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远斌

(重庆大学 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 402167)

中国大学校名研究

潘远斌

(重庆大学 城市科技学院， 重庆 402167)

大学校名如何“取名定字”这一课题，似乎鲜有人问津。分析我国大学校名之现状，大多受地理因素之影响，“因处其地，而定之以名”，仅有寥寥数所高校校名饱蘸几分人文气息。此外，还存在校名千篇一律，千校一面，缺乏民族文化底蕴等不足。是故，在完善我国大学校名之时宜用民族化、个性化、多元化之校名。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承载大学之基本信息，蕴含大学之宝贵价值，体现世人对大学所寄予之特殊意义。

大学；校名；意义

国人对大学教育之研究，可谓广泛且深入，而对大学校名之考察，却鲜有人问津。机缘巧合，笔者在一次工作例会上意外地与人讨论了一下“大学更名潮”的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慢慢研究大学校名这一论题。经考察发现，我国学者普遍重视大学校名的英文翻译是否恰当、对大学校名内涵的阐述以及大学的发展演变历史却很少提及。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仅仅查到了13篇与大学校名相关的论文，而其中直接研究如何给大学“取名定字”的论文竟然无一可寻。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等教育范围内的一个空白，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遗憾。如果从大学校名的本质上讲，校名不过是一个大学的代号而已，这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如若冷静想想这大学校名还真有诸多值得研究之处。所谓“校名”，其实是以某一具体大学为基础，通过特殊的文字符号，体现世人所寄予的特殊意志。校名具有时代性、社会性、特殊性，承载着大学之基本信息，蕴含着大学之宝贵价值。“名”与“实”，形式与内容，校名与大学，血肉相连，实难分割。

一、我国大学校名之现状

大学之校名亦如人之姓名，国人对取名是非常讲究的，坊间传言：“不怕生坏命，就怕取错名”，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等出生之后，父母为取一名，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害怕沾染晦气，影响我们的命运。同样的，在一所大学创校之时，创建者也不知为取校名花费多少心血。因为，对大学而言，校名是一所大学的招牌，而对他人来说，对一所大学的了解往往是从大学的校名开始，这也即是我们常说的“第一印象”，此外，诚如韩非子所言：“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大学校名也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所以，各个大学都把自己的名号看得很重。行文至此，首先得考察一下我国大学校名之现状。鉴于大学校名纷繁复杂，笔者将我国大学校名归纳为以下两大类：

(一)地理类校名

地理类校名是指在给一所大学命名的时候，将地理方位、地理位置、地理因素等融入校名之中，或者说地理因素在大学校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按照层次和类别，笔者将其分为7类：(1)以“国”冠名的大学。按照地理范围之大小，首先以“中国”二字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共17所。(2)以“区域方位”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东北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中南大学、东华大学、西华大学、北华大学、中北大学等等。(3)以“省级名称”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江苏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云南大学等等。(4)以“省会”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福州大学等等。(5)以“市级名称”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厦门大学、青岛大学、井冈山大学、延安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温州大学、宁波大学、大连大学、扬州大学、长春大学、渤海大学等等。(6)以区域方位+地名+学科分类综合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等。(7)以山河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长江大学、三峡大学、河海大学、江汉大学、黄山学院、泰山学院、牡丹江医学院、牡丹江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等等。

(二)人文类校名

人文类校名是指在给一所大学命名的时候，将各种人文因素等融入校名之中，或者说人文因素在大学校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若要细分，大致有2类：(1)以特殊含义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仰恩大学。(2)以人名冠名的大学。此类大学有：中山大学、鲁迅美术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星海音乐学院。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24日，全国普通高校共计2 138所，其中本科以上大学841所。在这841所本科院校中，以“国”冠名、以“区域方位”冠名、以“省级名称”冠名、以“省会”冠名、以“市级名称”冠名、以区域方位+地名+学科分类综合冠名的大学校名占99%，而 “人文类校名”只占1%。是故，笔者认为我国大学校名几乎一致地喜欢亲近“地理”而疏远“人文”，或者说地理因素对大学校名的影响远远大于人文因素对大学校名的影响。

