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豹，武汉纺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3

肖红春，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江苏扬州225007

正义的实现仅仅依靠理性吗
——探讨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

杨豹，武汉纺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3

肖红春，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江苏扬州225007

从理性角度追求正义的实现是西方社会的传统。尤其自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事实与理性，似乎只要依据事实和理性，就能实现正义。努斯鲍姆认为，在这种理论中，人以单纯的理性实现正义，只能使人沦为物，成为了缺乏情感的、冷冰冰的理性经济人。由此，她提出了诗性正义的思想，认为借助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形成完整的理性，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诗性正义的思想既深化了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也促使人们反思其局限性。

努斯鲍姆;诗性正义;事实;理性

正义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目标。在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从理性的角度研究正义是其传统。自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事实与理性，似乎只要依据事实和理性，就能实现正义。然而，当代哲学家努斯鲍姆发现由此带来诸多问题，她就此提出了诗性正义的思想，试图从文学想象和情感理性的角度实现正义，提供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正义之路。

一、诗性正义的提出:理性的困惑

努斯鲍姆认为，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在福利和发展经济学领域，甚至在最近的法律领域中，片面强调事实和理解理性成为实现正义的重要依据，似乎只要拥有事实，只要拥有理性，就能够实现正义。然而，仅仅依靠理性来实现正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只要理性实现正义，人即沦为物。在当今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努斯鲍姆指出，某些社会科学把尊重事实理解为只要事实，推崇所谓“最普遍性的理性选择”。［1］28自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利益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逐渐成为物化的经济利益关系。密尔最早指出，“最大幸福主义，主张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2］7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社会正义就在于每一个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努斯鲍姆认为，当代甚嚣尘上的成本－收益经济学所倡导的理性选择来实现正义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1］38－46。

第一，把质的区别简单化为量的区别。在努斯鲍姆看来，经济学功利主义为了有效地计算和衡量，抹杀了事物质的差别，采取非常抽象化和概括化的方式把事物简单化，似乎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学公式来解决。

第二，专注于计算。由于经济功利主义排除了质的区别，将一切量化，从而把个人生活换算出一个效用总量或者平均效用，追求所谓利润最大化，从而在数学计算中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性。努斯鲍姆认为，“各国及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拼命追求国家的利润……这种倾向若是发展下去，世界各国很快就会产生一代代有用的机器。”［3］2

第三，通过某些类型的“总和排序”或者最大化的程序，决意要找到一种能够清晰而准确地解决任何人类问题的答案。努斯鲍姆认为，经济学功利主义试图以“简单算术”解决任何人类的问题。在这种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指导下，经济政策的制定忽略了每一个人内心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一个人的生命和冰凉的、毫无生气的机器无异。我们很难指望依靠这种政策能提高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所以，努斯鲍姆指出，“当经济学的政策制定将我们看做类似没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就应该问问自己，它是否能够不那么愚钝地看待我们。”［1］44

第四，把人类看做数学游戏中的筹码，拒绝观察人类神秘的内心世界。在努斯鲍姆看来，正是由于经济学功利主义把质的区别简单为量的区别，专注于计算，坚持所谓最大化的排序，从而对人类的内心世界视而不见。

由此可见，在这种只要事实、推崇最普遍性的理性选择中，一切分析都简化为计算。“在人类存在的每一刻，从出生到死亡，都不过是计算器上的讨价还价。由于经济学思想决心只观察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因此它是盲目的:它可对观察世界的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类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如何赋予人类生活以人类意义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人类生命是一种神秘和极度复杂的东西，是一种需要用思想能力和能够表达复杂性的语言才能接近的东西，但经济学思想对这一事实也视而不见。在科学的名义下，那些照亮和唤起最深奥科学的惊奇已经被抛弃了。”［1］48人已经彻底沦为物——一种仅仅是某种快乐、财富、欲望满足的容器或载体。

其次，只要理性，只会造成人性内在情感的缺失。努斯鲍姆认为，持成本－收益分析的社会科学认为，理性就是要排除诸如同情和感谢等情感要素，从而把实现社会正义的经济政策分析视为排除了所有情感的决策。在努斯鲍姆看来，他们认为，情感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和推理没有任何关系。情感如同一阵风，或大海的潮水，没有带来思想的力量，不过是不完善的“动物性”要素;情感是不稳定的、非理性的，总是和家庭相联系，与更大的社会单位太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无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看待人类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因此，要实现正义，努斯鲍姆指出，“只有当我们证明人们的选择符合功利主义理性最大化的观念，而且证明没有情感因素的影响，我们才能将人们的选择看做是规范意义上理性的”。［1］86正是这种对理性和情感的理解，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人成为了没有情感的人。

