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成，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210093

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逻辑考察:基于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视角

袁同成，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南京210093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是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结果。改革开放前，政府实行总体性支配，学术场域的自主性较小，政府依赖“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维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两者都服膺价值理性;及至改革开放初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期间，学术场域自主性趋强，学术评价制度转以“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为主要特色;而从1990年以来，随着政府技术性治理模式的确立，学术场域量化考评模式开始盛行，政府治理与学术管理双双进入“工具理性”的牢笼。我们的出路在于: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增加政府治理中的“多元参与和多方互动”，同时在学术评价制度中扩大参与和对话，增强学术场域的自主性，由此在权力场域与学术场域中，用“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超越“工具理性”的桎梏。

权力场域;学术评价制度;变迁;逻辑

尽管每个场域都有“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1］17，然而作为掌握“元资本”的权力场域，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场域中流通的不同形式的资本施展权力，并决定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兑换比率［1］156，从而实现对其他场域的治理，因此，权力场域内政府不同的治理模式必然会导致其他场域内分配规则的差异。学术评价制度，作为学术场域内重要的评价及分配制度，也难免会受到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在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互关系的视角下，探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至于我国究竟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学术场域，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鉴于场域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出来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其自主性的大小本来就是相对的，即使在西方，也无人能说就存在一个绝对自主的学术场域，故此，笔者认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几经反复，屡受侵蚀，但我国自清末民初逐渐形成的学术场域大致边界仍在，我国学术确有自身的边界，且在挣脱“权力场域”掣肘的过程中，学术场域的自主性也在逐步增强，与其他场域的边界日渐清晰。因此，本文就准备在我国存在一个具有自身行动逻辑的学术场域的前提下，采取场域分析的范式，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历程，以考察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与政府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经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史、学术史、学术评价政策等相关历史文献材料的阅读与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权力场域内的政府治理模式与学术场域内的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总体性支配与“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阶段(1949－1977年)

1949年以后，我国建立了以政治整合替代社会整合的“总体性社会”［2］，政府实行“总体性支配”的统治策略，其根本特征是由国家掌控一切资源的分配［3］。与之相呼应，在学术场域则确立了“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减少学术场域的非马思想对权力场域的负面影响，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种评价方式在微观层面，通过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对知识生产实施严密的管控，评价首先注重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标准”［4］序言。

在国家层面，学术评价则更多地表现为学术批判，甚至采取政治围攻的形式确立官方性的标准，以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下。毛泽东1954年10月对北大教授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所谓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了批判，首开以大规模政治批判的方式进行学术评价的先河; 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斗争更将对知识分子学术观点的评价，从政治评价转向了对其身体本身的规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身心受到折磨;《人民日报》于1958年8月发表了《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为名的社论，随后即在全国文史哲、政治、财经、心理、教育、新闻等学科中间开展了所谓的学术批判，一些老教师、老教授、专家因此受到打击［5］230;1964年6月27日在毛主席对文艺界整风报告批示后，文艺界与学术界又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及其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无情批判［5］381，通过这些批判式的评价，国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正统地位，将其他异端思想逐出了我国的学术场域。但随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海瑞罢官》一文，假借学术评价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的现象，变本加厉，继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术场域自主性几乎彻底丧失，对学术作品的政治性评价活动仍频，动辄即给学术人扣上反社会主义、“封资修”的帽子，即便在粉碎“四人帮”之初，由于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或噤若寒蚕，如“文革”后复刊的《历史研究》，政治色彩浓厚，甚至还频频转载当时“两报一刊”的重要政治文章［6］16，而1973－1976年期间的《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347篇文章中学术论文仅占4．7%，政治宣传性文章却高达86．2%，同一期间《南京大学学报》的学术文章也只占4．1%，政治宣传性文章却达到 91．7%［4］208。在学术期刊代表国家对学术论文的选拔评价中，对政治性标准的过分关注依然历历可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政治斗争烽火连天的时期，由于国家还要依赖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以在以“政治评价”为主的同时，也伴有对学术贡献本身的考察。如教育部在1955年7月11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学研究指导组各级教师职责暂行规定》，就曾明确指出科研是高校教师的职责之一;1960年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也把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定为高校教师提拔主要依据之一［5］268，并规定了相应的学术评价办法，但“文革”的来临则使教师职称评审工作完全停止，与职称评定相伴的对学术自身的学术评价也暂时告一段落。总之，改革开放前，我国“以政治评价为中心”的学术评价制度是与权力场域的意识形态建设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国家虽有鼓励知识分子开展学术研究以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依赖知识分子提供政治学术，以维护政府总体性支配模式的合法性。

