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9

丧失的主体性:对当代贫弱群体知识建构的反思

陈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9

当前针对如何解决贫弱群体生活现状问题的研究主要可以从“结构”和“人文”两个方面出发。具有结构倾向的学者崇尚制度与规划，追求结构的完善，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寄希望于政府、制度改良。在这种方案中贫弱群体被彻底的“妖魔化”。相应地，以人文立场出发的研究，其“病态文化”的定位和“行动无能力”的论调又将贫弱群体“蠢钝化”，从而使得精英博得上位，成为学者眼中代替国家进行改良的主体。反思这些研究人认为，无论哪种视角都忽略了贫弱群体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潜力，使贫弱群体成为完全顺从他人的受动者。笔者回答上述问题，针对如何改善贫弱群体生活的问题，我国应当从贫弱群体自身出发，将贫弱群体回归问题的核心主体地位，鼓励自下而上地进行福利制度建设。

贫弱群体;结构;能动性

如何改善贫弱群体生活状况一直以来是中国社会福利建设过程当中的重要内容和关键议题，笔者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应当从确定这一过程当中的主体对象入手，因而本文旨在思索和回答“针对贫弱群体的福利建设过程当中的主体应当是谁?”的问题。

纵观以往关于贫弱群体的研究，从马克思对英国贫民窟生活和行为的关注，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里斯(Jacob Riss)对纽约廉租公寓中生活的生动描述，再到亚当斯(Jane Addams)和布雷肯里奇(Sophonisba Brekinridge)有关芝加哥市贫困和住房的论著;从对阶层阶级的划分，到对社会资本的探讨;从原因的剖析到对策的论证，这些研究汗牛充栋，却也相当繁复。其繁复性既丰富了学术研究的内容，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对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和选择的难度。希望站在一个比较基本的理论层面上，通过梳理和归纳来思考这些研究当中所关注主体的恰当性。

从霍布斯开始，“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对立就是一个隐含在西方社会理论当中的重要议题［1］126。在对这些理论方案浮面性差异的争议当中，“结构－行动”的二元分野思路依然保存。因而，众多关于如何解决和改良贫弱群体生存现状问题的研究，在解释模式方面依然可以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带有结构性倾向的分析理路，以结构作为关注点，通过规划和调整结构来寻找解决贫弱群体生存出路的对策性研究，本文将此称为“结构倾向的策略理路”;与之相反，另一派在对贫弱群体生存对策问题的研究方面并不太关注结构性因素，而在寻找对策的方面更注重以文化为切入点，更具有人文主义倾向，本文将此称为“人文倾向的策略理论”。尽管我们可以按照二元对立的元问题模型将他们分为两派，然而，以这两个维度与范畴追溯其流源时，不难发现，在实际的结论当中，他们都是倾向于落脚于结构的一方，实质上并没有凸显出个体能动性的特征，相反贫弱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在其中荡然无存，成为一种知识所建构出来的“完全的受动者”。

一、规划至上的结构倾向策略理路

结构倾向的策略理路是以延续结构主义理念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解释路径”，带有这类倾向的理论主要渊源于结构主义理论(structuralist theory)、社会冲突理论(social conflict theory)，部分也受到社会资本理论①布朗(Thomas Fort Brown)、特纳(Jonathan H．Turner)、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他们认为宏观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和法律环境等都可以看做是宏观社会资本的内容。对于中国的底层贫弱群体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宏观社会资本即国家、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制度，这些政策制度即可为其带来生活、就业、住房等多方面的保障收益。许多学者专门从社会资本的获取方面来分析贫弱群体的生存路径，如赵延东(2003)、周长城、陈云(2003)、李永杰(2005)、吴文勤(2006)等。其论述的仅为宏观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且其最终落脚点仍然回到了社会结构性的改良上，其内容同样涵盖着再分配、社会政策支持或者社会工作等三个维度，不同的是，这种社会资本理论是对这三种维度的综合。因此，本文在此不对专门论述社会资本路径的研究做专门讨论。(social capital theory)和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思想的影响。在关注的对象方面，以这种思维模式出发的学者通常关注社会结构、制度、宏观经济体系等大方面对贫弱群体生存状态的影响。因而，在探究贫弱群体的致因时他们通常如此定义:由于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部分成员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源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地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2］77－90。在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上，普遍对结构性因素持支持态度，认为结构因素可以压倒一切。因此，在现实问题的实施对策上，结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划的研究，试图控制和解决各种矛盾冲突。因而带有这种倾向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宏观结构的改良，希求通过宏观制度、规范、上层建筑等问题的完善来解决贫弱群体在经济资源、社会权利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不平等。

