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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动力、瓶颈及对策研究

2012-08-15易可君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年4期
关键词:瓶颈经济社会工业化

易可君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动力、瓶颈及对策研究

易可君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以钱纳里模型为依据,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修正,利用 GDP 及其他 6 项经济结构指标判断得出,湖南目前处在工业化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门槛上,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瓶颈是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供给紧张和用地指标缺口巨大。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调整方向应为:从存量和增量上推进产业结构轻型化;开发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引黔煤或黔电入湘、开辟运煤新通道、争取更多的长江水电份额;建立符合湖南省情的地票交易系统等,以破解三大瓶颈。

湖南;工业化阶段; 钱纳里模型; 瓶颈;生物质能;地票交易

“十二五”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两型社会是未来五年湖南发展的主线。但是在确定具体的发展路径及模式之前,首先要准确把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目前正处于哪个阶段?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动力结构如何调整?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些瓶颈。

一、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及动力

(一)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

国际上通行的钱纳里模型一般采用1+6评价法即人均 GDP+6项经济结构指标评价法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其中6项经济结构指标是: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就业结构、生产结构、制造业内部结构、贸易结构和城乡结构。

首先,从人均 GDP 来分析。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 GDP 在 140 - 280 美元之间为准工业化阶段,在280 - 56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初级阶段,在 560 - 112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中级阶段,在 1120 -2100 美元之间为工业化高级阶段,在 2100 -3360 美元之间为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在 3360 -5040 美元之间为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十五”以来,湖南GDP 和人均GDP 同步快速增长,2010 年,湖南人均 GDP 达 24210 元,按 1:6.4 的汇率折算成美元为 3783 美元。但是分析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应采用实际汇率,按世行购买力平价汇率1:3.8 计算,2010 年,湖南人均 GDP 为 6371 美元。同时,还应考虑到,钱纳里在建立工业化阶段的评判标准之时,主要是利用上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经济数据,所以还应将现在的人均 GDP 按购买力折算成当时的美元。按 0.554 的系数把现时美元换算成当年美元,2010 年湖南人均 GDP 为 1970 年的 1428 美元。单从人均 GDP 的评判标准来看,湖南目前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按0.718 系数换算,则2010 年湖南人均 GDP 为 1980 年的 2259 美元,根据这个数据,湖南目前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经济初级阶段。

然后,我们再从6项经济结构指标来分析:

1.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按照国际标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20 - 40% 之间为工业化初级阶段;比重在 40 - 60% 之间为工业化中级阶段;比重在 60% 以上为工业化高级阶段。2010 年,湖南省第二产业增加值 7313.56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46%,从这个指标来看,湖南目前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

2.就业结构。按照国际标准,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达到 80% 的为工业化初级阶段;比重达到 50% 的为工业化中阶段; 比重达到20%的为工业化高级阶段;比重达到 10% 的为后工业化阶段。湖南 2010 年的就业结构数据尚未公布,但笔者根据往年的数据测算,2010 年,湖南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约为 36.8%,根据上述标准,湖南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后期。但很明显,这一统计数据是以劳动力户籍务农为登记依据的,没有真实地反映两种情况,一是侯鸟式外出打工人员的就业性质,二是农民在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工作时间分配,水份是比较大的。笔者估计湖南真正的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约为 24 -30% 之间,进一步说明湖南就业结构已进入了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后期。

3.生产结构。按照国际标准,制造业增加值占GNP 比重为 5% 的为工业化初级阶段;比重为 20%的为工业化中级阶段;比重为 30% 的为工业化高级阶段;比重为 40%的为后工业化阶段。由于 GNP 的数据较难取得,所以这里用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来分析生产结构(湖南经济的外向度很低,GNP 与 GDP差距很小)。2010 年,湖南制造业增加值的准确数据也未公布,根据往年数据测算,应该在 5265 亿元左右,占 GDP 比重约 33.1%。从这项指标判断,湖南处于工业化高级阶段。

4.制造业内部结构。衡量制造业内部结构通常采用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制造业的比重这个指标。国际上一般认为,工业化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机械和运输设备占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 5%、20%、30%、40%。2010 年,湖南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22.4%。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看,湖南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