二、治理模式转型与“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阶段(1978－1989年)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转型，政府的治理模式也开始逐步由政治时代的总体性支配向技术性治理转变。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技术性治理的模式并未得以确立，政府治理模式中还残存着许多总体性支配的印迹，带有明显的过渡期特征，然而权力场域、经济场域、社会场域与学术场域之间的边界也确已开始逐渐得到明晰［7］182。同样，由于制度惯性，此时的学术评价制度也呈现出较强的过渡性特色，表现为以“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为主。

在此期间，由于政府的反思与变革，改变了先前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术场域的自主性逐步得以重建。首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被重新正确肯定，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关于科学和教育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重申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并再次确认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5］513;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则使学者再度拥有了实事求是地探讨问题的权利，消除了“打棍子”、“扣帽子”的恐惧［8］;同时，尽管官方依然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是各种现代社会思潮、理论观点也开始得以在学术场域公开的讨论，与西方的学术交流重新恢复。到1979年底，全国高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增至309个，专职研究人员达27 000人，许多中断多年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美学、社会学等逐步恢复［5］529;多数学术刊物开始复刊和创办。随着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不断开展，国家对学术本身的评价也不断加强，以增强对学术活动的管理与支持力度。1983年建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86年起建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改善社科研究的经费情况［6］16。除此之外，职称评定还是这一时期学术评价的主要用武之地，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职称评定，1979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要求对高校教师科研工作采取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5］379－380;1982年6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则进一步细化了高校教师任职中的学术条件要求;1986年3月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转发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文件，也要求对教师的业务水平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提职、调薪、奖惩和能否续聘或继续任命的依据［9］408－410;1988年3月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颁发的《关于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任制度的原则意见》则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应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9］49，但是这一阶段的学术评价仍以定性考核为主。20世纪80年代，西方流行的“同行评议”制度被引入到国内，并开始得到普及，但是这种“同行评议”主要还是行政层级领导下的同行评议，受到行政权力的种种制约，且往往是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方法也很不规范，评定工作中论资排辈现象比较严重，受到不少诟病，为量化考评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三、技术性治理与量化考评制度渐居垄断地位的阶段(1990——至今)

1990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市场化时期，社会转型的速率继续加快，政府开始赋予“社会诸领域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以释放基层社会的活力”［3］，加之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为社会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所以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得以进一步增强。但我国政府治理中的总体性支配模式此时也已为科层化的技术性治理模式所代替［3］，这种技术性治理追求工具理性，强调目标责任、量化考核，与之相对应，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的科学主义管理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管理中并日渐成熟，最终使量化考评制度取代了“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制度，成为学术场域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学术评价制度。

此一时期尽管国家依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但国际学术交流更趋频繁，各种西方流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开始大量涌入国内，权力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控制程度进一步削弱，在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争鸣，同样，争鸣再激烈，也不许违反、否定、非难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下［10］524，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得以快速地恢复和重建。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高校自主权的增加，学术研究的繁荣、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在学术人的职称评定还是日常的科研管理中都更频繁地涉及学术评价问题，而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同行评议制度，由于遭遇我国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在现实运用中并未能如其在西方那样发挥起公平、公正的评价作用。