二、大学校名之历史考察

若论我国大学之发端，有一种观点认为始于殷商时期，但现存史料却能佐证我国大学起源于五帝时代的虞舜时期。《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据《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关于成均，郑玄解释说：“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1]

到了西周时期，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了五种“大学”。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种重要的乡学形式——“塾”。《学记》有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到了汉代，出现了 “精舍”和“精庐”，这是生徒聚集、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有云：“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 魏武帝纪》有云：“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有云：“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塾”“精舍”和“精庐”之名称至今无法得知。

到了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设“丽正书院”，此为我国书院肇始之考。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形式之代表，经历了唐代、宋代、元代、明朝、清朝，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华夏民族传统教育形式之精华，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与发展。考察古代之书院，多建于山川湖泊之间，往往以当时的地名用作书院之名。如北宋时期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其书院名称之美，诚如其山川景色之秀。其后之象山书院、峨嵋书院、梅溪书院、雁峰书院、凤山书院、安湖书院、鹤山书院、文溪书院、文峰书院、桐溪书院等等[2]，纵观历代书院之名称，未用山水风物命名者鲜也。这一段时期的书院，除了东林书院和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在广州建立的越秀书院等为数不多的书院外，其余书院均以地点而命名。之所以会出现此种规律，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教育以儒家为正统，读书人学习的目标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均是研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学科分类。因此，只要听见“书院”二字便知其中含义，所以书院仅以山川湖泊命名足矣。

如若今人看了以上笔者罗列的书院，势必认为这是一串旅游景点或者一条旅游路线。单从书院所处位置来看，倒也真是如此。本文认为书院的选址和命名与古人的宇宙观和教育观有着莫大的关联。首先，在宇宙观上，古人一贯秉持“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强调人与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这也即是民间所流传的“风水”思想之核心。所以，在书院择址上，势必按照“堪舆之术”慎重选择“藏风聚气”之所。《重印明弘治衡山县志·形胜志》有云:“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蒸为云霓，其生为祀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由此可见一斑；其次，在教育理念上，无论是儒、道、墨，还是明、法、杂，诸子百家无不把对“道”之追求视为最终目的，把“治道之本原”奉为无上心法。因此，古人自然而然地选择离开喧闹之尘世，到清幽安宁之地，心无旁骛地“治道之本原”。古代教育的目的不光是为了“物格而后知至”，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精神或者气质，“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书院选址于山清水秀之地，对于学子的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有着莫大的帮助，从而更快更好地达到“内圣”的境界，最后走出书院，“齐家、治国、平天下”。此般“治学求道之人文取向”和“相风勘水之审美意趣”，早已在古代“先圣前贤”的心中根深蒂固，并在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对后世大学之命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让中国人意识到教育改革之迫切。一批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挽回颓势振兴中华，高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纷纷向列强学习。西学东渐转瞬即成一股热潮，洋务学堂也就在这股热潮之中应运而生。古代中国的高等学校，办学宗旨只有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培养“鸿儒”“通儒”“智者”“贤人”为己任。与之相比，洋务学堂则更接近当世之“高等专科学校”，以培养专门化的人才为目标，也即是培养现在的“专才”。这一点单从学堂的命名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洋务学堂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如外国语学堂，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比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等；第二类是军事学堂，专门培养军事人才，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等；第三类是技术学堂，专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也即是现在的“技工”。比如：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1867年李鸿章在上海开设的机器学堂、1876年丁日昌设立的福州电报学堂、1896年张之洞创办的南京储才学堂等。当时的清政府共设立了30所洋务学堂，其中27所都是以“地名+学科”的方式命名的，这就非常准确地告诉国人，学堂所在的省市地名和学堂培养的人才类型，也让各类志士仁人迅速且准确地收集学堂的关键信息，为报国门路之选择提供了参考。