对此方面的思考与科学研究最先体现在经济学领域，其主要关注点是资源分配和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化，相应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物质与福利的再分配成为其主要的议题，福利经济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基于这种分析角度，政府自然而然地成为支配贫弱群体问题的主要行动主体，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均等化收入分配［3］287－302和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再分配等策略亦成为主要的观点与研究主题，而贫弱者本身“经济力量弱”的现实则作为这些研究的原因亦为结果而存在，因而，弱者本身并不在这一策略中扮演任何主要角色，只是作为受动者被动地接受恩赐。由于福利经济学对贫弱群体问题的解决仅限于经济层面，很快这种“再分配”的思路便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非经济现象的解释上显现出其局限性。当经济分配所能达致的效果开始穷尽时，对其他非经济因素的讨论与思考逐渐展开，对贫弱群体问题的解决逐渐向非经济领域转移。

在非经济领域中最先关注的是贫弱群体的权利缺失，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权利贫困理论［4］。该类观点将贫弱群体的现状归因为社会权利分布的不均衡。因此如何回复他们的社会权利成为这类学者讨论的中心话题，这一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对制度的审视和分析，“参与制度的不健全”［5］成为他们对问题的解释路径。因而，“制度的改革”［6］与“制度创新化”［7］，“完善公开制度架构”［8］与“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民主化”［9］等便是这类学者所提出的解决策略。这些研究通常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政治学色彩，尽管其对于贫弱群体问题有所促进，然而政治学的基本核心内容也决定了它们的学术出路必然跳不出对政府的依赖和对国家制度的崇拜。他们的落脚点通常在于提倡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从源头上来看，也同样是基于结构主义的宏观建设思路。

排斥对国家和政治力量绝对笃信的学者则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学界。这类学者更多的是将视线拉回到社会层面，关注社会对贫弱群体的支持性问题。他们强调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空间的声音所起到的作用。许多学者认为在对贫弱群体的支持性问题上，政府对于全面妥善地保护贫弱群体队伍显得力不从心［10］15，并且国家在扶助方面的持久力和主动性会影响到扶助效果。更有甚者，部分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的垄断，会加重对贫弱群体利益的受损［11］289。因此他们认为从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者社区辅助政府完成一些“政府不能或不愿意做”的任务，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当前的困境［12］28－31。

尽管对贫弱群体问题的分析更加趋于人性化，将视野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当中，创造更加多元地解决路径，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就其行动主体并没有因其而有所改变，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等带有明显结构特色的部门依然担当着主要的角色，从根本立场上来看，依然保留着“规划至上”的原则和结构性倾向的策略思路。为什么在“规划至上”为原则的结构倾向思路当中，贫弱群体自身的特征一直无法纳入到分析的中心?一方面这种现象来自于学者们对结构致因的肯定。对结构因素的认同也产生了对贫弱群体自主能动性的悲观态度。“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结论［13］，使得他们被贴上了“无能力者”的标签，因而他们自身的能力也从一开始就被抛出分析的视野。另外一方面这种排斥也来自于对影响结构稳定性因素的恐惧。早在霍布斯(Hobbes Thomas)的《利维坦》中，这种集权至上的观点就表达了对个体能动所导致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危害的担忧［14］。通常情况下，此类学者对贫弱群体问题的理解中，其分析路径起源于不同集团对于社会资源不平等占有的肯定。因此他们也认为，任何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均所引发的异议、矛盾和冲突，以及通过个体能动的方式来对不平等的消除都将成为社会世界体系的威胁①在中国学者当中，中央集权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结构成分更多地深化着这一结构倾向的思路。在其影响下，中国学者在分析贫弱群体等问题时，对“上层建筑”所造成的不平等内容格外关注，因而在结构性倾向方面也显得更加的突出。但是，马克思对中国目前底层贫弱群体研究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其理论假设层面，而较少地体现在他的实践策略方面。。由此，对结构的“完善”和对个体能动的“避免”就成为结构理论的关键议题。如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在《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中明确地提出贫穷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观点［15］;格尔(Ted Robert Gurr)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Why Men Rebel)中对相对剥夺感的解释［16］，甚至早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反常”和穷人非法行为的关注［17］亦可以体现出众多学者对结构力量的笃信和对个体冲突的担忧。因此，结构倾向的策略思路会尽量避免“自主性”的策略，而以尽可能多以规划的思路解决问题，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代替“自下而上”策略的出现机率。