因此，“为了减少学术评价的主观性、随意性，增加评价的客观性”［11］，量化考评模式应运而生，并在学术人职务评定、科研工作量考核以及项目评审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在学术人的职务评聘方面，1991年4月10日国家教委、人事部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做好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就再次强调评聘工作应将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说明国家已意识到定性考评的局限性;1992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也规定高校的考评应采取“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考评办法”;1999年9月15日教育部《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则规定:“推行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用合同制，将对科研与教学的考核结果与职称晋升与收入获得相挂钩”;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进一步要求事业单位全面实行聘用制，并细化了对定量考核的要求; 2003年以来，教育部开始实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推行全员聘用制和岗位津贴制度，这些聘任与考核工作都直接关乎学术人的切身利益，促使表面公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得以渐渐占据评价市场。同时这一时期国家还进一步加大了学术资助与管理的力度，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1994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 1995年教育部开始设立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6年国家出台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1997年教育部开始启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2000年教育部制订了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2002年又下发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同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开始实施“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12］，与之相伴，加强量化考评以确保国家学术资助与管理的效率与公正性也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综上所述，随着学术人职务评聘、利益分配、项目资助与管理等活动的日益增多，促使学术评价机制已经从对学术本身的评价，转变成为学术场域中重要的社会分层工具，从而导致了量化考评办法的普遍采用，而量化考评也的确改变了“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制度实施中论资排辈较多等现象，使一批年轻学术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但不可否认，量化考评制度也以合同、条款等形式将量化的任务重压在学术人头上，且量化的紧箍咒越扣越紧［13］。

我国学术场域量化考评体系的主要构成与发展脉络大致如下。

量化考评制度实施的主要依据是政府设立的各级各类项目、评奖以及“三大核心、四大文摘”为主体的期刊评价体系。而因项目、奖项的获得又与学术人此前发表的作品息息相关，所以量化考评中的期刊评价体系更是至关重要，因此各种核心期刊体系就设计出不同的选刊标准，彼此竞争，定期更新，试图成为左右学术评价的主要媒介，各学术单位也纷纷依此为据，制定出本单位具体的量化考评指标体系。我国期刊评价发展的大致路线图是:20世纪90年代前，判定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依据是论文被刊载于哪一级别的刊物上，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闻出版署对传统刊物级别的否定，依据刊物级别来判定学术论文水平的方法便被抛弃［14］，科学计量学研究者便开始参照国外核心期刊，陆续建立起了国内的各种核心期刊体系，最早建立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是1992年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个体系在2000年之前进行过三次改版，即1992年版、1996年版和2000年版，曾独霸一方，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评价工具［15］。2000年后该体系又先后发布了2000年版、2004年版和2008年版三个版本。除了“北大核心”以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于2009年3月推出了自己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虽美其名曰为刊物征订提供参考，实则也意在占据量化考评市场的一席之地，然而在“三大核心”中，南京大学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体系(CSSCI)因选刊数量更少，更换版本更频，其地位还一时非其他体系所能撼动，至今该体系已发布了1998年度、1999年度、2000－2002年度、2003年度、2004－2005年度、2006－2007年度、2008－2009年度、2009－2011年度、2011－2012年度等7个版本的CSSCI来源期刊和2005－2007年度、2008－2009年度两个CSSCI来源集刊和2008－2009年度、2009－2011年度、2011－2012年度三个CSSCI扩展板来源期刊，因被许多学术单位奉为圭臬，其每一次改版都会牵动整个学术界的神经。

社会科学界推崇的“四大文摘”则是指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民出版社主办的《新华文摘》与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不仅被其转引成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一大标志，其转载率亦被称为二次转载指标，也是各核心期刊体系评价期刊等级的一个重要指标。

官方对这些量化考评体系的态度则虽不公开认可，但却实际默认其评价作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2年指出，核心期刊是几个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标准确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用标准也不尽相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从未参加过此类评选活动，以撇清关系［16］。2006年5月国家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一文也提出，要改变简单以数量多少评价人才、评价业绩的做法［17］，但是在各种国家项目的评审、结题和评奖等活动中官方都青睐核心期刊，无形中增加了其分量。可见，尽管这些量化考评体系并未取得国家法律、政策的明文支持，实际上，权力场域是以默认的方式，肯定了其学术评价的地位，从而使国家通过“量化考评”这一方式，将弥散性的行政权力施加在学术人身上，虽然量化考评简化了评价中的主观性，带来了表面上的公平，但也带来了许多令人头疼问题，如垃圾泡沫学术横行，抄袭剽窃现象屡禁不止等现象，引起了学术场域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改良的建议，然而目前学术场域依然深陷量化考评构筑的“工具理性”牢笼内，难以自拔。