与前之书院名称相比，此时的洋务学堂之校名中饱蘸着诸多人文气质。国势倾颓，各方洋务派人士已不能再像古人那样呆在书斋里饱读“圣贤书”，为了救国救民，势必高举“经世致用”之学术旗帜，采取“务求实用”之教育目的。诸多学堂在校名中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办学宗旨，比如福建船政学堂又名“求是堂艺局”。“求是”二字非常明显地标明学堂所追求的是西方务实管用的科技，而再也不谈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了。这也从一方面表明当时的有识之士求学态度之转变，从“盲目排外”转变为“接受新学”。 张之洞一贯秉持“中体西用”的求学模式，将他创办的学堂命名为“湖北自强学堂”，旨在表明他“开创新政，求存图强”的宏旨。在甲午战败之后，张之洞又创办了“南京储才学堂”。“储才”二字不就是表明他要为国培养储备各方面的人才吗？而后的维新派更是一改书生“多空谈而少实际”之恶习，将“变法维新”的思想融入学堂校名之中。如当时最富盛名的“时务学堂”(后改为“求实书院”)，此外还有意欲“格物致知”的“格致书院”、浙江求是学院、祟实书院等等。

民国时期，将办学精神融入大学校名的做法依然未减。1912年3月19日，立达学社同仁捐款在上海南市肇周路南阳里租屋，创办“大同学院”， 以“研究学术，明体达用”为宗旨。此处之“大同”非山西之“大同”，而是出自《墨子》一书，点明其追求“天下大同”之夙愿。1924年，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为“大夏大学”，“ 大夏”二字之含义不言而喻。1925年，为抗议圣约翰大学校长破坏学生运动而退学的原圣约翰大学学生，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在上海重组大学，命名为“光华大学”， 光华大学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策源地之一。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学院”，1905年，法籍神父擅废旧章，马相伯愤而率部分学生离校另组新校。之后不久，于右任先生取《尚书大传·虞夏》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复旦”二字命名新校。考察其含义，一取旦旦努力，振兴中华之宏愿，二取“复我震旦”，反鞑爱国之深意，三取光辉绚烂，自强不息之意志。此外，还有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其校名之寓意颇为丰富。“水乃生命之源，树木实同树人”，“水木清华” 一直为中华学子津津乐道。“清华”原指皇家园林清华园，因在此园林中创设了“清华学堂”，并于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故当今之“清华”指的是清华大学。“清华”二字不仅表达了风光之秀丽，更是寓意着生命之圆满。故而“清华”二字凝炼了作为中国一流学府的清华园的风水景物，人文履历的精义与神气，灵秀隽永而优美典雅，真是一个古今中外最美好、最吉样的大学之名[3]。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学府的数量和规模与日俱增。1951年，中央以培养“专才”为目标，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院系大调整。将许多老牌的知名大学拆分重组成新的单一学科大学。比如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成“北京地质学院”。将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唐山交通大学、 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华北大学的矿冶科系合并组建成“北京钢铁工业学院”。而到了2000年前后，办学理念发生重大改变，各地高校纷纷向着综合性、多科型大学发展，于是狂刮了一阵“合校风”，将这些只开设单一学科的大学刮得“物是名非”。紧接着在全国各地又兴起了一股又一股“更名潮”，至今为止，全国至少有500所高校更换了招牌。像XX工学院、XX钢铁工业学院、XX地质学院这样的高校骤然减少了一大半，像XX理工大学、XX科技大学、XX医科大学这样的高校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逐渐形成当今之形势。

三、大学校名之域外考察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民族英雄的坟墓附近创办了“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这被后世学者认为是西方高等教育之开端。52年后，柏拉图最优秀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一所哲学学校——吕克昂学园(Lykeion)。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发展成为世界各地学者的教育中心——“亚历山大大学”。到了公元1303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创建了自己的宫廷书院——“罗马大学”。重新梳理西方古代学校演变之脉络，我们可知当时的校名多以地名和人名来命名。

中世纪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阶层的不断发展，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应运而生，涌现出不少高水平的大学。萨拉尔诺大学以医学研究闻名；波洛尼亚大学以教授法学而著称；巴黎大学以神学见长；此外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此列举的这5所知名大学虽然都有各自擅长的学科专业，也有各自培养的泰斗名宿，但都无一例外地以所处之地理位置而命名。