二、家长思维的人文倾向策略理路

尽管结构倾向的学者在对待是否给予贫弱群体能动空间的态度上小心翼翼，但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揭竿而起”的可能性并不大。如斯科特(James C．Scott)指出“真正的反抗”的稀少以及“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而更多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18］2的特点。所以，在结构倾向学者眼中那种所谓的贫弱群体的“革命威胁论”较少被关注，甚至，有学者对宏观结构改良所能达致的效果表示怀疑，认为“政府管制很少能达到其制度设计的目的，却常常促成与其当初的用意相反的行为结果”［19］256。在这类学者眼中宏观结构的改良与制度规划并不能给贫弱群体的生活状况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是难以起到效果的。因而，部分学者转而投身到对个体行动、能动性和文化因素等层面的分析，试图从这里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带有人文倾向的研究集群。具有人文倾向的贫弱群体研究在通常情况下受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的影响相对深厚，往往在研究过程中比较注重和强调能动性因素和文化因素。尽管相较于结构倾向的学者，这类学者在对个体能动性问题上更进了一步，然而在贫弱群体现状的归因上他们与结构性倾向的学者相差不大，也同样将其贫弱的致因归咎于社会世界的结构性因素。

有许多人文倾向的学者都观察和分析过贫弱群体在具体生活当中的能动性行动，总结了一系列穷人应对和适应生活环境的特殊方式，如家庭应对困难时所产生的“非道德性家庭主义”(amoral familism)［20］;无权群体的“日常形式”的反抗行为［18］35;因贫穷男性无力负担家庭而产生的女性户主家庭［21］，等等。然而，在众多关注贫弱群体能动性行动的研究当中，学者们所观察到的行动都是“丑陋”的一面，如因每日的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因远离政治进程而产生的宿命感和无力感，因缺少机会而产生的抱负低下，因社会对穷人的普遍蔑视和愤怒感而产生的卑劣感［22］193，以及利己、家庭本位和排斥群体合作等［20］。

同时学者们对他们能力的考量也是悲观且怀疑的。其眼中的贫弱群体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无非是应对现实生活的消极和被动，是在应对挫折和失望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贫弱群体这些行动是他们特有和内化的一种“贫困文化”［22］，反过来这种文化还制造和加深着所生存环境当中的贫困境遇［20］，同时形成他们与大社会及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20］［22］。在拯救自己的能力方面，他们认为贫弱群体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的命运［22］193－197，甚至是“才能不足”［4］64－68。纵然是存在抵抗行动，也仍然是一种扭曲和畸形的消极反抗，而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策略［18］。而改变他们生活的可能，只能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20］。在这些研究看来，贫弱群体所产生和不断重复制造的贫困文化，不仅复制着他们所处的贫困［20］，还使得他们在心里和文化上亦成为贫困者和孤立者①这是哈佛大学社会政策中心教授、当代贫困问题研究权威威廉·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所提出的“社会孤立理论”(social isol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发生在美国工业中心城市的贫困急剧增加的现象，是都市内城各种经济变迁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变化是:伴随美国的经济转型，许多重工业企业从城市迁往郊区，许多中产阶级与工作阶层因此也移出城市。都市内城因此成为穷人集合的领地，一个社会孤立的(socially isolated)亚文化区域。他认为，这一过程不仅在地理上隔离了贫困的黑人，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没有工作，或者不能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同时，也因此在心理、文化上孤立了贫困者。，并产生出一套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道德规范，即属于他们自己的“病态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危害着他们自身，更容易危害正常的城市居民［24］。