努斯鲍姆反对只要理性的观点来实现正义。她从人的角度，提出了诗性正义的观点——一种“以人为本”的正义观。努斯鲍姆认为，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有情感的人，关注这一事实，就会有助于我们实现正义。她从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借鉴了“明智的旁观者”的概念，认为只要我们站在一个“明智的旁观者”的立场上，“以某种超然来审视他眼前的情景”，理性地“使用所有自身的经验信息”，设身处地地想象和移情，就会比那些僵化的社会科学和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功力主义更为人性化地实现正义［1］110。

二、诗性正义的实现:畅想与情感

放弃单纯的理性正义观，如何实现正义?努斯鲍姆从亚当·斯密的思想中继承了“明智的旁观者”的概念，提出了诗性正义的观点。如果说亚当·斯密的旁观者的正义，依赖于明智的旁观者所具有的中立和审慎来实现正义，那么，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则依赖于明智的旁观者所具有的文学想象(或畅想)和情感来实现正义。

其一，发挥文学想象。努斯鲍姆认为，文学想象并非远离政治、经济以及远离法律的产物，更不是空虚飘渺的空想，在与法律和公共审判相关的公正性和普遍性中，文学想象与之存在密切的关系。实现正义，需要发挥文学想象。

在努斯鲍姆看来，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颠覆某些所谓科学理性标准的力量，其价值并非只是娱乐性或远离现实的某种精彩卓越艺术品。“文学艺术比历史‘更哲学’，因为历史仅仅向我们展示了‘发生了什么’，而文学艺术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生命中‘可能发生的事情’”［1］16。毕竟，文学艺术传达了一种把角色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意识。

努斯鲍姆认为，研究文学艺术中的小说，最有利于借助文学想象，在公共生活中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因为，“小说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形式，而且事实上仍然是我们文化中普遍的、吸引人的一级道德严肃的最主要虚构形式。”［1］18一方面，它描绘了不同的人在具体社会情景下所感受到的人类需求与渴望，虚构了一位与小说人物拥有某些共同希望、恐惧和普遍人类关怀的读者，并在虚构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建立了认同与同情的联系。于是，小说中所存在的普遍与具体之间的活动，融进了它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人们通过以人类繁荣的普遍观念去分析具体情境，也就获得了有可能是普世化的具体指引。正因为如此，努斯鲍姆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起古典悲剧、短篇故事或者抒情诗，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对公共推理的孕育更为有效”［1］21。另一方面，阅读小说能够激发读者的反思。小说常常隐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是最重要的，以及不同种类的政治行为怎样支持或不支持这些活动。这就意味着小说能够引起我们批评性的反思。小说在自己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联系，激发起读者去关注环境和历史的特点，反思不同环境中的人们所拥有的激情、希望和恐惧，探讨社会的公正。因此，在努斯鲍姆看来，小说阅读即使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如果一个人不能想象女性在工作中遭受的性骚扰之痛苦，那么他将不能对那种侵犯有一种生动的感受，把它看做一种法律应该救济的严重社会侵害。”［1］133想象是对一个国家中平等和自由公民进行教育的重要基础，“有了它，理性就将为一种看待事物的宽容的观点所指引，理性就是有益的;离开了它，理性就是冰凉和无情的。”［1］70

当然，努斯鲍姆也认识到，强调研究文学作品，尤其是研究小说来探讨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并不是要反科学，或否定科学中的经济学。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也不是要以此替代道德与政治理论，或者以想象代替理性。努斯鲍姆认为，所要批评的是一种宣称代表了真理和理性的特定的科学进路，它教条主义地误解了人类和人类生命的复杂性，不能代表真理，也不能真正代表理性。阅读小说不是说要放弃理性，而是要用文学想象或畅想——一种同时具有创造性和真实性的能力——对待理性［1］71。惟有如此，人类社会才能防止只要事实、只要理性的片面观点，试图以利益、效用或财富的最大化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正义。

其二，发挥情感理性。努斯鲍姆认为，情感并非盲目的动物性力量，它是在它们自身中指向一个对象，并且以一种有意图的描述来看待这个对象。它向某些关于它们对象的信念密切相关。情感也不是作为贫乏的确认。情感是使主体感知某一类型的财富和价值。“认知性是情感的一个本质要素，并将不同的情感彼此区别”［6］34。她提出了“情感理性”(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的概念，以修正过去的单纯理性概念。在努斯鲍姆看来，一种完整的社会正义观不能仅仅依靠理性，它同样需要情感。“哪里缺乏情感，哪里就缺乏信念(或者不完整)。而这意味着，那里社会理性也并不完整。”［1］102实现正义，需要发挥情感理性。