文艺复兴运动使得人文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再加之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和发明，把西方人的注意力由“仙界”转移到了人间。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贴近现实，不再像以往那样向往“圣域”，转而更加注重俗世，随后又不断地挑战权威，不断地涌现新思潮，最终迎来了“工业革命时代”和“大革命时代”。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西方教育越来越倾向于理性和经验，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4]。1639年3月13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成立了一所以牧师约翰·哈佛命名的哈佛学院，1780年哈佛学院更名为哈佛大学。1701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成立了一所 “大学学院”(Collegiate School)。1718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高层官员伊莱休·耶鲁捐赠之义举，这个“大学学院” 正式更名为“耶鲁学院”，也即是后之耶鲁大学的前身。1891年，美国当时的加州铁路大王、曾担任加州州长的老利兰·斯坦福为纪念他染病故去的儿子，决定捐钱在帕罗奥多成立一所以他儿子命名的大学，也即是斯坦福大学。这三所美国顶尖大学都是以人名而命名，也即是为了纪念某人而成立的“纪念型大学”，这样的校名，笔者称之为“纪念型校名”。

在德国，像这样的“纪念型校名”比比皆是。斑贝格大学在1998年10月1日重新使用Otto-Friedrich的校名，这是为了纪念它的创始人斑贝格主教；1810年，在威廉·冯·洪堡的倡议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得以创立，到了1949年，该大学以其精神之父的名字冠名，改称“洪堡大学”。海涅(1797-1856)是一个徘徊于“现实的法国”和“理想的德国”之间的诗人，1988年，杜塞尔多夫大学终以“海涅”冠名。爱尔兰根大学为了纪念大力捐助该大学的伯爵Alexander，又在校名中加上了Alexander的名字。

日本的大学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最为著名。东京大学，其前身是1684年创立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其后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 京都大学成立于1897年，当时定名为“京都帝国大学”。 二战之后，重新使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之校名。再看看号称“日本私立双雄”的早稻田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1882年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的宣言声，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诞生在东京郊区的一片稻田里，最后命名为早稻田大学。1858年，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江户创设“兰学塾”，又名“福泽屋”， 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1920年根据大学令而正式定名为庆应义塾大学。

日本的文化正如其地理位置一样，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它自古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近代以来，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故而在日本文化中总能找到许多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影子。日本的大学校名也正是日本文化的某种体现，除了以地点命名的校名和“纪念型校名”外，日本大学的校名大致还有4个特征：首先，大学校名中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特征，笔者称之为“汉化校名”，比如庆应义塾大学、津田塾大学、国士馆大学、立命馆大学、皇学馆大学等。庆应义塾、津田塾、国士馆、立命馆这样的办学机构明显是在隋唐时期通过“遣唐使”引进回日本的。故而今天的中国人在看到这样的大学校名时总会觉得似曾相识，倍感亲切。另外一点，在日本文字中至少保留了3 200个含义丰富的汉字，而日本土生土长的文字符号(平假名和片假名)则根本不具备什么意义。因此，日本绝大多数的大学校名都是由汉字组成，其含义也可以通过对汉字的识别进行理解。其次，在二战前，日本曾经出现了不少“极富侵略意义”的“帝国大学”，笔者称之为“侵略型校名”。1886年，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从而颁布了“帝国大学令”，先后在其本土及其殖民地设立了9所国立综合型帝国大学。他们分别是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北海道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现之韩国首尔)、台北帝国大学(现之台湾台北)、大阪帝国大学和名古屋帝国大学。二战结束后，日本随着《和平宪法》的颁布，给大学校名带来了几许“平和”。1947年，日本开始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大清洗，于是去掉了“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等7所“帝大”中极富侵略意义的“帝国”二字，重新使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平和”之校名。第三，二战后的日本实际上被美国控制，所以更多地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在大学校名中出现了一些“洋化校名”，比如数字好莱坞大学。第四，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向中国学习之“大化改新”，也出现过像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在这两次文化引进之时，宗教也随之而来，这也就导致了现在的日本存在“宗教型大学”，这样的大学校名笔者称之为“宗教校名”，比如国际基督教大学、茨城基督教大学、佛教大学。佛教大学并不是培养和尚的大学，而是一所国民教育机构。正如其校名一样，佛教大学把佛教精神作为建校理念。其中重点从镰仓时代宣称“只要念佛经谁都可以得救”的净土宗开山鼻祖——法然上人那里继承佛教理念。为了以法然上人的佛教理念为依据更好地活在当下，佛教大学所希望树立的形象是“为人类所开设的大学”。