5.贸易结构。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一般用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国际上通常认为,工业化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对应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占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分别约为 1%、10%、30% 和 50% ,2010 年,湖南机电产品出口额为 27.01亿美元,占总出口额 79.55 亿美元的 34%。从贸易结构看,湖南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

6.城乡结构。从城乡结构分析工业化程度一般采用城市化率这个指标,通常,工业化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率的标志值分别为 10%、30% 、70% 和 80%。“十一五”以来,湖南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约 1.5%,2010 年达到了44.4%。从城乡结构看,湖南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但这个数据也是以户口登记为依据的,实际的城镇人口比重要高一些,笔者测算应该在 48%左右。

综合以上人均 GDP 及其他 6 项指标的分析,可以发现,7项指标中湖南3项达到了工业化高级阶段的标准,其他4项则落在了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后期。7项指标中最重要的人均 GDP已达到了工业化高级阶段的标准,据此可以判断,湖南目前处在工业化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门槛上,预计“十二五”期末,湖南将整体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保守估计,十五年后,湖南将完成工业化任务。

(二)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十一五”期间湖南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尤其是 2008 年国家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资本投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增加,对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滑。2010 年,投资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3.63%,消费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了 36.36%,而净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0.01%。这说明,当前,湖南经济的发展动力仍然是以投资为主的硬要素扩张,“十二五”期间,应实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调整,将以投资为主动力的结构调整为以消费为主动力的结构,将以依靠资本、劳动、土地、资源等硬要素的扩张的结构调整为以依靠创新及技术进步等软要素的扩张的结构。

另外,从社会形态跃迁的综合动力看,由于长期以来,湖南的城市化进程要慢于工业化进程,所以其社会形态跃迁是以工业化为主动力,辅之城市化推进动力这样一种主辅两轮推动的动力结构。在“十二五”期间,这种动力结构要随着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反转过来,调整为以城市化为主动力的双轮协调驱动的动力结构。

二、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十五”和“十一五”期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推进,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成为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目前,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三个,一是产业结构重型化;二是能源供给紧张;三是用地指标缺口巨大。

(一)产业结构重型化

湖南的工业一直以钢铁、有色、建材、汽车及大型机械设备制造等重型工业为主,而且这种重型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剧,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成为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十一五”以来,湖南的重工业比重即重工业产值占整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攀升,2006 年,湖南重工业比重为 65.88%,2007 年为67.75%,2008 年为 67.95%,2009 年为 67.18%,2010 年则达到了 68.92%。在重工业比重不断攀升的同时,反映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比例的霍夫曼系数即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也在不断下降。2006 年湖南的霍夫曼系数为0.52,2007 年为 0.48,2008 年为 0.47,2009 年为0.47,2010 年进一步下降到 0.45。

重工业比重的持续攀升和霍夫曼系数的不断下降说明湖南的工业重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工业重型化在推进湖南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其消耗的大量能源、资源和所增加的环境负担也制约着湖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能源供给紧张

1.能源缺口大。能源供给紧张一直是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010 年上半年,在非用电高峰期出现的严重电荒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湖南的能源供给紧张问题。随着湖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能源的需求将会继续增加,湖南的能源需求缺口将变得更加巨大,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2010 年湖南的 GDP 为 15902.12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5%,按照这个速度测算,在“十二五”中期的 2013 年,湖南的 GDP 将突破 2 万亿元。“十一五”期间,湖南平均每创造 1000 亿 GDP 要消耗 600万吨煤,如果“十二五”期间能耗水平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 2013 年,湖南将需要 1.3 亿吨煤,缺口在5000 万吨左右,不可谓不大。

2.能源结构性矛盾突出。湖南的能源矛盾是结构性的。从消费结构看,湖南的能源消耗煤炭占66%;水电占 17%,且受 季 节影 响 大; 成 品 油占12%;天然气占 1%;其他能源占 4%。从能源的供给结构看,湖南缺煤、少电、油气零资源,湖南能源消耗量中,自产量为 52%,对外依存度为 48%,对外在能源补给依赖性很大。

