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咔咔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看法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分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过渡理论进行了各自的解读，在现实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从而在实践层面采取了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策略，深刻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

一、经典过渡理论及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差异性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进行了揭示。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过渡理论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那里，却得到了迥异的解读。

针对时代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论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内容。第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目标是“剥夺剥夺者”，社会主义过渡的总体趋势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前提是“两个决不会”。第二，社会主义革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体，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以暴力革命为主，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是其“高级阶段”。第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的革命图式，即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要实现政治解放，进而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完成标志着社会解放的实现，从而进入无阶级无国家的高级文明社会。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是同时发生的革命。第四，社会主义过渡不仅要具有主观条件，也具备客观要求，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第五，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完成了过渡理论的人类学论证，即人类社会从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以原生社会的复归的再生社会的过渡。随着民族史向世界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由地域性的存在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发展，社会形态发展总体趋势的“五形态说”，并不否认某个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从而表明了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元多线的发展图景。

经典过渡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理论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就经典过渡理论进行了差异性解读。从总体上看，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方面缺乏正确看待经典过渡理论的哲学视角，他们没能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链条的两端”，他们实际上固守了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维度，看到了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理论而忽视了恩格斯晚年对于上层建筑作用的科学分析。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缺乏对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论的深层理解，而是深受实证主义的进化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如伯恩施坦等淡化甚至取消了经典过渡理论的最终目标；此外，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解读，使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中偏离正确的轨道，实际上固守了马克思基于自由竞争时代对社会主义过渡的“多国同时革命论”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从而未能就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科学的解答。列宁正是看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不足，在对辩证法的学习中认识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作用，着重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上看待经典过渡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一方面列宁强调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维度，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的作用，而没有拘泥于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维度[1]21-30；另一方面，列宁在革命策略上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思想，而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基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性分析，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阵痛”而走向社会主义；同时列宁也继承了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历史作用的思想，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方法上强调了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性，但列宁同时看到了马克思“多国同时革命论”对于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的强调。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社会主义过渡观的差异，必然导致他们在现实层面的资本主义观的显著区别，从而对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迥异的结论。

二、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解：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过渡理论的基础

面对恩格斯逝世以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所引起的人们对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解问题，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分别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第二国际理论家整体上脱离了工人运动实践，未能提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较为恰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方面，第二国际理论家始终未能就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从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出准确的回答。首先，其右派如伯恩施坦，主张资本主义通过“和平长入”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右派在理论上认为，马克思经典过渡理论特别是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伯恩施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决定了人们无法否认“卡特尔能够改变危机的性质和频度的作用”[2]140，他片面地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断表面化为群众购买力和消费不足，进而否认危机理论的所谓的前提，从而认为垄断的现实性与危机的可能性毫无关联。右派在实践上通过“米勒兰入阁”事件，以放弃工人阶级的原则立场为代价而带来了眼前利益，从而错误地认为“和平长入”的必然性。其次，中派如考茨基，主张资本主义会以“超帝国主义”的形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考茨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资本集中和垄断现象，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对外扩张的政策，随着资本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伴随垄断规模和垄断组织的无限扩大，以致资本主义社会只剩下一个超级垄断组织；“超帝国主义”的过渡理论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这种不考虑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理想化图景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布哈林坚持，“资本集中的过程必然同一个与之相对抗的社会政治趋向发生冲突，因此，它决不能达到逻辑的终点”[3]113。再次，左派如卢森堡则认为，资本积累带来的冲突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从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扩展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各个国家的普遍化意味着资本积累的终结，“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必然性”[4]327，这样，社会主义就具备了现实性。总体来看，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过渡理论都是立足于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他们没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提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列宁正确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认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预示着社会主义的生成。首先，列宁继承并捍卫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针对第二国际右派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修正和否定，列宁认为，“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5]5。只不过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5]5”。其次，和第二国际中派不同，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也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非考茨基所说的“政策”，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即垄断组织、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垄断同盟和瓜分领土决定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战争形态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的爆发，同时也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和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再次，和第二国际左派不同，列宁辩证地看待了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关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以“跨越”的方式过渡，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只能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从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过渡逐步向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过渡发展。