四、我国大学校名之不足

通过前文对我国大学校名之现状分析，笔者将其不足之处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我国大学校名千篇一律。放眼一省一市之大学校名，所闻所见者，无非是几个常客——XX大学、XX理工大学、XX医科大学、XX师范大学、XX农业大学。仿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给人取名一样，诸如赵建国、钱建国、孙建国、李建国，赵援朝、钱援朝、孙援朝、李援朝，赵文革、钱文革、孙文革、李文革之类，就像一股“时尚潮流”一般人人模仿，遍地皆是。如此的大学校名真可谓“千校一面”，毫无特色，更无个性可言。这与我国发展民族文化之宗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去甚远，更不用提什么“发展多元文化”了。

其次是体现民族文化内涵之校名寥寥无几。纵观我国之大学，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校名实在屈指可数，只有复旦、同济、暨南等几所大学的校名融合了本民族文化之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与此同时，可以看看我们的老邻居——日本。在日本充满“汉学”意蕴之“汉化校名”中，诸如国士馆大学之“国士”在《战国策·赵策》:“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和《史记·淮阴侯列传》：“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中早有记载。而立命馆大学之“立命”二字则出自《墨子·非命上》：“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和《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无论“立命”抑或“国士”，二者均是我中华民族之文化精品，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文明种子”，然而可恨的是，现今之大学弃而不用，反倒在日本“开花结果”，实令国人心寒。

再次是个别校名有“混淆视听”之嫌。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两校校名仅一字只差；而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也就是替换了一个同义的地名而已。广西师范大学与广西师范学院，不过是学院与大学的级别不一样罢了。此等大学校名必定会影响大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会让我国社会对大学之评价产生错位。凡此种种，无论是对某个大学来说，还是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

最后，关于校名的题写，各地高校大多偏爱“毛体”。据史料记载，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名至今仍在使用的有：北京大学(1950年)、清华大学(1950年)、复旦大学(1951年)、南开大学(1950年)、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湖南大学(1950年)、安徽大学(1958年)、贵州大学(1951年)、湘潭大学(1958年)、广西大学(1952年)。现如今，全国有诸多大学(特别是在“更名潮”中出现的大学)之校名是从毛主席的墨宝中摘录拼凑而成，其中不乏知名大学。比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山东大学等等。此等做法，虽然表现出对毛主席书法作品的喜爱，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学校园文化积淀之不深，以及国人思想之贫乏[5]。

五、我国大学校名之完善

(一)宜用民族化之校名

近年来，一股接一股的“中国风”“民族风”吹遍大江南北，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正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那么世界的必定首先是民族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华夏民族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优秀民族，如果我们只是坐拥如此巨大的文化宝藏，而不知将此优秀文化广为传承，对我华夏民族而言绝非幸事！回想复旦、同济、暨南三校之名称，古色古香，质朴大方，不禁令人回味无穷。复旦大学之“复旦”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含义是：“一取旦旦努力，振兴中华之宏愿，二取“复我震旦”，反鞑爱国之深意，三取光辉绚烂，自强不息之意志”。暨南大学之“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其含义是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同济大学之“同济”二字出自《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其含义是希望学校、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士能够齐心协力，团结互助，共赴国难，重塑中华。

笔者之所以如此推崇“民族化”的校名，一方面是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之影响。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还应包括文化的复兴。在经济复兴方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GDP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可谓成绩斐然。而在文化复兴方面呢？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中国的文化复兴似乎才刚刚起步，正待我辈大力建设。大学不光是科技传播之地，也是民族文化传承之所，更是世界文明交流之平台。重视民族文化之传承，在大学校名中体现出民族文化之特色，如此才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从“民族的”推向“世界的”。而在另外一方面，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也即是文化寻根，文化溯源思想)在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早已演化成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无论是作文还是取名，引经据典往往能在受众心中激起强烈反响，从而收到“文化共鸣”之效果。作为新时期的青年人，多多研习中国文化，从古人的诗词歌赋中摄取文化营养，吸取其“微言大义”，并在当今的新形势下赋予大学校名进步之意义，不仅有古朴之审美价值可取，并有催人向上、奋发而为之功效，可谓一箭双雕，何其幸甚！