自身能源供给不足的现实迫使湖南不得不长期依靠外在能源补给,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外在补给。目前能源不仅仅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一些邻近省市的发展也受到能源紧张的制约,所以现在湖南能源外在补给的难度越来越大。“十一五”期间,仅煤炭这一种能源,湖南每年就要从外省调进2000 多万吨。以前湖南可以从河南等较近的省份调煤,现在要从山西、陕西、甘肃、内蒙调煤,甚至要不远万里从俄罗斯、印尼、越南进口煤炭,但是从这些地方调煤又都受到了铁路运力的限制。

(三)用地指标紧张

湖南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化”叠加的时期,城市土地需求量成倍放大,而中央从保护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确定的 18 亿亩耕地的红线是不能逾越的,中央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严格控制使湖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用地指标极度紧张。“十二五”期间,中央批给湖南的用地指标在 1.3 万公顷左右,而 2010 年初,各地市上报的新增建设用地总量高达3万公顷,用地指标缺口接近2万公顷。如何破解用地指标瓶颈,对于推进湖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至关重要。

三、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破解对策

“十二五”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五年,而能否破解产业重型化、能源供给紧张、用地指标缺口大这三大瓶颈又是湖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中的关键。破解这三大瓶颈应立足湖南的省情、创新思路,对于不同的瓶颈采取相应的对策各个击破。

(一)存量和增量双管齐下推进产业结构轻型化

产业结构重型化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和对环境的极大破坏,在自然资源日益短缺、人们对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日益强烈以及建设“两型”社会的大趋势下,湖南迟早要推进产业结构轻型化,减少或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的高度依赖。

推进产业结构轻型化应双管齐下,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入手。存量上,要坚决淘汰压缩“两高一剩”的传统落后产能,主要是钢铁、小有色冶金、20万吨以下水泥、部分平板玻璃、电解铝、小化工等。特别是钢铁,湖南铁矿石储量并不丰富,大部分生产所需的铁矿石要从国外进口,能源消耗大、环境破坏大,盈利却不多,甚至出现全行业巨额亏损。笔者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内将钢铁产能压缩到 1500 万吨以内,通过关停并转手段,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增量上,湖南应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新材料、新型医药轻工消费品、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轻型”产业,这些产业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能耗低,而且对于增加就业大有裨益。

(二)转换思路破解能源瓶颈

破解能源瓶颈要转换思路,不能一味地靠从省外甚至国外调煤发电来缓解能源压力,应该从能源供给结构、环境和能源消费机制等方面想办法。

1.优化本省能源供给结构

湖南煤炭储量少,水电资源几乎已开发殆尽,因此,从长远看,湖南要减少对火电、水电的依赖,增加对新能源的投入和开发,积极开发生物质能、核能、太阳能及风能这些新型清洁能源。

笔者经过调研,建议湖南把新能源开发的战略重点放在生物质能上。因为其他几种新能源都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如核能安全隐患太大,核电站万一发生事故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和日本福岛核事故就是明证,德国已经宣布放弃核电,所以湖南核电的开发要格外慎重;太阳能则成本太高,不易推广,且湖南太阳能开发潜力并不大,难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风能资源方面,湖南可以说是很少,因此湖南也不适合发展风能。而生物质能在湖南的开发潜力却十分巨大,湖南森林覆盖率高,拥有丰富的桔杆、树支、木屑、谷壳、酒糟、烟筋、药渣等生物质资源。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做了个测算,湖南一年可用来发电的生物质资源高达 60082万吨,全部热量相当于 19633 万吨标准煤,大约相当于湖南 2010 年耗煤量的 2.3 倍,可发电 5773 亿度,是湖南 2010 年发电量的 4.8 倍,这说明生物质能可担当破解湖南能源结构性矛盾的战略重任。

目前,生物质能的龙头企业凯迪电力已在岳阳、益阳和祁东等县(区)投资建设了几座电厂,其中位于岳阳屈原行政区的电厂一期工程装机容量达到了24 兆瓦,年发电量 1.5 亿度,且实现了零排放,收集的烟尘灰制成的生态复合肥很受农民的欢迎。凯迪电力还计划在湖南投资 20 座生物质能电厂,总装机容量约 1000 兆瓦,差不多接近两个长沙望城电厂的装机容量。

2.改善能源供应环境和条件

调整能源结构,开发新能源是长远战略,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解除不了湖南短期内的能源紧缺问题,未来 5 年,缓解湖南的能源压力还得依靠改善电煤及外部能源的供应条件和环境,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四项措施。

