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卫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 杭州 310025）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个系统性问题，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随着劳动力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刘易斯拐点”逐步临近，将会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良好契机。

一、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的特点

（一）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非农产业人员的主要力量，其中近一半来自省外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2010年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①本文的数据测算中将“农业转移人口”定义为“拥有农业户籍，但实际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为2399万人，占全省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三，达到77.1%。其中，省外流入劳动力占全部转移人口的近一半（47.3%），省内跨县、县内跨乡镇人口分别占6.3%和7.0%，乡（镇、街道）内就地转移人口占39.4%。

（二）年龄特征：青壮年劳动力是主体，但劳动力老化迹象明显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浙江农业转移人口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年龄中位数为36.5岁，16-49岁人口占87.1%，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转移人口占32.8%。但是中高年龄组劳动力快速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呈老化趋势。在全部省外流入人口中，35-59岁的中高年龄劳动力组人口占35.7%，比2000年提高20.7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三）性别结构：男性人口仍占多数，但近年来女性转移人口增速明显快于男性

全省农业转移人口中，男性人口占57.0%，女性人口占43.0%，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32.8，男性人口仍占多数。与2000年相比，农业转移人口的性别比总体逐渐趋于平衡。虽然两次普查中省外流入人口的性别差异最大的仍属于同一群体，即从2000年40-44岁转移到2010年50-54岁，但经过10年时间的变化，其性别比的峰值已从237.2下降到179.8，中年女性流入人口增速明显快于男性。

（四）转移模式：随迁家属逐步增多，逐渐呈现家庭化转移模式

全部省外流入人口中，以随迁家属或投亲靠友的目的来浙江的人口在逐步增多，占12.4%，比2000年提高3.6个百分点。随迁家属的逐步增加，与上述分析的中年女性人口大量流入是一致的。另外，随迁家属中也有不少的少年儿童人口。据教育部门统计②数据来源：《2012年浙江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浙江省教育厅网站，2013年4月8日。，2012年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26.4%，其中，小学、初中分别占到全部学生的30.6%和16.5%。这表明，近年来，省外人口逐步从原来一人独自流动的模式，逐步转变为家庭化的流动模式，夫妻两人甚至举家同时转移流动。

（五）文化结构：平均受教育程度接近初中水平，总体文化素质偏低

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年，即相当于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其中，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的人口分别占2.3%、24.6%，54.5%，14.3%和4.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1.4%。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总体偏低。从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浙江省外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6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年，也是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沿海省市中最低的。浙江省外来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重为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达到26.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0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14.4%，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口比重为4.0%，更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3左右。

（六）行业选择：制造业是农业人口的主要转移目标，部分行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形成依赖性需求

农业转移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占69.7%，其中制造业占59.5%。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也使得浙江省的许多产业对其依赖日益加深，形成了刚性需求。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中，农业转移人口的比重超过或接近8成。其中，制造业中的纺织服装业、皮革毛羽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废弃资源回收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8大行业，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使用更是超过了90%。

二、浙江经济发展方式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交织影响

当前，浙江经济增长仍然过多依赖低端产业，形成了对低成本普通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使得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浙江。而大量低文化素质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存在，又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反过来制约浙江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进而吸引了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

浙江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使得企业对调整转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够强，面对市场竞争，习惯于采取在原有技术水平上扩大产能、薄利多销的策略，形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2010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表明，生产同样的GDP，浙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流入浙江。

（二）低层次产业结构需求的劳动力主要是年轻、熟练的普通操作工人和服务人员，而对技能和学历的要求却较低，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缓慢

长期以来，浙江企业的用工需求主要以年轻、熟练的普通劳动力为主，对技能和学历要求较低。据《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企业用工需求中，低技能要求（包括无技能要求、初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分别为89.6%、93.2%和89.0%，对求职人员的低学历要求（包括无学历要求和初中及以下人员）分别占68.0%、72.1%和72.7%。这意味着低文化和技能素养的普通劳动力都能顺利地在浙江找到工作，这也是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低层次岗位需求和自身低文化素质的双重制约，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被锁定在低端职业，难以形成良性的向上流动机制

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很容易在低技能行业中找到工作，这使其缺乏学习技能的环境和动力，从而被锁定在低端职业，具有明显的从业惯性，难以形成良性的向上流动机制。2010年，88.8%的农业转移人口从事对文化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职业，其中64.7%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24.1%为商业服务业人员。从年龄上看，第一代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从事的职业变化不大，仍以低端职业为主，20-24岁、30-34岁和40-44岁的农业转移人口中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分别占63.7%、65.7%和68.1%，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占23.4%、23.3%和22.6%。