努斯鲍姆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提取资源，认为情感是引导公共理性、实现正义的重要因素。努斯鲍姆指出，情感是“进行良好推理的必需因素”。“哪个法官或者陪审员否认情感对于他们自身的影响，就是否认他们自身完整看待世界所必需的途径。”［1］102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当代功利主义和其他一些僵化的社会科学沉迷于单纯的理性，倡导一种简单的计算思维，自诩为是公正的，有能力实现严格的数字正义，而把情感视为有偏见的，过于偏向身边的人，无法实现正义。在努斯鲍姆看来，“除非以对某种生活的移情和生动的想象，否则计算思维的理论洞察将是相对短视和没有鉴别力的。我现在可以补充，情感就是这种更加复杂的洞识的应有部分。”［1］103

努斯鲍姆进一步指出，情感是形成一个人正义感的重要前提。从婴儿时期到童年时期，孩子和父母之间爱和感激的情感是一个人成年后有能力在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行善的必然起点。爱和感谢的情感如果能够在以后的教育中进一步发展，就能培养出稳定的情感信仰与实践判断的人格。这就能够减少人们生活中破坏性的需求和弱点，有助于正义的实现。毕竟，“激情及其所激发的行动是最好的人类生活具有内在价值的成分”［4］296。相反，如果从儿童时期，缺乏爱和感激的情感教育，这就可能只会带来破坏性的需求和弱点，不利于正义的实现。

当然，情感并非总是引向正义。所以，努斯鲍姆指出，“只有当情感真实地看到了事实，看到了对不同人而言多种苦与乐的意义，他们才是良好的指引”［1］113。也就是说，努斯鲍姆所提倡的是情感理性。要发挥这种情感理性，就要认识“情感的作用不仅仅是是实践知识的手段，而且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实际处境最好的认识或知识之重要的组成部分”［4］20，才能促进正义的实现。

实现诗性正义，需要文学想象与情感理性。具有文学想象和情感理性的人，在努斯鲍姆看来，就是诗人裁判——他的国家和时代的平衡器。“她不应被任何裙带关系或者任何党派所左右。她的情感应该是明智旁观者的那些情感，而不是眼前案件中涉及她自身得失的情感;她的情感应该是处于明智旁观者位置上的情感，而不是基于她自身处境的其他人喜好或者目标的情感。”［1］131在当今世界中，群体仇视和群体压迫等社会非正义现象不断上演，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还广泛存在，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形成文学想象和情感理性，培养诗人裁判，借助受害者的眼睛看待世界，以旁观者的身份反思，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三、诗性正义的意义:纠偏与限度

自古希腊以来，借助理性的力量实现社会正义是其主流。如果说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还认识到非理性的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一旦爱上了既美又善的对象，就进入一种激情感悟的境界，沉浸在极大的兴奋之中，感觉和情感能够引导我们实现善的目标，而在近代，在康德那里，惟有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人的行为才具有善的价值，感觉和情感失去了理性原则都是没有价值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更是从理性建构的角度全面阐述了分配正义的实现。在当今社会中，一些僵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持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甚至仅仅从事实和理性的角度，倡导理性的普遍选择，把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作为正义的实现。就此而言，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强调文学想象(或畅想)和情感理性在实现正义中的作用，具有独特的纠偏意义。

诗性正义倡导文学想象，追求文学诗性所蕴含的的想象力，试图最大限度地让人们以中立的立场，认识和了解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设身处地地感同身受，超越人性的自私与冷漠，从而理解价值的普遍性。努斯鲍姆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对那时候的思想家来说，“不同的文学形式，不论散文还是诗歌，都可以用来反思人类生活和人类问题。事实上，叙事诗人和悲剧诗人在古希腊被广泛接受为伦理导师和思想家”［4］15。努斯鲍姆曾在其名著《善的脆弱性》中探讨了众多的伦理问题。因此，在她看来，倡导文学想象来实现正义有其历史渊源。

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依靠文学想象和情感力量建构诗性正义的确不容忽视。任何社会都有其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处于或强或弱、或穷或富的状态。社会作为人类社会中所必需的合作方式，每个人在其中都希望过上一种较好的生活，如果彼此坦诚相待，通过合作过上好生活，就会产生利益认同。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各有其私心，都渴望从中多分一杯羹，利益冲突就随之而来。从某种意义上看，正义就是要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共同适应、适当分配。所以，罗尔斯认为，正义就是“提供了共享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并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职责的界限”［5］2。人类历史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由于利益分配，彼此仇恨的事件层出不穷。增加人们之间的了解、培养彼此之间的同情心，是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在努斯鲍姆看来，公共生活中文学想象有助于我们去想象光荣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培养人们的情感理性。所以，她指出，这“将证实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人性价值。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培养想象，我们就失去了通往社会正义所必需的桥梁。如果我们放弃了‘畅想’，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自己。”［1］10