(二)宜用个性化、多元化之校名

在国外的大学校名中，冠以人名的情形不胜枚举，现总结其特点有二：一是因为捐赠而冠以人名，如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二是因为有着重大成就而冠以人名，如斑贝格大学、洪堡大学、海涅大学、金日成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等等。简言之，这类大学要么以“捐赠人”冠名，要么以“伟人”冠名。而在中国，以人名用作校名的情形非常之少，只有中山大学等4所高校。国内的校名与国外的校名之所以差别巨大，大概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人自古贯彻“大义”思想，强调淡泊名利；二是国人自古以谦逊为美德，即便有所成就、有所捐赠，仍然不宜冠以人名；三是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奉献精神，倡导“做好事不留姓名”。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他们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人之价值，并以“权利—义务”和“付出—回报”之行为模式为指导，所以他们“因其所捐，定其校名”。向大学捐赠是一种公益活动，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纵观历史发展之趋势，向大学做出捐赠早已成为一种潮流，而对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后，向大学捐赠的事例层出不穷。比如说仰恩大学就是由爱国华侨吴庆星先生及其家庭设立的仰恩基金会所创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学的二级学院中也出现了这种“捐赠型学院”，比如光华教育基金会分别向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作出了捐赠，因此而改名成立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另外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凯源法学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等二级学院均是如此。总之，大学校名无论是以“捐赠人”冠名，还是以“伟人”冠名，对于打破现在“千校一面”之局势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大学校名的多元化，同时还有助于东西方文化之融合。

(三)宜请“有实际关联之人”题写校名

大学校名之题写固然应该讲究，但也不应一味追求“毛体”抑或是其他书法名家之墨宝。请毛主席题字固然会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甚至会产生轰动效应，这也正是请伟人、名人题字所追求之效果。但在事后冷静想想，这不过是为了在大学招牌上增一点“名气”、添一点“贵气”罢了，这又何必？从根本上讲，一所大学地位之高低、名气之大小，最终是由这所大学的综合实力来决定。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不是校名是谁题写的，而是一所大学培养人才之多少和塑造人才之质量，只有本校培养的人才才能为大学添砖加瓦，所以笔者认为：宜请“有实际关联之人”题写校名。具体说来有两种人，一是请知名校友题写校名，知名校友本身即是本校培养的顶尖人才，在客观上反映了一所大学教学质量之高低，如若请其题写校名，自然是为本校之盛名锦上添花。二是请本校知名学者题写校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通过大楼与大师之对比告诉国人，大师对于大学是何等重要。一所大学所拥有“大师”之多少直接决定了这所大学教学科研之成败。大师本身即是一所大学“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请本校知名学者题写校名自然是对大学实力的再一次彰显。是故，笔者认为宜请“有实际关联之人”题写校名。如果非要举例，笔者认为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校名的题写最值得推崇。毛主席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职，所以他是北京大学的工作人员，由他来题写校名自然有“荣归故里”之感触。吴玉章曾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由老校长来题写校名，那自然是再贴切不过的。此二者是请“有实际关联之人”题写校名的最好实例。

[1]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2] 张焱.从中美两国大学校名看社会、历史和文化[J].外语教育，2001(3):180-183.

[3] 穆天.吾校清华[N].清华露天报，1996-06-18(2).

[4] 田江,刘泰越.论大学校名更改潮流的反思[J]. 现代农业，2010(1):96-98.

[5] 张楚廷.论大学的校名[J].现代大学教育，2007(5):52-54.

(责任编辑刘海燕)

ResearchontheNameofUniversityinChina

PAN Yuanbin

(CityCollegeofScienceandTechnology,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2167,China)

Very few people studied the program how to name the university.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names of universities in China was analyzed, in which most were influenced by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nly naming th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place, and only a few names of universities has the humanistic spirit. Besides, the names of university are similar and lack of national culture. So the improve the names of universities should be national, individual and diverse. Only in this way,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olleges can better be inherited, and the name of university can contain the precious value of universities, and show the special meaning placed by people to the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me of university; significance

G649.2

A

1673-8012(2013)05-0012-07

2013-08-11

潘远斌(1986-)，男， 重庆长寿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育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