之，货币在根本上导致人的异化：人创造的货币反过来支配人。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西美尔看到的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性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6]22西美尔不仅对这一现代性痼疾作出诊断，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个体生命突围的策略，即“距离”。

这种“距离”策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求艺术的生活风格，在艺术创作中寻求个体的内在整合。在艺术创作中，人能够将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射进艺术品的统一性之中，从而与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免于世俗的纠缠，重获个体的统一性；二是个体通过构建主体性宗教实现个性的统一。所谓主体性宗教，就是主体渴望献身于另一种更高存在的超验冲动和情绪，表现在生活形式上就是宗教虔诚。西美尔虽然没有阐明主体性宗教的具体内容，但认为这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体验正是生命的根基和实现个体生命整合的内在动力。这实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的诉求，即如何恢复个人对事物魅力的细腻感受，使主体灵魂在现代生活中仍然保持高雅、独特、内在，实现诗意的栖居。

（二）货币文化根源论上的悲观主义色彩

西美尔将货币文化的根源归结为生命与形式的对抗，并在现代劳动分工和货币经济推动下发展为不可避免的“文化悲剧”，这其中呈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

从理论来源看，西美尔的生命哲学思想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内在地透露出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色彩。西美尔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作为内在动力的生命冲动，即叔本华的先验意志，总是处在不断构造形式和打破形式的运动过程中，生命冲动与形式便处在一种持续的对抗关系中。这种对立在现实文化中就表现为主客体文化的冲突，这是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内在宿命，从而呈现出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色彩。

从现实根源看，西美尔认为，客体文化凌驾并奴役主体文化只是出现在现代。在前现代时期，由于社会成员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文化成果，因而不存在主客体文化的严重对立。造成这一转变的现实根源正是现代劳动分工和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劳动分工促进了个体的专业化、片面化，个体在被分离的过程中同时产生强烈的交往需求，即需要一种普遍的中介弥补个体间的分离状态，而货币以其纯粹的中介性恰好适应了这一需求，进而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中介形式随着货币经济的扩展将客观化过程推向生活整体，从而促使客体文化超越主体文化并形成对主体文化的压制。但是西美尔认为，导致主客体文化关系异变的社会劳动分工和货币经济同样是不可改变的。所以，从现实根源来看同样透露着悲观主义色彩。

这一理论在根源上的悲观主义色彩，使他在探寻对文化悲剧的突围策略时不再执着于外在力量的救赎，而是转向个体内在的整合。所以，西美尔货币文化理论在根源上的悲观主义在其突围方式上呈现出一种乌托邦主义色彩。

（三）货币文化突围策略上的乌托邦主义色彩

通过西美尔的“距离”策略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策略的比较，可以看到西美尔突围策略的乌托邦主义色彩。

西美尔认为，主客体文化由冲突走向分裂乃至压制是文化自身内在悲剧性的体现，有其必然的现实根源。由于个体无法从外在的整体机制中获得突围和解放，只能退回个体自身以求与外在生活保持距离，从内在心灵中获得个性统一；马克思哲学旨在通过实践改变人的生存状态，决定了马克思是从现实中寻求人类生存的出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7]60-61通过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分析——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得以延续和强化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可通过实践扬弃异化：“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7]82可见，马克思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突围方案是扬弃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

从西美尓与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不同突围方式可以看出，马克思着眼于历史现实，将突围方式植根于现实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领域，历史已证明了其理论的可行性、科学性和根本性。而西美尔则着眼于个体从观念领域获得生命体验的突围，而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这种“距离”策略，一方面对个体的整体素质要求较高，其艺术的生活风格和对生命的微妙感触展现的是一种贵族主义式的生活追求，从而缺乏普适性；另一方面，个体主体终究为客体文化所淹没的“文化悲剧”表明，即使人们努力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也无法避免日常生活的强大影响和压力，从而使人陷入更加矛盾的危机状态，因而缺乏现实性、科学性和根本性。所以，西美尔的“距离”策略作为一种探索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从根本上却是一种乌托邦主义。

[1]梁振华.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走近西美尔[J].中国图书评论，2004（3）.

[2]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于明辉.现代性视域中的齐美尔文化美学[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7.

[4]李志军.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马克思与西美尔[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

[5]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M].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刘小枫.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西美尔《货币哲学》问世一百周年[J].开放时代，2000（5）

[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