总之，围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尽管第二国际的“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试图努力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6]48，但中派和左派的资本主义观与其说是对经典过渡理论的继承，不如说是固守；马克思过渡理论的时代化问题在他们那里并没有得到解答。右派的资本主义观，与其说是经典过渡理论的发展，毋宁说是否弃，阶级合作取代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只能建立在和资本主义的联姻基础之上。只有列宁在批判借鉴第二国际相关论断的基础上，不仅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而且首次把经典过渡理论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因为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理解的不同观点，决定了各异的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策略，从而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上，他们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三、改良与革命：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路径之争

在变化了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和境遇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分别作出了回答。第二国际的右派认为，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路径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充分利用合法斗争与和平方式；而左派则认为暴力革命才是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方式；中派，折中主张利用合法斗争，又不放弃必要的暴力手段，实际上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不彻底性。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方式，而经济文化等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根本因素。

第一，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过渡理论的实现方式。第二国际理论家为新的时代环境下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同时也提出了不同的实现手段。右派认为，“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过渡策略只能采用改良的手段，他们对合法斗争的依赖使他们片面沉浸于改良手段的纯洁性上。伯恩施坦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定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某一时代的发展形式来实现”[2]195，这一形式只能是拒斥暴力等任何的过时的手段，“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2]7，社会主义的新曙光将存在于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的旧世界的延续中。和右派明显背离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同，卢森堡等左派强调了暴力的重要作用，他们正确地看到了恩格斯“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这一论断的理论价值，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在分析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时，机械地固守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结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看不到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中派同样认为，伯恩施坦等人为代表的右派策略对工人运动的误导性，考茨基等主张民主的手段与暴力的手段相结合，社会主义才能走向现实。中派貌似中肯的斗争方式，实际上是把暴力作为推进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因此在革命条件不成熟时工人运动的目标只能是保障民主的充分发展，不放弃议会斗争，巩固社会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基础。

第二，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方式的批判。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路径的思考，列宁认为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阶级斗争不能被歪曲为阶级合作，资产阶级的议会选举只不过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7]150，右派的斗争方式不可取。考茨基的理论由于哲学性的缺失，没有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片面强调了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他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从生产关系的变革开始；他也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只能是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否定，而不能是对民主的逐步改良，民主的目标是社会主义而不是相反；第二国际左派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他们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进行全面分析，农民视域的匮乏致使工人阶级单边作战，因此，列宁认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5]8-9；卢森堡等只看到了民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作用，看不到特殊条件下“集中”的力量，也没有正确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看来，辩证法的革命性作用不在于固守经典理论的个别结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只能以暴力革命为主，在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前提下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变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

第三，列宁认为，经济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过渡完全实现的根本保证。俄国的社会主义过渡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发生的，虽然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层面的、政治的变革，但经济的过渡即生产力发展才是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一环。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列宁曾想用“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方针直接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实践的失败使列宁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变“直接过渡”的办法为“迂回过渡”，这也使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8]183。同时，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也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在过渡时期，其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才能确保社会主义过渡的完全实现，从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综上所述，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列宁都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斗争方式，前者在机会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路线下，未能对工人运动进行有效的指导。只有列宁在坚持辩证的方法和党性的原则下，为社会主义过渡指明了方向，即以暴力革命确立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前提，以经济文化建设确保社会主义过渡的完全实现，这一社会主义过渡策略成为后发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指南。实践和历史证明，列宁的过渡理论是以现实变化为依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更多地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个别结论，未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导力量。

[1]张兴茂.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2）.

[2]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殷叙彝，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

[3]尼·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M].蒯兆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M].彭尘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吕世荣，周宏.唯物史观的返本开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