因而，在这类研究者的视域中，对贫弱群体的能力始终是抱怀疑态度的。因此，随着理论的发展，贫弱群体的形象逐渐化约为“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而所谓的“外群体的力量”［20］亦将改变他们命运的决定权转移到政府或精英等“大行动者”②墨扎理斯(Mouzelis)曾用可能掌握的权力(尤其影响力)的大小，将行动者这一概念分为大(macro)、中(meso)和小(micro)三种类型。根据他的意思，这三种行动者能否有力量撼动存在其外既定结构形态与其内涵，而甚至缔造另一个不同的结构形态，则看其权力运作的能量是否大到足够可以抗衡或左右原先既定的结构形态。例如，大行动者(macro actor)纵然只是单独的一个个体(如总统)，但因本身也能够有特定的正当权力，所以，往往有能力撼动既定的结构形态或左右结构的运转，而且影响力往往非常的大。至于，中行动者(例如大学教授)，从其行为可能立即产生直接影响的社会效应角度来看，则没有这样巨大的影响效果，他若要对既定的结构产生影响，就得透过迂徊的方式(如在大众媒体上发表他的见解或集结众人的力量)，且耗费极大的精力与时间，才可以发挥出来。况且，在绝大部分的时候，既是花了力气，还不一定能够有所作用。而小行动者则指小老百姓等缺乏金钱、权力等缺少社会资源的行动个体。［23］或强势群体的手上，认为改变贫弱群体生活状况必须需要政府或者“地方精英”③有学者或许会认为，贫弱群体的主体性创造一旦落入国家制度层面，其反身影响必然摆脱不了结构主义或家长式的路径，从而再次进入到“精英”或“权威”的囹圄。本文再次并非反对结构主义和精英思想，而是认为过分地强调结构和精英作用是不恰当的，因而需要适当地重视贫弱群体的智慧和创造，从而平衡贫弱群体的主体性权利。提供一种类似于“成人照顾幼儿”的帮助。正是出于这种对贫弱群体行为能力的理解，学者们开始倾向于“家长式”或者“精英式”的策略路径。在理论成果中多体现为“精英论”或“扶助论”，使得学者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入到精英的身上，而这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当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如学术界对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或“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研究，探讨精英的地方策略。精英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带动贫弱群体的发展，然而从利益立场来看，精英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无法摆脱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其行动方式大多也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而究其身份依然是商团、军阀、土匪、名流、大企业主、地方官员等，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地方场域内的“大行动者”，无法去除自身的利益而完全站在贫弱群体的立场考虑。即便后期研究当中有关注到“草根”，也依然是突出草根精英身份，探讨底层贫弱群体与地方精英的结盟，阐释“草根动员”［10］。由此看来，对精英的关注成为人文倾向研究者必然的归属，即希望借助精英的力量成为化解贫弱群体问题的方略，而同时，贫弱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再一次被推向边缘。

三、自主潜能主体的建构:反思与立论

在社会世界结构的影响下，实际生活中的贫弱群体往往会处处碰壁，遇到很多困难，并且在影响整个社会的既定结构形态的潜在机会与经验可能性方面，通常是极其微小的。这一贫弱群体的结构性致因使得结构倾向的学者在对于此问题根本性的思考更多地落入到“结构”范畴。因此，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担当着社会福利建设的行动主体，而这一方式的效果通常完全又由国家的能力和方向所决定，有时甚至取决于国家的兴趣点和持久力。因此，由此而产生的服务质量欠佳、政府压力过重、贫弱群体依赖心理、政府公信力等问题既阻碍发展，同时也难以解决。相反，贫弱群体的身份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被“妖魔化”，并成为国家和学者眼中必然会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而以人文立场出发的研究，其“病态文化”的定位和“行动无能力”的论调又将贫弱群体“蠢钝化”，从而使得精英博得上位，成为学者眼中代替国家进行改良贫弱群体生活的主体，进而使得贫弱研究转变为一项“精英研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亦成为精英话语的生产过程。

纵观以往的研究，无论是结构倾向研究的“威胁论”，或是与人文倾向研究的“无能力论”，无疑是将贫弱群体视为“无能且危险”的人群。在他们社会地位被贫弱化的同时，他们的“能力”和“本性”也被贫弱化了。在对他们抱以同情的基础上将他们“妖魔化”或者是“蠢钝化”，进而在策略路径的思维模式上，不约而同地投入了以“制度”或“精英”为导向的对策模式，从而在结论中表现出极强的“家长式”与“精英化”的倾向，使得对贫弱群体的研究再一次进入到制度与精英话语中来，而丧失了贫弱群体日常生活的本来色彩，使得他们不仅在现实生活当中缺乏相应的资本和权利，同时在理论话语当中，他们成为弱势，成为一个“需要帮助、没有能力却也容易闯祸的孩子”，成为“没有选择”和“没有行动力”的一群人。