（四）低文化素质农业转移人口的迅速增加，反过来强化了浙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

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得一些企业认为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就能持续发展，没有动力进行转型升级；而低文化水平、低技能的企业员工，也制约了许多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这些都强化了浙江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相关研究成果③张雪玲：《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年。，2001-2011年，浙江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8%和13.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3.3%，浙江经济增长仍然延续着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

三、“刘易斯拐点”临近的预示信号

由于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理解不同，我国是否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当前学术界争议的热门话题。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趋势性的变化，劳动力供应从近乎无限供给逐步向短缺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都预示着“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

（一）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逐步减少

随着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逐年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而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数不断增加，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从不断上升转为逐步下降的趋势。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上升时期后第一次出现了绝对值下降，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开始逐步退出劳动年龄阶段，进入老年人口行列，“婴儿潮”的压力逐步转变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根据北京大学乔晓春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预测结果，即使适当考虑生育政策放松因素，至2050年，全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比2010年时减少25.8%④针对不同的生育政策调整预期及其生育水平，乔晓春的预测分为低、中、高三个方案，本文以其中的中方案为例进行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年均下降0.41个百分点，其中，2010-2020年以年均0.60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下降。

（二）人口总抚养系数出现拐点，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和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重合的时期，人口负担形势趋于严峻。“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2010年左右人口总抚养系数处于U字型的底部区域。预计到2020年，全国人口总抚养系数将达到46%，快速恢复并超过2000年的水平（42.6%）；到2030-2035年左右，全国人口总抚养系数将超过50%，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逐步关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持续了4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

（三）劳动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769元，比上年增长11.9%；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752元，增长17.1%。城镇私营单位的工资水平虽然离非私营单位仍有一定距离，但其增幅已经连续三年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增长速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逐步缩小两者的工资水平差距。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是劳动者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渠道，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对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将难以继续发挥

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低廉的劳动力。但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明显。2010年，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5%，分别比镇和城市高2.9和3.4个百分点。乡村不仅老龄化程度最高，而且老龄化速度最快，城乡老龄化差距逐步拉大。与2000年相比，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镇和城市仅分别提高2.8、1.3个百分点。

从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看，2010年40岁及以上人口占61.1%，比2000年提高16.1个百分点，而新生代农民（30岁以下人口）还不到两成（19.6%）。从浙江省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年龄老化现象更为严重。2010年，浙江省40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达83.4%，50岁及以上比重也接近六成（58.1%），新生代农民只有5.1%，农业从业人员严重老化。

四、“刘易斯拐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的稀缺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也让政府和企业更加关注劳动者权益，这将有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向着“市民化”目标稳步前进。

（一）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力需求从重“量”向重“质”转变

劳动力供给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传统企业。 “招工难”以及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必然倒逼着企业主动转型升级，以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并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改善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普通工人的短缺将迫使雇主通过加薪等多种方式来吸引和留住员工。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基础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是其市民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也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发挥重要作用。

（三）推动劳动力回流就近就业，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随着“用工荒”加剧和用工成本的提高，促使大量东部地区企业将生产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步伐逐步加快。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不少工厂减产甚至关停，计件制工人的收入下降，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受经济周期性影响最明显的群体。在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吸力和东部地区“周期性失业”推力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劳动力回流家乡、就近就业。

（四）从“找工作”向“挑工作”转变，农业转移人口权益稳步提升

农业转移人口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逐步从“找工作”向“挑工作”转变，开始有意愿也有机会选择工资待遇更优厚、工作环境更健康、保障制度更健全的企业。这种转变使得以往一些低福利的企业面临招不到人的风险， 进而倒逼他们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工人权益。

五、政策建议

农村转移人口的大量快速转移流入，对于浙江来说是把“双刃剑”。因此，需认真研究农业人口转移的速度和质量，进而推动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一）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积极发挥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扶优汰劣，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约束低水平低效益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实现腾笼换鸟。

（二）建立平等向上流动通道，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中国梦”

政府、社会和企业都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促进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打破各种就业壁垒，畅通晋升渠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不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居民，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能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三）建立订单式、政府补贴、便利的在职培训体系，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和素质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提高其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这是经济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向上流动的必备条件。根据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训科目；通过培训经费税前列支、提供补贴等形式，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培训，并方便职工业余学习。

（四）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引导，积极向上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不会自动到来。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入手，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要着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