第一,引黔煤或黔电入湘。贵州煤炭储量较丰富,且与湖南紧邻,引黔煤入湘要比从俄罗斯、蒙古、印尼调煤容易、实在得多。

第二,开辟新的运煤通道,笔者主张把洛湛线打通成为北煤入湘的第二运煤通道。山西、河南及陕西的煤可用这条线直接运过来,而内蒙、蒙古及俄罗斯的煤可先运到秦皇岛,再走海路运至湛江港,然后从洛湛线北上入湘。打通洛湛线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此线进口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煤炭入湘。

第三,转变思路,改调煤为引电入湘。笔者认为,湖南发电不如买电。通过特高压电力线路输电入湘,比用火车从内蒙古、山西、陕西运煤回湘要划算得多,且更加环保。

第四,争取更多的长江三峡水电份额入湘。这恐怕是短期内缓解湖南能源压力最有效、最合算的方案,因为湖南目前已有包括“葛—常—株”等三条500 千伏线路与外省电网相联,可消纳三峡、葛洲坝等长江水电。

(三)创新制度,建立地票交易系统,破解用地指标瓶颈

2008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省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先补后占,实现异地平衡。而湖南完全符合“办法”中规定的条件,这就给了湖南创新制度的空间,使湖南可以通过建立地票交易系统来破解用地指标瓶颈。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垦复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地票在地票交易所上市交易,所有法人、机构和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在交易所竞拍购买地票,买到地票的法人、机构及自然人,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去寻找可开发的、现在还是农村土地,用地票当征地指标进行转用,土地征收后作为国有土地进行招挂拍,买到地票的企业与其他竞争者一起再参与招挂拍竞争,取得土地使用权。通过地票交易,在确保农村耕地不减少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紧张的矛盾。

其实,重庆已经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票交易所,但是,重庆的地票交易系统在运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湖南在建立自己的地票交易系统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培育开发一级半市场,变原价转让为市场协议转让。因为购买地票的法人不一定能获得土地的最终使用权,所以需要建立一级半市场让购买地票的法人将地票转让给最终拍下土地的法人。在转让时应变重庆的原价转让为按当时的市价协议转让,这样可以使购买到地票的法人(自然人)在竞拍土地失败时可以获得市场增值,提高地票市场的需求,保证地票市场的效率。

二是变“持票准入”为“持票准用”。原重庆的地票交易所实行的是“持票准入”,即只有拿到地票的法人才能参与土地竞拍,这就使得地票需求被大幅提高,出现了地票价格比土地价格还高的现象。湖南在建立地票交易系统时应变“持票准入”为“持票准用”,即拥有地票就可以申请转用规划区内的土地,但地票并不是参与竞拍的凭证,这样就避免了地票价格和土地价格扭曲的现象。

三是变按土地垦复面积计票为按土地垦复质量计票。地票可申请转用的建设用地应以复垦的土地质量为准,优质复垦土地可申请的转用土地面积大,劣质复垦土地可申请的面积小,这样优质复垦土地产生的地票交易价格就高于劣质复垦土地产生的地票,充分保证地票交易的效率。

四是变一次性支付地票价款为留取保证金的两次支付制度,确保垦复土地不抛荒。地票交易的价款不能一次性付给垦复土地的农民,应留取一定的保证金,经过一段时间确认土地未抛荒再把尾款付给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就保证了垦复的土地不抛荒。

当然,制度创新远不止这些,开放二级市场允许地票炒作、建立地票价格指数等也应包含在内,但这些创新不适合在地票交易系统建立之初就推出,而是要等到地票交易系统运行成熟后再推出。

[1]刘湘辉,孙艳华.后发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判别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10,(3).

[2]杨柳,沈维凤,李坤.试论湖南省的工业化阶段[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32).

[3]易可君.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位、模式及支撑体系[J].湖湘论坛,2011,(4).

[4]易可君.湖南能源突围要下好三步棋[N].湖南日报,2012 -01 -13..

[5]易可君.把地票制度作为湖南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J].国土资源导刊,2012 - 02 - 13.

责任编辑:詹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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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3605(2012)04 -0056 -05

2012 -02 -24

易可君,男,湖南岳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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