然而，事实上，贫弱群体的贫弱并不一定会体现在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及他们的行为能力上。在与既有的潜在规则和资源相面对之际，一个行动者并不是以白纸般的状态呈现自己，相反，他是有着某种早已具有的取向性特质，这种预存的特质在一定的程度之内，具有彰显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的作用，也在此展现出他所具有的一定的特殊性［23］。也就是说，当贫弱群体面对困境的时候，会自主地选择适当的行动策略，并不断地调整反抗或合作的策略［25］307，进而形成一套属于他们的独特的行为方式，以实现自己的需求，满足自身的目的。

所以，我们不应当将贫弱群体看成是一个只能被动顺从的群体。叶启政指出，只要人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潜能的主体，具备充分的自我反思意识、感受能力与批判意念，等等，制度化体制所内含的外在制约潜能就未必具有绝对优势的发挥空间［26］424。纵然制度化或结构化的外在制约性是必然存在的，人所具有的个别性的能动却也会对这种结构化的力量产生或多或少的反弹作用。因而，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也必然拥有一套适应自己的行为策略，并且这些行动策略也不一定是消极和落后的。纵观社会历史的长河，不难发现，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展现贫弱群体智慧的事实，从中国农民起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兴起，到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创造都展现着众多贫弱群体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具有的智慧与能力。既然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解决生活困难的途径具有其正面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当给予这种行为策略它所能发挥的空间。所以，笔者认为，关于对贫弱群体问题的研究，不应当再继续将他们视做无能的人群，应当正视他们对促进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正面的因素，这不仅是他们寻找逃离生活困境的一套策略和智慧火花，同时也是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有益思想借鉴。因而，当我们重新看待贫弱群体时，应该注意到他们并非是一个“无能且危险的小孩”，同时承认他们智慧潜能的存在。相反，若不停地将贫弱群体标以“无能与危险”的标签，无异于将他们问题化，这不仅不是在解决问题，相反作为“自证式预言”加剧着社会问题的产生。从现实性角度来看，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所创造的方法或许更加贴近自身需求，也更具有实效性。相反，脱离贫弱群体主体地位而建立的种种方针政策不仅难以切实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作为“局外人”所给予的设计和考量还会使实际问题变得愈发复杂，而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福利建设过程中频频遇到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由此回答上述问题，笔者认为针对如何改善贫弱群体生活的问题应当从贫弱群体自身出发，将贫弱群体回归问题的核心主体地位，正视贫弱群体的生活智慧，鼓励和肯定其中的积极内容，并为他们所创造的“方法”提供合理的社会空间和宽松的检验途径。广泛采纳和收集民间能动性策略与方法，以此作为蓝本和基础，再借用精英知识进行技术上的完善，充分保留贫弱群体的主体性意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从而尝试这种“自下而上”地进行福利制度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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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兰丽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The Reflection of Contem porary Know ledge Construc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CHENW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For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ulnerable groups life problems researchmainly starting from“structure”and“humanity”two aspects．The structural－orientation scholars tend to advocate the system and planning，They pursue the perfection of the structure，and hope this problem be solved by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or system．In this scheme，the vulnerable groupswas completely“demonize”．Accordingly，the research of humanist－orientation，the“morbid culture”positioning and“action without ability”argumentmake the vulnerable groups like“stupid”，allowing the elite towin the upper and become themain body in the eyes of scholars instead of the nations．Reflecton these research paper argues that either perspective ignores the subjectivity and potential of vulnerable groups，which make them become completely obey others by themove，a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vulnerable groupsmore from the system planning and elite culture．In these strategies，the right of vulnerable groups loss further，not only lost the right of speak，more lost the right of as anmain body．So from the real problem of this paper argues that，in real life，they are not only a group of passive obedience people，they can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ir life problems by themselvesmethod．On the contrary，some policies established without their idea are often difficult tomeet their needs．Thus this paper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to think how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vulnerable groups in our country should be from vulnerable groups idea starting，letting the vulnerable groups return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and encouraging bottom－up construction of the welfare system．

vulnerable groups;structure;agency

book=106,ebook=188

陈雯(1984－)，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SH004)

2012-02-09

C912．4

A

1671-7023(2012)05-0106-06