四、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对我国学术评价制度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是学术场域与权力场域互构的结果，权力场域中的政府治理模式形塑了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大小，也间接影响了学术评价制度，而学术评价机制反过来也影响了政府的治理模式。其规律是:当国家信赖知识分子并将之视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时，就会扩大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减少对知识生产的政治性控制;反之，当国家怀疑知识分子，甚至将知识分子视为自己的对立面时，就会减少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加大对学术研究的政治控制。所以在改革开放前，政府实行总体性支配，对知识分子信任度不高，学术评价制度即“以政治评价为中心”，偏重于对学术产品的政治性审查，两者都服膺价值理性的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从“怀疑+依赖”向“基本信任+重视”转轨，故此更加重视学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学术评价模式也从“以政治评价为中心”为主转到了更加注重学术共同体意见的“行政评议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1990年以来，由于社会转型速率的加快，政府的治理模式进一步从“总体式支配”转向技术性治理，使得其更加注重知识生产的效率，导致了量化考评模式的兴起，这种评价方式与现时期政府技术性的治理模式一样，都是符合工具理性的。概言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与政府的治理模式都经历了一个从服膺“价值理性”到服膺“工具理性”转变过程，在转变中二者实现了互构，但是这种互构过程却往往是“符号暴力”的结果［1］225，即学术人往往领会不到学术评价制度对学术知识生产的宰制而默认其合理性，在默许与配合中实现了对学术评价制度的再生产，直到因权力场域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改变而要求学术场域改变其规则时才被动地做出改变，学术界自身缺乏足够的“反思”与行动。

但是，目前我国政府治理模式与学术评价制度所内嵌的“工具理性”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政府治理方面，以科层化为特征的管理，由于缺乏多元社会主体的主动参与，其僵硬性、单调性已难以适应日益分化的社会，而学术界的量化考评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政治评价的荒谬和“人情评价”的无序，但是也使科研人员陷于疲于应付，导致学风浮躁，低水平重复生产等困境。我们目前的对策应是，从“多元参与、多方互动”的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出发，改变原来单一的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而在学术评价制度方面，则需要增强学术场域的自主性，通过“巩固社会科学中的理性沟通的制度性条件的集体反思与行动”［1］247，来反抗“量化考评制度”难以替代的假想，加强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并完善同行评议制度，真正使评价主体与客体都按照“沟通理性”的原则进行学术评价，并建立政府、公众、媒体等共同参与监督“学术评价”的机制，提高学术评价的自主性、透明度、参与度、公正度，以提高学术场域知识生产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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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赵素卿:《核心期刊功能的异化与回归》，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15］杨江平:《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与文科论文学术评价》，载《现代情报》2008年第5期。

［16］江晓原:《学术界举刀自戕:核心期刊在中国的异化》，载《社会观察》2007年第2期。

［17］王凌峰:《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进行学术评价的主要问题与对策》，载《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 吴兰丽

The Logic of China's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cademic Field and Power Field

YUAN Tong-cheng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Through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and governance model of our country since liberation，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ademic field and power field．Before the Reform，the government ruled the country by domination control and so the autonomy of academic Field is quite small，with the government relying on the“political evaluation centered”system of academic field tomaintain ideological legitimacy，both adhering to the“value rationality”;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on afterwards，while the academic autonomy becoming greater，th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switched to“the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evaluation and peer review”;After the technical governancemodel was established since 1990，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model became the predominant system in the academic field，bringing the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both into the cage of“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t present，I think th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y lie in strengtheningmulti-interaction and multi-participation of governance through socialmanagement innovation while enhancing participation and dialogue in academic evaluation to increase autonomy of academic field，thus to chang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with“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in both power field and academic field to get away with the shackles．

power field;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transformation;logic

book=112,ebook=165

袁同成(1972－)，男，安徽寿县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文化社会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SH049)

2012-02-10

C912．4

A

1671-7023(2012)05-01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