同时，社会制度的完善同样需要文学想象和情感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总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丞待解决。实现社会正义，从制度上看，无论是道德的发展还是法律的变迁，都需要想象与情感。正是由于某种社会制度的缺陷激发了人们的渴望改变的情感，而严肃认真的想象则呼吁构建一个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新制度。我们很难构想，缺失了想象和情感，我们的社会会走向何方?文学想象和情感理性是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不可缺失的重要动力之一。所以，努斯鲍姆指出:“事实上，我之所以捍卫文学想象，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伦理立场的必须要素，一种要求我们关注自身的同时也要关注那些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人们的善的伦理立场。这样一种伦理立场可以包容规则与正式审判程序，包括包容经济学所提倡的途径。另一方面，除非人们有能力通过想象进入遥远的他者的世界，并且激起这种参与的情感，否则一种公正的尊重人类尊严的伦理将不会融入真实的人群中。很多密切关注公正的伦理学家都辩护说……旁观者的情感都有局限或者危险，虽然他们在伦理推测中的功能必须仔细研究，他们还是包含了一种即便不完整但却强大的社会公正观念，并且为正义行为提供了驱动力。”［1］7

当然，完全依靠文学想象和情感来实现正义是值得怀疑的。努斯鲍姆认为，“非理智因素在我们追求理解的渴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理智的持续健康需要不断滋养非理智因素，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表明非理智部分可以或者应当指挥或引导理性。”［4］290所以，实现社会正义，如果用移情的文学想象代替基于规则之治的道德推理，那将是极端危险的。她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更稳定和更人性化地培养教养，不是要用想象去取代客观的制度结构，而是要建构制度，以及建构一些制度性的参与者，一些能够借助制度化的坚固保护更完美地具有同情性想象的洞识的参与者。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单纯依靠个体的畅想。制度本身也需要被‘畅想’的洞识关注。”［1］9显然，在她看来，实现社会正义，制度建设是重要的，而理性、情感、想象则在制度建设中又是不可缺失的。

值得注意的是，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源于亚当斯密的旁观者的正义观，确信存在一种绝对的中立者。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中立者并不存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定的认识前提。而这正是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在纳粹分子看来，屠杀犹太人，就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正如努斯鲍姆自己也认识到的，“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仅仅诉诸‘畅想’(fancy)就能够改变多年来习以为常的仇恨与歧视，因为即便畅想能够被充分地运用，畅想在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中也只是一种脆弱的力量”［1］9。

总之，在当今探讨正义的思想中，努斯鲍姆从诗化精神的角度而不只是诉诸人类理性的角度来阐述其诗性正义。“技术性的法律知识，历史知识和先例知识，对于恰当的法律公正的仔细关注。在这些方面，这个裁判都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裁判。但是，为了达到完全的理性，裁判必须同样有能力进行畅想和同情。他们不仅仅必须培养技术能力，而且也应该培养包容人性的能力。如果缺少这种能力，他们的公正就将是迟钝的，他们的正义就将是盲目的。如果缺少了这种能力，这种试图通过他们的正义/司法来发出‘长期以来暗哑的’声音就将仍然保持沉默，而民主裁判的‘朝阳’将仍然被遮蔽。缺少了这种能力，‘历代囚犯和奴隶的声音’将仍然痛苦地徘徊在我们周围，而且将更加缺少自由的希望。”［1］171她既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向正义的独具特色的道路，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正义的思考。

［1］(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丁晓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英)密尔:《功用主义》，唐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肖聿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4］(美)努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5］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6］Martha Nussbaum．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责任编辑 吴兰丽

Does the Realization of Justice Only Depend on Reason
——The Study of Martha Nussbaum's Poetic Justice

YANG Bao，XIAO Hong-chu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stitute，Wuhan Textile University，Wuhan 430073，China; Department of Politics Teaching and Study，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hool of State Tax Administration，Yangzhou 225007，China)

It is thewestern tradition to study justice from the point of reason，and specially sincemodern times，with the development ofmarket economy，fact and reason are increasingly stressed，as if only depending on fact and reason may justice be realized．Nussbaum argued thatman has been degraded as object and becoming reasoned-cool economicman without emotions in this theory．Hence，she put forward her poetic justice，arguing a kind of complete reason by virtue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emotions to realize social justice．Her poetic justice deepens human knowledge on justice and urges us to examine the limitation of her ideas．

martha nussbaum;poetic justice;fact;reason

book=26,ebook=204

杨豹(1968－)，男，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德性伦理、先秦儒家伦理以及企业伦理;肖红春(1984－)，男，安徽桐城人，哲学博士，国家税务总局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

2011-10-30

B82－052

A

1671-7023(2012)05-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